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09/回不去的家 中国过去10年近百万个自然村消失

中国青年报/南坑村几乎空了。除了钟兆武父女,这个村子不再有任何人。关于这座村庄的故事,也变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

村子位于赣西北,隶属于安义县,距离江西省省会南昌市只有80余公里。自去年夏天起,南坑村就只剩下钟兆武一家。没多久,他的妻子到安义县城帮二儿子带孩子,这个原本有32户人家、136口人的村子,就只剩下钟兆武和他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

每天早中晚,钟兆武家的房顶总会升起袅袅炊烟,表明这里还住着人家。但放眼四望,满地的野草和落叶,以及邻家门窗上的蜘蛛网,都在叙说着这个村子的萧条。

要不是这个身体干瘦、个头不高的老人还坚守在这里,南坑村恐怕会像那些早已消失的村庄一样,远离人们的记忆。

过去的10年,中国消失的自然村近百万个。

“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也要搬走。我现在就是在打发日子。”65岁的钟兆武坐在门前的空地上,呆呆地望着出入村庄的道路。这条窄窄的水泥路,承载着他最大的期望。他总盼着,有人能走进这个村子,和他聊会儿天——那样的话,时间会过得快点。

能走的都要走,这个地方留不住人

天刚蒙蒙亮,钟兆武就从被窝里爬起来,到厨房生火做饭。炊烟升起时,南坑村一天的故事开始了。

钟兆武自然是故事的主角,他那38岁的女儿以及他养的两条狗、4只鸡,只是故事的配角。主角外出的时间,南坑村几乎没有故事。

早饭他从不含糊,一定要炒几个菜,吃干饭。多年以前,他就在附近的公路段找了一份临时差事,负责维护公路。这是一份体力活儿,不吃干饭,肚子撑不了一上午。

做好早饭后,钟兆武踩着“嘎吱嘎吱”响的木头楼梯,爬上二楼,再踏过一段“嘎吱嘎吱”响的楼板,叫醒女儿,并叮嘱她穿好衣服。女儿还在襁褓中时,发高烧“烧坏了脑子”。现在,她的嘴里只能吐出几个简单的音节,生活不能自理,甚至连冷暖都不知,全靠老父亲照料。

女儿下楼后,钟兆武给她套上毛衣,扒拉上几口饭,就骑上一辆红色的电动三轮车去上工。陪伴他的是小狗“小黄”。他走到哪里,小黄就跟到哪里。即使他骑车到25公里外的县城,小黄也一路跟随着。

南坑村有17栋房子,大都为木结构,分布在村中小溪的两侧。一些房子的外墙木板已变得黝黑,显然建起来已有些时日。有一栋土木结构的房子,屋顶已塌了大半,完全不能住人,杂草也早已封锁了入户的路。还有一栋房子的房顶,被主人用塑料布遮起来。

很多房子门窗俱在,透过窗户,还可看到屋内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各种家具。一些人家门前还堆着柴火。自来水管也能放出水。

村中有一块水泥空地,是村中议事谈天娱乐的地方。空地一侧的土墙上,白底黑字写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字样的标语。

通往外界的路,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路面不宽,仅可容一辆小型轿车通过。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南坑村。南坑村的后面,则是一座大山,大山的深处没有人家。

沿着这条路行走两公里,就可到达大路。不远处,就是南坑村所隶属的安义县合水村。

这一段两公里长的距离,一度将南坑村隔绝于繁华世界。早几年,村里甚至没有手机信号。前年,移动公司到这儿修了一个基站,但几乎没有开放过。

从1990年代以来,南坑村的人就陆续外迁。有一年下大雨,两户人家的房子被山洪冲垮,他们就在距离南坑村两公里外的合水村,盖了新居。这算是最早的外迁。

大规模的外迁,则在2005年之后。先是青壮年出外谋生,后来老人和小孩也被接走。慢慢地,村里就只剩下钟兆武一家及他的一个堂兄。堂兄是五保户,去年被送进了养老院。

钟兆武的两个儿子,很早就跟着同乡,到外地做铝合金门窗的生意。去年,他的二儿子在重庆做生意赔了本,一家5口人便回到安义县,在县城租了个房子住下。

很早之前,钟兆武的生活就被定格:照顾女儿,维护附近的公路以及种水稻种菜。自去年他的妻子进城帮儿子照看孩子后,他的生活又多了一项内容:为妻儿送粮食送菜。菜和米都是他自己种的,比买的要合算。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很少有波澜起伏的地方。

