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评网/北京奥运会大获成功之后，整个国家沉浸在喜悦中没有多久，三鹿“结石奶粉”事件就已爆发。可以说，近年来没有哪一次事故如三鹿事件一样，引发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危机。从2004年的“大头娃娃”到现在的“结石宝宝”，国内食品安全事件为何屡屡重现？三鹿的危机应对可谓不及格，来自其内部的调查报告显示，8月1日，三鹿就已经知晓奶粉受到污染，但却一直未予公布，到9月11日晚发布召回令，时隔整整42天，贻误了众多患儿就诊时机，而当问题奶粉经由媒体全面曝光之后，三鹿集团仍企图以“符合国家标准”、“质检合格”、“不法奶农搀加三聚氰胺”搪塞，恶劣影响恐怕无法消除。本社汇选有关论点，供读者参考。
一、“肾结石宝宝”激增 三鹿奶粉乃是元凶
1、多省发现“结石宝宝” 矛头直指三鹿奶粉
2004年的阜阳“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事件余悸未消，2008年，同是奶粉行业的石家庄三鹿集团又爆出一桩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自9月8日甘肃媒体爆出14例婴幼儿因食用“三鹿”奶粉而出现肾结石后，各地陆续发现多个相似病例，覆盖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等省，患儿数量直线上升。从 2008年9月12日至17日8时，全国各地报告临床诊断患儿一共有6244例，另有3例死亡病例，其中甘肃省有2名，浙江有1名。（香港中评网）
9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接收了一名来自甘肃岷县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8个月大的婴儿，自6月28日以来，该医院已收治14名患有相同疾病的不满周岁的婴儿。这罕见现象引起了医院的高度重视，经医生询问，发现患者均来自甘肃农村，都曾长期食用三鹿牌奶粉。（河南《大河报》）
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住院总医师李文辉称，化验发现，收治的14名婴儿中有90%以上为尿酸胺结石，这种情况在结石中非常少见，只占到各种结石的6%—10%。经过进一步检测，推测这14名婴儿是由于摄入的脂肪和蛋白含量比例失调，引起体内嘌呤碱代谢异常，继而产生尿酸和尿酸盐结晶，在上尿路梗阻后形成肾结石，导致肾衰竭。医生注意到，这些患病婴儿在没有母乳之后，都使用了品牌为“三鹿”的奶粉。这一疾病与前几年安徽阜阳发生的奶粉所致的大头娃娃事件相比，后果更严重。（四川《天府早报》）
2、三鹿百般掩饰抵赖 问题奶粉肆虐半年
9月11日晚，三鹿集团发布声明，称因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决定立即召回2008年8月6日以前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市场上大约有700吨。有关专家测算，700吨奶粉大约可被包装成140万份产品，全国各地的潜在受害者可能将超过3万人。（上海《东方早报》）
回溯结石宝宝事件，随着各省病例的逐渐暴发，三鹿集团在9月11日晚发出召回令前，一直表示送检的产品都是合格的，没有证据表明食用奶粉与患肾结石有必然联系。然而更新的资料披露，早在今年3月中旬，三鹿集团就接到消费者反映，有婴儿食用三鹿U+婴幼儿奶粉后，竟然出现尿液变红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等肾结石症状。而据财经网消息，该公司的销售代表在6月份就明确获悉奶粉被污染，“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造成婴儿患肾结石”，却幷未采取公开挽救措施，仍然如常出售。另据三鹿集团的说法，经过多层次、多批次检验，8月1日就已知道原奶中被加入三聚氰胺。然而，所有这些信息幷没有在当时公布。至于为何隐瞒，三鹿集团拒绝答复。难道，一个个婴幼儿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还比不上这700吨奶粉所能带来的销售额？（香港中评网）
对此，一位业内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三鹿没有公布的原因应是怕引起市场恐慌，对品牌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数量巨大的召回和索赔都是三鹿无法承受之重，三鹿试图通过私下里和一些出现病情的患者进行赔偿来私了，但是后来事情开始变得不可收拾了。”（北京《中国经营报》）
