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在即将到来的夏季，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西北军区进藏先遣连抵达噶大克60周年之际，有关这段传奇远征的影视作品将陆续出现在人们视野。
艺术加工之前，进藏先遣连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挑战?
在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新疆军区档案馆的帮助下，《瞭望东方周刊》得以真实回溯这次进军的关键节点。
彭德怀用红铅笔圈定目标
到1950年，北京和拉萨的关系已经变得微妙而引人关注。刚刚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和边境上的亚东各设立了一套执政机构。而新生的共和国也已决意解放大陆上的最后一块领土。
1950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关于进军西藏的决定》，确定以西南军区18军为主力自川康方向进藏。此外，从云南、青海、新疆分别派出部队“多路向心”进发。18军后来也以解放西藏而著名。
但最先出发的是自新疆启程的西北军区进藏先遣连。
这支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独立骑兵师1团1连的部队，由原国民党骑兵第4旅8团改编而成，另由从其他连队抽调了20多名人员，组成加强连。它配有179匹战马、35峰骆驼。三个排每人一支步枪，每班一挺轻机枪。第四个排是机炮排，装备有6门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两挺重机枪。
这些武器虽然简单，在以后的进军途中却极少被使用，因为他们面对的并非操枪之敌。事实上，在建立第一个据点后，机炮排和大多数重武器都被留在这里：携带它们行军已经是很大的挑战。
7月31日，先遣连自和田地区的于田县普鲁村出发。由于开始与运输队同行，行军速度并不快：第一天行进30公里、第二天50公里、第三天20公里。这一天起，连队已经开始进入海拔4500米的无人区。
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虽然久在喀什、和田地区驻扎，但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高海拔地区。出发前，由陈毅托人从香港买回一张英文分省地图，在西藏西部的大片空白上只有一个黑点和几个英文字母，即当时的阿里首府噶大克。
地图送到兰州，彭德怀用红铅笔把黑点圈了起来，然后对独立骑兵师师长何家产说，这就是先遣连的目的地。
何家产一直把先遣连送到昆仑山脚下的苏巴什河边。李子祥还记得，那时发洪水，战士们依次缓慢渡河。等到他自己最后渡河时，差点被冲走。何家产站在岸边急得大声叫喊。由于缺氧，他一下子晕倒在河边。
不到4000米的苏巴什河谷也许是整个远征中海拔最低的地方。
第一份和平协议
在行军第一周结束时，先遣连就损失了几乎所有运输队。他们夜晚宿营时遭遇大雪，李子祥说，早上走出帐篷看到遍地都是冻死的驴子，几乎无法从中间穿过。仅在第7天、第8天就有1000多头驴子和骆驼死掉。
先遣连不得不遣返了运输队。这时，头痛、胸闷、昏迷等高原反应已经非常明显。因为雪盲，他们只有将马匹首尾相接前进。
在得到先遣连报告后，部队的卫生部门提出了解决建议：病人绝对安静，行军15至20里休息，食用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如蔬菜、大米、稀饭拌汤⋯⋯
先遣连仍以每天35至40公里的速度在昆仑山中行进，第9天翻越6000米的界山达坂，进入西藏境内。在这之前，他们失去了第一个战士：刘进吉。
刘进吉自己绑在马背上行进了几天，终于没能战胜高原反应。
他的登记信息很简单：1917年，甘肃天水，汉族。李子祥说，在喀什开诉苦大会时，刘进吉第一个要求上台，结果没说几句就放声大哭，无法继续下去。出发前，他成为起义战士中第一批共产党员。
