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0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闯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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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辽阳城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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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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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威远堡边门

天津日报/ 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热播荧屏,吸引广大观众目光的同时,引发了人们对“闯关东”这一大规模移民现象的关注。今天,我们特邀山东教育学院教授、《闯关东——2500万山东移民的历史与传说》一书作者刘德增先生为读者进一步细解“闯关东”这段历史。

东北、辽东、关东与东三省

“东北”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医巫闾山位于今辽宁北宁与义县交界处,主峰海拔866.6米。山之东麓有山神庙——“北镇庙”。当地迄今流传着关于医巫闾山的众多传说。当时,“东北”一词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一个方位名称。

实际上,从先秦至宋元,人们并没有采用“东北”这个名词来指称今东北一带。战国时,燕国在今辽东半岛一带设辽东郡(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秦汉魏晋因之。隋代辽东郡治移至通定镇(今辽宁新民东北)。元代于至元四年(1267年)设辽东路,治所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朱元璋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设“辽东都指挥使司”,治辽阳(今属辽宁)。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人们就用“辽东”来称呼东北地区。因此,著名学者、作家、报人曹聚仁先生《万里行记》说:“古代的”东北”,乃”辽河流域”的东北。”

用“东北”一词指称今东三省一带,乃近代以来之事。

“关东”一词本指函谷关以东。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坡头乡王垛村,东自崤山,西至潼津,从西周以来便是沟通关东、关中的门户,乃兵家必争之地。“关东”与“山东”同义,这里的“山”指崤山,“山东”指崤山以东。朱元璋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徐达建山海关城堡一座,山海关扼东北与中原之咽喉,东北一带因此被称为“关东”。山海关以内,俗称“关里”。

明朝一般用“辽东”一词指称东北,自康熙年间(1662—1722年)起,“关东”一词才逐渐被官方和民间广泛使用。

“东三省”是人们称呼东北的另一个名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分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此为“东三省”名称之始。

除“东北”、“关东”、“东三省”外,还有一些俗称。如胶东半岛一带以渤海湾为界,称东北为“海北”,称山东为“海南”。另外,东北还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代称——“白山黑水”。

“闯关东”:挡不住的脚步

“闯关东”有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及皖北、苏北等地的贫苦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

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二十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从盛京(今辽宁沈阳)起驾,迁都北京,王公贵胄、八旗兵丁等等,络绎不绝,绵延一千多里。辽沈地区人口大多“从龙入关”,留住东北地区的人口约40万人。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如果移民开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清廷下令:“民人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乾隆官修《八旗通志》卷八一《食货略》)

为了保护满族的“龙兴之地”,从顺治十一年(1654年)开始修建柳条边。“边外”划为禁区,不准移民越雷池一步。但是,这条边墙未能完全阻挡移民、特别是山东人的步伐。从嘉庆(1796—1820年)年间起,陆续放垦“边外”土地。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最后一片“边外”土地放垦,封禁至此结束。

五年后的1912年2月12日,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的统治至此寿终正寝。中国历史进入中华民国时代,“闯关东”进入高峰期。

山东人:闯关东的主体

“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运动,“闯关东”的总人数达3000万人。

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最多,其次是河北人、山西人、河南人及皖北人。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内各地“闯关东”人数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山东、河北、河南。

一般认为,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80%左右。自清迄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高峰时节,一年便有上百万人。

可以说,山东人“闯关东”,无所不至;在东北一带,山东人无所不在。以山东某地人为主形成的自然村落,也有很多。关内移民,特别是山东人的大量拥入,必然影响东北土著的生产与生活,挤占他们的生存空间,引起他们的不满。但是,面对汹涌而至的关内移民,他们只能徒唤奈何。

1958年3月,曹聚仁先生随北京人民代表团到安东(今辽宁丹东)迎接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他在《关外行》一文中写道:

到了安东,我们若不是有意地提醒自己,总以为我们到了山东了。无论拉车的、卖货郎、茶馆、商店以及卖红果的,都是说山东话的山东人。我在镇江山上和几位调鸟的老年人闲话,他们都自幼从山东到了东北,过了四五十年的东北生活。

死逼梁山下关东

山东人为什么不避风寒,不畏艰险,不远千里“闯关东”?

