-国际反恐专家：新疆及中亚最大安全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
-外国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对乌鲁木齐”7.5″事件处理妥当有效
-乌市气氛仍紧张 传13万武警国庆前驻新疆维稳
-中国有没有镇压回教徒？伊土争夺“穆斯林民意”
-愤怒之城：无辜死难的灾难源头在哪儿？
-中国应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元共治
国际反恐专家：新疆及中亚最大安全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
新疆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死亡人数已达197人，超过1600人受伤。世界知名反恐专家以及国际组织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已经对中国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构成重大安全威胁。
新华社报导，长期研究国际与地区安全形势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罗恩·古纳拉特纳19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分裂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世维会”）背后与国际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东伊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纳拉特纳教授领导南洋理工大学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国际研究中心，该中心是全球有影响力的反恐学术研究机构之一。古纳拉特纳说：“我在不同场合接触过一些”世维会”成员，据我的研究和分析，他们之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同情甚至支持”东伊运”。”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于2002年9月被联合国安理会认定为恐怖组织，美国国务院和中国政府也相继将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古纳拉特纳曾多次亲自调查被捕的“基地”组织成员，研究“基地”组织的内部组织、意识形态、战略战术和全球网络，还在2003年应邀参加美国“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
他说：“通过这次事件我认为”东伊运”组织已经对新疆和中亚地区构成巨大的现实威胁。中国政府应更加重视和警惕。”古纳拉特纳建议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地区反恐合作，建立统一的恐怖分子信息数据库，以共同增强维护地区安全的能力。
上海合作组织在本月11日的一份公开声明中表示，该组织六个成员国将加强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以下简称“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合作，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秘书长博拉特·努尔加利耶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新疆地区局势的稳定对周边地区和中亚地区的总体局势将产生重要影响；“7·5”事件的不良反应不仅体现在当地局势上，也会影响到周边地区。
上海合作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设有地区反恐常设机构，成员国领导人还于6月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签署了一系列旨在打击“三股势力”的文件。
此外，为了协同成员国武装力量的反恐能力，上海合作组织2005年起进行代号为“和平使命”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中俄两国部队2600多人将于本月22日在俄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展开第三次演习。古纳拉特纳说：反恐军事演习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其他国家和地区，需要与上合组织分享反恐情报。
“”东伊运”组织在新疆事件的前后一直暗中通过宣传和鼓噪，挑拨汉族和维吾尔族人之间的仇恨，对暴力行为进行煽风点火。”东伊运”还应对去年北京奥运会前夕针对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袭击事件负责。”他说。
去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期间，空中警察和空乘人员曾挫败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四天，新疆喀什两名携带手榴弹的恐怖分子驾驶一辆自卸式货车疯狂袭击正在晨练的武警队伍，造成武警官兵17人死亡、15人重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薄晓说：“”7·5″事件的性质已经符合恐怖袭击的特征－－暴徒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使用暴力手段，造成了大量无辜群众的伤亡，在一定时期和局部范围造成了恐慌。”中国法律专家建议，国家应该尽早制定专门的反恐怖法律。
外国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对乌鲁木齐”7.5″事件处理妥当有效
新华网/连日来,一些外国专家学者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处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合法、正当的。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康斯坦丁·瑟罗耶日金教授对记者说,中国政府就乌鲁木齐“7·5”事件采取了妥当的处理方案。