事实上，当三鹿“结石奶粉”事件还不被大多数人所知的时候，三鹿公司已经开始了它有计划的危机公关。也就在9月11日卫生部公开就“结石宝宝”发表说法之后，一份以“安抚消费者”，“与百度合作”，“以攻为守”为主的“三鹿关于危机事件的内部文件”也为媒体所公开。其中在“与百度合作，拿到新闻话语权”条目之下，该文件写道，“三鹿集团在上层协调政府部门公关，将负面影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三鹿集团有广告公司建议投放300万元，寻求百度协助屏蔽关于三鹿集团的一切负面新闻。谁又能说，在9月11日之前近半年的时间里，三鹿的“危机公关术”未曾起到过任何作用？但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又有多少婴幼儿在以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为食？（上海《上海商报》）
作为一个事关人命、事关健康的食品企业，三鹿集团始终没有以一个负责任、守信用、讲道德的法人形象，坦诚忠实地出现在广大消费者面前。9月 13日下午6时，国务院新闻办就三鹿婴幼儿奶粉安全事故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三鹿集团已经停产整顿。对于身处漩涡中心的三鹿集团来说，经过一番拙劣的表演之后，还能拿什么召回失去的商业信誉呢？（云南《生活新报》）
3、揭开乳业骇人黑幕 折射中国企业困境
9月11日这天早上，三鹿集团的态度是，“没有证据证明三鹿奶粉有问题”，下午的说法是，“大约有700吨奶粉受到污染”，晚上则是，“奶农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而此时，更有业内的知情人士报料，向牛奶添加三聚氰胺已是业内潜规则。9月16日，三鹿奶粉事件再次升级，国家质检总局紧急在全国开展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揭开了乳品行业可怕的“内幕”：在对全国109家奶制品企业的检查中，22家企业的69个批次产品含有三聚氰胺，其中包括行业内名声显赫的伊利，蒙牛等品牌，而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最高，达到2563mg／kg。这一检测结果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北京《华声报》）
知名的乳业专家李志起介绍说，如今一些乳品企业对奶源的检测主要是“凯氏定氮法”，即检测蛋白质含量。而蛋白质的含氮量一般不超过30%，三聚氰胺的分子式含氮量为66％。为了使掺水奶的蛋白质含量达标，有的奶农可能往奶中加三聚氰胺。铭泰乳业营销基金公司总经理劳兵表示，目前国内奶农管理混乱不堪，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法律监管上也有漏洞，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乳品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牛奶，奶农就能通过各种方式来满足企业需要，这包括添加化学用料。”一位曾经在国内某著名品牌担任过管理层的知情人士称，对于奶农、奶贩子们添加三聚氰胺的事情，很多企业早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公开的业内秘密， “但一直没有出事，大家谁也没有把它当回事”。（湖北荆楚网）
为什么乳业“潜规则”竟能通行无阻？从市场上看，进口奶粉100多元到200元一包，而有的国产奶粉一包却不到20元。可见进口产品打的是质量牌，而像三鹿这样的厂家只能打价格牌。不到20块钱一袋的奶粉，连本钱都不够，哪个企业能大量生产？但是，把价格提上去，又怎能打开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呢？更何况，所有的企业都面临原材料上涨，而价格又不能提升太快的双重压力。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商业道德开始堕落。
三鹿的问题是中国很多企业，特别是那些产品面向农村的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我们虽无意为三鹿开脱，三鹿也必须为它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但是，如果像三鹿这样的企业不能解决价格的压力，类似问题还会出现。可以说，奶粉生产企业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制造的尴尬。一些以价格低廉着称的中国制造，其背后则是为压低成本费尽心机，是微薄利润的恶性血拼。如果中国制造总是在如此低价竞争的怪圈中挣扎，怎么可能达到产业提升的目标呢，又怎么可能永远确保物美呢？（北京《环球时报》）
