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江迅／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六哥（陈达钲）向亚洲周刊首度完整曝光“黄雀行动”工作日记，整个行动救出了包括赵紫阳儿子赵二军在内的一百三十三名学运领袖、民运分子和学者、作家，期间，黄雀行动有四名成员在公海快艇追逐中丧生；在拯救学者陈子明和王军涛时，行动失败，两名伙计中伏被公安抓获判刑，为此他前往公安部与一局局长谭松裘谈判，发现“爱国”是双方的共同语言，终获释放。
当年“六四”事件中，被称为“黄雀行动”的在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拯救、运送被追捕民运人士的秘密行动，二十年来始终披着神秘面纱。近来，这一面纱虽微微掀起，但深不可测的面目依然没有显露。“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三天，一部“黄雀行动”工作日记首度完整曝光，揭开了庐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陈达钲，在他杂乱的办公桌上，摊开了二百多页“黄雀行动”工作日记复印件，他边喝着普洱茶边说：“我这是第一次全部公开，再好的朋友也只是看过两三张，前几天只让一家香港传媒拍摄了一张，今天你们亚洲周刊可以随意挑选随意拍摄。”“黄雀行动”中所涉诸多人物至今仍极度敏感，所涉来龙去脉的细节始终没有曝光。
日记的原件，由陈达钲秘藏在朋友家里。眼前的这一页页日记复印件，记载着历史秘密的一丝一缕，记载着当年行动的惊心动魄。陈达钲指着一页又一页如数家珍：“这一页写着“目前工作进展胜（顺）利”，有二十七个‘正’字，一笔划代表成功救出一个人，一个‘正’字，意味着救出了五个人。厦门四人，深圳二人，海南二人，广州三人，太平四人，上海五人，福建四人，北京五人……”
被救助的名单上有北大诗人、天安门广场宣传部长老木、“六四”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纠察总长”的张伦，还有老鬼、吾尔开希、于硕、项小吉夫妻。他又指着另两页，上写“国安局某某某专案小组处理外逃事件”，“问老蔡，建平在公安接受交代了什麽问题，公安提问些什麽东西？”“目下尚有几位未有消息，陈卫、陈破空、张雨、李霜……”
在江湖上被称为“六哥”的陈达钲，在八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救出了被北京当局通缉、跟踪、迫害的一百三十三名学运领袖、民运分子和学者、作家。他们感恩地说，他是“香港英雄，中华英雄”（严家其），“丹心一片，高山仰止－－永记六哥救命之恩”（苏炜），“六哥救出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功不可没”（陈一谘），“再生父母”、“民运人士大救星”、“当代侠士”、“香港的辛德勒”。长期来，他始终保持低调，避见传媒，十九年来仅接受两三次传媒追访，披露了一些“黄雀行动”的粗略内情。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在香港旺角行人专用区举办的“纪念六四，感谢黄雀行动”论坛上，才首次公开亮出自己真实身份。
六月一日，走进香港旺角一幢商业中心大厦，刚步出电梯，通道上香烟烟雾弥漫，循着烟雾越来越浓而走，便是陈达钲的办公室。一见面，个子矮矮的他就豪爽地说：“我的共产主义不是土豆加牛肉，而是普洱茶加香烟。”他一天三包烟，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显得杂踏，他座椅的三面全堆著书报，他挨着的右墙上，悬挂着大陆著名书画家范曾写给他的七字条幅：柯如青铜根如石。当年范曾出走法国，引发“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争议，陈达钲正是范出走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二十年前的“六四”，热血中华魂。香港人多次百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再次感受港人的命运与共和国相连。“六四”开枪后，香港人的激愤转化为一股地下奔腾的力量。被北京当局通缉、追捕的“六四”人士纷纷匿藏而外逃，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被称为“秘密通道”的出逃行动，逐渐形成规模，至少有三百人摆脱公安及国安追踪，成功抵达香港而转移外国。
