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行，1929年生，山东莱州人。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在东北外事局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被外交部选派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留学。毕业后，在外交部王炳南、乔冠华等部长办公室工作逾10年。在近50年的外交工作中，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一
引渡溥仪，是毛泽东1949年12月首次出访苏联时亲自安排办理的事。
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争取苏联援助，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并没把引渡战犯溥仪一事摆在议事日程上，但此事却由苏方提了出来。
在斯大林看来，这些战俘包括溥仪，已经在苏联生活了5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早些利用机会移交给中国，既可赢得中方的满意，又可甩掉这个包袱。
为此，有一天，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毛泽东说：“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并将一批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押到了苏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些战俘应该引渡到中国，由你们来审判和处理。”
毛泽东立即表态说：“中国迟早要将这批战犯接过来审判，只是目前还不能。”
“我们愿听毛主席的安排，但不知目前办这件事，有什么困难？”维辛斯基接着就问。
毛泽东回答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而审讯内战罪犯的时间最快也要到1951年。”
“但不知和引渡这批战俘有什么关系？”维辛斯基仍然不解地问。
“如果先期审讯日满战犯，而不审讯内战罪犯，则有不足之处。”毛泽东从容不迫地回答之后，接着问维辛斯基,“请问，这批移交的日满战俘可否请苏联暂代拘押；此事推迟到今年下半年移交如何？”
维辛斯基立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届时再通过外交途径研究引渡问题。
二
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为了要与苏方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一事，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要求，来到了莫斯科。
周恩来在与苏方会谈中，还具体商量了将在适当的时机，引渡这批在中国犯有战争罪的战犯和战俘以及溥仪、溥杰等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审判这些罪人。
历时几个月，中苏双方经过外交途径，商量了一个引渡方案。
1750年7月18日凌晨4时50分，绥芬河和往常一样，浓雾弥天。在这片寂静的火车站台上，站立了几个人，为首的是奉命接收溥仪等战俘的外交部代表——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陪同人员有我和东北公安部门的几位同志。陆对在场的几个人说：“按照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战俘分两批移交。今天是第一批，日本战俘。等苏联火车到达时，请公安部石屏处长等同志上前和苏方取得联系。苏方已表示过，只要石屏和他们接上头，就开始将971名日本战俘，按名册顺序，由我公安人员带领转乘上我们的火车。一切移交的正式手续等事项，决定在第二批战俘，包括溥仪等人到时再办。”
陆曦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已到5时整，一列火车慢慢地行驶到苏式宽轨的终端停了下来。
苏中双方移交手续比较单一，也比较顺利。
经询问，苏方代表解释说：“名单中有一名日本战俘因病医治无效，已经死亡；另一名重病垂危，已不能上车，故不能如数移交。”
最后，我们只接收了969名日本战俘和相关审讯材料。
三
8月3日凌晨，第二批战俘与溥仪等人入境。
陆曦和我从早上5时就走出招待所，打算到火车站去，检查一下移交战俘任务的准备工作。
6时整，一列苏联宽轨客车缓缓开入车站。
不多时，从车上下来两个苏联军官，陆曦走上前去，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为首的苏联军官自我介绍说：“我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之命，押送伪满洲国皇帝等战俘前来报到，我是苏联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这位是我的助手上尉阿斯尼。”陆曦用流利的俄语说：“我奉我国总理兼外长的指派来和中校同志办理接收这批战俘的手续，我是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陆曦，和我一同来执行这一任务的，有外事局干部程远行。”
中校科富托夫热情地与陆曦寒暄后，接着说：“苏中是兄弟邻邦。我们不必拘于礼节，请问，我们在什么地方会谈？”
陆曦说：“绥芬河是个边防小城，没有合适的地方进行会谈。为了急需，我们打算请你们到火车站外的一家俄罗斯餐馆，那里已经摆好了桌椅，可以坐下来会谈……”