贫穷是主要原因。

想当年,山东曾是富庶之地。战国时的苏秦,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主父偃皆曾赞叹齐地之富。不曾想,入东汉以后,每况愈下,山东逐渐衰落了。

当然,山东人成为“闯关东”的主体也有其特定的原因。

谚云:“死逼梁山下关东。”为何山东人只有这两种选择?这是山东人“种地为上”思维定式所造成的。山东人曾经重农贱商,他们把淳朴的农家生活看作无与伦比,把种地视为最高尚、最正经的谋生方法。谚云:“千行百行,种地才是本行。”“三十六行,种地为上。”耕而食与贾而食,不是谋生方式的差异而是道德上的善与恶、美与丑之分。那些惯于土里刨食而又被抛出土地的破产农民举目四望,只有两条路可走:

A.逼上梁山,扯旗造反;

B.闯入关东,刨口饭吃。

而扯旗造反,最终还是为了争得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

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山东人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这种性格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传统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信任。

放山、淘金、垦荒

放山,也叫“走山”,即挖人参——东北俗称“棒槌”。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他原是个穷苦的长工,听说长白山有种名叫“棒槌”的植物,比金子还贵重,便与同乡张禄跋山涉水到了长白山,翻山越岭去挖人参。俩人干了三年,挖了不少人参,商定再分头干三天,然后打点行装回山东老家去。谁知,张禄一去,再也未归。孙良急了,到处寻找,找了七天七夜也没找到。干粮早吃光了,他又累又饿,昏倒在蝲蛄河旁边。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过来,捧了几口河水喝了,看见水底有只蝲蛄,抓来活嚼生吞了。身上有了点力气,他抓起一块尖石,在一块大石头上刻画着:

家住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

路上丢了亲兄弟,沿着古河往上寻。

三天吃了个蝲蝲蛄,不找到兄弟不甘心!

写完,便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后来的放山人尊奉他为“老把头”,即开山祖。

实际上,孙良不见得是第一个放山人,他被放山人尊奉为“老把头”,是因为他对一同放山的张禄的信义。这种信义是放山人所必需的。

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金帮称之为“把头始祖”。在淘金的山东人中,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人称“韩边外”。

韩宪宗(1819—1897),原籍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韩家庄。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韩宪宗到今桦甸县夹皮沟,入伙采金。

韩宪宗为人粗犷豪放,行侠仗义。他与李茂林等金工结义为兄弟,在金工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夹皮沟一带有个名叫梁才的,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鱼肉金工。韩宪宗带领众金工驱逐了梁才一伙,被夹皮沟金工推举为统领。

韩宪宗整顿采金秩序,设立了一整套的统治机构,其中枢机关称为“会房”,统揽行政、司法、征税。他豢养私兵,号称有“乡勇三千”,成为其统治的强有力的支柱。韩宪宗采用“把头制”管理,设大班(大帮)、小班(小帮),一般大班有金工200左右,最大上千人;小班一般为20~50人,各设“把头”管理。清朝的势力鞭长莫及,夹皮沟成了韩宪宗的天下,人们只知有韩,而不知有清。夹皮沟一带的农民、木把(伐木工)、猎户、放山人,也都接受韩宪宗的统治。夹皮沟金矿采金规模不断扩大。到咸丰十年(1860年),开采沙金矿22处,脉金坑口七处,金工达四五万人。形成了凿岩、运矿、排水、粉碎、陶冶五大生产环节作业的生产工艺流程。咸丰二十年(1870年),夹皮沟金厂日产黄金500余两,有“日进斗金”之说,是当时世界上产金最多的矿山之一。

久而久之,“韩边外”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既是人名,又是地名。作为人名,指韩宪宗及其继承人;作为地名,指韩氏家族统治的地区,人们来到这一地界,就说到了“韩边外”。

“韩边外”的名号与势力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吉林将军曾几次派兵进剿。但是,由于“韩边外”势力强大,又深得金工的支持,吉林将军的几次进剿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由剿变抚,被迫承认了“韩边外”的特殊地位,委任韩宪宗为采金工的总头目。