来自草莽的陈达钲，就是这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六四”事件发生，目睹天安门惨剧，他极度悲伤，削发光头明志，恨不得能与学生们一同抗暴。在“黄雀行动”之前，就成功拯救了一批“六四”人士逃离大陆。一个偶然的机遇，他成了“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屡屡智破追踪，幕幕怒海枪战，演绎了一篇篇隽永传奇。
陈达钲说：“白色恐怖下，民运人士生命危在旦夕，有良知的人都希望自己能伸出援手。看到别人有难，看到弱人被欺负，看到恶人嚣张，自己当然会挺身而出，义无反顾，不计一己私利，只会勇往直前。这就是中国人的侠气。”
当时大批人逃到广东，但成功出境的还不多。香港演艺圈名人岑建勋是支联会常委，看到成功外逃困难，心里焦急。他听说江湖上有个“六哥”血气方刚，颇讲义气，已经救过一些学生，此人在粤港两地人脉甚广，认识不少江湖人物和走私客。但当时岑建勋不认识“六哥”，于是透过艺人邓光荣，希望能介绍认识“六哥”，一起合作，共同携手采取拯救民运人士的行动。邓光荣的一位朋友叫高世昌。二十年来，这位江湖人物的名字，前些日子首度在传媒曝光。高世昌既认识邓光荣，也认识“六哥”陈达钲。
邓光荣由此透过高世昌找到陈达钲，请“六哥”出山。“六四”后，他们四人在香港酒店一间房里，邓光荣、高世昌、陈达钲、岑建勋相聚见面，一拍即合，决定联手。他们四人就是“黄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岑建勋负责联络支联会，支联会参与拯救学生行动的主要是朱耀明牧师和工运领袖刘千石，他们坚持的时间比较长些。二十年后，陈达钲回忆说：“那天在香港酒店见面，我当时一口答应了，此后，我一做就不可收拾了。”
“黄雀行动”是指“六四”事件中，秘密接送外逃人士的行动，最初自称“秘密通道”，整个行动有主要核心，却是松散的组合，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也没有固定人员，随时有人加入，也有人退出。从八九年六月开始，大规模的救助行动集中在八九年下半年，不过零星行动延续直至九七年香港回归前的六月才告一段落。救人过程中，有些相当惊险，就像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情境。
九一年，岑建勋接受英国一家媒体访问时，突然来了灵感，以“黄雀行动”称之，不久，大家也就这麽称呼这一“秘密通道”了。究竟整个行动救助了多少人的准确数字，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回忆，估计有三百来人，据一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当年主要参与者“陈老板”（Tiger）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透露，所有当时的记录和文件，已由香港支联会于香港回归前夕，运送往海外私下保存，以防万一。
