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日报/“六四”事件距今已整整20个年头了，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当年因“六四”事件来美，一待就是20年。值此“六四”前夕，他日前在奇诺岗家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强调，不谈这段往事，因为“六四”是段复杂的历史，对于有人要求平反“六四”，他虽然表示可以理解，也是人之常情，却认为此时不具备平反的条件，须交给历史解决。他还指出，民主并不是甚么问题都能解决，中共也不会如某些人预期那样会垮台。
本报记者程嫣奇诺岗报道
谈及20年前惊心动魄的“六四”事件，许家屯用的最多的便是“复杂”二字。他娓娓地说，胡耀邦和天安门事件都相当复杂，不是一下就可说清楚。有人认为抗议的学生是想跟政府“分一杯羹”，获得自主权；也有人说“六四”事件说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体并没有改变，因为倘若变的话，何必要抗议。
矛盾激化最终不可收拾
许家屯说，这些看法有对的一面，但也存在相当的片面性。学生抗议的主要目的在于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另一方面，文革当中学生都必须下乡，不能唸书，邓小平上台后恢复了高考，学生可以唸书，也可以出国留学，但自由上依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学生是想“分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当时对抗议的学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不止一次地、反复地跟学生谈判，但是，这些事实却没有得到恰当的报道，许多人都不知道。他说，当时政府中确实存在官僚主义，共产党内也分为两派，学生不了解所有的情况，事情一再拖下去，运动所提的要求越来越高，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引起的麻烦也越来越大，多方面的矛盾一再激化，终于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现在尚无条件平反
被问及“六四”事件是否能平反以及对流亡海外民运人士的看法时，许家屯表示，有些人要求平反，不能说不对，因为他们确实是受害者，而他自己也是不折不扣地受害者，他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知道里面的复杂性。他说，其中有是非，不过不是简单的是非。对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他说，他们本身的遭遇可以理解，不过人要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控制。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处理问题，必须有基本的原则。
“复杂”的“六四”事件应该如何解决呢？许家屯坦言，现在解决不了，因为没有条件。至于所谓“条件”究竟是甚么，许家屯笑说，这也是相当复杂的，大家的立场不同，意见不一样，不是一方或两方，而是多方。
“六四”事件唯有交给历史解决，他说，形势在变，中国在改革，只要不断改革、不断进步，就增加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也就更有希望。
离开中国20年，是否想要回去看看？许家屯说，这个必须顺其自然，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回去。他略作停顿，接着说，如果真的要回去也不是不行，可以制造事件，到大使馆闹，不过闹了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此还是要多为别人着想。
“中共不会垮台 民主不是万能药”
20年前刚美国时，许家屯被当地华人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共甚么时候垮台？”他当时有个朋友的儿子出书指出，“中共将在8年内垮台。”又有人说，当时中国的城市中出现民工潮，一两亿农民跑到城市里，中国将要大乱了。
然而，他本人却一直相信，一、二亿民工进城，是好事不是坏事，中共不会垮台。他说，中国政府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倘若要找毛病，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中国人中不满政府的也相当多。然而，不满意还没有到造反的程度，整体上，人民对政府还是抱有希望的。他并指出，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在任何制度下都会有，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否则目前的金融海啸从何而起呢？因此不是说有了民主就甚么问题都能解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必须一步一步地解决。
真正“民主主义”应纠偏取正
缺乏民主性是中国遭遇国际谴责最多的因素，许家屯认为，真正的民主依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做到民主，包括美国在内。
他说，“民主主义”主要指的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资本主义的“旧民主主义”，将“自由”和“民主”放在首位，“平等”和“博爱”被忽略；而在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中，则是“平等”和“博爱”过了头，“自由”和“民主”不够。为了强调平等，毛泽东去除了私有制，一切为公，导致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摧残，这样就是过了头。他认为真正的“民主主义”应该纠偏取正，向中间靠拢，但靠拢并不容易，因为没有完全靠拢，才出现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要搞民主要从13亿人口这个特点出发，探索自己的道路。中共实行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和各个民主党派联合参政，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制度，她也是一种民主制度，人扪可以对她不够民主的地方进行批评，她自己也在探索如何去完善。
