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长时间的争论并没有解决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不是科学”的中医究竟有多大价值？它在历史上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在西医主导的今天，中医对于中国社会还能有多大的贡献？在整体上，它能否经受住现代科学手段的检验？
随着西医的发展，中医院普遍面临着治疗率低、危急重症就诊率低、中草药使用量低的现状
中医院为什么要让西医“唱主角”呢？陈珞珈总结有三个原因：医院要活下去；要把病房开起来；要保证病人安全。
与侯老先生一样只希望“碰碰运气”的病人看来不少见。“病人一般是西医、理疗各个科室都看过了，没有效果才来看针灸科的。针灸科往往是病人的最后一站。”田丽芳说，针灸科在治疗哮喘、腹泻，肠炎、胃下垂等疾病都很有效，但患这方面病的病人都去呼吸内科、消化内科了。一些西医治疗不见效的病症，才想起到针灸科，但又不一定是针灸的适应症。
中医又一次面临考验。
从最初鲁迅批判它为“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开始(更远还可以追溯到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一个世纪以来，中医接受了数次大批判。但这一次与前数次大不同：它发生在西医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中医全面萎缩的大背景之下；并且由于张公耀等人在网络上征求签名，要求中医彻底退出医疗体系，因而在普通大众中掀起了空前激烈的争论。而前几次，争论基本上只限于思想界、医学界和政界。
本组报道期望通过对中医目前在国内和国外的生存状况、它面临的来自实践和理论方面的诸多挑战、以及对于中医中药的部分研究结论的调查，试图来初步回答上述问题。但对于中医，还存在一系列更复杂的、现在无法回答的问题：它会不会、应不应该被彻底锁进历史的博物馆？假如完全舍弃中医，对于这个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带来的究竟是好处还是损失？
内文导读：
中医院的现实困境:中医治疗率逐年下降;“所有的中医院都是‘中西结合’医院”;谁还在看中医？
迷茫的中医药学生:中医药大学毕业相当于“拿了两个中专文凭”?毕业后去做医药代表？中医药大学的课堂上出现了两种怪现象。
中医在西方:是中医热，还是针灸热;美国政府如何对待补充医学;中医药循证的困难
中医院的现实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杨☆梁晶
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40多岁的危重病人。经诊断，病人患了心肌梗和脑血栓。值班大夫们赶紧采用融栓、改善心肌供血、营养心肌等西医抢救手段。
正在这时，一位上级大夫刚巧到急诊室巡诊，见状对值班大夫说，“你们怎么能这么抢救呢？我们是中医院，应该用中医的办法。”接着，他命令值班大夫立刻停止使用西医抢救手段，改用在内关穴扎针的办法。值班大夫只好遵照这位上级医生的指示，改用中医手段。
可这位上级大夫刚一离开急诊室，值班大夫就立刻拔下病人内关穴的针，重新把心电图等仪器推回来，给病人打点滴融栓，改回原来的西医抢救手段。他们一边抢救病人，一边埋怨那位上级大夫添乱。
这是几年前发生在北京一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的真实一幕，也是近年来中医尴尬现状的写照。
中医治疗率逐年下降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张培彤——这位有着20年行医经验的中医大夫，用一句话概括了中医院的现状——处于全面萎缩状态。
张培彤说，上世纪50年代，国家全面建设医疗机构。那时基本上每个县都建一家西医的人民医院，同时也建一家中医医院。但后来中医院病人越来越少，西医院却不断发展壮大，渐渐地中医院不是被关闭就是被合并到西医院里。
根据2003年底出版的《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截至2002年底，全国的行政县中，只有66%的县有中医院，而西医院平均每个县有4.45个；中国拥有卫生机构85705个，其中中医医疗机构仅有3801家。到2006年，中医医疗机构的数字已下降到3009家。
中医近年的不景气状况还反映在中医就诊人数急剧减少上。2001年国家中医药局组织的《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显示，中国年患病人次42亿人次，就诊39亿人次。其中，西医治疗26亿人次，占67%；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共13亿人次，占33%。在这33%中，只有22%、也就是大约9亿人次纯粹使用中医治疗。换句话说，大约1/3的病人使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大约1/5的病人使用纯中医治疗。
几年后中医就诊人次又急剧下降。根据《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的报道，同样是国家中医药局的统计，全国中医医院年诊疗人次已经降到2.34亿人次，加上综合医院中医科年门诊的5851万人次，两者合计不到3亿人次。
