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事件：1962年4月，几乎没有任何征兆，大批拖儿带女的边民涌向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塔城巴克图等口岸，滚滚人流如潮水般在边境地区涌动三天三夜，最终6.7万多边境居民，穿越3000多公里长的中苏边界，涌向苏联。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也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逃离的6.7万边民中，仅塔城地区就有4万多人，大多为哈萨克族。
核心提示：
一脚跨过边境线，身后是近30年的骨肉分离。丈夫在那边、妻子在这边。离开的人回不来，留下的人去不了。长长的铁丝网，两边是两个世界。
1962年的“伊塔事件”那段历史，在新疆，要用三代人来遗忘；到哈萨克斯坦的人，也用了三代方才立住脚。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自由行，亲人才得以相见，那是怎样的感伤。
如今，在巴克图口岸，两国人往来自由，没有煽动与被煽动，没有意识形态的阻隔。哪里是家、哪里是国，每个人清楚得很。
莎娜、玛依拉、加尼别克，三个年轻的哈萨克族人，都已经不知道“伊塔事件”，如今，他们听着周杰伦、潘玮柏的歌，向往着心中的北京。在与莎娜和玛依拉告别的时候，当得知凤凰网编辑来自北京后，两个人同时张大了嘴巴，同时发出尖叫。
**巴克图口岸：开着拖拉机出国去
2010年10月27日，塔城，秋高气爽，被霜染黄的白杨在阳光下泛着点点金光。
自塔城市向西行驶，路直通巴克图口岸。道路两旁农九师的各个农场已将庄稼收割完毕，新播种的麦子已经长成绿油油的一片，偶尔一两个牧民赶着羊群牛群走过，远处枯黄的芦苇和白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再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那座山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却被这里的人命名为“伟人山”，当地人称从某一角度看像毛泽东。
路上车辆行人稀少，偶尔一两辆大货车急驰而过，从车牌号和车皮可以看出，这些车是哈国的，来中国进口商品。还有几辆拖拉机从身旁经过，沿着x团x连的路开下去，他们是驻扎在这里的兵团人，1962年“伊塔事件”后，兵团人接到命令，从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各地驻扎塔城个农牧场，实行“三代”工作，自此便未曾离开。距离国门最近的村庄不是哈萨克族人的牧场，而是兵团人驻守的连队。
一座绿色砖瓦城墙式建筑出现在眼前，巴克图口岸到了！两辆大货车停在路边，着黑色夹克的哈萨克司机拿出证件接受边防战士的检查，高大帅气的哈萨克族边防战士巴和卓力是塔城本地人，除了自己的母语，还能说一口流利纯正的汉语；另有几个战士上车检查。
两辆车上装的都是中国出口的果蔬农产品，巴克图口岸的过货主要是对哈萨克出口的农产品，还有机械产品，而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物品由于哈国的限制寥寥无几。检查很快完成，不到十分钟，一辆大货车即可放行。同时又有几辆大货车从哈国方向驶来，车牌号和车皮上写着哈萨克语，车却是中国制造。
另有一辆中巴车满载乘客驶来，他们到哈萨克斯坦经商或探亲，车上还放着他们的行李。中巴车从我们的边检站送到不远处哈国的边检站，他们再搭乘车辆驶向哈国村镇、城市，距离巴克图口岸最近的哈国镇子只有60公里。一辆满载乘客的中巴从哈国边检站驶来，有汉族也有哈萨克族，亦是经商或探亲，巴克图口岸距离塔城市只有12公里。
即将离开巴克图口岸，忽然看见一辆拖拉机停在路边，拖拉机上满载着自行车、水壶、桌子、毯子等各种生活用品。一个哈萨克族青年跳上拖拉机，笑呵呵地用汉语跟我们打招呼，原来他要去哈萨克斯坦定居！夕阳下，这位哈萨克族小伙子开着他的拖拉机，上路了，跨过这百米的边境线，到对面的哈萨克斯坦追寻自己的梦想了。开着拖拉机出国去，过几年，他同样可以回来……
**1962，跨过边境线分离30年
曾经，他们一脚跨过边境线，身后是30年的骨肉分离。
1962年春夏，大批边民拖儿带女，赶着牛羊，潮水一般涌向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很快，塔城地区各个县乡的哈萨克牧民也潮水般涌向巴克图口岸。一瞬间，整个塔城市如同一座空城。这一年，木拉提–衣留汉刚满六岁，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亲戚朋友一夜之间就见不着了，整个塔城没什么人，空空的。”