科富托夫思索片刻后，礼貌地婉拒说：“很感谢陆曦同志的盛情。我们的移交任务很简单。考虑到我方来的人少，除我们两人外，还有几名列车员，因此，我们两人不宜离开列车太远。同时，我们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张。苏联管理总局命令我们，把俘虏送到绥芬河，将战俘向陆曦同志移交清楚，并办理好移交手续，然后立即返回苏联，向管理总局复命。因此，我提议请陆曦同志和你的助手，到我们的列车车厢去会谈和办理手续。我们这列车厢虽然不大，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朱可夫元帅就曾在这节车厢里指挥过重大战役。你们也可以到我们这节车厢去参观参观。你看如何？”
“好！”陆曦点点头。站在一旁的我，佩服科富托夫中校办事如此爽快利落，如此严肃认真。
“达成协议，我们就一起走吧！”说罢，中校陪陆曦在前，我和苏联上尉在后，穿过四条铁轨，走向苏联车厢。
58名俘虏一个接一个，相距有五步之远，由苏联车厢下来，都老老实实地走一段路，再上中国车厢。
最后下车的是溥仪，他下车之后，明目张胆地东张西望，似乎在找什么。
溥仪突然回过头来，向苏联列车门前的阿斯尼上尉点点头，以示道别，而对站在50米外的中苏移交战俘代表，不屑一顾。他那种当皇帝的派头，依然如故。
溥仪此时走起路来，像只鸭子，头抬得很高，脖颈挺得很长，旁若无人，傲气十足。只是他那双鞋不太跟脚，走起路来，不大利落。当时我们很奇怪，他为什么只穿了双拖着走的皮鞋？
这时，我公安人员来报，溥仪等58人移交完毕。其中有溥仪和他的随从。这些随从有伪满洲国“内阁大臣”：“总理”张景惠、各部“大臣”13人；伪满洲国将级以上军官23人、军官1人；伪满洲国“外交部”职员13人等。
四
中方的火车开动，开始了我们在长途火车上的工作。
58个人上车后的座位安排，由我公安人员逐个分配位置。溥仪被安排在这一车厢的最后边。他一个人坐在相对的六个人的位置上。
溥仪的座位旁边，相隔人行通道，就是陆曦和我的座位。
溥仪上车后，神情惶恐，坐立不安，他时而立起身来，前看看，后看看，东摸摸，西摸摸；时而坐下来，把窗前的茶几摸个遍，如同刚进幼稚园的孩子，看什么都新鲜。
我则出于好奇，看了一下溥仪穿的那双拖着的皮鞋。
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那原是一双好端端的皮鞋，竟是他硬用双脚将后帮踩扁，才成了一双拖鞋。
我对其他57人也很好奇，很想知道各位“大臣”王爷是否也这样惶恐不安。火车开动不久，我借去卫生间的机会，从车厢后头走到前头，又若无其事地走了回来，只见这些“诸侯”坐在座位上，都是一个姿势，就连年老肥胖的张景惠（伪满洲国“总理”）也是如此，都把脸绷得紧紧的，把腰板坐得直直的，双腿并齐，目不斜视，活像一排排活木偶，一动也不动。
我回到座位上，小声和陆曦讲了所见的怪现象。陆说：“溥仪这个人的思想复杂些，其他人不好说，估计他们都有些紧张。”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不了解火车为什么把窗户用报纸糊起来，只在窗下留下一道不足一寸宽的小缝。我们当时这么做，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怕有人认出这些汉奸，发生什么意外。列车员向他们解释后，气氛慢慢活跃起来。
吃完早饭，溥仪发现车厢前边说说笑笑，气氛挺热闹，就有些按捺不住。他一会儿抬头往前看看，又立刻把头缩了回来。
最后，溥仪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猜疑心和好奇心。他突然转过身来，态度很生硬地问列车员小王：“厕所在哪里？”
小王答：“在前边！”
当溥仪正要起身去厕所的时候，火车紧急刹车，停在一个小站上。溥仪仍然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小王这时说了一句：“等火车离站时，再去厕所吧！”溥仪不听，仍继续往前走。
我当时对溥仪那种傲气和他那种爱理不理的酸劲反感极了，就跟陆曦说了。陆曦说：“他上厕所是假，到前面摸点情况是真。”
有的人见溥仪走过来，不予理睬，我行我素；有的人虽不吭声，却把腰板挺得直直的，以示对“皇帝”的尊重。
趁溥仪走开，我对陆曦说：“溥仪已经有点坐不住了。看样子他已经有些心慌了，很想刺探一下我们的态度。”
陆曦说：“他慌，我不慌；他急，我不急。时间还有。他不是傲慢得不可一世吗？就让他在我面前傲个够，不必理他。等他略微稳定一点，觉得傲而无用，肯不耻下问的时候，我再跟他谈。我看他就挺不过今天。”
火车启动了。溥仪确实没去厕所，匆匆忙忙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随着列车加速，溥仪的情绪，似乎也趋于稳定，只是他不断地向陆曦这里看。陆曦不理他。最后，他干脆拉下面子，降格以求，向我套起近乎来了。
溥仪那张很不自然的笑脸凑过来问我：“你贵姓？你们就是接收我们这些人的政府代表吧？”
“免贵姓程。我不是代表。你有什么事？”
溥仪急忙说：“今天我能和中共官员见面谈话，是我多年的愿望。代表就坐在我的旁边，我都不知道，失敬，失敬！”
我认为，陆曦和溥仪的谈话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我一边用手示意，一边对溥仪说：“这位就是和苏联军方谈判，并接收战俘的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代表、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
此时，溥仪眉开眼笑地向陆曦说：“失敬，失敬，我很愿意和你认识，和你聊聊。”陆曦听后说：“好啊！聊聊好，聊聊好。”陆曦一面说，一面站起来，走向溥仪对面的座位。溥仪受宠若惊，立即起身，表示欢迎。
溥仪找陆曦谈话的目的是想刺探一下，我国政府对他将如何法办的问题。其实，关于如何处理溥仪，中央没给我们任何指示，陆曦也不清楚。
两天后，火车到达沈阳。
我们刚走下火车，迎面走过来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和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为首的一位负责人一面向陆曦表示对旅途劳累的慰问，一面转达了中央以及林枫同志关于安排这批战俘在沈阳车站暂时休息的指示。
陆曦听后，立即表示，这样安排很好，我们照办。
（摘编自《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程远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