中医医院医疗质量监测中心的一项监测显示，中医医院普遍存在治疗率低、危急重症就诊率低、中草药使用量低等“三低”现象。中、西医治疗率形成“剪刀差”：中医治疗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西医治疗率逐年上升。在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的住院病人中，中医治疗病案数分别占28%、25%、20%和18%。
“所有的中医院都是‘中西结合’医院”
卫生部1994年下发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规定，中医医院的门诊中医药治疗率不低于85%，病房中医药治疗率不低于70%。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
“我敢断言，几乎所有中医院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当了11年司长、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望京医院院长的陈珞珈向本刊直言，“目前所有的中医院其实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珞珈说，相对而言，门诊中医药治疗率还比较高，但一到病房，中医药比率就下来了。病人情况危急，必须上西药。上世纪90年代，国家搞中医院评级和检查，各家中医院在检查时拼命多用中药，尽量少用西药。可检查过后，西药的比率就又上去了。
中医院不仅大量使用西药，其中有条件的还大量做手术。广安门中医院肛肠科主任李国栋告诉本刊，该院肛肠每个月要做120台手术。这个数字就是放在西医院也是非常多的。
中医院为什么要让西医“唱主角”呢？陈珞珈总结有三个原因：医院要活下去；要把病房开起来；要保证病人安全。
“计划经济年代，中医院可以只打一面旗帜，就是‘体现中医特色’。但在市场经济年代，中医院就必须打两面旗帜，除‘体现中医特色’，还要‘健全综合服务功能’。所谓‘健全综合服务功能’就是西医功能。”陈珞珈说。
陈珞珈是2003年12月接任望京医院院长的。在此之前，望京医院一直以中医治疗为主，经济上非常不景气。“以前宫外孕、心肌梗、以及各种外伤病人来了，统统转走。七转八转，病人都不到这家医院来了。”陈珞珈当院长以后，从别的医院挖来了12个科主任，把普外、脑外、胸外、ICU(重症监护室)、CCU(心脏重症监护室)、120(急救)等等西医科室都建立起来，医院的经济效益很快好转。2003年12月以前，每天门诊病人只有900人次，现在已经达到2200人次。病床使用率也从过去的70%提升了到现在的93%。
根据陈珞珈的介绍，有关方面调查发现，目前3009家中医院的经济状况是，1/3的日子很好过；1/3的中等，日子过得去；1/3的举步维艰，难以为继。
在综合性医院，中医科室在经济上往往也是拉医院后腿的。北京医院的针灸科主任田丽芳接受本刊采访时说，现在医院都在搞成本核算，针灸按摩科是医院最不赚钱的科室。
挂一个针灸科的号可以扎5次针。按照北京市物价局的规定，针是每人次4元，灸每人次4元，火罐每人次3元，电针每人次4元。
田丽芳说，一个病人一次治疗至少占用床位半个小时，所有治疗做下来也就12到15元。但如果病人做一次血透最少也几百元。“我在这个科室工作已经近20年了，北京市物价局规定的这个针灸价格始终没有变过。”田丽芳说。
田丽芳现在已经是科室主任、主任医师，可她说，她连工资带奖金加起来，还不如医院效益好的西医科室护士挣得多。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也是一家综合性医院。与北京医院一直以西医为主不同，中日友好医院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1984年中日友好医院建院时，基本是每设一个西医科室，就同时设一个中医科室。20多年过去了，情况如何呢？中医眼科、耳鼻喉科、儿科等科室都合并到西医科室里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记得建院时‘中西医结合’的初衷了。”一位已经调离中日友好医院的中医大夫对本刊说。
谁还在看中医？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14677人参与)，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相信中医”。但奇怪的是，仅有27.7%的人声称，“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医”。
而在某网站的一项调查(55690人参与)中，认为“中医应该大力扶持”的人占到了74.37%，认为“中医有优势”的人占到了81.30%，但在被问到“你看病一般选择中医还是西医”时，选择西医的人占到了57.52%，选择中医的人仅占到42.48%，也与认为“中医有优势”的比例相映成趣。
这两组数据明显反映出，表示相信、支持中医的人未必选择中医。北京一位号称继承祖传医术的业余中医师(给人看病开方从不收钱亦不收礼)看着这两组数据，苦笑着跟记者说，看来这些声称支持中医的人，骨子里依然不相信中医，可能更多是出于一种民族情感而拥护它罢了——实际上，他在行医过程中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来他这边的病人，基本上都明显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而记者在采访中又发现，那些偶然选择中医的人，却也未必是相信中医的。