白天,钟兆武的大部分时间,在公路上度过。他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月能拿到800元工资。

在公路上做事多年,他熟知每一个村庄发生的故事。“很多村和我们村一样,空了,没剩下几个人,净是老头儿老太太。”钟兆武说。

这些年,几乎每过几天,他就能看到一支搬家的队伍。起先,他还会和搬家的人家打个招呼,嘘寒问暖说上一阵。碰到老交情,他还会塞上一张百元大钞。后来,他看到搬家的队伍过来,不再打招呼,只是呆呆地看着队伍驶近又走远。到现在,他甚至连头也不抬了。

搬走的人多了,老钟已经不再向人道别。

“没什么好说的。能走的都要走,这个地方留不住人。”他喃喃地说。

生活本不是这个样子

对钟兆武来说,一天中最容易打发的时间是白天,最难打发的时间是一天收工后。

老钟所在的工作组,共有3人,负责10公里长的道路维护。有时候,他们能凑在一起说说话,玩会儿纸牌。即使他们不在一起,沿途也能碰到不少人,钟兆武寂寞的时候,就随便找人搭个话。乡里乡亲的,大家几乎都认识。一天下来,钟兆武偶尔还能发出些笑声。

一回到那个只有一个不能说话的女儿、两条狗和4只鸡的家,钟兆武几乎一言不发。他也不知道和谁说话。他和女儿的交流,仅限于对女儿的训斥。但无论他说什么,女儿只是笑着。

这个村子的其他配角,一到黄昏,也消失不见。那4只鸡,只是在白天,偶尔在院子里大摇大摆地觅食;那条黑狗,几乎很少出现在钟兆武的视野中;而白天始终不离老钟左右的小黄,一回到家,就再不出现。这些生物,似乎都不依赖钟兆武生活。他偶尔拌些吃食,一连几天,鸡和狗都不会动。

这个家实在太寂静。因此,生火做饭的时候,老钟时不时故意用铲子敲打一下锅沿,以感知自己的存在。有时,他会突然吼上一句什么。看电视的时候,他会把电视的声音开到很大。有时,他还会把那台不离身的小收音机打开,听一会儿“刺激带劲”的歌曲。

即便如此,当那300多元的电视机播放出《新闻联播》的结束曲时,钟兆武就习惯性地结束一天的生活:上床睡觉。“晚上没事干,不睡觉还能做啥?”

事实上,老钟并不是一个容易困觉的人。去年妻子和孙女在家的时候,他也很少困觉。要是搁在更早的过去,他很少在晚上10点以前睡觉。

“生活本不是这个样子。”钟兆武偶尔也会冒一点诗意的话出来,“如果生活就是这样子,人活着真的没有意义。吃饭睡觉,和猪有什么区别?”

因此,他常常怀念从前某个热闹的午后,大家一起打牌玩乐。他甚至认为,人民公社时代的政治学习,也比现在有趣得多。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大家学一阵,“就想打个牌”。一有人提议,大家就围着火坑打牌。直到火坑的火熄灭,才一个个回屋睡觉。

然而,这一切都离他远去了。大家搬走的同时,也带走了老钟对生活的热望。

“现在我就盼着有个人来和我说说话。”钟兆武说。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外地人看到报纸上关于老钟的报道,专程来找他。老钟留此人住了3天。每天,他还特意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到集市上买一条鱼。客人走时,老钟又骑着电动三轮车,将他送到25公里外的安义县城。

最近的一次热闹,发生在半年前。当时,他的嫂子去世,哥哥一家到老家办丧事。

哥哥钟兆文一家,早早就搬到安义县城。他搬去的理由很简单,儿子在外地做生意,孙女在县城上学,需要老人照顾。

办丧事期间,南坑村出现过短暂的人气兴旺。钟兆文是南坑村的长辈,因此,几乎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回村里帮忙。一些近亲的年轻小伙子也赶回南坑。