他说:“国家有义务保护守法公民,中国政府有法可依,也有法必依,对暴力犯罪严惩不贷的做法令人称道。”
英国皇家三军联合防务与安全研究所亚洲安全事务负责人亚历山大·尼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十分妥当地”处理了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项目负责人克里·布朗表示,在乌鲁木齐出现的暴力犯罪事件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与稳定,中国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维护了国家的稳定。
亚非作家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麦杰迪·麦莱贾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同其他任何国家政府一样,中国政府有必要依据法律处置境外势力支持的暴徒,只要他们触犯刑律,就应绳之以法。
埃及前驻华大使、现任巴林研究中心国际战略与文明对话研究所高级顾问贾拉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反对极端势力,伊斯兰国家也同样反对,中国必须将参与“7·5”事件的暴徒绳之以法。
他说:“中国政府在一个大的原则框架下来解决有关问题,这个框架就是中国主权的完整,以及反对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
“在‘7·5’事件中,中国政府为维护当地社会秩序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完全得当,”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科夫·别尔格尔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指出,中国境外分裂和破坏势力图谋利用一切机会制造社会混乱和破坏民族团结,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乌市气氛仍紧张 传13万武警国庆前驻新疆维稳
英国媒体7月19日报导，中国一直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抽调武警到新疆增援，估计到十月一日国庆前，部署在新疆的武警会达到十三万。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引述保安消息，驻守新疆的武警，目前集中在首府乌鲁木齐和外围，应付月初骚乱后的局势，令新疆其它地方武警人手紧张。而连接乌鲁木齐和喀什的公路，武警在沿途出入口都设置检查站。
报导说，当局拘捕超过四千名维吾尔人，涉嫌参与骚乱，远超过官方公布布千多人。此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自治区人大坚定不移地扞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并将加快与反分裂斗争相适应的地方立法工作。
他特别强调，自治区人大已加快了与反分裂斗争相适应的地方立法工作，为新疆反分裂斗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提供法律支持。他说，“‘7.5’事件还暴露出我们的普法工作还存在死角和不足。”
光华日报早前报导，乌鲁木齐骚乱虽被武力平息，但当局仍源源不绝向新疆增兵，约3万武警从各地运往新疆，接手防务或驻守出事热点地区。由各地调派的5000公安特警纷纷往新疆执勤，令新疆俨然成为反恐训练基地。
有消息指，北京当局有意借新疆骚乱将反恐戒备扩大，强化全国维稳力度，为10月1日建政60周年庆典保驾护航，如同去年3月西藏拉萨事件，成为当局强化手段保护8月京奥的借口。现居深圳的民间学者朱建国周日表示，如果北京当局真要把新疆半戒严的状态搞大，扩展至全国为保庆典要人们禁声、打不了手机、上不了网，“那么，大庆将变成大哀，中共将得不偿失。”
表面平静气氛紧张
周日，乌鲁木齐表面平静，但气氛仍然紧张。驻守武警开始换防，原本在街头巡防的兰州武警，从上周五晚（10日）开始由原驻江苏的武警接防。江苏的武警部队于当日下午6时乘大巴进驻乌市第一中学，该地是进疆维稳外地武警的临时驻扎地。兰州武警是本月5日骚乱开始后最早增援的军队。
之后当局从全国调派武警增援，江苏、福建、广东等地相继传出武警调防的消息，当地有民众目击武警军队登机情况。同时当局又从各省市武警特种部队调兵赴疆，其中包括广东武警总队特警大队。据悉，公安部也从全国调派至少5000特警进疆执行任务。这显示当局借事件把新疆作为轮训和实地检阅反恐力量的地方。
新疆现有一个武警总队（兵力分散各市州县），并在伊犁驻有一个机动师。但因地域广大（新疆面积占全国1／6），可调往乌市平暴维稳兵力有限，甘肃最近新疆，驻甘肃平凉的武警机动师成为最早增援的兵力之一。而后增派的武警来自江苏无锡、宜兴以及福建。目前抵达新疆的武警兵力至少有3万人。
武警14个机动师由解放军转制
中国武警拥有120万兵力，除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有一个总队外，另外还有14个机动师，直属武警总部，全部是1996年由解放军集体转制而成，可随时出击到各地处理突发事件。14个机动师分别驻扎在辽宁、天津、河北、甘肃、山西、河南、江苏、福建、湖南、四川、新疆和云南等地。
据悉，驻在新疆的机动师是武警第7师，驻伊犁。但因新疆地大，反恐任务重，一个师兵力显然不够。此外，北京还有一个专门培养反恐怖特种部队的特警学院，名义是学校，实则“校队合一”，师级编制，可随时出战。内地著名反恐特种部队是“雪豹突击队”，拥400名官兵，隶属武警北京总队。
受伤群众住院治疗费新疆政府全额承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周日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政府全额承担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无辜受伤群众住院、治疗及生活费（包括家属陪护费用）。对于致残的无辜群众，自治区人民政府已组织力量进行伤残等级认定工作，随后将按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努尔·白克力重申，对乌鲁木齐“7.5”事件中遇害的无辜群众的家属给予一次性特殊抚恤和丧葬补助，一次性特殊抚恤金的标准为每人20万元（约10万5000令吉），丧葬补助金的标准为每人1万元。努尔·白克力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全国部分省份、企业集团及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捐款，自治区已发出关于向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无辜受害者开展民族团结捐款活动的公告。从各地募捐到的资金，将专项用于救助遇难者家属、受伤的无辜群众和财产遭受损失的群众。