“我是结肠癌晚期，医生判断我最多活不过一年。尽管也做了化疗，但还是想去找中医碰碰运气。”71岁的侯老先生告诉记者，“去广安门医院，想挂孙桂芝大夫的号，后来发现她的号很难挂，想了想也就算了，反正也没什么希望。”侯老先生告诉记者，年轻时他有一些小病也不去医院，中年以后身体开始多病，但实际上他几乎没去过中医院看病。
与侯老先生一样只希望“碰碰运气”的病人看来不少见。“病人一般是西医、理疗各个科室都看过了，没有效果才来看针灸科的。针灸科往往是病人的最后一站。”田丽芳说，针灸科在治疗哮喘、腹泻，肠炎、胃下垂等疾病都很有效，但患这方面病的病人都去呼吸内科、消化内科了。一些西医治疗不见效的病症，才想起到针灸科，但又不一定是针灸的适应症。
张培彤说，其实中医能够治疗的病谱是比较窄的，主要治疗内科的一部分病症。“西医在病因认识不清楚时，就没办法治疗。一旦研究出了病因，比如找到了病毒，很快做出疫苗，就能从根本上对疾病加以控制。西医越往前发展，中医就越往后退缩，总有一天中医会退到悬崖边，最终退出市场。”
他举例说，前几年西医还没有发明生白针(使血液中的白血球升高的针)的时候，癌症病人化疗后白血球下来，中医根据辨证论治可以使白血球慢慢地升上去。但后来西医发明了升白针，一针或者几针下去病人血项就升上去了。“这种情况下，病人还会来找中医吗？”张培彤反问道。
田丽芳说，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针灸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急救。古时候是先用针灸把病人救活，然后才能灌药。但随着西医急救手段的完备，急诊病人谁会来针灸科呢？针灸逐渐演化成主要治疗疼痛的方法了。
迷茫的中医药学生
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这群中医的后继者，他们最能体会目前中医的处境
★本刊记者/李杨☆梁晶
王芳(化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一名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硕士生，今年毕业。目前她除了在医院值班，就是备战3月的博士生入学考试。
提起“考博”，王芳一脸挫败感。这并非因为学习不好，而是另有隐情。她原本铁了心想考北京医院呼吸科主任孙铁英的西医专业博士生，但遭到导师婉拒。导师对她说，他会优先录取西医专业的学生。就算她考上了，导师也担心中医出身的她能否顺利毕业。不得已，她只好报考中医专业博士生。
“我本科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来考中西医结合硕士，就是作为今后‘中转西’的中转站。”王芳接受本刊采访时直言。
王芳说她对中医感到非常失望。“我想学西医，就是想知道西医到底是什么样子，治病救人能达到什么程度。我做了3年‘中转西’的梦，如今彻底破灭了。”
事实上，各地中医药大学每年都有一些学生成功实现“中转西”，考上西医专业的硕士或博士。“这是令人羡慕的，”一个中医专业的本科生说，“他们脱离苦海了。”
“两个中专文凭”
在中医高等教育界，始终存在一种争论，就是中医和西医的教学比例应该是“几几开”的问题。
望京医院院长陈珞珈告诉本刊记者，近年来，全国各中医药大学里，中医课程和西医课程的比例有“四六开”“三七开”甚至“二八开”的。其中小头是中医，大头是西医。
中医的学生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精力学西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基础系副主任张保春向本刊解释道，目前中医院实行的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因为疾病名称都是西医的，如糖尿病、高血压，中医没有这些病名。学生毕业后要想当好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先当好一个西医大夫。而且在中医院，除了个别老专家只出门诊开药方，几乎所有医生都是既会中医又会西医。
事实上，中医药大学开设西医课程是符合国家制定的中医专业培养目标的。1956年，国家创办中医高等教育之初，设立的中医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系统掌握中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并具有西医学的一般知识的中医师。“文革”后，1977年，高等中医院校恢复招生，中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学习一定的西医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初步具有整理研究祖国医学遗产的能力，为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广安门中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张培彤就是“文革”后不久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生。他说，当时学校开设的中西医课程比例是“对半开”。