钟兆武还记得,当时的南坑村,大约有10栋房子开了锁,简单打扫一下,晚上就住下。晚上没事的时候,这些人就凑在一起喝喝酒、叙叙旧、打打麻将。

这是钟兆武久违了的一个场景。他没事时,就到处转转,和大家说说话。他也到集市上打了10斤酒,买了鱼和肉,还在朋友那里借了一副麻将牌,招呼大家到他家喝酒打牌。不少人去了,他就呵呵笑着,忙不迭地给大家递烟。其实,他不吸烟。晚上闹腾到一两点,他一点也不觉得困。

热闹稍纵即逝。他的嫂子安葬后,钟兆武又过上了孤寂的生活。好不容易盼到休息日,他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带上妻儿一周的粮食和蔬菜,到城里去看望家人。半年来,他几乎风雨无阻。

一到晚上,他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回到南坑,照料他那只会发出简单音节的女儿。

村子曾寄托着很多人的梦想

时间退回到几十年前,钟兆武很难想象到南坑村现在的萧条。那时的南坑,和现在的默默无闻截然相反。当时,南坑是姑娘们争先恐后嫁过来的地方,更因吸引一个上海女知青嫁到此地,而成为四邻八乡热议的对象。

南坑村背靠大山。早些年,山上有很多两个人都抱不住的大树。在大集体时代,这个村子靠着木材加工等副业,集体收入在当地首屈一指。

“到了60年代,我们一个工分最高值两块多钱。别的生产队,一个工分最多才7毛钱。”钟兆武回忆说。他曾做过生产队的会计。

每年年终分红,南坑村的劳力,扣除一些费用后,基本都能拿到500元左右的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的人走出去,都以自己是南坑人而自豪。去公社或者县里开会,一听说是南坑来的,旁人都纷纷投以羡慕的目光。哪家姑娘要是嫁到南坑,一定会有很多人说,她“享福”了。

上海女知青张凤莲当时决定嫁到此地,部分原因也是因南坑“光明的前景”。

1969年,南坑生产队所隶属的合水大队,迎来了一名上海女知青,她被安排到合水小学当民办老师。在这里,张凤莲和南坑一名民办教师相爱。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家里条件并不宽裕。当她了解到南坑村的生活后,认为“留在当地也不错”,就嫁了过来。当然,她更愿意说自己和丈夫的结合,是“因为爱情”。

“人是三截草,不知道哪截好。”如今的张凤莲说。在那个时代,她认定在南坑生活不会比在上海生活差。

和当时南坑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她铆足劲求上进,以图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在南坑的历史上,上海女知青张凤莲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她擅长教学,在1980年代初就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她还曾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以及全国妇代会的代表。

在她的努力下,合水的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张凤莲通过关系,为合水村要来了平价的水泥和钢筋。在当时大队的支持下,合水村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小学。

回顾这段历史,张凤莲认为,当时的村子与个人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南坑发展了,南坑人就能受到重视;南坑人发展了,就能让南坑更好地发展。因此,“村子曾寄托着很多人的梦想”。那时,南坑也经常有一些招工指标,不过,大家认为当工人不如在南坑当社员合适,因此,基本没有人去。

不仅张凤莲,钟兆武也是这样认为的。在那个年代,钟兆武也曾想象,如果按照当时的节奏发展下去,说不定他也能脱离“农门”,到公社当个干部。尽管他没成功,但他的堂弟钟兆良成功了。钟兆良现任安义县城建局副局长。他从南坑电影队放映员起家,做到合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又做过乡镇的副职,最后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然而,公社解体后,张凤莲所看到的那种相互促进关系逐渐淡了。“现实很残酷。那时,南坑是大家的骄傲;现在,南坑就是一个符号。”时隔多年,坐在安义县城租住的家中,张凤莲唏嘘不已。

