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即将满20周年，20年前，天安门广场的画面冲击着美国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杨大力对多维社说，20年后，随着中国其他方面的变化，美国新一代逐渐以一个更公允的眼光看中国。
1989年4月开始的天安门学运，原先是对4月15日病逝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但随着反腐败与自由民主等口号的高涨，学运气氛扩大，中国政府起初将学运定调为反革命暴乱，最终决定派出解放军予以镇压，至今，在事件中死亡的学生、民众与军人人数仍是个未知数。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指出，对许多人来说，一个现象给人的感觉非常重要，特别鲜明的事件更容易让大家留下长久的印象，因此当年六四的军事镇压也自然深刻留在美国人的心理。
“因为当时全世界媒体正好到北京去，那里的报导特别多，给大家很好的印象，六月发生镇压后，大家特别向往的心理就受到很强的打击，因此对这一代、对很多美国人来讲，他们往往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广场附近站在坦克前那个人的形象，对他们来讲，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讯息，但不能说形成一种偏见。”杨大力对多维社说。
不过，杨大力认为，中国在六四之后变化很大，新一代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也不再只有天安门广场。“毕竟八九学运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中国本身的变化也是非常巨大的，不管在经济发展还是其他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外，美国新一代的人也成长起来了，所以大家看中国的问题，逐渐变得比较公允。”
杨大力指出，尤其对去过中国旅游、比较有中国经验的美国人来说，他们不只谈论六四事件，也会谈到中国政府其他方面的变化。
而相较于20年前，现在的中国是否在民主或反贪腐方面都取得了进步？杨大力对多维社说，实际上，20年前学生最早提出的，不是与民主有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媒体一般都把这件事称作“pro-democracy movement”。
“也就是有利於民主，但本身不一定是一个民主的活动，而且当时情况下，有些学生的行为并不完全是有利于民主的，后来他们把民主女神像搬到天安门广场后，才把民主做为一个象徵。”杨大力说。
在这之后，杨大力表示，中国就不再讨论本身的政治体制，官方对八九年的事件也一直不允许讨论、报导或研究，到了最近几年，官方才重新开始提政治民主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八九年学运在某些方面带来的影响，实际上与他们当时追求的目标正好相反。
至于整治贪腐的问题，杨大力认为最近十几年才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问题仍很多。“当时一些官员，包括赵紫阳，实际上是被批评的对象，后来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自由化，贪腐的现象没有真正减少。九十年代，在全国经商的情况下，腐败可能反而是非常严重的。不过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反腐败部门以及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从根本上防制腐败这方面，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杨大力对多维社表示，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腐败现象相对来说仍是比较严重的，但如果与中国发展经济的水平相较比来，中国腐败的水平基本上是可以预测的，是与经济发展同水平的。
“所以总体来讲中国反腐败事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问题还是很多。”杨大力说。
中国学者戴晴日前提出，中国可借镜南非模式，实现社会和解。杨大力则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种族问题，六四事件需要多一点时间，让双边平心静气地处理这件事。
“中国的情况，本身不是一个种族性的问题，更多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是中国上层领导人不太统一的问题。”
杨大力说：“现在二十年过去，做出决定的这些人都已经过世，（中国）应该会以比较公允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尤其国内老一代的人，也就是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对情况比较了解，他们也在看，所以大家的观点的确有些变化，包括八九年后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人士，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认识到政策可能有不同的层面。”
而另一方面，杨大力认为，一个国家本来就有一段历史过程，就像台湾的二二八事件，需要一段时间来来重新沟通，就可以平心静气处理这个历史事件。
杨大力为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政治结构、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及中国政治。杨大力也为《美国政治学评论》、《外交季刊》、《当代中国》等著名政治学期刊的主编，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系主任，着有多部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