据张保春介绍，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课程设置是，中医占六成、西医占四成。他做过毕业生调查，反馈意见是，即使是四六开的比例，学生仍认为西医课程开少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中医药大学7年制本科硕士连读生，给本刊提供了这样一张课程表：一二年级，先在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学习两年。期间，除了有南开大学文学系的老师给他们开一门医古文课外，没有其他中医课程。三四年级回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医学基础课。其中，中西医课程比例是，四成为西医，六成为中医。中医课程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等；西医包括生理、病理、药理、生化、解剖等。五年级是临床教学课程，其中中医占七成，西医占三成。六年级在中医院实习。七年级写毕业论文。整体算下来，中医课程能占到学习总量的一半或一半稍多一点。
事实上，最近几年，中医课程有进一步压缩的趋势。张保春说，本科生的中医基础理论已经从以前的108学时压缩到81学时。此外，中国医学史、瘟病学等课程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压缩。
张志辰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一个硕士生，此前他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读本科。他告诉本刊，目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西医课程已经明显超过中医课程，达到六四开。其中，“四大经典”是中医的特色教育，过去是必修课，要讲一年，现在已改成选修课了。
王艳芳目前正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眼科专业中西医结合的硕士。她说，本科她是学西医的。对于他们这种“西转中”的硕士生，以前学校规定，中医的基础理论、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四门是必须要补学的。但从今年开始，规定只补中医基础理论一门就可以了。
“让中医学生学一些西医肯定没错。但问题是，医学本来就很难学，中西医两样各学一半，结果哪个都没学好。”张保春说，目前的情况是，西医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就能独立上临床，但中医院校的学生毕业后不仅要恶补两年西医，而且中医也不能马上上临床。中医药大学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中医药大学毕业相当于“拿了两个中专文凭”。
毕业后去做医药代表？
王芳想“弃中从西”还有一个现实原因，那就是中医毕业后就业非常困难。她想考北京医院呼吸科主任的博士，就是因为按惯例，毕业后都能留在北京医院工作。但如果是中医博士就没那么好找工作了。
陈珞珈也告诉本刊，今年就有好几个中医博士到望京医院求职，但他一个都没有聘用。
张保春说，北京中医药大学5年制的本科生一半以上的学生毕业后当不上大夫。王芳说她在该校读本科的时候宿舍有8个同学，其中4个已经转行；2个考上了研究生，一个是她本人，另一个考的就不是医学专业；还有2个当了中医大夫。因此，如果她能如愿当上中医大夫的话，她所在的宿舍也就有3/8的人做了医生。据她所知，其他宿舍的情况也都差不多。
一个去年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7年制本硕连读的同学说，他们班一共20多个学生，2个读了博士，2个至今还没找到工作，4个当了医药代表，4个进了和医药无关的公司，剩下的当了大夫——最多一半的同学搞了本行。他说，他们7年制的硕士生还算好的，那些5年制的本科生出路就更少了，大部分都到医药公司做医药代表了。
一位毕业于山西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介绍，与北京相比，地方上就业机会更少，有的中医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转行后干什么的都有，有在洗浴中心作足疗师的，还有的去做房地产买卖。
中医毕业生就业难，除了因为中医全面萎缩，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高校扩招。陈珞珈给本刊算了笔账，目前全国有50万中医中药人员，按照自然减员的比率每年减员2.5%，也就是每年只需要补充12500人。但2005年全国就招收了65000个中医院校的学生，严重供大于求。
即使是那些已经成为中医大夫的毕业生，也未必能一直坚持下去。北京医院针灸按摩科主任田丽芳说，1992年，科里分来了一个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系的男生。这个学生热爱中医，扎针也非常好，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出国。他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如当护士的爱人多。这个男生走了以后，科里又连续走了两个人，都去了医药公司。
田丽芳说，每年都有毕业生到北京医院针灸科求职，她总要把针灸科的待遇问题讲到前头。“针灸是一种很需要经验的技术，队伍不稳定很难培养出好的针灸医生。”
争议中的课堂
在中医存废的争议声中，中医药大学的课堂上出现了两种怪现象。
一个是教材老旧，大学远离学术前沿。