当年“黄雀行动”参与者、现任《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日前接受采访时透露，最初大家只是在私底下称之为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的“秘密通道”，最初是花钱请走私客偷运“六四”人士到香港，救出了一些遭迫害、追捕的学运领袖、民运分子和知识分子，像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主席吾尔开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那时真正的“黄雀行动”尚未开始。运作一段日子，也只是自称“秘密通道”，当时行动私下分散，效率不高，后来众人认为应该将资源集中运用，多救一些学生到香港，最后形成了一个没有正式组织的救援行动。
整个“黄雀行动”没有固定组织，也没有什麽固定的上下级，早期就是几个核心人物。邓光荣请陈达钲在香港酒店见面，加上高世昌、岑建勋。他们都是核心人物。不过，四人会议决定合作之后，邓光荣基本上就没有直接参与。整个行动主要分为两摊子，一边是支联会的岑建勋、朱耀明、刘千石和李伟杰，主要负责资料收集、联络、后勤安排等。另一边是直接指挥救人的陈达钲（六哥）、陈达钳（七哥）两兄弟。刘达文说：“‘黄雀行动’不是个严密的组织，随时有人加入，随时有人退出，比如，像我和罗海星这样，说是‘黄雀行动’成员也行，说不是也行，偶然的机会就参与进去了，参与时也没有接受谁的领导。”
陈达钲说：“我的代号是李成功。与外逃人士的接头暗号是‘我是李成功’。接头时是一张照片的一半，双方各拿出半张照片，两个半张照片若能?接成一张完整的照片，这就真的是接上头了。我就带走他们，闯回香港。”
赵紫阳儿子赵二军逃亡在海南岛，他是拿着中国护照化名出境的，护照上的名字叫陈学阳。出境时，海关人员发现了护照有疑点，便逐级报告，最终向时任海南省长梁湘打电话请示，说赵二军要出国。梁湘问：“他是持什麽护照出国的？”回答：“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梁湘又问：“护照是否有效？”回答：“有效。”梁湘说：“有效就行了，放行。”
梁湘的儿子与陈达钲稔熟。陈达钲说，由此可见，赵二军成功出走，是梁湘有意放走的。赵二军要来香港，是时任《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与陈达钲联系的，程凯是梁湘的干将。“六四”事件期间，程凯主持的《海南日报》支持学运，支持赵紫阳。赵紫阳下台后，程凯面临的政治压力很大。他下决心要出走，临走前，他去见梁湘，心中默默向梁湘告别，在纸上写了一个字：“走”。暗示自己要走了，也暗示梁湘赶快走。梁湘看了纸条，装着狠狠骂了一句：“你快给我滚，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示意他赶快走。那年七月，梁湘被中央诱骗去北京谈海南洋浦开发，遭软禁两个月，接受审查，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在六四问题上，向中央发电文支持学生运动，支持赵紫阳；二是洋浦开发计划是“丧权卖国”。结果梁湘海南走马上任，鞍垫未热，便匆匆下台，被撤去省长职务，经年饱受不公正遭遇，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郁郁而终。
陈达钲回忆说，赵二军走了后，他夫人和女儿要走，夫人姓汪，叫什麽名，现在忘了。她们始终被有关部门监视、盯梢、跟踪。她们从北京到了广东，与陈达钲弟弟陈达钳接上头。她们从屯门龙虎滩上岸，在去市区途中，遭香港警察例行检查，当时车上有枪。“黄雀行动”过程中，他们有秘密电话，凡是遇到麻烦，就拨打这一电话，号码是岑建勋给他的，陈达钲用大哥大电话拨打了那个号码，是时任香港总督卫奕信接的电话，陈说了情况，卫奕信问陈，身在何处，陈作了回答。不一会儿，警察就接到来自上司的电话，车子没作检查便被放行了。陈达钲说：“由此可见，‘黄雀行动’与当时的香港政府有密切关系。当时，没有按惯例先将赵二军夫人和女儿送去我办公室，而是直接载她们去了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时总领事是梦飞龙（Jean Pierre Montagne）。”
