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509/对越作战——54军老兵最新回忆录（下）

（续前文）

(八) 在高平的日子

忘记这是几号了，大概是进入高平地区的第三、四天吧。我们的任务是在高平市区清剿越军，同时检查有关建筑物，包括银行、商店、机关。相比而言，这几天是比较轻松的。

越南的天气温差很大。白天中午时热的衬衣都被汗湿透了，夜晚却冷得够呛。连队的号兵、卫生员、通讯员等个子小，找件女人毛衣就穿上了。我们穿不上，只好找床毯子披着。就这样，晚上还是挺冷的。

部队进入越南已经很多天了。着装也起了变化：

我们的雨衣太长，许多人捡了越军的短雨衣就穿上了。越军的雨衣外面是黑的（不象我们是绿的），短款，穿着也挺好看的。结果连队行进时，远远看去，有穿雨衣的，有不穿雨衣的。雨衣有长有短，有绿有黑，有点乱七八糟的感觉。

连队小战士们衣领处都露着越南姑娘穿的花毛衣（越南这地方毛衣特别多，也特别适用）。

进入越南后，部队经历渡江、淋雨，衣服已经脏的不成样子了，可根本没时间洗换，其实也没有可洗换的。也没时间洗脸，脸上汗水、灰尘、甘蔗水混成一片，还带点粘性，粘着灰，结果是：人，一个个基本花脸；衣服，个个脏兮兮的。

我捡了两个地瓜式手榴弹，苏式的。就是那种椭圆形，外面刻有一块一块沟槽的。挂在腰间。右边是手枪，左边是弹盒，中间是两个地瓜手榴弹，身披伪装网（后来越军专打披伪装网的，就不要了），感觉挺神气的。

一天中午，战士叫我吃饭，我一吃，感觉味不对。问：什么油炒得菜？战士说是饼干筒里的油。我一看，整整一饼干筒的牛油。看来牛油抹面包不错，用它炒菜确实不好吃。当时想，要是在国内，有这一饼干筒牛油，那是什么感觉啊！

在这几天，也有机会了解了一下越南的城市情况：

越南原为法国殖民地，许多建筑物都是法式的。突出的特点是外墙都是彩色的。而那时国内建筑多半是水泥色，一色的灰。越南人少，建筑物相对也比较分散，房子与房子相距较远，周围植被较好。道路不多，柏油路还不错。多数路有点象我们的郊区柏油路。就是没有快慢车道，只有一条中间分道线，路两边就是土的那种。

我们连有一天住在一栋建筑物中，可能是个文艺团体。里面有各种演出服、高跟鞋。那时国内女士好象还没有高跟鞋呢。

越南手表中坤表很多，最小的直径大约只有12毫米。说不上好看，但比较新奇。因为那时国内也没有这种小坤表。

越南的自行车基本上是永久和飞鸽的，而且都是彩车。想想国内还都是黑或绿的。而当时我们出口越南的就已经都是彩车了。不知那时国家是怎么想的，出口的东西很漂亮，卖给国人的就难看的要命。

越南军队的服装和我们的差不多，可能也是中国援助的。针线包、急救包、缝纫机，等轻工业品多半是中国上海的。大米袋上明显的标明“中国上海”。进入越南后，我们一直都是吃着缴获的“中国上海”大米。

和平时期久了，战士的心态也是和平的。路上遇到商店，如果门是上锁了，战士就不进了，扒着门缝看一眼，走开了。如果门是开的，就会进去翻一翻。

一天，来到一个可能是卖拖拉机的商店，整齐的小型拖拉机排列在院子里。一个战士拿着枪托，挨个砸拖拉机的玻璃。一边砸一边骂越南人背信弃义。我赶紧制止，因为这些东西都要拉回国内的。那几天，许多东西都拉回国了。有自行车、拖拉机，还有其他的东西。说起来这都是中国人给越南人的，拉回来也是应该的。

那几天，中国已经宣布要从越南撤军。我们连奉命防守一座大铁桥。据团里交待，这座铁桥是从山区回高平唯一的过河桥梁，如果被越军破坏，友邻部队几个师的重装备将无法回撤。

不敢去设想团里是不是故意这样说以便引起我的重视。只能从最坏的可能去考虑了。由于进越南没几天连长就负伤回国了，而其余的连队干部中，副连长是炊事班出来的，个人军事技术一般，指挥能力极差，人也挺笨的。指导员是64年的兵，虽是老兵了，但是宣传队出来的，搞个连队演唱组还不错，论指挥不行。只有我这个副指导员是步兵班排出来的，并且在师集训队和团训练队当过教员。军事上的担子自然就落在我身上了。当初提副指导员时，团里就有不同意见，团长参谋长认为我应该当副连长，而政委和副政委认为我应该是副指导员。后来还是政治处主任说了一句“他好象愿意当政工干部”，这句话让我成了政治干部。其实我那时是认为军事干部到地方没事干，不象政治工作，到哪个单位都有这一摊事。去连队任职时，团政委亲自交待“你们连指导员是有名的周迷糊，你要把好关。别什么都听他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要担此责任了。