中国有没有镇压回教徒？伊土争夺“穆斯林民意”
联合早报张从兴特稿／新疆“7·5”暴乱事件过去两个星期了，乌鲁木齐的局势也大致平静了下来。在这段时期，有些回教（伊斯兰教）国家和回教组织指责中国政府歧视或镇压回教徒（穆斯林），极端组织如卡伊达甚至恫言要对中国发动圣战。那么，这场造成197人死亡的人间悲剧，究竟是不是宗教矛盾引起的呢？
在“7·5”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就指责“东突”分裂分子是幕后黑手，并指出这是一起以“世维会”为首和热比娅为代表的境外分裂势力参与、煽动、策划的事件，随后又把“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列入归咎对象。几乎同时，热比娅在美国公开否认她涉及煽动“7·5”暴乱，并反驳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长期实行的高压政策，以及在中共纵容下滋长的汉族极端民族主义，才是造成造成维汉流血冲突的真正原因。
由于维吾尔族是回教徒，出于世界穆斯林是一家的兄弟感情，回教国家当然很关注新疆局势的发展。可是，在“7·5”事件的初期，很多情况都还没有明朗化，包括死者的人数和构成等等，回教大会组织只好在7月7日发表措辞谨慎的声明，指出“从平民死伤众多的情况看来，中国政府显然没有谨慎和适当地利用武力和武器”，同时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更全面的政策来处理境内回教徒的事务，从根源着手解决问题。
可是，当中国政府公布“7·5”事件中的死者绝大多数是汉族，而且也有同样信仰回教的回族被维吾尔族极端分子打死后，回教大会组织就没有进一步指责中国政府了。当然，还是有个别回教国家的政府和回教组织仍然指责中国政府镇压回教徒，伊朗和土耳其就在其列。7月12日，伊朗回教领袖拉希拉兹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及其人民和我们及其他回教国家确实是有密切的经济与政治联系，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恐怖镇压我们回教徒兄弟姐妹的理由。”
与此同时，伊朗政教中心库姆市的库姆宗教学院学者协会也呼吁中国政府考虑回教徒权利的前提下，坚定和负责任地解决这次的冲突。伊朗宗教界跳出来指责中国政府是很奇怪的，因为伊朗的回教是什叶派，而维吾尔族是逊尼派，而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只有塔吉克族是全族信仰什叶派的，而塔吉克族也生活在新疆。据知，由于宗教派系不同及其他因素，塔吉克族和维吾尔族之间是有矛盾的，和汉族的关系反而比较密切。
伊朗和土耳其争夺“穆斯林民意”
埃及、沙地阿拉伯等逊尼派国家的回教领袖还没有开口说话，伊朗的什叶派回教领袖就跳出来支持逊尼派的维吾尔族，难道不奇怪吗？如果把伊朗宗教界的反应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这之前对中国做出的强烈指责联系起来看，就不足为奇了。埃尔多安在7月10日公开抨击中国，指在新疆所发生的事情“几乎就是种族灭绝”，还扬言要把新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安卡拉通讯社在发布这个消息时，还指责回教世界对这起事件反应冷漠，摆出土耳其“舍我其谁”的高姿态。
伊朗和土耳其之间，不仅有宗教派系的矛盾，也有着地缘政治的矛盾，两国都在争夺中亚的资源和“穆斯林民意”。在土耳其高调力挺新疆的“突厥穆斯林兄弟”的情况下，伊朗回教界自然不可能再保持沉默。从这个角度看，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的高调反应，与其说是针对中国，倒不如是是冲着土耳其去的。
“7·5”暴乱事件的真相，也许不会在近期内浮出水面，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并不存在抑制回教信仰的问题。相反的，这些年来，回教在中国的发展是相当蓬勃的，而且是有数据支持的。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信仰回教的有十个民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根据中国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这十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为2032.06万人，比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时的1760.21万人，增长了13.38%。
由于这个十个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全族信仰回教，大致可以推算出中国在2000年总共有2000万回教徒，比1990年增长了13.38%。今年是2009年，明年中国就要公布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字了。如果这十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速率保持不变，仍然是13.38%，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中国现在的回教徒人口总数大约是2300万人。
此外，回教在中国虽然不是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其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回教堂）的数量却位居中国五大宗教之冠，共有三万多座，而且还在增加中。根据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上提供的官方统计数字，中国现有1万7600多座佛教寺院（包括汉、藏、巴利三大语系的佛教寺院），1500余座道教宫观，4600余座天主教堂、会所，1万2000余座基督教堂，清真寺却有三万余座。从以上的几组数据，可以看出这些年来，回教在中国其实是在持续发展，穆斯林的人数也是有增无减的。