在昆仑山与冈底斯山之间是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宽700公里的藏北高原。这片海拔4500米至5000米的旷野富含碱性，基本不毛。
在8月15日、21日，越过昆仑山的先遣连分别建立了两水泉、多木两个据点，并第一次遇到藏民。8月29日，他们进抵到一个叫做扎麻芒堡的地方。缺乏补给、筋疲力尽的先遣连决定在此停留休整。
阿里地方政府先是强行阻止藏民与先遣连接触。10月，18军在昌都击败藏军主力后，他们改变了态度，开始和先遣连谈判。
在扎麻芒堡东南20多里的一个帐篷里，先遣连与地方政府达成了《五项协议》。这份以互相承认和尊重为核心的契约，也是共产党军队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第一个和平协议。1951年5月，北京与拉萨正式签订“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和平解放。
阿里地方政府负责人甚至通过先遣连的电台与毛泽东互通了电报。
在先遣连向独立骑兵师报告的电文中，还讲述了他们与地方政府负责人结成兄弟之盟，承诺不会把战争加之于西藏人民。
先遣连的行进路线并非今天从喀什开始的新藏线。它自和田出发，在新藏线以东一二百公里的地方并行。18世纪初，准噶尔就是从这个方向侵入西藏，用弯刀席卷高原。
后来，藏民在与先遣连接触中提到最多的就是，他们虽然骑着战马而来，却没有带来战争。
王惠志回忆说，有个藏族小伙子看好他们的步枪，就骑马从背后袭击了一个战士。战士听见声音回头时，对方一刀砍在步枪上。他知道对方喜欢自己的步枪，就摘下来扔了过去。藏族小伙子跳下马，给他磕了一头表示感谢，才持枪离去。
但是，与地方政府并非没有交锋。
李子祥说，谈判后，地方政府提出按照藏族习惯比武，想了解先遣连的实力。但这时大雪封山，没有补给，他们的军装都穿烂了。
先遣连集中了全部“好衣服”给参加比武的战士穿上。虽然很多人已经开始浮肿，但是在枪支射击中，他们还是大胜地方政府。最后，当比试射箭时，蒙古族战士巴利祥力断长弓，彻底赢得了竞赛。
比武后，地方政府再次围困扎麻芒堡。一个月后，强壮的巴利祥也死了。对先遣连真正的考验到来了。
生死扎麻芒堡
由于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狄三的日记在送回新疆时遗失，目前能够详细反映先遣连进军沿途情况的，只有1951年9月先遣连及后续部队完成进军任务后所作的《进军路线沿途调查材料》。
其中这样描述了达扎麻芒堡：一块流沙中之绿洲盆地，四周靠山，每一个山顶英雄连都构筑有野战工事，地形较为复杂，为军事上良好之阵地，有泉水味不佳，柴草丰富，但较远。气候不好，每天下午飓风，人们一举一动都感到呼吸困难，时常有病员发生，其病症大都为身上浮肿，医治无效，日益严重。5月30日6 时低温4摄氏度，12时高温34摄氏度，海拔4517米。
10月下旬，大雪封闭昆仑山后，先遣连成为一支孤军。没有人向营地射击或进攻，但是死亡阴影时刻笼罩着他们。
高原病导致了大多数人的死亡。那时，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浮肿、最后皮肤迸裂出黄色的液体而死。
王惠志说，一旦生病就会特别能吃东西，然后开始浮肿。继而不再进食。短则几天，长则二三十天，浮肿就遍布全身，眼睛都无法睁开。
为了解决这个怪病，除了隔离，病员们根据卫生员的建议在天晴时到地窝子外，靠着土丘晒太阳。但是不久，唯一的卫生员也死了。
先遣连战士、藏族翻译乔德禄对《望东方周刊》说，在战斗中牺牲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先遣连的“一个一个小伙子”没有一个人能够痛快地死去。
躺在地窝子里的病员并不会大口喘气，而是若有若无地呼吸，仿佛一块无形的巨石压在胸口。
抚摸自己浮肿的身体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好像在触及别人的肢体，又好像自己被陌生的东西接触。如果用完好的手指使劲按，会有半个手指淹没在黄色发亮的皮肤里，但是很难感受到肌肉或者骨骼。这时只能轻轻抽回手指，因为已经感觉到皮肤下面流淌的组织，生怕将表皮戳漏。