“政改促进经济 民主关键在法制”
隐居在洛杉矶郊外一处宁静的社区，年过九旬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对国事、天下事关心依旧，谈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口若悬河。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一位历史进程的过来人，许家屯表示，中国的政体改革促就了经济发展，虽然民主性尚不够，但已有不少改进。而在此波金融危机下，他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很可能从外需为主转向内需为主。
选举不等于完善的民主
许家屯认为，中国20年来的经济腾飞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政治不变，经济就不会变。他说，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府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转而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开始着力搞建设，不搞运动，这是政治上巨大的变革。过去的中国不开放，在外遭西方国家封锁，在内不接受外来事物，改革开放真正地将中国大门打开，自己走出门去，也把外面的人请进门来。
中国的政体在变，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部分国外人士或许看不出其中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变，没有变得和某些西方国家一样。“中国不是没有做到，而是没有如同部分国家的意思做到。”许家屯说，中国目前的政体有长有短，优点在于集中办事，效率高，只要主张正确，下达后一定有效果；缺点则是民主性尚且不够，因此时常遭遇指手画脚。其实，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并且自由界限也在一步一步放开，但是唯一严重的问题是媒体尚没有完全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完善”的自由。
在加强民主性方面，中国也需要改。如何加强呢？许家屯指出，选举并不是唯一的途径，选举也不等于“完善”的民主，民主的关键是国家政策能够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民主政体依然在试验阶段，还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目前没有一个政权能真正做到民主，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也都有改革的空间，如何改革就需要靠自己来摸索了。
一党专政同样可以改革
“是否民主关键在法制，不在选举。”许家屯这样表示。他一再强调，讲民主首先要看这个国家的法制是否能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或集团的利益；其次是执法的人是否能够真正按照法律行事，而不是阳奉阴违；再次就是监督方面是否完备。民主依然是一个相当理想的状态。
许家屯认为，一党专政同样可以改革。他说，一党是专政，两党也可能专政。两党虽然可以轮替，但是倘若两党主张类似，换汤不换药的话，民众投来投去还是一样。如果说两党轮替比较容易进行改革，那么共产党一党专政同样也可以改革，比如毛泽东闹文革，邓小平就改了。他本人总结了20世纪的改革经验，发现一到存亡关头或危急时刻，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每个社会都一样，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而中国未来的民主法制也将跟随着这种社会发展的必然。他说，现在中国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两种力量向中间靠拢，改革是自觉的、和平的，而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正是这样做的。
本报记者程嫣奇诺岗报道
高度评价胡温
对中国目前的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许家屯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认为二人青出于蓝胜于蓝，拥有创造性，并对事物掌握准确，处理到位。他说。2012年十八大后，将出现新的领导班子，希望能够沿袭这样的风格和做法。
他并指出，中国的领导理念具有传统性，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的中国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化”。他解释说，时代背景不同，因此需要“当代化”；结合中国国情，因此要“中国化”。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初期弱肉强食的时代，社会有阶级，主张用阶级斗争来解决问题；现在的情况则不同，虽然弱肉强食依然存在，但是阶级斗争已经淡化。过去毛泽东提倡的是“枪杆子出政权”，因为他是开国人，中国古代或其他国家，历来也是用武力获得政权的。中国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当时的重点在于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战争，现在则转向保卫国家主权，是非侵略性的、和平的。从毛泽东开始，就一直秉持着“和邻”、“睦邻”、“富邻”的传统。胡锦涛强调：“和平发展观”，不提阶级斗争，而是说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情，包括治国治党；他还说：“和平革命”，这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大改革，是思想上的解放。
赞同中国“决不当头”