张保春曾撰文指出，目前大多数中医学院课本课程体系还是20世纪初的产物，按“老三段”(即基础教学、临床教学、临床实习)和按学科课程组织而成。而且日益膨胀，各课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既存在不必要的重复，又有脱节和遗漏，已落后于社会和医学科学的需要。
中医学生学的西医教材也同样存在跟不上时代的问题。北京中医药大学一个学生举例说，比如高血压，医院早就使用分级诊断法了，可学生用的教材还是20多年前的分期诊断法。老师按照教材教，考试按照教材考，与现实医院的情况不同步。
另一个现象是，教材与市场脱节，老师只好“照本不宣科”。
刘春林是北京中医药大学7年制本硕连读骨伤外科的四年级学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各大医院的骨科都喜欢用手术解决问题。原因很简单，医院要盈利，手术收费高。
几乎所有接受本刊采访的中医界人士都会提到一种有中医特色的骨科小夹板。他们说，小夹板治疗不用开刀，不留疤痕，病人痛苦小，恢复快，是公认的好办法。更重要的是，小夹板这种治疗手段省钱。做一个小夹板才几十元钱，但做一台手术至少要1万元。刘春林说，一般来说，医院的大夫或大夫的亲戚朋友骨折了都首选小夹板，但病人来了就让人家做手术。
刘春林告诉本刊，正是因为学校老师知道这种现实状况，因此在上课的时候就拿着中医的教材讲西医，“照本不宣科”。教材和考试都只要求知道中医怎么治，可老师课上却要用主要时间讲西医怎么治。
中医在西方
文/安然(发自美国)冯亦斐本刊记者/李杨
针对中医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情况和地位问题，不同角色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大量的报道说，就在国内大吵要不要废除中医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却正在把中医和中药“当宝”，越来越多的欧美人接受中医和中药治疗，并且研究、开发它们，中医今天的状况是“内冷而外热”。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本刊在采访中发现一个微妙的现象：即使是针对同样一个事实，不同的采访对象——国内、国外的中医师及其组织成员，西医医生，以及欧美国家对中医和中药的研究或管理者——对它的解读会截然不同。
根据美国传统医药学会(ITM)负责人萨布提·达马纳达博士的介绍，目前美国大约有16000人持有中医师执照，执照更多是由各州而不是联邦政府颁发，大约有2/3的州目前颁发这种执照。
达马纳达说，欧洲与美国的情况有些不同，美国的中医行医者可以获得一个独立的中医师执照，而欧洲最初从事中医治疗(主要是针灸)的人都是正规医生(中国人称他们为西医医生)，他们是已经得到执照的行医者。时至今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使用中医针灸手段的人依然主要是正规医生。
ITM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主要为其他研究机构或媒体等提供有关全世界传统医药研究的信息。萨布提·达马纳达博士是这个学会的创建人，他1980年从加州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曾多次访问中国，并为世界上多家媒体就中医问题撰稿。
是中医热，还是针灸热
美国国家针灸和东方医学资格认证委员会(NCCAOM)前任董事会主席、美洲中医学院教授焦望义认为，美国是除中国之外中医发展最为完善的国家，这跟美国文化的兼收并蓄、包容性强有关。尤其是针灸学，早在30多年前就被广泛地接受。
NCCAOM进行的一次全国性调查表明，美国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接受过针灸治疗；在这些人当中，又有21%的人除了针灸之外，还同时使用了中药、推拿、按摩等方法来治病。此外，有6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乐于考虑把针灸作为治疗病症的一种选择。这项调查同时显示，患有骨骼、肌肉、神经系统疾病，是病人到针灸、中医诊所求诊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持有资格证书的针灸师、中医师是否具有和西医师同样的医师资格，这个问题还要看美国各州立法的情况。NCCAOM首席执行官考瑞·沃德库克博士表示：“针灸师、中医师在有的州被看作是医师，有的州还不能。但总的来看，目前还只有少数的州承认他们的医师身份。”
NCCAOM董事会副主席丁伟谊却表示，他在实际工作中感到，现在西医推荐病人进行针灸、中医治疗的情况越来越多。“我接待的病人就有很多是西医推荐来的，其中不乏一些资深的医生愿意这样做。总之，中医在美国发展得非常快，地位在逐步上升。”
“针灸和中医在美国的确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一位从事内科临床工作20多年的美国教授，在谈到对中医的看法时对本刊记者说，“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向病人推荐过针灸或者中医疗法，因为我认为，在把这些疗法纳入常规的医疗实践之前，还需要更多科学数据的支持、对更多治疗案例的研究，以及在医学期刊和学术会议上进行更多的专业讨论。”
萨布提·达马纳达博士则指出：“在整个西方，使用中医手段的正规医生几乎仅仅只用针灸，而避免开草药的问题。”