1951年1月2日，先遣连向独立骑兵师发出电报：现在这作战现象是不存在的，就是病号多，病马多死马多，我们没办法制止这个问题发生。
随后电报称：全连18名病危者，前几天死亡了两名，其中一名拉肚子，一名全身发肿皮质破裂而死。62匹马完全不能使用。上午晴朗下午刮大风，寒暑表损坏无法报告气温。
另一份电报报告说：新发生较重10名，放马、放哨、打柴都靠10多个人担负，病员特别烧柴多，打一周柴烧不了两周饭。战士不吃饭怕犯病，多数人吃但吃得少，马有30匹全乏不能骑。衣服95%以上完全是破烂的了，袜子完全没有了。
1月31日，王震亲自致电新疆军区：病员情况十分严重，向当地群众调查治疗方法。一待开山，即派出较好医生。二军应研究此种病因，电告该连，治疗参考。
高原墓地
为了向先遣连输送给养，新疆损失了4500多头毛驴和骆驼，还有3名维族运输员以身殉职。但只有一次给两水泉送去了1.5公斤食盐和7个馕、一袋信件。
李子祥说，信件都是来自内地的慰问信。他们读给濒死的战士，给了他们最后的安慰。
王惠志回忆说，他也全身发肿，无法站立。看着地窝子里的战友一个个被抬走，他干脆把一直没舍得穿的军装从包裹里找了出来勉强穿在身上，静静地躺在地上等待死亡。
这时，有情报说从新疆流窜到西藏的土匪要袭击扎麻芒堡营地，他就背起电台到附近土丘的阵地上。一路汗水，他竟然就此脱离了死亡的威胁。
王惠志的小组里共有5个人，除了他还有一名电台长、一名报务员、两名摇发电机的战士。最后只有他和报务员得以幸存。
两名战士直到浮肿蔓延至手臂时还在工作，抬到地窝子后不久就去世了。其中一人名为桑必强，临洮人。他的侄子说，桑必强的父母临死前，仍要求他们找到桑必强的下落。
李子祥则在一次返回多木途中与战士王兴才遇到暴风雪。在野外过了一夜之后，他的5个手指被冻掉，王兴才也失去了两个指头。
在扎麻芒堡，开始时牺牲者都埋在距离营地两三里地远的一个向阳坡地上。后来，由于无力将死者运送到这个距离，他们就在战壕旁边埋葬死者。为了防止被阿里地方政府发现大量减员，除了李狄三以外，所有死者都是平坟下葬，不立坟包、墓碑。
1965年，阿里军分区将先遣连烈士遗骸集中迁移到狮泉河烈士陵园。当时负责此事的马占山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虽然只过了十几年，但烈士们只剩下累累白骨，不仅包裹尸体的兽皮和军装粉碎，连身上的铁制配件都与土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成为了高原的一部分。
人民功臣
1951年2月，先遣连看起来已经陷入绝境，只有电台时断时续地与新疆取得联系。2月5日中午，王惠志收到了一份落款为“西北军区党委”的电报：你们是党的忠诚战士，军区党委决定授予你连“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并为全体同志记大功一次。牺牲的同志们永垂不朽!
王惠志翻译到这里，连忙举起电报向帐篷外跑去，没想到几步就头晕眼花，轰地扑倒在地。
自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组建自己的军队以来，一个建制连队每人记大功一次的，仅此一例。他们每个人也都获得了一枚“人民功臣”奖章。
2月5日是除夕夜。这一天，又有两人去世。
2月25日，先遣连致独立骑兵师的电报说：近两日病故战士三名(班长副班长战士各一)，马匹现只剩四八匹，其中有一四匹能用。气候每日下午大风甚至连砂子小石都可刮起来。
这一天，中央军委向王震及西北局、西北军区发电：既如此困难请考虑于开山后将该部队撤回新疆后，新疆即解除入藏任务。
王震及西北局、西北军区复电：有把握克服入藏的各种困难，希望仍按原订计划执行入藏任务。
到3月，死亡仍在继续，有3个班的干部战士已全部去世。根据部队保存的记载，3月7日这一天，共举行了11次葬礼。李子祥说，在结束葬礼回到营地的途中，都有送葬者死去。
马占山就是后续部队成员。他们到达多木后，还有先遣连的战士要他把自己背到哨位上，“他已经不能动了，但是说自己眼睛还可以看到，发现敌人还可以鸣枪，起点作用。”另一个地窝子里有4名生病的战士。第二天一早，地窝子已经被夷平，4名战士在夜里都已去世。
