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记者捷克佳编译报导）随着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完全接种疫苗，日常生活逐渐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正常状态，一个难题迫在眉睫：那些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该怎么办？
据CBC报道，随着国家的重新开放，在公共卫生和个人自由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是否必须放弃一个以保护另一个，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多国家的解决方案是疫苗护照，持有者可以出示该文件作为对新冠病毒进行免疫接种的证明，以便获得某些自由。另一方面，那些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接种疫苗而无法提供此类证据的人可能会被拒之门外，如商场、航班和大学宿舍等。
曼尼托巴省上个月宣布将为已完全接种疫苗的居民提供免疫卡，使他们可以在国内旅行，而无需在返回时进行自我隔离。今年5月，安省伦敦Western大学宣布要求居住在宿舍的学生出示免疫证明。
同样在5月，卫生部长海度(Patty Hajdu)表示，政府正在与其G7盟友讨论实施疫苗护照，允许已接种疫苗的加拿大人恢复国际旅行，而魁北克开始发布可下载的二维码作为疫苗接种的数字证明，尽管还不清楚它们将如何使用。
伦理学家、隐私权倡导者和公民自由团体警告说，这些要求可能会创建一个新的两级社会，使接种疫苗的人受益并排斥未接种疫苗的人。
CBC新闻采访了三个领域的专家，进一步探讨疫苗护照的潜在缺陷。
**公平问题
对于温尼伯曼尼托巴大学职业和应用伦理中心的创始主任Arthur Schafer来说，疫苗护照或免疫证书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说，联邦政府“严重失职”，未能提供向各省和公共卫生官员提供有关如何管理它们的明确指导。
“它应该创建一个在线应用程序和塑料卡，它应该为各省创建一个模型或指南，它应该解释和证明这样做的原因，因为社会不会再等六个月，“Schafer说，他是这个问题的联邦小组的专家顾问。
“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他说。“如果我们深思熟虑并制定一项保护基本价值观——隐私、保密、自由和公共卫生——并以公开、透明和合理辩护的方式平衡这些价值观的政策，我们会好得多，而我们没有没那么做。”
Schafer说一个公平的系统将确保为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提供合理的便利，他指出这些人并不都是反疫苗者。例如，有些人不确定，因为他们正在服用免疫抑制药物，而其他人则对COVID-19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合理的担忧，或者有理由担心之前与医疗保健系统的负面互动。
他说：“我们应该努力容纳有异议的人，无论是出于良心的、科学的还是宗教的，我们都可以这样做，而不会危及公共安全，也不会给社会带来不成比例的成本。”
Schafer预测，如果不进行此类调整，可能会引起强烈反对。
“如果有替代途径可用，如果它是有效的，如果雇主或服务提供商不提供它，那么我认为人权立法下的挑战将会成功，”他说。
**隐私问题
今年5月，加拿大联邦、省和地区隐私专员发表联合声明警告说，虽然疫苗护照“可能会提供大量的公共利益，但它是对公民自由的侵犯，只有在仔细考虑后才能采取”。
根据安省前隐私专员、现任全球隐私和安全设计中心执行董事Ann Cavoukian的说法，不应期望加拿大人为了公共健康而放弃他们的个人隐私。
“你不会因为现在存在与健康相关的问题而放弃隐私，” Cavoukian说。“它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对另一个。”
Cavoukian担心在疫苗护照制度下人们的私人健康数据可能会发生什么，她担心一旦交出，就为时已晚。
“这些数据将与你在世界各地的地理位置相关联，”她说。“如果你正在旅行、去看足球比赛或其他任何事情，这些信息都会被跟踪，而且监视的潜力是巨大的。”
在许多国家/地区，免疫卡长期以来一直是获得某些医疗服务的常见方式，但直到现在在国家之间旅行或进入餐厅等才需要。
和Schafer一样，Cavoukian也担心这样的系统会疏远少数加拿大人，其中许多人有充分的理由不接种疫苗——他们不应该被要求透露的理由。
“你打算怎么做，你会为了公共利益而把那些人抛在一边吗？拜托，”她说。“我不是说这很容易，但你不能只是说，’好吧，这是为了公共利益，所以忘记隐私吧。’”
至少有一个省同意：萨斯喀彻温省周三宣布将不要求希望重返工作岗位或参加活动的居民提供疫苗接种证明，一位官员指出，这样做明显违反了该省的《健康信息保护法》。
Cavoukian说，一旦大多数符合条件的加拿大人完全接种疫苗，人们就会放松。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挑出那些不重要的人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现在有太多的恐惧，恐惧将人们推向前行，好吧，我想我们必须这样做，而不是仔细检查它。”
**自由问题
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基本自由项目主任Cara Zwibel说，这一切都取决于选择。
“接种疫苗的选择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个人选择，如果我们以接种疫苗的人获得某些权利或全面参与社会为前提，那就会成为一种胁迫形式，你’接种疫苗并不是因为你选择接种。你接种疫苗是因为你觉得你别无选择，”Zwibel说。
“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的想法，我认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类型。”
但是在工作、学校或公共汽车上坐在你旁边的人呢？他们难道没有权利在安全的环境中生存吗？
“我认为我们需要摆脱这种想法，即我们需要一个没有COVID的空间，”Zwibel说。“这真的应该是尽可能地减轻这种风险并避免我们的医院不堪重负的情况，但不幸的是，我认为 COVID只是我们必须融入日常生活的另一种风险。”
与Cavoukian一样，Zwibel 也非常担心共享私人健康信息，她指出，虽然我们可能会心甘情愿地将我们的免疫记录交给某些机构，但他们对这些信息所能做的事情在法律上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开始考虑向餐厅的老板、在电影院取票的人以及在杂货店门口检查的人透露您的疫苗接种情况，那真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对人口的监视，这很重要，”她说。“我认为在我们走这条路之前，我们必须考虑这样做我们想要实现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