中药目前在美国还不被看作是药物，所以中草药及其制剂不能注明可以治疗疾病。“如果按照FDA的要求申报药物，需要提供20年的临床资料。中药的情况比较复杂，目前还难以作为药物进行申报。”焦望义介绍说，现在，中药在美国市场上还属于食物补充剂，或者营养食品这个类别。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中医的另外一方面——中药的配置和使用，都被紧紧地控制。中国草药是被当作药来使用的，但是却与经过严格科学检验的西药有所不同，这已经在如何规范它们上引起了许多困难。”达马纳达博士向本刊介绍说，在欧洲一直都有使用草药(包括印度等其他国家的传统草药)的行为，于是有人试图使中国的处方草药能被允许。现在，管理者正努力找出哪些草药能被允许，哪些草药应被禁止。
“不幸的是，发生了一些中草药副作用的事故，让欧洲人对使用中草药非常怀疑，而对一些中草药的不良反应(包括死亡)，以及发现一些被污染的药品(比如那些含有西药成分却没有标明、含有危险成分、含有重金属或者其它有害成分的药)，或者是标明含有某些成分但其实并没有含这些成分的药品，则更加重了这些疑虑。”达马纳达说。
美国政府如何对待补充医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医务科何铁强，向本刊推荐了一本书。这本题为《白宫补充与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总结报告》的书，介绍了美国是如何对待补充医学的。
何铁强说，西方国家对待补充医学的态度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有助于我们从单纯的争论发展到公共政策的引导与决策上。
何铁强解析介绍，美国是这样运作这件事的：先成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由各方代表组成，其中有补充医学的从业人员、相关的政府官员、专家、商业代表，以及比较愿意接受补充医疗的患者代表等等。然后，通过最广泛的调研和论证，形成最终的报告。
“首先，这个报告反映出美国尊重补充医学的存在，尊重百姓在医疗服务上的选择权，它还把补充医学和保险政策联系起来。第二，美国通过政策引导对补充医学做科学评价。科学评价的过程，实际上是向公众提供一种可靠信息的过程。如果评价不了，政府也会告诉公众‘不能评价’或‘不被评价’。第三，美国通过政策引导人们对补充医学进行研究，而且并不预设前提。”何铁强说，
而来自北大医学院的另一位医学专家，则从这本书中读出了另一种信号：“安全第一。”“实际上，一两百页厚的报告，通篇充满‘安全’两字，看得出来，对外来事物宽容的美国政府，对这些包括中医药在内的补充与替代医学的安全性是多么地不放心！”
中医药循证的困难
达马纳达博士说，目前医学界把过去两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医疗系统称为“现代医学”。在中国，这被称为“西医”。现代医学的特点是它基于科学手段的研究。在过去的50年里，人类越来越多地依靠“循证医学”，这意味着医学临床实践的执行必须严格遵守来自科学研究的证据。
一些中医界人士认为，利用循证医学的规范来检验中医和中药的有效性和副作用是不公平的，因为“中西医不属于同一个系统”。
“然而，要明晰地验证中医药治病的效果，它必须接受这种科学手段的检验。”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协和医大出版社社长袁钟都对本刊表示。“仅仅把中医看成是文化是没有问题的，文化没有对与错的分别；但它如果要走进医学科学系统，就必须接受检验。”袁钟说。
但达马纳达博士告诉本刊，在西方国家，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对中医药有效性和副作用进行的研究比较有限，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与其他研究课题如基因、干细胞、现代药物开发以及特殊手术技术等相比，中医并没有显得很有希望(在解决疑难杂症方面)。一些最近的研究结果令人失望，因此大大削弱了研究人员进一步推进研究的兴趣；而与此同时，对草药潜在的有害作用的担心却正在增长。“这是目前有关中医药的研究很少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这类研究一般倾向于已经被普遍使用的方法，而中医仍然是一个小范围内的实践，因此有很多其他更重要的课题摆在它面前。
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中医非常难。“研究的有效结果只有在研究方法被很好地掌握的时候才会发生。针灸手法是如此地不确定——对同一个病人，每一个针灸师都有不同的想法，下针都不一样；而对每一个病人，据说又都有独特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对一个确定的选点又都有一个以上的下针方位和深度——其复杂度几乎超乎能被掌控的实验之外。”
草药也一样：针对同一个病人，不同中医师开出的药方往往不一样，每一个药方包含几种草药，每一种草药都有不同的成分，在许多情况下，同一种草药，不同的产地据说还影响药效。而且，草药在气味、形状上都是独特的，设计一个合适的安慰剂做对比试验非常困难。因此，即使有人希望以现代科学手段进行中医和中药的研究，那也面临着超乎想象的困难。
“尽管有如上所述的问题，目前还是有一些研究正在进行，但这仅仅是因为公众中有人正在使用中医，他们想对中医了解更多——研究者往往并没有太多的期望能从中获取或者证明很有价值的治疗方法。”达马纳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