苏联垮台后，邓小平提出“决不当头”，这句话就是对中国的国际角色最好的概括。许家屯说，“决不当头”、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正是这样做的。 比如在本次金融风暴中，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希望中国给予帮助，但中国却一直保持低调，只是表示希望合作、同舟共济的态度。
邓小平曾说：“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意在告诫国人善于守拙，扎扎实实做自己的事；韬光养晦，避露锋芒，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邓小平还强调：“外国的事，我们管不了”，“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
中国经济结构或外需转内需
许家屯指出，中国是世界的工厂，经济结构以外销为主，趁着本次经济危机或许可以实现转变，逐渐转型：在外需保持在一定水准的基础上，转向以内需为主。他说，内需意味着以中国国内13亿人的消费为主，提高13亿人的消费水准，其中包括8亿的农民，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是却是合乎中国国情的转变，也是可持续和长期发展的转变。 正如同邓小平曾说过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帮助其他人富起来”，中国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回忆当年事 公道在人心
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中文版在“六四”20周年前夕出版的消息，上月传出后引起了各方关注，人在美国的许家屯也不例外，很希望早日看到这本书，而这消息难免勾起他对20年前学运期间多次与赵紫阳就此事件交换意见的回忆，包括受赵紫阳之托，通过杨尚昆力促邓小平以和平方式对待学生。这段中南海秘史，终于初露端倪。
本报记者林小慧洛杉矶报道
当年北京大学生为了悼念胡耀邦而走上街头的活动，从4月15日起，并持续进行，而且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央政治局会议在4月23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朝鲜平壤访问的次日就做成决议，把学生运动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纲的严重政治斗争”，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则公开声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画的阴谋、是一次动乱……”。
在赵家面谈 “看法一致”
他继续回忆说：几天后，也就是5月3日这天，赵紫阳又在中南海住家中与我谈了近两小时，他一开始就问我对这次学运的看法，我除了告诉他说这是爱国运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之外，也向他汇报了我所接触到其他人的看法。我说，人民日报的社论把学生运动定为“动乱”，将激化矛盾，极为不智，学生运动应该疏导、不能镇压，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犯错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毛泽东搞垮，出现“三信”危机，这几年主要靠的是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结果，“赵紫阳听后告诉我说，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一定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中南海宫闱秘闻－－赵托许通过杨 面谏邓小平
于是他进一步要我找杨尚昆谈，他说：“你和杨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就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许家屯缓缓地接着说，赵紫阳的这番委托让我义不容辞，回到家后“马上就和杨尚昆约好，第二天在他家中见面”。许说，我向杨尚昆说明了我与赵紫阳谈话的主要内容与想法，杨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不过杨告诉我说“我去同邓小平讲，但是他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他可以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去”。
“邓说因无退路才戒严调兵”
后来呢？许家屯说，后来的发展大家都看到了，不过杨尚昆在5月25日又在中南海约他见一次面，解释说中共常委决定，“因为我和你们几个人比较熟悉(他没有明说是哪几个人)”，所以要我出面告诉你赵紫阳已经停职。而且“小平同志说，因为已经没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严，用解放军来平息动乱”。
很想看看赵紫阳回忆录
他说，在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赵紫阳的职务，由江泽民接入总书记后，他曾立刻请人带给赵两句话，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保持身体健康”，后来那个捎信人也回覆我说，赵紫阳听了后只讲两个字，那就是“谢谢”。
时光冉冉，倏忽20年已过，许家屯不否认，很想看看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如何看待这段往事，对于本书还没有上市就洛阳纸贵，许家屯说：这是很自然的，他甚至于很希望本报能替他订到一本呢!
“痛心疾首”的由来