后续部队仍由独立骑兵师组成，有280人，称为进藏先遣支队。王惠志说，后续部队到达后，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士气，就把当天牺牲的战士隐藏在地窝子里，一个摞一个。
李狄三就是5月28日，后续部队到扎麻芒堡当天去世的。
在甘肃张掖，本刊记者采访了李狄三的通讯员曾自修。由于高原的经历，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哮喘甚至使他很难持续讲话。
在他的记忆中，李狄三瘦高个子，带有军人硬朗的气质。在1951年初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有表现过一丝绝望的情绪。
在李狄三病危的时候，党支部一度决议要他使用仅有的几支盘尼西林。李狄三说，恳请大家不要形成决议，让他临死背上个不执行决议的名声。
曾自修就在当场，那时，浮肿已经使李狄三几乎睁不开眼睛了。后来整理他的遗物时，他们看到李狄三在日记上写道：连队到扎麻芒堡不久，我就病倒了，工作没有做好⋯⋯请党宽恕⋯⋯
这个1937年参军的老战士一直隐藏着自己的病情，直到别人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浮肿。根据李狄三的遗嘱，他的遗物：两本行军日记交给上级，几本书和笛子、一件皮大衣茶缸分别送给几个战友，衣服交给炊事班的同志，“因为他们的衣服烂得厉害”。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李狄三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庭：王震发给他的奖品—一支钢笔希望转交给他的儿子，还有一条藏族头人送的狐狸尾巴，“请转给我的母亲”。
看到噶大克
1951年6月6日，先遣连及后续部队自扎麻芒堡再次出发。根据藏民提供的信息，部队首先向位于改则南的普兰进发，然后向西转进，前往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噶大克。
6月中旬，部队开始翻越冈底斯山。《进军路线沿途调查材料》记录说，此前他们已经在海拔5000米以上地区行进了100多公里。
他们经过的东君拉达坂，按照今天的地图就是西藏神山之首冈仁波齐。“此山为峻峰耸崖直立，坡度极陡，上下约十里长。山顶海拔7625英尺，上面气候恶劣，空气稀薄，缺少氧气。到此呼吸感到特别困难，气都喘不过来，人们均感头晕眼花，心中发吐，四肢无力。尤其山顶吹风天冷，睁不开眼睛，冻得人马直打哆嗦。”藏民经过此地时，都把一块干牛粪顶在头上，作为对牛神的祈祷，保佑可以安全度过。
“登越此山时，不要过急，必须慢爬几步，休息一下。待换过气后再行前进，否则一口气很不容易上到山顶，就是勉强上去，必然疲困，心跳头晕倒地难过。”
无论是先遣连还是后续部队，在翻越东君拉达坂都付出了代价。上山时，他们用镐在冰川上砸出台阶，并且铺上毡子防止打滑。这耗尽了所有人的体力，不断有人昏迷。等到他们终于下山到海拔5900多米的哑拉过达坂时，有的战士倒地就再没有起来。
寒冷使死去的战士迅速僵硬，就好像红军在雪山上的遭遇一样，看起来像陷入深深的睡眠。
在山脚下的巴格海子，部队埋葬了翻越冈仁波齐和在此休整时牺牲的大约10名战士。到这时，继续行军的先遣连成员再次精疲力竭，大多数人不得不把自己绑在马匹上，以免因体力不济摔落下来。
在李子祥的记忆中，甘肃武山人张佛成是最后一个在行军途中牺牲的先遣连战士。他没有妻儿。一直到2010年，他的侄子才了解到这个失踪60年亲人的去向。
6月29日，先遣连进入普兰宗，即今天的普兰县城。
进抵位于中国最西南部的县城普兰，成为整个远征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普兰位于西藏自治区西南部、阿里地区南部、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峡谷地带，它扼守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19世纪中期，依附于英国的廓尔喀就是从这里入侵西藏。
