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不做泥 on 2012-5-15
我得坦白，在哥大新闻学院，印象最深的一课，不是怎么去当一个战地记者，不是熟练地剪拼视频文件， 也不是用各种工具去追寻黑金来源。而是最最基本的—-处理好每条稿子的消息源。
在纽约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位自称过气演员的黑人。我与他在中央公园的长凳上聊了一下午，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一天他的人生故事。我回去整理完录音，开篇第一句话写道：
“人们常说，你在中央公园里遇到的人十有八九是个艺术家，至少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老师读罢，问了一句让我当时目瞪口呆的话——
“你这里的‘人们’，是谁？”
在国内时，习惯了报纸上的“有关人士说”“据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称”，总觉得“有关人士”后面说的内容，比这“有关人士”到底是谁重要许多，脑子里也完全没想过这问题：到底谁是这些有关人士？
出于对稿件信度的考虑，也为了使刊登的故事尽可能地免受法律之责，美国媒体对于每一条引语的来源慎之又慎。编辑一旦看到故事中出现语焉不详的“有关人士”，必然会本能的皱眉头。
好吧，以后便不随意说“有些人”“有关人”便是。后来到唐人街采访，访问不少中国新移民，因此报道里，又有了“小李说”“老王道”之类。教授仍旧是在一旁打问号：哪个李？哪个王？
我试图解释：咱中国人啊，不大习惯给陌生人说名字。教授不理，只问：你试过了吗？
与采访美国本地人不同，采访中国人，确实要在压榨受访者全名上花更多的精力。10个受访者里，或者有5个不愿说名字，4个只愿意告诉你一个姓，但总有那么一个，既愿意告诉你全名，也能给你相关的信息。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概率问题，只要采访功夫到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
于是，下一个问题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要一个名字？
首先，这是对消息源的束缚。当你知道你的名字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你必然会对发言更加谨慎，更加负责。一旦出事，你要承担责任。最近美国广受欢迎的广播节目This American Life邀请的嘉宾在自己对富士康之旅的叙述中多处做假，被发现后不但让TAL丢脸，也在美国媒体圈里引发了轩然大波。
其次，也是对记者的束缚。我过去在某内媒实习时，向一些法律背景的硕士、博士请教过问题，但见报之后，这些人却被记者处理为“某法律界人士”。如果信息源实名，记者这样的“懒”也就没法偷了。《纽约时报》在经历了2003年历史上最大的抄袭丑闻之后，对信息源的要求更加的高，除了非常情况（即使如此，还要解释匿名的原因，比如可能导致对方解雇，影响人身安全等），都要求实名。
再次，这是对公众知情权负责。当一个消息源有具体出处、身份、背景时，公众就能自行判断整条消息的质量，从而决定是否应该采信。反之，如果都是含含糊糊的“消息人士”，公众就会自警，得掂量掂量这新闻到底该怎么读。
最后，无论出于法律风险，还是政治风险，实名消息源使媒体可以做的自我保护。
对于新闻专业学生，还有一条让我们热爱实名信息源的理由：把每条新闻的引语出处勾出来，就能逐渐积累到该题材的专家名、机构名，下次能拿来自用。
说得容易，但是匿名源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比如说，好不容易采了一个大咖，对方说得滔滔不绝，拳拳到肉，但唯一条件是不能署名。而原则性很强的编辑却说，没名儿的材料我能不用。怎么办？
这种弃之可惜，用之不能的苦楚，只好坦然面对。Sorry, next。
至此，我猜肯定有同行会长叹一口气道：你说的是西方新闻守则，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实际操作中，还是要考虑国情。在解决技术难题之前，动辄先把责任推到“国情”身上，其实对提高媒体的专业水平有百害而无一益。我只好模仿教授老气横秋地问一句：
“你试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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