由于我们奉命防守的大铁桥周边地形复杂，河宽约六七十米，两岸草密而高，越军可以在夜晚以多种方式靠近大桥。

为此，我组织了两个排分别守在桥两头。由于桥梁距水面较高，约有六七米。所以我安排步兵排做好标定射击范围（这个标定射击在平时只是训练内容，但从没有训练过更没有实践过，有些战士可能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说到标定射击，简单讲，就是白天将枪对准目标瞄准好，固定好，晚上直接射击。为了确实有把握，我让两个排在白天时就对标定的射击区域进行了实弹射击，以增强把握性。

我安排好联络暗号，安排好手榴弹投掷区。然后带着三个排长，研究各种情况下处置办法。因为这也是进入越南后我感觉责任最重大的一次。生怕因为我的原因导致大部队撤不回来。

即使这样，也是一晚没敢睡觉，只是静静躺着，怕睡着了，安排队部战士轮流值班听着外面的动静。还好，一夜无事。

接受守桥任务的第三天，我们要撤了，团里派来工兵将这座铁桥全部炸毁了。炸桥时是每根支架上都绑上了炸药，然后同时起爆。

与在越南的整个作战期间相比，在高平的几天里算是相对平静的。

(九) 战场女兵

整个对越作战中，我军参战的女军人并不少，但真正出境到越南作战的，并不多见。云南方向的情况不太清楚。在广西方向，由于其他方向上作战地点距国境线很近，有的只有几公里，远的也不到二十公里，只有我们在高平方向，作战区域距国境线有一百多公里。因而，好象也只有我们这个方向有女兵出境作战。

在陆军师，那时只有师电影队、师医院有女兵，其他单位是绝对没有女兵的。由于1976年底来了许多女兵，师医院放不下，所以每个团的卫生队增加了一个女兵班。即1977、1978两年中，团里开始有女兵。

从我们团的情况看，自从团卫生队来了个女兵班，卫生队的菜地评比终于榜上有名了。过去他们从来都是最末一个。为此，女兵们抽回师医院时，团卫生队长直觉得惋惜。

可能是考虑到女兵在团里太危险，所以战前各团的女兵班都收回师医院了。

我原本就和师医院的几个女兵有些熟，一是因为1978年为参加军里比武，师里组织了一个女兵班射击队，参加军里的射击和五公里越野比赛。这个女兵班就在我们团训练队代训，那时我在训练队当教员，因而大家一起相处了半年多。二是因为我那时经常去师部边上的一个团找一起当兵的同学玩（这个同学现在在美国定居了），时不时去师医院看看（我父亲老战友的女儿在那当医生，我们经常去混个病假条之类的东西）。

刚到广西前线还未出境时，师医院给女兵发枪，谁都不想要，都嫌枪太重，想要手枪。因为当时发的都是冲锋枪。这点其实比班排战士强多了，战士们还是半自动呢。

部队进入高平地区后，牺牲的第一个女兵是师电影队的，叫郭蓉蓉。是一个著名作曲家的妹妹。当时，她从山东当兵，几年后，部队准备让她复员。但由于手续不全，地方上不承认她这些年是当兵了。部队干脆就把她提干了，安排在电影队。

她当时的任务是在收容队参加收容，收容队长是我们九连副指导员临时调去的。她们每天的任务就是负责用卡车把伤员和烈士的遗体拉回国。客观上，每天她们都奔波在战场与后方之间的公路上，而每天她们都要面临越军在沿线公路上的阻击和冷枪冷炮。

有一天傍晚，她们从国内空车回来，途中遇到越军阻击，当时她在后车厢中，一颗子弹打在颈动脉上，当时就牺牲了。同车的另一个姓赵的女兵，当时只有十七岁，也被这突然的情况惊愣了，由于黑夜看不清，她还上去抱着她，寻找伤口，想为她包扎。前面驾驶室里，司机的腿被打断了。副驾驶座上的九连副指导员赶紧下车，把后车厢的小赵抱下来（天黑，她个子小，怕她摔了），然后九连副指导员背着司机，小赵拿着手枪警戒，他们迅速隐蔽到路边的山上。这时，越军下来包围了汽车，看到车上没人，就把车点着了，而郭蓉蓉的遗体，当时还在车上。第二天，九连副指导员又去那里把郭蓉蓉的遗体烧完，把骨灰带回来了。这是我们师唯一牺牲且遗体未能运回国的女兵。