另外的变化也在发生。进入1990年代,合水小学的生源一直在减少。先是5个年级减少到3个年级,再后来,连3个年级的生源都困难。在1997 年前后,这所小学终于关门。合水村包括南坑村在内的所有学生,都必须到距离南坑村10多公里的乡政府所在地上学。从那时起,合水村有孩子的人家,就开始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通常是丈夫在家干农活儿,妻子陪着孩子,在乡政府所在地租个小房子,就近上学。

伴随着教育衰落的,还有经济上的衰落。南坑的集体收入开始锐减,尽管当时的村干部想尽各种办法为村民增收,但最终未能让南坑“再度辉煌”。

2005年安义县进行封山育林,南坑的收入一下子断了。生活以及孩子教育无着落的情况下,南坑村以及周边村的村民,纷纷开始搬家。

回不去的过去

回不去的家

又是一个寂静的夜晚。不密封的门窗,挡不住小溪的流水声;窗外的两条狗,偶尔叫上一阵。钟兆武眼睛盯着电视,不一会儿打起盹来。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钟兆武一激灵,站起身就接。不小心还碰倒了火盆,他也顾不上扶起。

电话是二儿子打来的。父子二人的对话特别简单。

“爸,吃了吗?”

“吃了。”

“我明天回家一趟。”

“嗯。”

“挂了?”

“嗯。”

放下电话,钟兆武突然活泛起来。他打开客厅的灯,开始收拾屋子。

客厅中摆满了杂物。前几天,公路上两侧的护栏粉刷,留下一些橘色的油漆。钟兆武便带回家,把一张方桌、两条长凳刷成了橘色。

等一切收拾停当,他便打开院子的灯,用扫帚打扫院子。院子很干净,早晨他刚扫过。打扫完后,他望着黑漆漆的远处,呆呆地站了一会儿。

这个家已经很久没有热闹过了。妻子一走半年,从来没回过家。倒是二儿子有时会带孙女回来,但也仅仅待一会儿,从来没在此过过夜。他几次欲留儿子过夜,哪怕让孙女陪他一个晚上,但他说不出口。老人也清楚,儿子生意赔本,心里烦。

在他的床头,还贴着几张女明星照,以及两个kitty猫的卡通图像,这是大孙女留下的杰作。

这天晚上,钟兆武没有像往常那样,伴随着《新闻联播》的结束曲上床睡觉,而是打开了话匣子,谈起自己的生活。

“连人都没有了,南坑不是一个村子了。”钟兆武叹息道。

2012年的春节,他感触颇深。

正月初一那一天,老钟一家人早早地准备好丰盛的饭菜。早先,他还特意到集市上买了当地比较流行的白酒,就等着晚辈上门拜年。

钟兆武是这一钟氏家族的“兆”字辈,他父辈的“大”字辈已经无人,因此,“兆”字辈就成为南坑村辈分最高的人。

当天,钟兆武几乎迎来了村里所有的晚辈。有些孩子进门就叫他“爷爷”,但他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家的孩子。

一天的时间,迎来送往,客人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几乎没人留下来吃顿饭。一桌子菜,几乎没人动。村中的长辈分散在各个角落,他们得赶时间去拜年。

钟兆武感到有些失落,但也毫无办法。他非常清楚,如果这些孩子有一家没走到,定会落下个不孝之名。

儿子也曾劝父亲搬到城里去。可是父亲下不了这个决心。他有多种考虑,比如支出的问题,比如女儿的问题。他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关于这个村子、这个家族未来的考虑。不过,他只和自己的哥哥钟兆文讨论过此事。他不想和别人说,怕别人说他“虚伪”。

他用现实的理由堵住了儿子的口。他对儿子说,我要搬进城里,得多租两间房子,自己一间,女儿一间。目前,他的二儿子在城里租住了两间房子,每间每月80元。

老钟还给家人算过一笔账。现在全家的吃喝,几乎全部从他种的田里出。南坑村虽然人均只有两分地,但大家把地抛荒了,老钟就捡了起来。要是他也到城里,就意味着要买菜买粮,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搬到城里“划不来”。

当然,钟兆武也非常清楚,这个家,儿孙是回不来了。他所有的关于过去的记忆,也不可能回来了。

这天晚上,两条狗叫了很长一阵。老钟从床上爬起来,穿衣服到院外看个究竟。他还打着手电筒朝路上晃了几下,没看到什么,只好又关门睡觉了。“儿子说明天才来呀。现在会是谁呢?”他嘀咕着。

