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二战主题网站上，都可以看到一张世界闻名的老照片：长长的美军GMC十轮大卡车队，沿着一条呈现无数“S”状的狭陡公路，从幽深的谷底向着险峻荒凉的山顶缓慢爬行。媒体说，照片表现的是二战时期中国国际大通道的艰险，同时也反映了中美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抗击法西斯的不屈精神。然而，近60年来，这条因为有着24条急转弯道故而被称作“24拐”的神秘公路，却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深处，忙于“向前看”的人们竟然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了。
如同幻觉般定格历史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传媒和专家在展示这张照片时，都认定这里是滇缅公路或者史迪威公路的某路段。直到今天，在介绍滇缅公路甚至介绍云南的书报杂志上，或者在网站上使用“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或者英文“Burma Road”、“Stilwell Road”查询，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张照片。
事实上，战争期间，美国人无论是援助中国还是后来的直接遣军来华作战，主要通过的都是滇缅公路。而美国的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然要经由“24拐”所在的公路送达前线和当时中国的“陪都”重庆。在滇缅公路开通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派遣驻华大使考察公路。当时美国新闻界发表了大量赞誉公路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文章。“24拐”照片因为展示了这条运输线上罕为人知的“超现实的图景”，成为了这段历史的集中代表，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战争结束了，怀旧情深的人们希望重返这段公路。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在史迪威公路或者滇缅公路上，均无法觅到它的半毫踪迹。人们开始怀疑它存在的事实。一位当年的汽车老兵在《北京晚报》上撰文写道，1942年史迪威公路开始修筑时，他所在的汽车团是先遣部队。当时的筑路大军由美国的一个机械化工兵营、中国的两个工兵营和印度当地的民工组成，浩浩荡荡10万人。“公路由美国技术人员勘察确定路线，拐弯及路面坡度设计均有严格要求，没有急转弯，更没有连续‘24拐’。”
他说，至于滇缅公路，最险要的便是怒江天堑惠通桥。两面是峭壁，桥下是滔滔江水，车子开上那不宽的钢索吊桥，边剧烈晃动边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更惊心动魄的地方了，也没有“24拐”。
1995年，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战胜利50周年，云南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沿着滇缅公路而行，试图寻找这张老照片的拍摄地点。摄制组召集了许多专家学者和省交通厅史志办的人士，请他们提出可能的地点。然而，跑了几个来回，把所有地形走了个遍，始终没有发现和老照片相似的地方。寻找者叹道：“它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
中国人出人意料的“发现”
戈叔亚是一位研究滇西抗战史的云南人，也是无数苦苦寻觅“24拐”者中的普通一人。多年来，他一直在想，照片是在哪里拍的？这个路段现在怎样了？他询问了各界朋友和中美日老兵，并沿着滇缅公路考察了多次，都遗憾而归。
2001年底，戈叔亚通过互联网和在日本工作的中国电视人朱弘交流，朱说日本老兵和学者也都说“24拐”是在滇缅公路或史迪威公路上，只有一本介绍当年滇缅作战的写真集的编辑森山康平说可能是在贵州。
受此番话的启示，2002年2月26日，戈叔亚从昆明坐火车到贵州安顺市去寻找他的梦想。安顺公路管理局的一位中年女同志告诉他：“好像是在兴义地区的晴隆县、普安县或者是六盘水市的盘县之间的公路上见过。”而这些地区都不归安顺管辖。
戈选择了更简便有效的方法，就是到长途客车站询问老司机。司机们看了老照片后，当即把地点说得非常清楚准确：“从晴隆县往昆明方向出去一公里。到了那里说‘24拐’，谁都知道！”
3月1日中午，疲惫的戈叔亚到达晴隆县。果然街上的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知道“24拐”。他们告诉他这条公路是“美国人在二战时修的”。戈租了一辆三轮车，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那条神秘公路。为了在同样的角度拍摄和老照片完全一样的照片，他必须爬到对面的山巅上。戈叔亚拍摄这张照片的确经历了艰难和危险——在使用50毫米镜头的情况下，必须站在距离万丈深渊的峭壁边缘不到30厘米的地方！
“这结果来得太容易、太简单了！我苦苦寻找多少年，踏遍标准意义上的滇缅公路全程，访问了那么多‘可能’和‘或者’，结果却是如此的出人意料！”喜悦的戈叔亚带着几分迷茫，对《中国人文地理》杂志的记者说。
属于世界的财富