愤怒之城：无辜死难的灾难源头在哪儿？
亚洲周刊许知远／悲伤、恐惧还有深深的愤怒，笼罩着乌鲁木齐。七月五日夜晚不仅是一场示威冲突，而是一场蓄谋的屠杀。一些流传出来的照片和故事表明，很多人不是死于街头暴力，而是死于家中，从老人到孩子，不乏全家尽被杀戮的案例，绝大部分是汉族人。大街上的冲突，仅仅是小巷中的悲剧的表面烟雾。
西方媒体下意识的站在维吾尔族一边。逻辑是一贯的，在强大而专制的北京政权和压倒性数量的汉人面前，他们是一群弱小的被殖民者，正像是高原之上的西藏人。而对于内地的汉族人，你很容易相信屠杀的真实性。在很多中国的内陆城市中，维吾尔人声誉不佳，他们张狂、暴力、偷窃，并有某种特权，警察们经常对他们罪行坐视不理－－似乎执行正义就要伤害民族情感。但同时，也很少有人真的试图去理解维吾尔人的困境，他们的信仰、习俗、历史、内心绝望与希望。在大部分时刻，汉族人都有一种下意识的种族主义，他们很难去真正欣赏与自己不同的人，尤其是那些正处于弱势的种群。
在表面上，地方政府的反应与从前不同，与一年前的拉萨骚乱相比，它似乎更开放，新闻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允许进入采访。但内在逻辑上，却并未改变。他们先是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中，束手无策，一些绝望的求救电话很少得到响应。
在五日的夜晚的几个小时内，整个城市进入了疯狂的失控状态。然后是推卸责任，所有的悲剧都缘于境外的恐怖势力的操纵，而与自身的政策与行动的无能无关。他们也拒绝真正思考原因，一场关于热比娅的讨伐也由此开始，将这个可能并不非常能干的女人（她甚至搞错了乌鲁木齐与石首的不同冲突照片），塑造成一个无所不知的恐怖超人。
与此同时，一场拙劣的粉饰性宣传也随之展开，军队的进入、秩序的恢复、超市里又堆满食品，人们又开始在街头散步，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开始对着镜头诉说，不同民族间是多麽团结，暴徒只是一小部分，只有稳定才能谋发展。暴徒当然只是一小部分，稳定也至关重要。但是忽略暴力活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将压制理解为稳定，则只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民族的纠纷，仍是当今世界难以解决的命题。寻求自身的独特的身份认同，是一场场独立运动（或是分裂运动）的助燃剂。但是，专制的政治权力、粗暴的政策、失调的经济现实，更往往是冲突的直接原因。
让我们暂不分析一九四九年之后北京的民族政策对于宗教自由的限制，自治区从未真正获得“自治”的含义。仅仅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政治与经济上的两个重大变化，都多少预示着今日的悲剧。根据王力雄的分析，一九九六年的“七号文件”标志着一种强硬姿态的表现，它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
文件发布后，对“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不断加强。但在王力雄的分析中，与文件出台前的六年时间（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相比，“文件”出台后的五年中（一九九六年三月到二零零一年），恐怖活动明显增加了，它造成死亡人数是之前的三点六七倍，造成的受伤人数是之前的四倍。强硬的姿态，招致了更强硬的反抗。
接着是二零零零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这股浪潮不仅带来了投资和商业机会，也让大批汉族人涌来。对于这些来自河南、四川、浙江的小商人、打工者来说，新疆只是他们另一个寻找生计的地方。他们从不会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一心想赚到钱，再回家乡。
而自从清代以来，政府就一直将汉人移民视作稳固边疆的最好方式。但是，对于原本占据着绝对支配力量的维吾尔人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恐惧和挫败。不仅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已由汉族人占据，不断涌来的人群，甚至将更平常的工作抢走，数量众多的汉人让他们下意识的心生恐惧－－他们的家乡将最终被这些外来者淹没。
维族人将挫败发泄到汉族人身上，但事实上，两个民族都是一个巨大的、机能失衡的政治机器的受害者。从贵州的瓮安到湖北的石首，公众挫败和愤怒，发泄到地方政府与警察系统上。在乌鲁木齐，民族和宗教问题增添了事件的复杂性。但是，我们不该仅仅把问题归咎于显而易见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而忽略了更大的灾难来源－－我们的政治体制。
中国应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元共治
BBC点评中国刘军宁／最近中国发生的两起事件分别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关注。引起全中国关注的是考生家长通过改变考生民族身份获得加分的重庆高考加分事件。另一起不仅引起全中国而且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是七月五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暴力流血事件。
如果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都与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关。
重庆加分事件反映的是民族划分所引发的问题。根据四九年以后中国实行的民族划分政策，中国被划分成56个民族，同时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实行差别待遇，高考加分就是其中的一项。
