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出兵朝鲜与隔离台湾
美国使台湾“中立”的决定，是与出兵朝鲜进行军事干预同时采取的步骤。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这两件事的指令，就是在安理会开会前，通过与麦克阿瑟的一次电话会议下达给他的。其实，只要苏联继续抵制安理会，这两件事取得安理会的同意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天，即6月27日的早上，杜鲁门总统便向全国宣布了他的决定。关于美国武装部队的任务，他只用一句话概括道：“我已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向韩国政府军提供保护和支持。”其理由是北朝鲜人藐视安理会原来的决议。在台湾问题上，他说的要周详得多。他的声明为华盛顿当时的想法做了指导性的注解。
他说：“对韩国的进攻使人们一眼看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用武装入侵和战争手段了。它蔑视联合国安理会发出的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党占领福摩萨(台湾)，就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在这一地区履行必要而合法职责的美国部队构成直接威胁。”
“因此，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也会呼吁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作战行动。第7舰队将确保做到这一点。至于台湾将来的地位问题，必须等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得以恢复，日本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才予以确定，或者由联合国来考虑。”
正像这一声明所证实的那样，杜鲁门当时要把台湾和朝鲜问题的联系说得合乎逻辑并不容易，但他的确下了一番苦工夫。他的说法并不成立，这一点倒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起到了烟幕弹的作用。
即便认定红色中国是北朝鲜人的同谋，执意从事侵略活动(其实他们根本不会那样做)，台湾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理想的进攻基地。如果第7舰队能阻止红色中国进攻台湾，那么它就能阻止红色中国利用台湾来征服其他独立国家。用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所控制的一座海岛作为进攻基地，比用舰船根本无法包围、分割的大陆要糟糕得多。
但杜鲁门却把台湾描绘成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纠缠他的人摸清他的真正意图。有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发表声明前，曾与国会中的两党领袖讨论过朝鲜和台湾问题，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杜鲁门已下决心援助韩国，但他不愿自己的后院受到共和党人和中国院外活动集团成员 [ 译者注：此处指受国民党收买的一批政客。 ] 的攻击。这些人极力主张援助蒋介石，并曾批评过杜鲁门1月5日发表的不干涉台湾的政策。倘若中共趁美国军队在朝鲜作战之机，出兵占领台湾，而美国对此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从政治上讲，杜鲁门承受不起这样的攻击。 [ 译者注：指共和党及拥蒋的院外活动集团所发起的进攻。 ] 杜鲁门将第7舰队插入台湾海峡，乃是先发制人之举，可以消除红色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从而亦可避免在国内发生政治灾难。
促使杜鲁门骤然改变对台湾政策的另一因素是麦克阿瑟的说服工作。麦克阿瑟已经改变了对这座岛屿的战略重要性的看法。1950年5月29日，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封长信，信中认为共产党占领台湾将会威胁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他极力主张，绝不容许发生这种情况。他还说，台湾如在共产党控制下，“就等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1950年6月14日，麦克阿瑟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也包含有同样的观点。6月11-24日布莱德雷和国防部长约翰逊访问远东期间，他将这份备忘录交给了他们二人。根据布莱德雷自传，这份备忘录惹恼了国防部长约翰逊。他全力以赴发起了一场彻底扭转美国政策的运动。结果，布莱德雷也为总统起草了一份相同意义的备忘录。
其实杜鲁门就台湾问题所作的决定也不足为怪。美国当时的一般公众意见是，既反对美国在朝鲜同共产党作战，也反对美国对共产党进攻台湾无动于衷——尽管这两个问题事实上并不相干。两者的区别在于，朝鲜问题代表着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而台湾则是中国人内部的争端，这一点尤其不错，因为许多美国人对共产党组成合法的中国政府这一概念也接受不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政府还是应由国民党来组建。因此，许多美国人无视远东的现实，分不清(“不合法”的)北朝鲜和(“不合法”的)共产党中国在概念上的千差万别。他们觉得如果美国要反对其中一个，那就应该同时反对另一个。
杜鲁门是一个老练的政客。毫无疑问，他能摸准美国人的心态。不论是他还是任何别的美国主要领导人，都不愿在公众思想上澄清中国和朝鲜形势之间的基本差别。那样做会冒政治上自寻灭亡的风险。在这方面，杜鲁门遵循的是很久以前就已立下的那条规矩。阿利克赛斯·德·托克维尔 [ 译者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queville 1805-1859)：法国作家、政治家。著有《论美国民主》一书，对美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有精辟论述和独到见解。 ] 在18世纪30年代对美国的经典性研究中就集中注意到了美国的现实。他写道：“在美国，被推选为公务领导人者，也许时常会不讲信用，或常犯错误，但他们却不敢与大多数人故意为敌。”
