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北美串连 史书详载两度访加
-革命派与保皇党温市隔街大打笔战
-洪门抵押楼房再捐款 助志士革命
-中国围绕这座山兴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
孙中山北美串连 史书详载两度访加
海外飞鸿卑诗行踪3之3
星岛日报/加西卑诗省一向视为辛亥革命之前其中一重要支援基地，包括筹募革命经费以及运输军火。身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究竟访问过加国两次还是三次？这议题最近引发争论。当年力挺孙中山并沿途贴身保护的洪门，指孙中山到过加拿大三次：1897、1902和1911年；但有学者包括对洪门历史素有研究的卑诗维多利亚大学荣休教授黎全恩就表示，据文献记载，目前只有证据说明孙中山在1897年及1911年到访过加国；至于洪门所指1902年那次，现仍缺乏史料支持。
像孙中山这样的名人，在什么时间到过加拿大，理应有详细记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黎全恩解释说，当年孙中山既被清廷通缉（悬红20万元买他的人头），又迭遭海外保皇党人狙击，且在不少国家成为不受欢迎人物。为着自身安全，他的行踪十分隐蔽，因此除了洪门中人，其他记述不多。
孙中山是在1897年首次访加。当时刚在英国脱险（1896年10月11日在伦敦遭清廷驻英使馆绑架，10月23日释放，史称伦敦蒙难记），孙中山希望到加美考察西方政治制度以及宣传革命。洪门中人曹建武所撰《致公堂复国运动史》第五章说：“兴中会首领孙文，于光绪丙申廿二年，曾来美国及加拿大，时孙文尚未加入洪门……作为围外人……遂落寞处之。”
首访由伦敦乘船抵满地可
对首次访加行作出较详细叙述的，是前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1897－1969）所撰的《中山先生伦敦被难史料考订》，记述清廷驻英出使大臣罗丰禄聘请英国私家侦探，跟踪孙在加拿大行程，记录孙中山于1897年7月11日由伦敦乘船到达满地可，7月13日乘火车西行，14日到达温哥，住在杜邦街（Dupont St.，即现今华埠片打街）美以美教会所（Methodist Church Mission），19日赴温岛那乃磨（Nanaimo），20日再转到维多利亚市(当时通称域多利)并逗留13天，全程都由美以美教会牧师陈升阶陪同。8月2日孙乘“印度皇后”号轮船前往日本横滨。
据这段记载，孙中山首度加拿大之行共逗留23天，其中13天住在维多利亚市，也是他当年在加国逗留最长的地方。
至于1911年年初那次访加，孙中山目的要为广州黄花岗起义筹募经费。由于他已经在1903年加入为洪门成员，洪门也就倾尽全力支持，无论迎迓、护送、住宿、开会及筹款都出钱出力，安排妥贴，记载方面极为详细。
曹建武指出，孙中山1911年2月6日由西雅图（另一版本从三藩市）乘火车到温哥华，入住华埠卡拉尔街（Carall St.）活士酒店（Woods Hotel），2月16日孙在温市成立革命筹饷局，22日转到维多利亚，在码头也受到洪门迎接，26日转到温岛的那乃磨以及住着不少采矿华工的坎伯兰（Cumberland）镇等。
3月4日，孙中山到达卑诗二埠，15日转抵甘碌（Kamloops），再到阿什克罗夫特市（Ashcroft）、维农（Vernon），乘船渡过奥卡纳根湖（Okanagan Lake）到基隆拿，再往利华斯托（Revelstoke），足迹几遍及卑诗南部。3月30日，孙由卑诗转到亚省卡加利，在该处约逗留3个星期。4月19日去到缅省温尼辟，同月25日抵达安省多伦多，下榻爱德华王酒店（King Edward Hotel），4月30日经魁省满地可南下美国纽约。
一九一一年逗留加卡利三周
此行孙中山待在加国共84天，以在加卡利逗留时间最长，成功筹得112,000余加金，占黄花岗起义经费约四成；3月29日的黄花岗起义，最终失败，但是，加国华人在辛亥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孙中山以上两次访加，大致上没有争议。可是1902年那次访问，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呢？
曹建武在他的书中指出：“光绪廿八年（1902年)间，孙文曾来加拿大，时保皇会之势力正蓬蓬勃勃，而致公堂以孙文非隶属洪门党籍，遂以圈外人视之。孙文匿居域多利昌隆店中，无所为计，愤然自去。”
一九零二年足迹不离东南亚
黎全恩曾经为此查证《孙中山年谱》，发现在1902年整年，孙中山所踏足迹都不外乎香港、日本及越南等地。由于当年交通并非如今天般便利，孙在该年实在很难短时间内再造访数千里外的加拿大，因此黎对1902年访加之说存疑。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郑海麟也同意孙只到过加国两次，并查证了多本权威的孙中山年谱，发现1902年孙的活动范围不脱日本、香港及越南等地；目前在缺乏可信史料佐证之前，郑认为孙不大可能于1902年访加。
