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中国必须将“三鹿”毒奶粉大案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来严办,并在体制上全面改革,加以防范。如果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的消费安全,也必将在政治上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近代的经济史学家罗伯兹(Robert S. Lopez)曾指出,当十三及十四世纪资本主义在意大利半岛各城邦萌芽的时刻,生产与商业行为曾发生了重要的质变,那就是“它不再是一种冒险”,而变成例行、重复、均质、风险大幅降低的纪律行为。而经济文献学者也寻找到当时的工匠团体及行会规章,严格要求品质管制,不做劣质商品都已列入规定, 并被认为是一种“行业荣誉”。
上述品质,也就是资本主义体系里所谓“理性”的主要成分,人们从事贸易和消费时,不必再“碰运气”。在这种纪律条件支撑下,相互的信任也可以使得运作成本降低,不必为了?劣商品而尔诈我虞、对簿公堂而虚耗时间与金钱。这种纪律条件行之久远,现在早已成了“商誉”的传统,公司商品一有瑕疵,就会主动而彻底的全面回收。
而谈到这种纪律,当今中国大陆的表现就难免让人失望至极。中国古代人经商,虽有“货真价实”、“信用可靠”、“童叟无欺”这样的要求,但这只限于道德宣示,并没有确切的体制保证,因而才会有广泛的“偷工减料”和“鱼目混珠”。而到了现在,尽管中国作为世界的主要工厂与市场,生产与消费规模日益扩大,但伪劣、不实,甚至黑心的商品也跟着日益泛滥。由于这种事情是如此的普遍和频繁,甚至中国整个国家都赔掉了形象。由最近“三鹿”牌毒奶粉这起惊人的大案,已显示出中国伪劣黑心商品问题,已到了绝对不容再姑息,而必须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这个层级的问题来严办,并在体制上全面改革加以防范。而更严重的是,当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的消费安全,也必将在政治上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商机无限,固然生产及消费大幅成长,带动出许多优秀企业,但开放所造成的机会,却也使得宵小黑心之徒,有了把经济当成冒险家乐园的趋势。中国俗谚所谓“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已在经济领域上广泛出现。当不肖生意人都想赚黑心横财,其混乱黑暗的程度已可想而知。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黑心商品,包括黑心食品、药品,以及其他如黑心玩具等层出不穷。其荦荦大者即有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造成“大头娃娃”的案件;宠物食品输美有三聚氰胺及三聚氰酸毒性成分的大案;中国制造的感冒糖浆因含有工业用二甘醇,销往巴拿马、海地、印度、阿根廷等多国,造成多人受害甚至死亡的国际丑闻;以及今年初发生在日本的“中国毒水饺案”等。如果再加上诸如去年扩及美、加、澳、新西兰等多国的“毒牙膏”,以及稍早前输美玩具涂料含铅超量等问题,中国俨然已成了全球黑心大国了。
而这次“三鹿牌”毒奶粉事件之绝对不可原谅,乃是中国毒奶粉问题早已存在至少五年以上,但或因它主要为内销产品,在中国“只怕外国人,不恤自己百姓”的积习下,大陆由中央到地方都漠然视之,甚至地方还曲意遮掩。这次事件早在三月即被人反映,却一直拖拖拉拉,媒体也配合不加报道,所幸还是在偏远的甘肃被引爆。由这样的过程,我们已可看出它的“共犯结构”是多?的庞大可怕!
“三鹿牌”毒奶粉事件绝对不可原谅。如果是小规模的黑心食品,它固然可恨,但伤害亦有限。但“三鹿牌”奶粉则不然,它是中国内销最大品牌,因此这种大企业卖出这种商品是“黑心的向上攀升”。大企业必须是小企业的榜样,而它却成了反面榜样。其次,奶粉乃是婴儿主食,大量婴儿天天吃毒奶粉,这已形同是慢性谋杀。到目前为止,吃这种奶粉而就医的婴儿已逾三万,估计还会更多。这种效果已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政府不果断的严厉处置和勒令赔偿善后,怎能向人民交代?
此案的绝对不可宽恕,乃是中国在后奥运时代正需要以开放的成果争取国际和全球华人的肯定和支持,它所捅出的纰漏已将“奥运效果”打了很大的折扣。特别是毒奶粉及其制品销售台港澳,尽管这些地区受害轻微,但对大陆的负面印象却大为增加,大家都竞相走告:“去大陆吃东西要特别当心!”这种负面影响,大陆不知要做多少正面的努力始能弥补。因此,毒奶粉案已成了汤锅里最大一粒老鼠屎,整锅汤都被搞坏了!
由于黑心商品案不断,加上它的共犯结构,北京当局已不能再敷衍了事,而必须藉着坚定严厉善后,证明政府有维系和谐社会、和谐商业的决心。强化中央及地方的商品质检,修改并加重伪劣商品的罚则,扩大媒体举报不法事件的自由度;对“三鹿”公司的高层、河北省的共犯,都要严厉处置。大家都在看,“三鹿案”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