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风之刃，原刊于“中华网论坛”
湖北巴东邓玉娇案令世人震惊，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竟能发生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放眼今日之世界，恐怕唯有中国能有如此“特色”了。
邓玉娇案所折射出了当今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但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就此展开讨论，我们只想就案件发生后社会公众对案件关注点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案件本身已经使社会公众愤怒到了极点，而愤怒之余又马上对案件的审理产生了担心。人们普遍担司法不能还邓玉娇以公道，不能对邓贵大等人的恶行以严厉的惩处。尤其是在巴东县警方公布对邓玉娇案调查结果及细节的通报后，社会公众的担心更加强烈。
我们不是司法专业人员，我们也不想对巴东县警方的通报做出评论。在这里我们只想做一个假设：
假设巴东县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始终都是在依法秉公办案；
假设邓玉娇确如通报所言患有抑郁症；
假设邓贵大等人如通报所言只是“因言语不和与服务员邓玉娇发生争端”；
在以上假设都成立的基础上，假设法院对本案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但是，问题在于，判决出来以后，社会公众会相信是公正的吗？
邓玉娇案之所以会受到社会公众如此高的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邓玉娇和邓贵大，一个是民，一个是官；一个显然是生活不富裕，所以要从事服务员的工作，一个显然是生活富足，随手就可以掏出一叠钱炫耀并以此打人。如果邓贵大和邓玉娇一样，也是一个平民百姓，那么本案还会受到这么高的关注吗？为什么仅凭这些区别，社会公众就会毫无保留地把同情投给邓玉娇，而把愤恨投向邓贵大？为什么只要涉及到“民”与“官”的官司，社会公众就会担心“民”会蒙冤受屈，而“官 ”会逍遥法外？这样的社会现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在邓玉娇案中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邓贵大当场毙命。如果邓贵大没有死，恐怕司法会面临更大的难题。按说邓贵大是罪不当诛（因为是强奸未遂），但是，不杀邓贵大能够平民愤吗？为什么社会公众会对邓贵大如此地深恶痛绝？是仅仅是针对邓贵大一个人吗？
在这里我们想起了耿飚将军讲的一件事。
20世纪后期，90高龄的老将军耿飙回到老革命根据地作调研，夜宿当年中共中央召开著名的“小河会议”的小河村。第二天早上，耿飙的住处黑压压围满了群众，都来向当年这位129师副师长反映干部的腐败情况。耿飙亲自出来接了状子，他给陪同的省、地、县干部讲了一件事：
“５０年前，我们３８５旅在这里驻防时，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损害当地人民群众利益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这个战士枪毙。当我们在操场上集合了队伍准备执行枪决的时候，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违反纪律的战士求情。我坚持要执行纪律。但是连那个受害女青年的父母也来求情。我决不能允许人民军队的战士欺压百姓，所以仍然坚持执行纪律。这时候受害女青年的父母跪倒在地上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全都跪倒，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啊！请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我反复向群众说明我们八路军的纪律，可群众说什么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说到这里，他大声激动地问在场的干部：换到今天，老百姓还会为你们求情吗？敌人来了，老百姓还会掩护你们吗？看看你们这付模样吧！究竟还是不是共产党人了？
对比一下吧！同样是严重损害群众利益，而且那个战士罪行要比邓贵大严重（邓贵大是未遂）。一个是老百姓跪地求不杀，一个是必欲杀之而后快。真的是天壤之别呀！
毛泽东说过，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邓玉娇案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本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