而托克维尔也看出美国还有一种倾向：不是谨言慎行，而是感情用事，常把成熟的计划弃之一边，而听任一时之冲动。托克维尔特别指出，只有乔治·华盛顿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声望，才能使美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时虽与英国开战，却不与法国结盟。而在1950年夏，杜鲁门既没有华盛顿的坚定信念，也没有华盛顿的威望，因而使台湾中立便是必然结果。
更为中肯的是，托克维尔还指出了美国的另一倾向——即不论我们要做什么，不论这件事有多么严酷，多么不公正，或多么前后矛盾，却总要设法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杜鲁门关于台湾的声明可能是由艾奇逊代为捉刀，堪称这种类型的大手笔。声明开宗明义，在第一段中就偷天换日，把一国的“侵略”行为转换为抽象而又全面的共产党进攻。言外之意，就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在共同致力于“武装入侵和战争”。但声明中却不具体点名哪个国家，因为美国不愿意与俄国直接对抗。接着声明便用“它”这个既抽象，却又无所不包的先行词作主语，借以泛指共产主义。声明说“它”蔑视安理会谋求和平与安全的指令。这两句给所有共产党定性的话就为打击红色中国确立了合法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把臆想中的真正罪犯——苏联——干净利落地放了过去，因为觉得直接向它挑战太危险。这不仅是由于红色中国相对较弱，而且因为美国国内要求援助国民党的势力把中国视为明确的对抗目标。这样一来，杜鲁门便为中立台湾制造了合法借口，同时，也抵消了共和党人和援蒋院外集团的潜在对立。在最后一句中，这份声明又耍弄了另一个合法的花招。既然在第一段中就已裁定中共蔑视安理会，这就意味着红色中国是无法无天、不负责任的国家。于是，声明不仅不声不响地把杜鲁门1月5日关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的那项声明一笔勾销，而且又将台湾的法律地位抛到了国际舞台，由国际社会来处理。该项声明硬性规定，台湾的地位要等到太平洋地区恢复安全，与日本签订和约后再定，或由联合国来考虑(而当时红色中国甚至还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像托克维尔那样洞察美国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因此，也不理解美国有何必要来为伤害他国人民制造合法口实。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中国的领袖们一定会感到，他们所面对的国家是一个既无信用，又不可靠的国家。这难道还有什么奇怪吗？本来红色中国就没有派出过一兵一卒，中国共产党政府也没有说过一声威胁的话，然而共产党中国却被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而且第7舰队又被安插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省之间。红色中国人非但没有把杜鲁门这一举动看做是转移国内困难所必需的政治行动，而是把它看做是对中国主权的直接挑衅，并且担心，这只是美国帮助国民党阴谋重新夺回大陆的第一步。
在杜鲁门发表声明后的24小时内，中国的外交部长周恩来便在一次运动中发出了第一个信号，提醒美国政府注意中国政府的立场。几天以后，毛泽东再次发出信号。这两个信号率直而又清晰，倘若华盛顿在细心倾听，两个信号早已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维护他们所视的重大民族利益将要采取的立场。周恩来部长谴责杜鲁门的行动是“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毛说美国自食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他号召中国人民“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美国突然改变政策，对红色中国产生了恶劣影响。艾奇逊不但不考虑如何消除这一影响，反而要把周恩来的声明解释为宣战。如果美国执意继续与红色中国对抗，那么这当然就是宣战。当美国拒绝将台湾交给红色中国之时，红色中国已成为美国的敌人。即便如此，若美国愿意在三八线上恢复两个朝鲜，而不再向朝鲜和满洲间的边界鸭绿江进军，直接威胁红色中国，事情也许会以不流血的方式就此了结。美国国内政治形势把台湾和朝鲜并列起来，本是暂时性的，在朝鲜恢复和平后，本可向全体选民澄清。可是美国国务院却完全不在这个框架内行事，而要决定在朝鲜进行侵略——企图摧毁北朝鲜，创立一个由李承晚统治的统一的朝鲜。这就不得不把美国军队部署在鸭绿江畔。“中立台湾”之后，再加上这一行动，共产党中国人便深信美国是要一心直接侵略中国大陆。
事实上，假如美国政府在发表1月5日和1月12日声明之前能够确定一项从台湾和朝鲜脱身的战略，美国就完全可以避免朝鲜战争。而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此。显然北朝鲜人将这两项声明，再加上美国又拒绝向韩国大量运送武器，看做是搞掉南方的大好时机。
不过，杜鲁门不干涉台湾的声明，仍是美国愿意同中国缓和关系的重大尝试。这一尝试是在国内付出巨大牺牲后作出的，因为它可作为一个有影响的问题被共和党拿来跟政府作对。这种形势雄辩地说明，应努力找到一项与红色中国相交换的东西：作为美国撤离台湾的交换条件，红色中国要在共产党阵营内尽力维持朝鲜和平。美国应向中共领袖们强调，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台湾和朝鲜问题是相关联的。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人就会力劝北朝鲜人不要刻意进攻(这自然要在红色中国稳稳拿到台湾之后)，同时还会敦促俄国人不要向北朝鲜提供进攻性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