贵州省交通厅综合计划处处长周明中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证实：“著名的‘24拐’的确是在距贵阳两百多公里的晴隆。但原来都说是云南境内。”他说：“24拐”太险了，因此，60年代末，在“24拐”附近的另一个坡面上，筑路工人把纵坡放缓，修了一条新路，以方便行车，但老路还保留并养护着。“现在，‘24拐’属于320国道。它仍旧是泥路。还有的人还喜欢在上面开车，当作猎奇好玩儿。在那里开车很有意思，很好上，一打方向盘便上去了。”跑遍了贵州大大小小道路的周明中说。但“24拐”早已成为了“21拐”。1991年出版的《贵州省志·交通志》详细记载了关于“24拐”修筑、管理、改造的历史，并有“24拐”改为“21拐”的地质图。值得一提的是，改造“24拐”的方案是战争期间由美国人提出来的，美国工程兵当时便驻扎在当地维修公路。
谈到“24拐”的艰险，华南农业大学80高龄的老教授林孔勋说，当时他任美军1880工兵营第二连的翻译官，营房就驻扎在沙子岭即“24拐”附近。林老说，他第一眼看到“24拐”时非常吃惊，感叹从未见过如此险峻的公路，路窄而陡，又这么多弯弯绕。路况极差，时常发生土崩，翻车非常频繁，天天路过此地，都能看见有车翻倒在路边。有时车里拉运的军火还会发生爆炸，这条路天天都有死人。美军士兵通过这条路时嘴里会不停地祈祷。
一位当年国民党军队的老汽车兵回忆说，“24拐”曾是驾驶兵的必修课。驾车盘旋在山顶，就像行驶在云雾中。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当时贵阳流传着的关于“三无”的顺口溜：“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家无三两银”。“然而，就是这样的穷山恶水，却成为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保障国内各种战略物资运输的交通命脉。”他说。
如今，贵州掀起了大建公路的热潮。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间，贵州公路总投资才3亿多。但仅1999年一年便达40亿。一条条高速公路四面延伸，西南出海大通道也由此贯通，使50多年前的艰难行程迅速在现实的进展中隐退。戈叔亚的寻找也便弥足珍贵了。但对历史的记忆是不会一朝消失的。当戈叔亚访问“24拐”时，老百姓向他说，近年来当地政府和公路部门多次想拓宽“24拐”并铺设柏油路面，但上级部门就是不同意，要求他们只需按照原样维护就行了。
周明中说：“‘24拐’不会在现代化的网路改造中被改动，动了多可惜啊。它是到战时‘陪都’重庆的必经之路，抗战中起了很大作用，是属于世界的财富。”
感情纽带与名份之争
“24拐”的“发现”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戈叔亚把新老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几个战后出生的外国学者，他们对在贵州找到这个路段均感到不可思议。罗伯特·安德森先生说，他看见过这张照片“100万次”了，而且他曾经在云南怒江附近寻找过它。大家都一直认为它应该在滇缅公路上。
而云南人的情感更为复杂。戈叔亚说，云南省交通厅的同志仍不相信这个地方在贵州。省外事办的同志也在电话里惊叫起来，连说不信，因为该办接待过的日本老兵都认为“24拐”是在云南。一位老记者甚至对戈说，不要发表“24拐”的照片了，这幅照片和云南人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已半个多世纪了。如果忽然告诉云南人，这个“孩子”是别人的，这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戈叔亚认为，发生错误的原因，是当年蒋介石宣布把中印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使美国人认定，从印度利多到中国重庆的所有公路，都是史迪威公路，所以，“24拐”在史迪威公路或滇缅公路上，也便顺理成章了。但是，戈仍然指出，战后中国学者和媒体不做简单的调查研究，说明我们对于像抗日战争这样的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漏洞。
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贵州人民全然没有察觉到他们的邻居在干什么，一幅本属于他们的闻名于全世界的照片，竟然让云南人自豪了半个多世纪。”戈叔亚说。
对于人均GDP排列全国末位的事实，贵州人解释说，除了地理闭塞外，主要是观念保守的问题。“很久以来，夜郎之国的子民从不知道认识自己和宣传自己。举个例子，当邻居云南把少数民族风俗当作吸引游客的黄金招牌时，我们竟认为这些都是落后的东西而加以排斥。”遵义市西部大开发办公室主任黄康成说。“24拐”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被“发现”，对于大梦初醒的黔人来讲，大概有了别样的意义。也许，不久以后，‘24拐’会被圈起来卖门票吧。”同行的女记者半开玩笑说。
但世界大概并不会对中国时下炽烈的地域名份与利益之争产生兴趣，而只会去记住另一些更加刻骨铭心的事情。也许，某一天，不同国籍的人们重访“24拐”和史迪威公路，也会像2002年5月中美老兵相聚北京，回忆“驼峰航线”的苦难与荣耀之情形。在3年多的时间里，通过“驼峰航线”，共有736374吨物资运进了中国。但同时也损失了468架运输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捐躯。
林孔勋老人说，1986年，他应邀到美国和1880工兵营第二连的战友们聚会，那时麦顿连长已经去世了。大家回忆起当年修路时的情形，都心有余悸地说：“好在没有翻到那山沟里。”那以后，林老常常收到美国朋友们寄来的纪念册和国外有关Burma Road的各种报道。
在笔者看来，“24拐”是与无数逝去与将逝的生命以及感情中最微妙的单元联系在一起的。或许，这正构成了被梦想深缠的戈叔亚寻找它的动力，也正是在来贵州的飞机上，当邻座的同伴首次向我提起这条路段时，我所感受到的莫名心灵悸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