第二天上午,儿子回到了家中。尽管从头天晚上就开始盼见面,但当老钟见到儿子时,还是刻意摆出一副父亲的面孔,表情严肃,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昨晚接到电话时的兴奋,与现在的若无其事,在他身上奇怪地并存着。

大孙女没来,但给他买了两只兔子。儿媳妇说,是孙女怕他孤独,给他买来做伴儿的。说这话时,钟兆武坐在凳子上,晒着太阳打瞌睡,眼皮都没眨一下。儿媳找了一个箱子,在箱子上打了两个眼,把兔子放进去。钟兆武始终也没来帮忙。

傍晚老钟收工回到家后,儿子儿媳已经走了。纸箱中的兔子,一只跑了,一只死了。钟兆武将死兔子扔到沟里,不住叹息:“这个孩子,一只兔子20块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一个家族解散了,我们对不起祖先

一个人待久了,自然而然地想一些玄奥的问题。有时,钟兆武会想: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我相信人有灵魂。我们的祖先都在看着我们呢。”他说,“要不山里的野兽从来没来过!”

南坑靠大山,山上经常有野猪等野兽出没。不过,这些野兽从来也没侵犯过钟兆武。

有时,他又会想,现在大家都搬走了,是不是对不起祖先?关于这个问题,他还曾和大哥钟兆文讨论过。

南坑村的男子,只有一个姓,那就是钟。钟家祖先究竟来自何地,南坑村没人能说得清。老人们只知道,自己的祖上有钱,为躲避战乱,来到安义县的山里。祖先买了南坑村所在的那座山,族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钟家的祖房,原在半山腰。张凤莲还记得,要下山挑水,需要走180级台阶。分田到户后,村里人才把房子建到谷底。那时,家家户户几乎都从集体分到了上万元,他们就用这些钱,盖起了新房。

然而现在,钟家的人,一个个都搬离了祖先选择的地方,只留下钟兆武及他的女儿在守护着这块土地。

作为“兆”字辈的老人,钟兆武及其在县城租住房子的哥哥钟兆文,更关注这个家族的发展。

钟姓家族有一份家谱,曾保留在钟兆文的手中。他是南坑村年纪最大的人,1937年出生。根据惯例,钟兆文对钟氏家族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由于人人各奔东西,钟兆文已经认不得几个大家族的后代。即使他弟弟的3个孙女,走在大街上,他也很难认出来。

“一个家族解散了,我们对不起祖先。”钟兆文多次和钟兆武说。

他还多次劝弟弟,要是能留在南坑,就留在那里:“咱的祖先都在那里,不要让祖先找不到我们。”

作为南坑村年纪最大、辈分最高的人,钟兆文这个家族元老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他曾经保留的家谱中,只记录了10代人的字号。“兆”字辈,已经是家谱中的第7代。现在,第10代的“思”字辈人已经出生。不远的将来,下一辈人的字号眼看就没着落了。

“现在有家谱,大家都有个字号,见面还知道是一家人,以后根本不知道了。要是那样,我们这一族人,就算断了脉了。”钟兆文说。

为此,钟兆文委托在广东打工的晚辈,带上家谱,到广东寻根。他听说,在广东有很多钟姓家族。

受委托的年轻人,在广东寻找到多支钟姓后裔。每找到一支,他就查对方的家谱,希望能接续上扎根到赣西北的这支。对方一听同是钟姓,都会热情地让他查。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家谱怎么办?一时间,钟兆文也没了主意。

不过,更多的时候,“兆”字辈的人,也无法考虑这么多。现实的生活以及后代的教育,才是他们现在最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为此,当钟兆武一见到他的堂弟钟兆柳时,就忙不迭地问对方,能否给自己的女儿解决一个五保户的指标。钟兆柳是合水村的党支部书记,但对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侄女也无能为力。

钟兆武仍旧一趟一趟奔波于南坑村和安义县城之间。至于奔波到什么时候,他心里也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