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12/关于故乡的记忆碎片

题记：与那些自幼便浸淫在市井文化、乡村文化、马背文化，或者是中国特有的大院文化的人，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则一直处在一种不断迁徙的文化氛围中，对故乡的认识则完全是一种粗线条甚至于模糊不清的感觉。

（图片说明：我的祖辈不知何年翻越长城的那个垛口闯进关东）

关于故乡的记忆碎片

（星星生活特稿/贾志伟）很多年前，父母就曾隐约提过祖辈闯关东，最终安家落户在东北广袤黑土地上的故事。不过，对这些陈年往事，当时并没有过多留意。如今，居住在大洋彼岸新的国度，心头却不断泛起对故乡和故土的眷恋。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不久前看完一部反映中国移民大迁徙的长篇电视剧《闯关东》，自己突然对家族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寻根问祖应该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一个民族摆不脱的文化情结。但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频繁的战乱、天灾和人祸对历史载体的不断毁坏，诸多细节也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渐失。

闯关东之前，我的祖辈源自何方，至今仍还是个谜。母亲在电话中说，“老辈说祖籍是山东登州府辽阳县下张子村。前辈当年挑担闯关东，是满族正蓝旗的后人。”父亲在回忆录中写到，“祖辈来自河北顺天府宛平县八里庄。”这些地名都是清朝年间的行政区划，但由于历史的变迁，确切地址已难以考证，至少母亲幼年记忆中的辽阳县极有可能是山东莱阳县。

历史上的闯关东绵延了300余年，始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父亲和母亲的祖辈均是在清朝年间，分别从不同的原居地越过山海关，相继定居在黑龙江境内呼兰河旁的一个小屯子中。这里便是我法理意义上的故乡。

（图片说明：寻根问祖是人类的天性，图为洪洞大槐树根纪念壁）

父母早年因工作求学，很早就离开故乡。以至于父亲在回忆录中感叹道，“我的故乡是东北，自幼读书离开了家，工作后又远离家乡，自己对家乡的情况都不太了解。”

远离家乡究竟有多远？父亲从毕业分配去吉林，便先后在白城、承德、沈阳等地施工，随后又因支援沿海工业建设，父母双双南下福建，在蒋介石高调反攻大陆，海峡两岸弓拔弩张的局势下，父亲所在的单位便内迁回河北保定。对于常年在外四海为家的建设者来说，这些待建和正建的施工现场的确与家乡相隔遥远。

那些自幼便浸淫在市井文化、乡村文化、马背文化，或者是中国特有的大院文化的人，他们对特定环境下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有着独有的故土情怀，细小的景致变化在文人墨客的笔端都可以演绎出细腻优美的文字与画卷。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则一直处在一种不断迁徙的文化氛围中，对故乡的认识则完全是一种粗线条甚至于模糊不清的感觉。每次对故乡的触及，多是在填写各类表格内容时书写的籍贯地一栏。实际上，不断迁徙的每个地方都留下我们生活的印记，都可以认为是广义“故乡”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对海外华人来说，故乡一词的涵义更为广泛。

虽然当年母亲为生我时专程回老家，以便有家人在身边照顾，而且我的第一年也是在故乡度过的，但却丝毫没有留下印象，能印证这段历史的是仅存的几张已经有些泛黄的老照片，襁褓中的我被人抱在怀里。

河北保定之后是陕西宝鸡，我的记忆便是从这里开始。父母所在的单位受命支援国家的三线建设进驻陕西。所谓“三线建设”是指1964年到1980年，在中国中西部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兼顾战争准备和长期建设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对宝鸡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单位挖的防空洞和每家每户挖的小防空洞，我那时已经是个小的劳力，可以帮助家人从地下向外运土，挖猫耳洞。那时遍布各处的标语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不时有演习警报响起，要求人们迅速进入洞内躲避。不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并没有打过来，倒是所建工厂发生的一次汽柜爆炸事故令人胆颤心惊。

宝鸡之后，父母的单位由部属下放转为省属，更多的工程便在陕西境内开展。首先是秦岭南侧的陕南，1970年，南郑的一项工程从进入到完工只用了三个月时间便完成。其后便是商县的两个建设工程。1972年，举家搬迁到陕西关中东部的华县。1976年，又再度东移至华阴县，居住的地方就在距西岳华山脚下玉泉园不远处的国道旁。1979年，全家搬回单位总部基地所在地杨陵（现改为杨凌）。至此，多年来一直漂泊不定的日子才告结束。