而洪门全加盟长郭英华向本报表示，他坚信孙中山曾于1902年访加。他认为，孙中山就是因1902年来加时，得悉大部分华人都是洪门中人，知道他如不加入洪门就很难得到海外华人支持，所以于1903年孙在檀香山决定加入洪门，成为双花红棍。
图文：记者冯瑞熊
革命派与保皇党温市隔街大打笔战
辛亥革命主战场在中国本土，但温哥华的华人既有支持革命的，也有力撑保皇党的，双方理念不同，斗争激烈。资料显示，在辛亥革命前温市保皇的中国维新会总部，与力挺孙中山搞革命的洪门致公堂和《大汉公报》报馆，都位于温市卡拉尔街夹片打街，两者不过咫尺之隔。
加强在华裔圈子影响力
洪门全加盟长郭英华指出，当年温市华埠片打街夹卡拉尔街一带是华裔社区心脏地带，无论保皇党或革命党，要加强在华裔圈子的影响力，都把总部设在该区。洪门致公堂设在片打西街5号的堂所，与中国维新会总部设在卡拉尔街531号，只相隔一条片打街。
为了争取舆论支持，革命党和保皇党常在报刊交锋，擦出不少火花。洪门1908年创办《华英日报》，该报鼓吹反清思想，并因此与保皇党打官司，最终导致破产停刊。
温市洪门中人曹建武撰写的《致公堂复国运动史》指出：“（致公堂）乃与耶稣教徒合资创办报馆，名曰《华英日报》，从中国聘崔通约来主笔政，鼓吹排满甚力，与保皇党之机关报《日新报》屡起笔战，因而屡闹讼案。有一次因讥保皇会为马扁（骗的意思），涉讼年余，其后案虽获胜，而讼费之应付，所耗已不少，卒因而破产停刊。”
撰文驳论至二百多回
不过，革命及保皇两党斗争并未终结，洪门于1910年集资再设机关报《大汉日报》（后改名《大汉公报》），聘冯自由任主笔。冯与同盟会（国民党前身）关系密切，因此借助《大汉日报》全力宣传革命，与《日新报》笔战甚烈。
郭英华说，本地华人当时对革命的意识很明确，透过《大汉公报》与《日新报》的笔战，令华裔更清楚两党的政治理念。
据洪门资料，保皇党曾为力挽狂澜，下令该党的《日新报》挑战《大汉公报》。冯自由力揭清廷腐败及保皇党罪状，针锋相对，撰文驳论至二百多回，成为海外两党最持久的笔战。
此外，两党也通过“落区”，现身华裔集中的地方，争取曝光及支持。其中华埠上海巷的醒侨戏院，正是两党发表政论场所。孙中山1911年访温期间，常在醒侨戏院演说；而中国维新会同样在戏院召开会议，并邀请白人贵宾到场演讲。
除孙中山抵温以外，保皇党也出动梁启超等领袖，踏足加西争取支持。康有为得意门生梁启超1903年访温时，来自卑诗及美国华盛顿州的政商界代表，出席欢迎他的公宴。梁启超公开演讲，不少本地保皇党成员如温金有（卑诗首个在本土出生的华人）、梁如珊和叶庭三，都有出席并且拍照留念。
洪门抵押楼房再捐款 助志士革命
洪门一向标榜“忠义侠”精神，在百年前辛亥革命期间，洪门就把这种“我为人人”的精神贯彻始终，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就连抵押上自己物业以资助中国志士仁人革命造反，也都义无反顾。据洪门民治党驻加拿大总支部全加盟长郭英华表示，孙中山1911年在温市时，温哥华洪门把片打西街5号致公堂旧址整幢物业抵押，当时押得1.7万港元并电汇给广州革命军使用。他又称，当时洪门中人多属劳动阶层，收入微薄，但为了资助革命宁愿节衣缩食，力求每月都筹得指定款项，汇回中国。
整幢物业押得1.7万港元
郭英华说，孙中山1911年年初再访温市，正值革命军要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时候，急需现金；温哥华洪门决定把致公堂向银行抵押，结果要到34年后的1945年才能赎回。郭英华透露温市洪门其后又把致公堂旧址卖掉，搬到目前在片打东街116号的温市洪门大厦。
在今天温市洪门会址，仍可看见当时洪门抵押致公堂的证据。在会址墙上，挂有一封《全坎洪门各机关诸叔父报告书》，报告筹款赎楼经过。此外，墙上还挂有一个《赎楼时期议案抄录》，是洪门书记在民国34年（亦即1945年）3月所写的，大致为债主要致公堂在10月底前赎楼，否则物业就归他所有，因此致公堂当年议决把所有储存款项先用于赎回楼房。
孙与洪门设立革命筹饷局
据曹建武书中记载，孙中山1911年2月14日曾与洪门在温市成立革命筹饷局，致公堂首先捐出三千元，发起捐款运动，历时月余共筹得加拿大币13,054.8元。郭英华指出，当时本地华裔工人月薪仅为三至四元，可见当时筹款效率奇高，民众对捐资反应十分热烈。
问及洪门当时筹款有何妙法，郭英华透露，当年每个海外致公堂，每月都有指定筹款数字目标。为了支持革命，人们就算节衣缩食也作出捐献。如果筹得的款项“不够数”，该致公堂更要写下欠单，声明会在下个月填数“清还”。
记者赵善乐
中国围绕这座山兴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