1962年，当大多数人选择离开时，木拉提一家留了下来。此时距离他的父亲从苏联回国刚满9年。木拉提的父亲出生在塔城，曾经在吉木乃任派出所所长。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个人，在大时代面前，个人命运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1945年，木拉提的父亲逃亡苏联，直至1953年才回国，与其一同回来的有800多人。
1945年，正值“三区革命”结束。1944年11月7日清晨，哈萨克民族军在苏联暗中资助下，攻占市内各重要据点，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首都伊宁，中国政府守军连同避难的3000汉族平民退至机场，激战87天后失守。1945年初，民族军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尔泰3区。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伊宁事变，或称“三区革命”。
1953年，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苏两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模式一致、国家利益基本一致、双方对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都采取了积极化解的态度，开始进入蜜月期。在这种大背景下，逃亡苏联的人得以回国。
在苏联的8年，木拉提的父亲什么杂活都干过，木拉提的母亲一直留在新疆等待。从东北一路辗转到乌鲁木齐，能使用汉语、俄语、哈萨克语的父亲先后做过翻译、保镖和老师。1962年，一家人从乌鲁木齐回到塔城，然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座空城，原来的亲戚朋友都不在了。此时距离“伊塔事件”发生刚刚一个星期。
虽然亲戚朋友不在了，但木拉提一家至少还是完整的。这一年，无数个原本和美的家庭妻离子散。已年届60的毛肯便经历了骨肉分离之痛。“伊塔事件”发生时，毛肯正在乌鲁木齐读大学，等他回到家中，只有空荡荡的房子，父母兄弟姐妹都已经走了，他们走得那么匆忙，都没来得及跟毛肯打声招呼。木拉提说，“这样的情况，在塔城多得很。还有很多是丈夫过去了，老婆留在这边，然后各自成家。当时很多人以为还可以像往常一样归来，但一周后边境线突然关闭了”。
那边的人回不来，这边的人过不去。
**被“伊塔事件”改变的三代人
当年见证“伊塔事件”的哈萨克族人多半已步入暮年，他们中有跟着父母一起留下的，也有饱尝骨肉分离之痛，一个人留下的。这些人此后有着相同的命运，被戴上“里通外和”的帽子，下放到农场基本失去人身自由近二十年。
对于那段历史，这些老人情绪依然激动，却不愿再提。与他们一起遭罪的还有他们的子女，如今正值中年，尽管那时他们还懵懵懂懂，但由于受到父母牵连，在学校常常被欺负的阴影依然深埋心底，上大学、找工作也都遭遇不公，“伊塔事件”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并不比父辈浅，他们的情绪虽比父辈平和得多，却也选择淡忘。因为自己错失了上大学的时机，他们格外重视子女教育，“伊塔事件”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哈萨克族青少年，载着父母殷切的希望，接受着大中专教育，听着流行歌曲，希望毕业后谋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已经不知道“伊塔事件”是什么……
逃亡到那边的人，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白丁，统统被发往边远地区放羊，一呆就是十年，在荒芜人烟的地方，意志被慢慢消磨，纵使无限的后悔也无法归家；他们的子女与牛羊为伴，辗转于各个牧场，有能力的人渐渐离开牧场来到城市；这才换来他们的子女可以与当地人同享一片天空的机会。
一段历史，要用三代人来遗忘；而逃亡到哈国的人，也恰恰用了三代方才立住脚。逃亡的人回不来，留下的人去不了。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长长的铁丝网，在40多年前，将逃亡的人和留下的人阻隔，多少家庭在“伊塔事件”中妻离子散，并失去音讯近20年。一切都在时间中慢慢磨平。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自由行，亲人才得以相见。如今，在巴克图口岸，两边的人往来自由，没有煽动，没有裹挟，没有意识形态的阻隔，哪里是家哪里是国，每个人清楚得很。
木拉提在车里向我们讲述着他上小学时的遭遇。“因为父亲被戴了帽子，我上小学时总是被区别对待。那时，也就10岁，读小学。每次班里开会，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我厉声道：‘木拉提，你起来！到外面去！’我们这些‘右派’分子子女只好到外面，偷偷地哭，然后再回到教室。老师这样一整，其他同学也经常欺负我们。那是多大的打击啊，你想想，一个10岁的孩子！”