频繁的迁移，居住地不断的转换，已经成为沧桑岁月的印记，深深地刻划在每个人的脑海深处。这些零散的记忆碎片，组合起来便是自己认定的“游走的故乡”。

当年陕南的山清水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汉江中网鱼，稻田中捉泥鳅，丹江中戏水，商县老乡用核桃换鞋，商县、华县扒堆捡煤渣等，还有华山脚下玉泉院的庙会，记忆中尽是一些美好的东西。

记得在华县，一栋居民楼因为囤积的煤渣超载，导致楼的地基下沉。临近水库的鱼因为氨水污染全部翻肚，不少人家全体出动去捞鱼，还有人用废旧轮胎和梯子自制简易划艇在库区游弋，收获多的人家甚至用缸瓮腌咸鱼，好不热闹。民以食为天，人们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大抵都将健康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还是在华县，小伙伴们翻墙去大修厂的露天废品堆中，将废弃待回炉的枪械拿回家。一时间，厂区家属院子中尽现没有木头托柄的真家伙，从汉阳造、三八大盖、美式汤姆枪、卡宾枪、左轮、驳壳枪，甚至带支架的重机枪，简直就是战争杀伤武器的博览会。后来厂区革委会一声令下，所有武器统统上交归公。

华山脚下的故事也不少。1976年唐山地震后不久，松潘也发生地震，地处渭华地震带上的华阴县也一片恐慌，学生们在露天上课，大家以抗震篷为家，有心者还发明出自制的地震警报仪，后来医院还接受来自唐山的伤员。

（图片说明：西岳华山，曾经就在身边）

当时，登华山并不收费，玉泉院也还没有围成院子。不过，那里的空气环境不是很好，空气中时常弥漫着药厂“跑料”的味道。那个年代的社会风气也不佳，无所事事的青年时常打架斗殴抢军帽，于是，车锁、白蜡棒、三角刮刀成为一些人的常备工具。

这些年来，与我们相随不离的物品之一是打包装用的草绳子。因为一个工程紧接一个工程，频繁的搬家，整盘地草绳子最后变成一个个圆球，每家每户都攒有不少。打包装，也已经成为单位子弟人人均可熟练上手的必备生活技能。去年回国省亲，在父母家中的杂物间中还看到几团草绳球，那些物品注定历史年代久远。

搬迁回基地其实是父母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因为子女教育一直令家长们焦虑。很小的时候，时常翻阅的是各类流程图和施工放样图，零件的三视图等，甚至不用学化学就知道尿素含氮46%，但是，系统的学校教育总是在不断的搬迁中时断时续。

记得最长的一次停顿是三个月无学可上，耽误的课只好由家长教授或自学。转学之多往往难以计数，而且，在同一个地方通常就要转学两次，先是条件较差的当地农村学校，之后是兴建后条件不错的当地厂矿子弟学校，但这也意味着马就有新一轮的异地转学。

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的九年制学校教育，自己在初中填履历表时，所填的表格就已经需要增添附加页。

迁入杨凌后，漂泊动荡的生涯得以暂短喘息，生活也日渐稳定下来，饱受熏陶的“迁徙文化”立马又转入“大院文化”。

在单位大院里，骨干班底都是当年支援三线建设的老一代东北人，生活方式多秉承东北的民间习俗，腌酸菜过冬，吃饺子过年，放鞭炮贺岁，这些举动时常引来他人的好奇。大院的人物称谓也极为特色，满院子尊称的大爷大娘大婶，遍地老大老二老三老小，如果特定到某一家，这会是老张家、老李家、老王家的……绝对人有所指，不会出错。

在子女的冠名上，也多凸显不断迁移的特色。大院中的一家子女便是按省份命名，南下福建生的名中含“闽”，河北生的含“冀”，陕西生的含“秦”，这大概是除生肖之外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个记忆方式。

后来，自己毕业后分配至中科院某研究所，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野外度过，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北方的所有省份。这，大概是延续父母漂泊生涯的一个接力。

虽然自认为是东北人的后裔，但挺有趣的一件事是，真正的东北人并不认同我们这些已经外迁的东北人后代。若干年后，当随同事去东北进行一个项目调研的时候，我曾专程去祖籍地的故乡探访。但是，人们却把我当成外人。记得在一家饺子馆点菜吃饭，服务员说，单从口音上就断定我们是外地人，满心寻祖归宗的热情就这样被一瓢冷水浇透，十分郁闷。

不过，多年来父辈走南闯北、东征西战磨砺出的闯荡品性已经深深植入后代的骨髓，烙在心头。一不留神，我们又飘洋过海，远迁海外，家族成员又外延至一个新的国度，原本不清晰的历史又将会更加纷繁复杂。但“木有本，水有源，人有宗，族有祖。”将散落的记忆碎片整合，希望能拼凑出一段尚算完整的经历。

只是不知道，如果若干年后，回拜我游走的故乡，是否会得到人们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