新疆暴力事件反映的是民族划分之后实行民族自治所诱发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从1954年起却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在上述两起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这两项做法长久而言是缓和消融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关系，还是不断地累积呈现爆发的态势？不认真回答这两个问题，发生在重庆和新疆的事件，以后还将发生，并且以更大的规模，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民族划分制度的渊源
就像阶级成份划分一样，中国的民族划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遗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他的这一定义是中国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官方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斯大林根据共同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文化等四个要素来确定一群人是不是能够构成一个民族。但是这样的定义没有可操作性。这个定义没有说明多大范围、多大程度叫”共同”，它排除了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的权利，不能回答同在市场经济下如何区分不同民族的经济形态，没有涉及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如何处理。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四标准，”中华民族”完全称不上是一个民族。按照这一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就应该重写。
不仅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问题。而且”民族”这个概念本身语义不详，含混不清。我们甚至无法为中文的”民族”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最接近的就是”Nation”，但是这个词多指”国家”。如此翻译，在不懂中文的人看来，五十六个民族同样可以指五十六个国家。
如果说”民族”的概念含混不清的话，那么，”民族区域自治”则名实不符。在中国还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因为这个制度根本没有可行性。中国的五大自治区都是有多个”民族”构成的，怎么能指定某个”少数民族”来”自治”这个地区呢？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排他性的，不是包容性的，是静止的，不是动态的，不能适应该区域人口的变迁。况且，中国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管理体制同样贯穿”民族自治”地区。但大一统与”自治”却是不能并存的。换句话说，有大一统，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自治”。
民族划分与民族自治制度没有解决预期的问题。相反，自实行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中国的民族问题反而呈现出加速恶化的态势。
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在不同族群间划出只有作弊才能逾越的界限，在各族群之间实行差别待遇。这样不仅造成了族群之间的鸿沟，而且还区分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这就把族群间的差异与隔阂固定化、永久化，造成族群的敌意与对立，并最终从摩擦走向冲突，促使民族间的矛盾不断的升级。从1954年到今年约55年以来，民族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发恶化、激化。我们不能不问，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吗？
其实，中国历史上是不划分民族的。在古汉语中，”民族”不是一个正式的概念。”民族”作为一个正式的术语是近现代从日本引进的。不仅在中国古代没有民族的概念，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对民族做法律的划分。在香港澳门、台湾，也不实行民族划分的制度。易而言之，中国的56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划分是五十年代以来被制造出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伴随着阶级成分划分和斯大林主义一起来到中国的。
两边不讨好
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满意，但是被执行者都不满意。它做到的不是让相关各方都满意，而是都不满意。尤其是新疆事件大大激发了汉人的不满。不仅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了”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而汉族人和汉族地区却得不到这一权利。其他”民族”都能自治，唯独汉人不能，是汉人能力低下，不配自治吗？这是政策的制定者们所必须回答的追问。造成各方都不满的政策不可能是有效、成功的政策。
因此，为了中华大地上各个族群的民众共融共处，应该在政治和法律上取消”民族”的概念，并相应取消民族身份划分，取消户口、身份证和个人档案中的”民族”栏，取消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划分与称呼，实行人人平等，把保留和守护各族文化传统的权利还给各族群民众。政府的职责就是尊重并保护这一权利。
应该取消名存实亡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代之以全国各地一律实行地方自治，由各地的公民，无论哪个族群，自主管理地方事务。唯有充分自治基础上的多元共治，中国才可能有一个和平安宁的未来！
注：本文不代表BBC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