陈达钲说了赵紫阳智囊陈一谘的故事。陈一谘千辛万苦匿藏在海南岛，躲在一个医生家里，香港支联会把他的资料给了陈达钲，他们就相约他见面。陈达钳和高世昌去接他，将他送到海边，乘坐吞吐量七千吨的大船出逃的，陈一谘藏在大船右舱，很闷热，船长的儿子手持五四式枪，护送他，船驶向广州，到了珠江口，陈达钲派出的“大飞”（在快艇尾部加装四五个马达，一启动便速度奇高）去珠江口接应陈一谘，结果船长的儿子也一起出逃了。到了香港，陈达钲将他俩交给支联会，再送往英国。陈达钲说：“当时送去英国的不多，还有四个解放军也是送去英国的。”
广东东莞的四个解放军是“黄雀行动”的支持者，帮助实施计划，比如在虎门过关，他们负责打灯，安全护送外逃的学运领袖。四个军人都是官员，从上尉到少校之间。陈达钲手下人被当局逮捕，四个解放军是参与行动的，见过那手下人，于是担心他们受牵连，陈达钲下令，以最快速度让他们撤离，用快艇接走他们。当时，这四个军人衣服都来不及换，身着军装，背着枪枝，旋即出逃。陈达钲接他们抵达香港，交给支联会，怕夜长梦多，一接来香港，便即时送上去英国的飞机。
“黄雀行动”中，陈达钲有四个伙计牺牲了，他们是建筑工地的搭棚工人。时年三十三岁的吴浩铭是陈达钲的得力小兄弟，他是粤港一带最大走私犯，走私船队跑遍全世界，手下人强马壮，有几十个马仔，他有一条大船，五六条“大飞”。用陈达钲的话说，此人有“犯罪天才”，政府各个部门，他都有关系，走私关卡全由他疏通。吴浩铭后来因走私及贩毒被中共当局抓捕，判无期徒刑，最近减刑为十九年半，至今还在狱中。他被抓那天是中秋节，陈达钲带着月饼约见他，与他在广州吃饭。当天饭后，陈达钲听闻他被捕，立即赶回香港。
那四个牺牲的伙计就是吴浩铭的手下，两个是大陆人，两个是香港人。快艇高速前进，又有大雾，快艇撞上运载水泥的大船，死了两个。另两个是“大飞”温度太高而着火，他们跳海而亡的。陈达钲说：“我对不起死去的弟兄们。给每个人家属五十万抚恤金，那是我私人给的，与支联会没有关系。我没什麽太大能耐，我的工作是靠整个团队，我一个人做不了事，我们讲的是团队精神。”
半年后，即八九年年底，“黄雀行动”受挫。一次在湛江拯救学者陈子明和王军涛时，情报有误，令行动失败，陈达钲的两名弟兄李龙庆、黎沛成中伏被公安抓获。陈达钲为此天天茶饭不思，千方百计救人，他说：“如果要我投降而能救出弟兄，我也心甘情愿。否则，我以后怎麽面对那麽多弟兄。”被捕的李龙庆，原先是在深圳畔溪酒家当部长，陈达钲认为他能干事，就要他辞去工作，回香港帮忙，上前线去拯救学生。
在香港陈达钲有个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朋友，外号叫“蔡胖子”，他知道陈达钲在“六四”期间救了很多人，无法回大陆，内心很痛苦。蔡胖子有个弟弟蔡晓津，和陈达钲关系很深，由于蔡晓津涉及“六四”问题，陈达钲备了快艇和枪枝，去深圳要他赶快出走，蔡晓津说：“我不走，赵（紫阳）家在位，我没有得到什麽特别好处，他下台，我也不会受牵连。”由于入境是公安部管辖的事，国家安全部无法安排，于是“蔡胖子”为陈达钲介绍了驻香港的公安部官员彭先生。陈与彭谈判，彭了解了陈达钲不是要与中央对着干，只是为爱国而从人道主义出发拯救学运领袖，陈达钲还明确表示，只要释放他两个手下，他可以不再参与“黄雀行动”。彭先生向北京作了汇报。
不久，陈达钲有了北京之行。有传说他为此北上京城，去见公安部长陶驷驹，他说：“这是误传，我只见过陶驷驹夫人陈芳芳。陈芳芳是公安部一局副局长，是一局局长谭松裘介绍认识的。我去北京见谭，陈芳芳作陪在侧而已。”当年毛泽东钦点华国锋接班，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从湖南到北京，只带了一个人上北京，就是湖南公安厅长谭松裘。原先是要安排他出任公安部长的，后来华国锋下台，他只是出任一局局长、兼外联办主任，陶驷驹早先是谭松裘手下的，谭是陶的“老板”。
陈达钲说：“我的两个小兄弟被判刑四、五年，当时我去北京是见谭松裘。”谭是广东人，第一次见陈就说：“六哥，你来就好了，我们都是爱国的，就有共同语言。”陈说：“你就别叫我六哥了，你年纪比我还大，就叫我小六子吧。”此后，他就叫陈“小六”，公安部里私下都称陈为“小六”了，不过，副局长以下的人当面见到陈，却还是以“六哥”称呼。谭松裘表示：第一，既往不咎；第二，来去自由；第三，在允许的范围内释放他们。半年以后，他们果然兑现承诺，释放了陈达钲的两个小兄弟。陈说：“他没有拿过我一分钱，他特别讲义气。他非常爱国，曾私下对我说，理解我们的行动。为了救出弟兄们，我不能不这麽做。事后支联会认为我反共立场不够坚定。他们误解我了。”