之后，考大学、找工作，往往没有他们的份儿。木拉提在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专门开拖拉机，一呆就是十几年，直到1989年才去大专进修，1991年回到城市。
毛肯的三个女儿和二个儿子也有着同样的遭遇。“上学的权利都没有，就是劳动。”毛肯的妻子那时觉得对不住孩子。好在毛肯自己是老师，学校不收，他可以自己教孩子。如今，他们的子女还都不错，一个是大夫，两个是老师，还有一个在乌鲁木齐做生意。
虽然历经磨难，木拉提和毛肯对如今的生活却是满足和珍惜，一切沧桑、悲欢在岁月中淡去。木拉提的父亲已经去世，如今的他在塔城市政协任副主任，再过几年即将退休，就可以安享晚年了。
毛肯一大家子如今生活得也很幸福。儿女在外工作，两位老人守着大院子和七八间房子，城市改造这些房子已经列入拆迁计划，届时将得到一笔不菲的补偿。我们到达毛肯家时，不巧他出国去探亲，没能遇见。
1990年，与家人失去联系近30年的毛肯，终于带着妻子在哈萨克斯坦见到了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毛肯家的相册中还保留着当时全家十几口人团聚的照片，虽然被阻隔近30年，然而血浓于水的亲情却打不散，毛肯父亲的老照片一直挂在房间的正中央。如今，毛肯的父母都已不再人世，只有几个弟弟以及侄子在那边；而毛肯在塔城也已经有了一大家子人，他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
他们的后辈，无论在哪边，如今都可以自由往来。
**哈萨克族年轻人的北京梦
木拉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2004年毕业于新疆电大，如今在塔城市环保局工作；小儿子今年即将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这几年，塔城不好找工作。他将来可能选择在哈国与中国之间做生意。”木拉提说，他的小儿子正奔波在哈国与中国之间忙着做市场调研。
据了解，由于新疆就业难，有不少年轻人因为懂汉语与哈萨克语，大多选择去哈萨克斯坦做生意。另据了解，不少父母为了孩子将来好就业，让孩子在哈萨克斯坦读初中高中，再以留学生的身份考中国的大学。但能做出这种选择的人，首先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次有亲戚朋友在哈萨克斯坦。
对于大多数的哈萨克牧民来说，这种选择显得太奢侈，他们寄希望于子女将来能在镇上、县上、市里找到一份工作养家糊口，而为了让孩子找到一份工作又不花太多钱，他们只能选择中专。
今年19岁的莎娜，来自乌苏市甘家户牧场，如今在塔城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财会专业。她原本想读大学，但看到那么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家人就给她报了中专。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对莎娜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她快点长大，快快挣钱，养活自己。莎娜的同学玛依拉来自裕民县一个贫困家庭，家里有四个孩子，她是老二，之所以选择中专，则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两个即将毕业的哈萨克女孩，对自己的未来却是一片迷茫，她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找不到就继续上学。”莎娜低声说到。
22岁的加尼别克，家在托里县一个牧场，家中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16岁初中毕业后，他就出来打工。因为那一年，家里遭遇了一场变故，欠了几十万元的债务。加尼别克最初在姑姑的饭馆里打工，17岁离开家来到额敏县，在一家水泥厂当起了搬运工，搬运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工资也会高一些，每个月工资4000多元。5年后，加尼别克因为遭遇车祸离开水泥厂，5年辛劳下来，挣的钱全部用来给家里还账，自己却少了一根手指。加尼别克回到了家里，他说自己以后准备种地。
加尼别克有几个同学去了哈萨克斯坦，在中国老板的透明胶布厂打工，每个月2500元。
他说自己还是喜欢新疆，喜欢乌鲁木齐，不打算出国。“他们有的觉得那里好，准备在那里娶亲定居，我还是喜欢自己的家。”在加尼别克的心里，不仅乌鲁木齐好，他还向往北京。莎娜和玛依拉同样有着北京梦，莎娜有一个哥哥在北京，她说自己想去北京，想看看电视里的那些地方。
莎娜、玛依拉、加尼别克，三个哈萨克族青年，都已经不知道“伊塔事件”，如今，他们听着周杰伦、潘玮柏的歌，向往着心中的北京。在与莎娜和玛依拉告别的时候，当得知笔者来自北京后，两个人竟同时张大了嘴巴，同时发出尖叫。
（凤凰网/撰文：陈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