同治五年(1866年),吉林将军富明阿奏准将穆奇河、漂河、桦皮甸子沿边未开荒地,拨给韩宪宗领种,并从开垦第三年起租。同时,又将桦皮甸子、半拉窝集等地已垦熟地800余垧交由当地移民领种。韩宪宗招民垦荒,给予种种优惠。韩家在沿江两岸挂出“与民同居”的牌子,对于来到这里的人,不论是关里人还是关外人,不论是单身还是携带家眷,一律收容。没有吃的,借给粮食;没有牲口,借给耕牛;没有住屋,帮助盖房;开荒三年不纳租,三年以后如有实际困难还可以减免或拖欠。山地每垧租八斗,平地一石。会手艺的木匠、铁匠、石匠,都可以到韩家作坊干活糊口。过路或不想久住的,都可以到韩家吃住,来去自由。年老体弱、疾病残废无人供养者,韩家设有“麻子房”予以收容。这样,投靠“韩边外”的人越来越多,韩家的佃户也在不断增加。

韩宪宗还经营人参、养鹿、伐木、狩猎、捕鱼等行业。

“韩边外”辖区还有自己流通的货币,称为“金砂”,就是用双抄纸折成长一寸、宽五分的纸包,内装金砂,在纸包上写明几分几厘。这种金砂在其境内一直流通到民国七年(1918年)。从民国八年(1919年)起,吉林省发行的纸币和银元才开始流入。

“闯关东”的山东人,“放山”、淘金者仅是少数,绝大多数去垦荒种田。松辽平原乃我国第一大平原,广袤35万平方公里,土质膏腴。乾隆年间的一个南方人在他的笔记中说,那些去完达山林打猎的人,途中随手把菜籽撒在地上,等他们从山中归来,那些青菜都七八斤重一棵了。他说关东大地太肥沃了。

入民国以后,山东人“闯关东”达到高峰。这时人参资源已经枯竭,“放山”的山东人越来越少,绝大多数“闯关东”的山东人以农耕为业,那些流移东北的“关里人”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娴熟的垦殖技术,披荆斩棘,烧山开荒,垦出片片农田。东北的耕地面积剧增。清朝初年还是一片榛莽的关东大地,很快便成为帝国的一个大粮仓。

山东人是众所公认的开垦“南大荒”(辽河流域)和“北大荒”(嫩江流域、黑龙江谷地和三江平原)的主力军。“平度村”、“惠民队”、“莱阳庄”之类的村落名称,出现在茫茫关东大地上。

省份“闯关东”人数比例

山东省 742000 71%

河北省 176000 17 %

河南省 116000 11 %

其他地区10000 1%

何谓闯关东

闯关东的历史由来已久,据初步考证,明代末期即有此记录,清代逐渐掀起高潮,清代的中晚期至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逐渐形成闯关东的浪潮。据初步统计,至新中国成立前,闯关东的人数已达三千万左右。其中,山东人占绝大多数。

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也是一次壮举,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

关东之要“闯”,说明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因此颁布禁关令。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也叫满洲长城(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称“新边”。以柳条边为界,长期对东北实行封锁政策。因此,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但事实上,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就开始兴起了闯关东。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地冒惩罚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直至咸丰十年后,前往关东谋生,不仅不违禁,而且成为合法的了。但“闯关东”一词却早已被广泛应用,并已约定俗成。

清代以前,东北人口主要是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其中满族人口比例占多数,汉族人口几乎没有。清代山东人闯关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1644至1667年,清朝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二、1668至1860年,为维护东北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当时,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但这种政策并没能阻止山东闯关的移民,此时移民“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拥蚁聚”,一时间山东人的足迹踏遍了辽阔的关东大地。

三、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打开虚掩的大门,正式向移民敞开,“东三省之开放设治,遂如怒箭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矣”。伴随着关东地区的逐渐开放,移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年增年长,蔚为大观,山东、直隶移民更是“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使东北终于成为一个“移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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