零八年，谭松裘去世，陈达钲特别伤心，于是在香港《前哨》杂志刊登了讣告：“您为共和国的安危，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谭松裘先生千古！”讣告署名：“学生：陈达钲、陈达钳、高世昌、杨进荣、陈宝林泣上”。陈达钲说：“谭松裘是中共特务头子，却在香港的反共政论月刊《前哨》刊登悼念他的讣告。别人知道的话真是笑话了。”
陈达钲说：“一次，我的两个小兄弟被当局抓捕了，我去广州怀集监狱探望他俩。监狱知道我要去，竟然铺红地毯，我是主犯，去探从犯，竟然还享受走红地毯的规格。过了两天，刘达文就随着我一起去，我就把他俩带回香港。”
对于外界说黄雀行动与美国中情局有关，陈达钲强调说：“我这边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一点关系，绝对没有关系。只是在我不再参与‘黄雀行动’以后，美国方面派人找过我，问我有什麽危险，有危险的话，可以移民美国，我谢绝了，没有接受。”
罗海星被捕以后，“黄雀行动”一度停顿了一两个月，陈达钲还实施了两三次行动，八九年十二月是他最后一次，即那次拯救对话团团长王超华。陈达钲退出行动后，香港支联会人士依然在继续行动。每次行动究竟花费多少？据悉，“黄雀行动”开始阶段，整体形势严峻，拯救规模较大，平均每个成功外逃者需花费五万至十万元，有的甚至更多。陈达钲退出行动，支联会方面继续接手做，此时已没有先前那麽大规模，找蛇头只需花数千、数万元便能成功把一个外逃者送往香港。
陈达钲九十年代初在深水□酒楼吃饭被人斩杀，江湖传言一度说是中共所为。陈说，那天是在通菜街大金龙酒店，他在外面一桌，与七个朋友一起吃饭，其中四个是香港犯罪集团首脑、是那个绰号叫“大富豪”的张子强案的同犯。里面一桌是黑社会的。席间，另一帮黑社会的人突然冲了进来，向里面那一桌人一阵乱砍。陈达钲见势不妙，又与自己无关，于是赶紧朝外走。谁知门口有这帮黑社会的人把守着，一见有人出来，以为是里面那桌黑社会的同帮，便用刀砍陈达钲头。他鲜血满身，当即被送往医院，他昏睡了七天。陈达钲说：“后来，误杀我的那一帮老大，向我赔礼道歉，我说，不用了。当时，我们就从多方面调查过，这件事纯粹是意外，与政治完全无关。”
他是“黄雀行动”的核心人物，除了那次北上谈判，平常无法返回大陆，他对中国感情依然深厚。他回不去，却特意把家迁移在靠近深圳的上水一幢高层住宅，可以远眺深圳，接收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当年，他偷渡抵达香港，竟朝着大海对岸大哭。
陈达钲说：“人有两条生命，一是政治的生命，一是世俗的生命。当时我认为，偷渡香港似乎意味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完结了。其实，我绝不是叛国，只是当时中国错误路线的背叛者。”
他说，“六四”事件挽救了中共，因为令中共明白什麽是革命党，什麽是执政党了。改革开放令中国向前发展得很快，共产党不也认同普世价值吗？民主和自由，总有一天会有的。谁要推翻中共，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今日还有谁能替代中共，中国绝对不能乱，赵紫阳也不希望中共下台。他说：“‘六四’肯定会平反，或许要到下一代中共领导人。这是历史伤痕，中央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六月四日夜晚，纪念“六四”二十周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处处烛光。香港这一特殊窗口地位，十多年前有那个神秘的“黄雀行动”，今天，香港在政治、经济、社会依然在影响着中国大陆，新的“黄雀”不再是飞向境外，而是飞向神州的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