北京市戒严后，5月20日，副社长张浚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正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反应，在两个词内择一使用，一个是“痛心疾首”另一个是“夫复何言”。报社同仁讨论后，多数人主张用“夫复何言”，张浚生考虑用“痛心疾首”，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不可能阻挡，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后果很严重，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说：“你去处理吧。”明确地示意其赞成他的意见。第二天，“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在《文汇报》头版社论栏出现，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很恼火，中央要港澳办追查这件事，我要他们答覆北京：香港不同于内地，我们会妥善处理的。顶了回去。后来这件事发展成一次不小的风波，我将在后文再叙述。
编者注：据当时在香港《文汇报》工作的人士介绍，当晚是副总编辑曾敏之总值班，在报纸上的社论位置开天窗是其先提出的主意，同时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后考虑到只开天窗似意犹未尽，仍未能足以表达满腔情感，于是拟在“天窗”填上“夫复何言”4字。后来，社长李子诵也前来加入了，最终定为“痛心疾首”。当年的总编辑张云枫患病没上班，而《文汇报》的骨干程翔和刘锐绍此时正在北京采访，没有参与予其事；而金尧如亦已离开《文汇报》，在帮黄玉郎搞《金融时报》。那些当天的参与者，“六四”后大都离开了《文汇报》。
放空自我 忍隐乐观
前中国新华社香港分社长许家屯先生虽然来美多年，对国内政治的关心依旧；年逾九旬、曾经长年担任中共领导干部的他，博闻多识、健谈好客，对本报记者的采访要求不但慨然同意，而且热情回答。交杂着手势与侃侃的言谈，不但反映出他的健康状况相当良好，更可嗅出他开朗理性的一面，以及其对开除他的中国共产党仍有深厚的感情。
许老想在有生之年至少回国一趟的愿望早已不是秘密，但是视力已经明显变差、听力也吃重的他，迄今仍然归乡无期。对此他说：看开了，不强求。虽然他对当年参加“六四”学运的年轻人有同情的地方，但也认为中国政府处理“六四”的方法有其不得不为的地方。但是他更知道，国内各方对处理“六四”的态度依然分歧，所以“如果硬是吵着要回国，除了制造一点新闻之外，并不会有实际成果”。不过他不否认，一想到老家回不去就难免苦闷、惆怅，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他已经学会忍的工夫，“顶多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对回不了国，他似乎参透了、也看开了、更相信顺其自然的道理，谁都不会怪。这种放空自我、学会乐观的情绪，让他在与来客对话时显得非常健谈，自称文革期间曾经被斗了200多场、多次被押在南京游街示众、也被关了三年多的他，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感到骄傲，兴致极高地强调邓小平的这个决策，不但使中国内部社会与对外关系都开放，也使国际间同样不再封锁中国，这是中国积极与国际社会交往的转折点。
同样是与邓小平有关的话题。他说，1983年春节，邓小平全家到江南游览，当时他身为江苏省委书记，当然要以地方官的身分接待中央首长，不过因为邓的秘书事先告知他，邓小平那趟江南行纯粹是度假，没有计划谈公事，所以他全程没敢多说，只不过他认为中央首长既然到地方来，岂有不向他汇报地方状况的道理，于是他在邓小平即将返北京前夕，再度向邓的秘书问一次，秘书终于同意给他20分钟的时间作简报。
结果，邓小平竟然听他讲了两小时的“华西村经验”。许家屯说，邓小平回北京后还指示赵紫阳，允许他“过三化”，也就是特准他不必依干部“年轻化、革命化、知识化”的规定在65岁时退休，反而是把他外放到香港担任新华社驻港负责人，而这也成为影响他人生后半段际遇的一个人事任命。
相关资料记载，许家屯在港6年多期间有些作法与传统的共产党员很不一样，甚至因此遭到批评，他本人在接受记者的访谈时，对此没有太多说明，倒是给港人提供建言，呼吁港人不要因为中国计划把上海发展成世界性金融运输中心而担心被取代。
虽然因为私自来美“休假旅游”而被中共开除党籍，但是党龄超过半世纪的他，言谈中对中共却从不出重话，这包括他对当今的领导人胡锦涛推崇有加，也“自告奋勇地”为中国的一党专政辩护，他说一党专政同样可以改革，美国的两党政治也有可能专政，只要能照顾人民就是好的，中国无需外国来指指点点。
本报记者林小慧洛杉矶县奇诺岗报道
耄耋之年 阅报笔耕不辍
来美“旅游休息”的许家屯先生，客居洛杉矶转眼已满19年。挥别半个世纪以上的中共高干生涯，以及来美初期的媒体聚焦日子，现在的他已经从绚烂归于平静，每天在奇诺岗(Chino Hills)家中静谧的过着近乎颐养天年日子。
虽然如此，他到底曾经是中共的长期党员，也曾实际负责江苏与香港的政务多年，所以他对国内情势的关切依旧，每天总要花大量时间读报、看杂志、电视等。他告诉记者说，从书报上看天下是他早已养成的习惯，这也是了解社会的最佳管道，当年他初到香港，对那个地方并不熟悉，靠的就是勤读报，白天工作忙只能在早上匆匆看看各报的标题，晚上回家后“可就把每份报纸看透了后才肯上床”。
这个习惯他也带到美国来，虽然相对于香港或国内，洛杉矶的华文报纸少了，但是他每天至少还有星岛日报洛杉矶版以及部份从香港寄来的书报陪伴，或者直接从卫星电视上看中国的新闻。他告诉读者说：年纪毕竟大了，眼力也不行了，所以读书、看报必须假手家人帮忙。
家人说：每天都得花上大把时间为他读报，他也总是很用心的听，一旦听到感兴趣或重要的地方会要求重复读一下，也会把重点记下来，当然因为眼力的关系，他得用倍数很大的放大镜慢慢的写。家人还透露，老先生现在每天也是用这种方法“爬格子”，写下他的心得，乃至对时事的看法，例如他目前正在撰写一本“二十世纪的经验”(据了解本书已经到了接近完稿的阶段)，而他最近一次在美国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四月间在本报发表的《奥巴马的改变与希望》，文中叙述他对奥巴马上台以来的施政表现，在在可以看出他即使是对美国的政治也观察入微。当有访客求见时，他也总是亲切的同意，而且谈兴很高，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时辰。
从努力笔耕中、以及浓厚的谈兴中不难看出，许老先生以超过90的高龄，身体状况算是不错的，虽然去年初曾因在家中跌倒而住院，但是恢复情况相当良好，目前在亲友的搀扶下一口气走上二、三十公尺基本上没有甚么大问题。至于吃的方面，许老胃口佳更是认识他的人传为美谈的地方，尽管因为年纪大饭量变小了，但是他对著名的东坡肉、狮子头、红油抄手等传统佳肴一点也不排斥。看着他兴致盎然的把东坡肉送进口中，记者不由得忆起“帘颇老矣，尚能饭否”这句话。
本报记者林小慧洛杉矶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