二、某奶粉含糊其辞 信息披露一波三折
1、长时间食用“某奶粉” 保守报道贻害婴儿
作为这场公共危机的开头，是在9月8日前后，媒体曝光甘肃14名婴儿疑似因食用某品牌奶粉而致肾结石症状，其后，各地陆续发现多起相似病例。尽管婴儿家长、医生大多认为“不排除与奶粉有直接的关系”，但有关部门却表示“不便透露进展情况”，媒体报道生产商时也多用“某品牌”奶粉替代。“某品牌”到底是什么品牌成为网上最受关注的问题，因为许多婴儿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每天食用这种奶粉，迟一天公布即意味着出现更多的受害者。（河南《大河报》）
就在很多人对报纸遮遮掩掩地采用“某奶粉”的措辞不满时，《东方早报》率先点出了三鹿奶粉的名号。当地媒体知道这是什么品牌，但它承担不起将所知信息公之于众的后果，说到底是担心日后成为“某品牌”的被告。但真正的原因还在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媒体为安全起见不得不“某”。现在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公众绝对无法接受媒体知情而不报，媒体却因为法律后果不明确而不得不“某”。但是，从患儿父母联名上书卫生部门那一刻起，该信息的发布权已转移到卫生部门，如果说当地媒体的隐瞒还可以谅解，那么卫生部门的失言则在公众知情权要求下已涉嫌不作为。（北京《北京青年报》）
2、政府预警机制拖沓 信息公开又成空谈
甘肃14名婴儿被确诊患上肾结石，豫、赣、鄂等地也不断曝出同样情况后，婴儿家长反映孩子们出生后一直都在长时间地使用某一品牌的奶粉，许多医生也判断“不排除与奶粉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没有见到地方相关部门发出预警信息。甘肃省卫生厅虽然说，他们已联合多部门对此展开调查，可同时又说“不便透露进展情况”。还表示，没有掌握详实的证据，无法判断患病与奶粉有直接关系。一句“不便透露”，让人充满疑问：到底有什么不便之处，究竟又为何不愿透露详情呢？（北京《新京报》）
事实证明，真相不清，信息不明，在这样的心理焦虑下，个人理性会被“小道消息”所蒙蔽。从SARS时期曾弥漫的恐惧，到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发的市民焦灼，谣言的散布与流传，带给公众的是茫然、紊乱和惊悸。而这正是政府决策的迟缓，和政府危机公关执行能力的欠缺造成的。回头来看，这次奶粉事件的危机程度，可能不及上述事件。但蕴含其间的公众对信息公开的诉求强烈程度，却幷无二致。所以，诸如甘肃卫生厅“不便透露进展”和不公布详情的做法，殊为不智，这也是无视公众知情权的表现。（重庆《重庆时报》）
相比有关媒体的患得患失，政府职能部门预警机制的拖沓更显匪夷所思。个中原因亦不难揣测，乃是惟恐引起社会震荡的习惯性疑虑使然。但这不是瞻前顾后的时候，重要的是无数婴儿的生命健康正备受威胁。提示大众暂时停用有重大嫌疑的“三鹿奶粉”，政府比媒体更有资格，也更有义务。（中国江西网）
3、“结石奶粉”疑点重重 撼动社会基本信心
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以来，随着调查的全面展开，相关信息不断披露。但是，信息的增多幷未解开人们心中的疑团，在三鹿奶粉何时被污染、怎样被污染、厂家是否知情等关键问题上，反而出现了更多疑点，引发了舆论和网民的高度关注。
疑点之一：三鹿奶粉被污染的时间？查清奶粉被污染的时间长度是判定事件性质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时间很短，不排除是偶然事件或突发事件造成的污染；如果时间很长，就不能排除有组织、有计划犯罪行为造成污染的可能。目前已知的时间点有三个，一是最早披露奶粉事件的湖北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副主任张文称，近一年以来，湖北和上海的医院小儿肾结石患者突然增多，患儿都吃过三鹿奶粉；二是三鹿集团自己披露，早在今年3月即已接到消费者投诉，有婴幼儿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出现尿液变色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三是自今年6月起，甘肃兰州集中出现肾结石患儿，患儿都吃过三鹿奶粉。那么，三鹿奶粉究竟是从何时开始被污染的呢？目前还没有权威结论，但早日搞清楚这个问题，无疑有利于判断三鹿奶粉事件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有利于政府部门对事件做出及时准确的决策。（河北长城在线网）
