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报/今年是中共解放西藏60周年，上周中共在拉萨举行庆典，同时达赖喇嘛到美国会见欧巴马总统，北京则提出强烈抗议。回顾60年来北京对西藏的治理，几乎用尽所有手段，软硬兼施，但是整体看来，成果和成本不成比例。关键在于中共的成果主要表现在“援藏”，而非“治藏”。
大陆国务院特别发表《西藏和平解放60年》白皮书，历数中共一甲子以来的“治藏”成效。依照白皮书的说法，西藏60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准确地说，此一变化，就是“援藏”60年的成绩。以“援藏”作为“治藏”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实这是充满无奈和矛盾的政策。
首先，这是以不平等的作为去追求平等的结果──“援藏”一词的背后就是以富对穷，以先进对落后的施惠性质措施。其作为若是短期，只是协助藏人度过生活困难则不会有问题，但中共将“援藏”政策长期化，其目的在使藏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和汉族生活水准相似，这是以汉族为标准去提高藏族的生活，看似照顾，实际上可能是对他人生活方式的破坏，其结果“越援就越反”，这就使目的和手段相背离，实行起来事倍而功小，甚或无功还招怨。
其次，这也是以输血型的援助，期望达到造血型经济的功能。“输血”是用于急救，其成功条件在于血型相融，体质相似，而北京“援藏”政策的目的之一，从北京的主观来看，算是“善意”的改造，因此，只能依赖不断的输血，从而以“援藏”的结果说明“治藏”的成绩，而忘记如何使西藏地区造血。
第三，以物质现代化的提升，满足藏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客观而论，藏人也有物质生活的追求，但是在长期自然条件和宗教教义的薰陶之下，藏人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显然高于物质生活，而北京的援藏政策，恰恰是希望在物质上提供类似汉人的价值需求，因此，“善意”和需求出现越来越大的落差，误会和误解也越来越深。
此种“援藏”的政策实施60年，当然不会没有政绩，然而后遗症也很明显。第一，形成不正常的依赖式发展，从西藏的发展来看，一切都来自援藏，由于援助之物，藏民多半无接手后续的营运、管理、维修，因此形成长期依赖，其中也不乏有藏人挟持援助，换取稳定的心理；从北京当局来看，由于西藏不能转换为造血型经济，而中央和西藏地区政府都需要政绩，因此，只能依赖援助，结果“援助、发展和政绩”三者形成不正常的相互依赖关系，北京、藏区政府和藏民之间，就建立在这种援助关系上，导致中央有忧不得不续，地方有怨不得不作，藏民有愤不得收。
第二，将复杂的“闹事”原因唯经济化。在主观式的援藏政策下，藏民的生活确实有所改善，但是长期维持此种生活就不得不依赖汉人的后续服务，于是汉族移民增加，摩擦也增加。然而，民族自治区的闹事，中共地方官员常在原因未明之前，就立即怪罪于少数分裂分子与外国反华势力勾结；另一方面归因于发展不足问题，于是简单的“援助”就取代严肃地检讨，闹得越大给得越多，一闹就有，一闹就灵，援藏30年，无法将“输血型”转型成“造血型”经济，与此“援助”和“闹事”成正比的关系密切。
第三，政策结果是“三个不满意”。藏族不满意，北京援助的藏民不需要，藏民想要的北京无法给；汉族不满意，长期“无私”的援助换来的是更多的不安、闹事，尤其在“314拉萨”事件后，此一情绪更强烈；少数民族彼此间不满意，不公平的援助造成少数民族彼此间的嫉妒和心理不平衡，结果是“团结无奖励，闹闹有好处”的心态。
民族政策本来就是高度复杂，难以满足各方需求，中共的民族制度有其合理性，然而政策思考往往陷于主观，执行时也有偏差，可忧的是，此一政策正复制到新疆。其实放下身段、减少援助、回归治理，才能经营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治理的典范，并建立族群融合的和谐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