事实上，正是在先遣连到达后，中央政权管辖的军队才第一次在这条边界上进行驻防。受到西方势力策动的南部国家也终止了持续100多年的北侵行动。
1951年8月3日，先遣连及先遣支队进抵噶大克。曾自修回忆说，他们行进至一个坡顶时，终于看到噶大克。那时已经是下午，远远望去小城只有十几座石头房子，百十人的身影。
他环顾左右，看见那些疲惫的战友们，并没有人掉下一滴眼泪。
最后的先遣连战士
远征结束后，曾自修、王惠志等人被送回喀什的军队医院。曾自修回忆说，虽然受到了精心治疗，但仍有筋疲力尽的战友在医院中去世。
然而，这时发生了所谓“叛国集团”案。
1951年解放军开始在阿里边境地区执勤后，境外广播称，有共产党军队因不忍艰苦投敌。
阿里军分区战史这样记载说：在阿里开展“三反”运动的工作组抱着“抓典型”、“打老虎”的报功心态，随意将“三反运动”扩大化，捏造先遣连内部有叛国分子，无端炮制先遣连连长曹海林等7人为“叛国集团”。后经上级审查，所谓“叛国集团”之说纯属子虚乌有，未有定性。
“此‘叛国集团’案，是阿里部队发展史上极其沉重的一页，同时，对取得极大荣誉的‘进藏英雄先遣连’官兵来说，这段苦痛的却是精神、意志和心灵上的一次洗礼。”
曹海林退伍后一直在阿克苏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30多年后，他对一位作家提及这段经历时说：“当娘的有时不也会错怪自己的儿子吗?”这位国民党起义军官在上世纪90年代去世。
王惠志在喀什的一家印刷厂工作到80年代，然后回到临潼、他妻子的家乡。如今，80岁的他和女儿、女婿一家住在一起。虽然有退休金作为保障，但由于住房紧张，他每天就睡在客厅的一张单人床上。这些天，他正准备申请廉租房。
曾自修和乔德禄都很满足在张掖的生活。当然，这是按照中国西北地区小城市的生活标准。乔德禄在新疆的部队工作到60年代，受到冲击转业到甘南老家。他虽然已经听不见声音，但是拿着烈士名单时，仍然会喃喃地讲起熟悉的某个人。
曾自修身体恢复后回到了普兰边防。他后来参与了60年代的边境战争，捍卫这条战友用生命抵达的界线。曾自修的一生都与高原为伴：回到内地后和乔德禄都在甘肃海拔3000多米的农场又工作了十几年。
在新疆玛纳斯生活着副班长魏清文。他1952年退伍回到老家玛纳斯，当过乡党委书记。退休后享受副处级待遇。在脑子不糊涂的时候，他经常向家人提起的仍是在阿里的经历。
85岁的王兴才生活在喀什，他在生产建设兵团以一个普通转业战士的身份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由于以先遣连为前身的部队目前就驻扎在这里，他后来经常受到邀请去做报告。不过，最近几年由于身体快速衰老，他也已经很难清晰地讲述当年的远征。
在巴音格勒蒙古族自治州的和静县，85岁的巴力登由于白内障和老年性耳聋，已无法对话。他像一个普通退伍战士一样，在家乡当过乡村干部，离休前是公社副书记。
和静县党史办离休干部周西萍说，和静有17名蒙古族战士加入先遣连，最后只有5人回到家乡。他们都属于土尔扈特，这个生而为远征的部落。
指导员李子祥，在50年代受到冲击回到山西运城老家，也当过乡村干部，80年代平反。他有个孙子目前在阿里服役，那个他一生难忘的地方。
副连长彭清云，在加入先遣连之前已是特级战斗英雄。他和曾自修一样在普兰服役，高原曾使他随军的妻子流产。此后，他在北疆的一个兵站度过了十几年光阴，直到一位留宿在此的军区领导经过时偶然了解他的经历，才得以调动。
不过，当本刊记者在新疆军区总医院拜访他时，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侦察员已经卧床4年，无法谈话了。
这些人，无论他从哪里来，在结束了史诗般的远征之后，大多像那个年代的普通战士一样回到了自己平凡的家庭里。那里有他们挚爱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
扎麻芒堡、噶大克、雪山、圣湖，也经常在他们的眼前浮现。当然，还有那些永远驻守在阿里的战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