疑点之二：三鹿奶粉被污染的数量？根据最新报道，截至9月10日，三鹿集团封存问题奶粉2176吨，收回奶粉8210吨，大约还有700吨奶粉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收回。仅这三项加在一起就已经高达11086吨，如果污染奶粉早在去年就已经开始销售，那么加上喝到消费者肚子中的问题奶粉，其数量将会是多少呢？（北京中国网）
疑点之三：三鹿其它产品是否被污染？如果三鹿奶粉确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三聚氰胺所致，那么三鹿的其它产品是否也被三聚氰胺污染了呢？目前为止，一切调查仍只是围绕三鹿奶粉展开，三鹿其它产品幷未被召回。难道说，三鹿奶粉和其它产品使用的是不同的奶源？（北京华夏经纬网）
疑点之四：三鹿集团何时知情？三鹿集团及其相关负责人在奶粉事件中的责任性质，完全取决他们对奶粉污染的知情时间和知情程度。如果三鹿集团早就知道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却故意隐瞒消息，那么三鹿集团的相关人员毫无疑问已经涉嫌犯罪。另据兰州晨报报道，三鹿奶粉兰州总代理称：“今年7月中旬，我部经销的三鹿慧幼奶粉断货后，我们多次给三鹿厂家打电话要求供货，但厂家说，慧幼系列的奶粉已经停止生产，没有货源了。”慧幼系列奶粉的停产与兰州集中出现肾结石患儿的时间重叠，这两者之间是巧合吗？另外，三鹿集团已经收回8210吨奶粉，如此庞大的数量，是从多久前开始收回的呢？（北京新华网）
三聚氰胺毒奶粉丑闻不但重创中国奶业，更因为再度冲击中国食品安全形象，而一笔勾销了北京奥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然而更为严峻的后果是毒奶粉撼动了社会基本信心。人们在反思毒奶粉丑闻之际，也开始把问题症结的矛头指向政府。9月17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表示，以前没有检测到奶粉里含三聚氰胺，因为这些物质不允许被添加到食品中，所以没有对奶粉进行三聚氰胺含量检测。但是新华网同日引述“质检总局认监委、标准委及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说，在去年爆发中国出口美国宠物食品发现三聚氰胺丑闻后，总局“立即部署了有关食品质量的专项抽查，抽查包括奶粉、液态奶、幼儿米粉”等。总局局长说没有检测三聚氰胺，总局官员同一天说有检测，自相矛盾的结果不但进一步打击民众信心，也让政府诚信扫地。（新加坡《联合早报》）
三、奶农成了替罪羊 三鹿无异自掘坟墓
1、名优乳品企业肇祸 “大头娃娃”阴影重临
三鹿“结石奶粉”事件激起海内外强烈的冲击波，首先在于它引发了对中国婴儿奶粉业、乃至中国食品业的全行业信誉危机。三鹿婴幼儿奶粉的质量检测曾经堪称标杆。中国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去年9月曾播出“中国制造”特别节目，首集即推三鹿婴幼儿奶粉。三鹿拥有“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名牌产品”、 “中国驰名商标”等殊荣；产销量连续十多年全国第一；与新西兰恒天然合资，乳品科研制造能力达世界水准。这样的标杆企业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怎不带来全行业的信誉危机？（美国《侨报》）
4年前，“大头娃娃”事件曾经震惊全国，安徽阜阳农村的100多名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陆续患上了怪病，仅2004年当地就有8名婴儿因此夭折。其后查明，乃有无良商贩制造无营养的劣质婴儿奶粉大量销往农村市场，一些标明为97%的婴儿奶粉，蛋白质含量甚至仅有2%。（广东《南方都市报》）
耐人寻味的是，“大头娃娃”事件后，三鹿牌曾经被政府公布列入质量欠佳的“黑名单”。此后，三鹿集团火速展开危机公关，经过多方斡旋，在“黑名单”公布后第4日，由中国国家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四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此后国家质检总局的婴儿奶粉质量抽查中，三鹿集团又被列为优质奶粉企业的首位，成功为三鹿奶粉阜阳危机画上句号。没有料到，时隔4年，三鹿集团又卷入另一场“毒奶粉”风波。（香港中评网）
2、“奶农投毒”难以服众 三鹿被指推卸责任