一百年前发生过的一次重大政治革命，对我们在加拿大的人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记得小时候在温哥华长辈常对我说：如果有孩子欺负你是中国人，你要记住：你的家来自国父孙逸仙的同一个县。当时，这话虽然不能安慰我，但我想亲人们必定以为对我还是有用的。事实证明，有关现代中国兴起与海外华人所起的作用，他们确实知道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对复兴中华起了关键作用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从世界历史看，今天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历史上长期占有的地位。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中国人曾被侮辱为“东亚病夫”。西方汉学家及中国改革者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如此“落后”。但现在中国又回到世界的最高层，过去的150年似乎只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里的一种反常。当中国再次成为生产出世界大部份货物的地方时，我们想起为什么五百年前欧洲人发现很值得绕过半个地球到中国来（也许中国人没有“发现”欧洲的理由很简单：那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如此长途跋涉？）然而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这500年里，有许多中国人离开了中国去移民。
那些离乡背井的“华人”对复兴中华起了关键作用。我的亲人称之为华侨的“海外华人”，曾经资助推翻满清。 “华侨”一词，代表过去几百年来遍布东南亚及远渡重洋的华人移民社群，他们与广东、福建老家有不可分割关系。秘密会社策划推翻满清，庇护和支持过像孙逸仙一样的国民革命者。正如20世纪爱尔兰共和军（IRA）有在美国的基地支持他们，把民族革命的基地设在要推翻的政府控制以外的地方，显然比较安全。
1911 年革命前孙逸仙到加拿大和美国筹款时，他常从自己亲属那里得到捐款。从他的老家香山，以及其他七个广东县份，几乎所有的移民都来到北美。香山县人开创了中国第一间百货公司，资金来自他们在澳洲、夏威夷、旧金山和卑诗省维多利亚市的亲属，他们也同样资助过国民革命。一个世纪以后当中国再度开放时，又是海外华人带来对中国至关紧要的第一批投资。
许多华侨的后代，对他们自己是如何的不同有特别想法。例如，太平洋区域的绝大多数华侨说广府话、福建话（闽南话）、潮州话、客家话及其他方言，互相听不懂，说普通话的人也听不懂。他们虽然使用同一文字（如欧洲的拉丁语系有相似字母和不少相同字根），但对中国历史却有他们各自的版本。他们自视为中华文明的真正继承人（有别于来自中国北方受“北夷”统治过的人）。他们称中国为唐山，称自己为唐人，在他们心目中文化高度发达的唐朝才是中华文明的顶峰，而不是汉朝（汉人一词由来）。我们从北美广东华侨创建的聚居地叫做“唐人街”，仍可见到这种称呼的遗迹。
亲身体验中国政治必须改变
那些居住在清帝国以外的广东人、福建人及其他人，助长了一种独特的反清民族情感，并由此形成了民族主义和憧憬成为“中国人”的更好途径的基础。著名的晚清改良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都来自与海外华人社群有密切联系的广东县份，因为他们与在东南亚和北美具有非常不同想法的亲属间的接触，使他们能够憧憬成为“中国人”的不同途径。改革的想法始于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地方，那里有许多中国南方的移民。孙逸仙曾多年流亡于香港，一百年前，那里是孕育“新中国”革命思想的交流和融资的枢纽——这同样也发生于过去三十多年里。
小时候，阿公（我的外祖父）常带我到温市华埠去会他的老友。我当时一点没有察觉到，为什么那间咖啡店里多是些与阿公一样苍老的头子。然而，这些年迈华人背井离乡、长年劳碌，大半生住在几全是男人的社区里。衰弱的清帝国让列强如美国、加拿大实施排华政策，因而这些与阿公同样的年迈华人生活艰难。他们亲身体验到中国政治有改变的必要。
海外华人对一个更好的中国的期望，无疑有助促成辛亥革命诞生。辛亥革命的结果今天不但体现在一个强大中国，即使我们加国华人也感受到。我的孩子生长在加拿大，将毋须像我的阿公那样担心遭到排华歧视。虽然还不尽完美，毕竟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也影响着加拿大的变化。
一百年前，卑诗华人人口占全省非原住民人口的百分之十。历经了以反华种族主义和排华为标志的整整一世纪，现在华人人口终于又回复到这一比例。2001年，中国是进入加拿大新移民的最大来源国。当加国重新评估我们目前和将来的地位时，请记住：我们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崛起连在一起。
现在我明白到，从前亲人告欣我的那些事是很有用的。我们不是处于1911年辛亥革命和新中国的边缘，而是在它的中心。孙逸仙去世后，他的故乡、也是我的家乡香山县改名中山，以纪念他在同胞中熟知的革命名字——孙中山，从字面上说是：中间的山，然而，也可以更形象地说：中国围绕着这座山兴建起来。
作者：余全毅(卑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