三鹿奶粉导致婴儿肾结石事件仿佛一场新的地震，在民众中引起广泛反响。9月11日晚三鹿公司发布公告，承认该公司生产的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幷召回8月6日前生产的奶粉。可是在随后的报道中我们却发现厂方还在推卸责任，把三聚氰胺的污染源推给提供鲜奶的奶农们。9月15日上午，河北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史贵中通报称，河北省警方已于14日晚正式逮捕三鹿奶粉事故犯罪嫌疑人耿某兄弟。（北京新浪网）
按照一般规律，8斤原奶可以生产1斤奶粉，根据三鹿集团已经公布的问题奶粉700顿的数量，受污染的原奶数量应该在10万吨以上。如此庞大的数量，需要多少“不法奶农”、在多长的时间内向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又是采用了怎样高明的手段，才能不被人发现？（香港中评网）
从这几天披露的消息来看，三鹿集团的丑闻幷非只是收购了含有有毒化学物质的牛奶。在验收、生产、产品检测以及危机管理的所有环节，似乎都有值得追究的地方。可是，9月16日，该集团负责人在石家庄举行记者会时，宣读了只有300来字的“致社会各界的公开信”，虽然表示了道歉，但却刻意强调公安机关已经逮捕了在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嫌疑人，至于自身的责任却一字未提，给人的感觉是避重就轻，似乎这一“重大安全事故”与该公司毫无关系。（新加坡《联合早报》）
3、重重检测形同虚设 三鹿之责不容逃避
对这次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三鹿集团、石家庄官方、石家庄警方都急于做出了如出一辙的“三鹿问题奶粉是不法奶农所致”的结论。石家庄官方、石家庄警方与三鹿集团存在利益共同体关系，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问题奶粉”调查的公正性，他们不应该是调查结论的最终拍板者和信息发布者。中央部门既然介入事件的调查，结论应该由他们最终做出，幷向公众发布。目前，这种信息多头化状态只会混淆视听，造成公众舆论混乱。（江苏新华报业网）
其实，三鹿集团“问题奶粉”遭受三聚氰胺污染的关键在于，为何受有毒物质污染的鲜奶能够长驱直入，闯过了三鹿集团在产品广告中宣扬的1100 道检测关卡？三鹿集团质保体系全线失守是过失的不作为，还是有人买通的故意不作为？目前关于问题奶粉产生的原因还没有最终结论，然而即使最终认同三鹿集团的说法，也丝毫不能减轻三鹿集团在此事件中的责任。出问题的是三鹿奶粉，因此三鹿集团在产品质量把关中，不论是在原材料的“入口”还是成品的“出口”方面，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江西大江网）
四、食品危机今又来 揭露社会深层弊病
1、三鹿奶粉为祸日甚 监测部门难辞其咎
从初步披露的事件经过来看，除了三鹿集团，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也难辞其咎。据报道，早在7月份，有些在长沙医治的患儿家属向国家质检总局投诉后，得到报告，结果都是合格。许多儿童已经出现病症，而国家质检总局还给出质量合格的报告，这是为什么？即使是囿于检测技术，测不出存在三聚氰胺，面对可能存在的重大食品卫生事件，国家质检总局是否应该启动应急机制？而国家卫生部的表现更让人难以接受。三鹿集团早在8月1日就报告了奶粉的质量问题，幷请召回，卫生部为什么没有及时向公众披露、召回相关产品，而是任由事态继续扩大？（香港中评网）
据报道，国家质检总局11日称，9日，国家质检总局从有关新闻报道获悉，甘肃省发现有婴幼儿疑因食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引发肾结石等疾病。国家质检总局对此高度重视，当日即组织开展调查，幷对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从质检总局的这段描述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事件的瞭解，不是通过人们以为的自下而上的汇报的渠道，而是“从有关新闻报道获悉”——质检总局通过获取信息的速度，是不是赶不上媒体呢？如果不是，“从有关新闻报道获悉”又作何解释？（重庆《重庆时报》）
在三鹿自曝“污染”后，质检部门派出调查组赴企业调查，工商部门强调加强检查，卫生部组织了联合调查组，等等。各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的背后，则是“九龙治水”的多头监管困局，不同监管部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十顶大盖帽管不好一桌饭”。而与多头管理相伴的“权责脱节”，也是食品安全上的一大漏洞。这起事件刚曝光时，三鹿方面理直气壮地说，“三鹿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产品质量合格。”“三鹿集团委托甘肃权威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质量是合格的。”不少网民质问，假如“质量合格”真实可靠，那么，确认“合格”的“权威质检部门”，如何向公众讲述一个合乎逻辑的“污染”真相？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责脱节、重权轻责、缺乏监督”问题，就难以杜绝“先说合格、后说污染”之类的闹剧。（香港中评网）
2、官商勾结种下恶果 问责能否一查到底
作为中国最大的奶粉生产厂家、大型国有企业、河北省利税大户，三鹿集团的高层都是堂堂的国家干部。从这个角度上说，三鹿高层与当地政府可谓是官商一体。据三鹿网站报道，就在几个月前，河北省副省长孙瑞彬还考察了三鹿集团，幷对集团的成绩大加赞赏。新华网的文章也质疑：真正处理起相关责任人来，会不会出现地方保护以及“雷声大雨点小”现象？敢不敢对构成刑事犯罪的责任人严厉追责？如果有政府部门和人员涉嫌渎职，敢不敢追责和罢免？（北京新华网）
如今，相关责任人都已被捕关押，三鹿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也已刑事拘留。另外，河北省委研究决定，免去冀纯堂同志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幷由石家庄市委提请市人大按照法定程序免去其市长职务。一场轰轰烈烈的三鹿奶粉事件似乎就可以通过如此处置宣告结束。奶粉丑闻如何解决，给各界一个满意的交代，严峻考验着中国政府依法治国理念是否仅限于纸上谈兵。《食品安全法》还没有正式立法，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刚公布草案，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如何追究丑闻的刑事责任，目前还不得而知。（上海东方财富网）
3、揭露社会深层弊病 “后奥运时代”受考验
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大获成功之后，整个国家沉浸在喜悦中没有多久，就爆发了三鹿“结石奶粉”事件和山西省襄汾县山泥溃坝事件。三鹿“结石奶粉” 使得尚未走出产品安全风波的“中国制造”的形象，再次蒙尘，甚至对刚刚成功举办奥运而提升的中国形象，也造成损害。本来，在北京奥运会之前，玩具含铅事件以及宠物食物含毒事件引发巨大的国际风波，导致“中国制造”是否安全一下子成为全球关注焦点，而国内则因为一直出现假酒假药毒大米等事件，也使民众人心惶惶，因为奥运会之前国家重点打假，从而使得食品安全问题得到暂时解决。谁知，奥运会后三鹿毒奶粉事件突然爆发，而且受害的对象是中国父母视为最重要最珍贵的孩子，则引发的民愤和中央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美国《世界日报》）
至今，这起事件中最让中国难堪的地方，是由一个外国政府来揭出地方部门隐瞒真相。持有三鹿集团43%股份的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在一个月前要求河北当局召回奶粉，但地方部门试图掩盖真相，最终由新西兰政府出面，绕过地方直接与中央政府交涉，才迫使三鹿承认奶粉受污染，幷由此暴露出涉及整个中国乳业的大丑闻。美国《基督教箴言报》在其报道中称，毒奶事件暴露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的弊病：当国家在急于建立市场经济体时，一个已超过政府监管的市场经济被创造出来，对私人利润的追求，往往胜过对公益的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
这两个惨痛的事故，幷非是北京奥运会后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奥运会之前就存在的老社会问题，一个是食品安全问题，一个是违法开矿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老旧弊端。这两个事件在北京残障奥运会还没有闭幕的时候，就大规模爆发，至少可以给因为北京奥运会成功而志得意满的各级官员和民众一个警讯。京奥的成功，幷不代表国内的众多问题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相反，它会让海内外中国人以一个更高的标准来看待过去存在的问题，也会以更高的期待，来看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