部队进入高平地区后，我们师，友邻部队的几个师，都过江进入山区寻找越军作战了。而在高平市区，只有三个军部，加上我们师医院。好象还有友邻的一个师医院。

那段时间，把师医院及女兵们紧张坏了。由于作战部队都不在市区，师医院的防卫全靠他们自己。

当时，师医院把警卫排放在最外层担任警戒，依次向里担任警戒的是：民工、男医生、女医生，整整四层警戒线，几乎二分之一的人都担任着警戒任务，在防卫圈最里面的才是伤员。

在高平的几天里，越军特工队几乎天天晚上都想偷袭师医院。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师医院抓了好几名俘虏。我们的女兵，是勇敢的女兵。

相比而言，有个友邻部队的师医院就不太顺利。据说越军偷袭了某师医院，抓了几个女兵，押解到河内，扒光衣服，让她们头戴无沿帽，五花大绑在河内游街。

还有一次，部队路过一个地方时，看到一个女兵遗体，她是被越军俘虏后，扒光衣服吊在树上，下身插入木棍，惨不忍睹。

越南人对我们的被俘人员的暴行，绝不是一句“惨无人道”就能解释的。

在越南的日子里，女兵们和我们一样，上山，过江、渡河，没时间洗澡，可能脸也不天天洗了。一切从战争需要出发。

在战场上，她们需要比男人更多的勇气。因为我们是战斗部队，我们人多士众，我们武器装备齐全。我们是强者，我们是在主动寻找越军作战，我们是当时战场上的主动者。而她们是后勤，没有多少武器装备，没有多少部队担任护卫，她们是军队体系中的弱点，也是敌人攻击的重点目标之一。

我似乎能想象到，她们心中那份掩藏的胆怯，因为她们是女人。我能感觉到，面对战争，她们表现出的那种勇气，因为她们是军人。

所以，尽管大家都是在越南作战，但作为军人，我仍要说，向年轻的女兵致敬！

在战场上，女兵也表现出惊人的胆量和从容。

每当我们在行军中相遇时，她们总是嘻嘻哈哈。我们抓了俘虏送到师医院，她们要检查俘虏伤势，并安排人员押送回国。她们总是争着去看看我们抓的女俘。过后还埋怨我们“抓了这么多，怎么就没有漂亮的？”

如果有几天没相遇，总会向部队打听。她们遇到我们团的，总要问我怎么样了，有营里的伤员到了师医院，她们总要打听我怎么样了。

听说师医院翻车了，我也要托人打听某某某、某某某在不在车上，有没有事。

在战场上，彼此之间比平时更增添了关心。

由于在越南时我们不经常在一起，我们每天都要四处出击，寻找越军作战。所以对女兵的生活了解并不多。但我知道：

这就是战场女兵，她们同样是军中英雄。

(十) 伏击、清剿

离开高平后，我们所在部队开始在高平周边地区寻找越军作战。

高平周边地形与中越边境不太相同，边境地区多为平地里一座馒头山，山脉不多。而高平地区则多为山脉。一条公路在山谷中穿行。公路距两边山地约几百米至一千多米不等。

一日，我们连停留在一个有着三处山口的地带，公路由北向南，西面约四五百米是一条南北向山脉，东面是两座山的交接处，这样，加上公路两端的山口，我们实际上面对三个山口。公路周边地形是稻田，部分区域是小小的低矮石林，这种石林高度仅一米左右，绵绵一片数百米。

当日，营里通知，各连以一个班设伏。由于我连地形复杂，故连队决定全连设伏。

当时，我看到炮班在最前面埋伏着，就问副连长“炮班在做什么？”副连长答“潜伏哨。”我问“架炮吗？”副连长答“当然架。”我又问“炮班当潜伏哨，应该是在全连的最前面，不知60迫击炮是否能架成90度，如果能架成90度，万一今晚有风，风把炮弹吹回来，炸到我们自己怎么办？”副连长愣了，半天没回过神来。我这才告诉他，不能让炮班当潜伏哨的。就把炮班撤回到队部所在地。

检查完一、二排，又发现副连长安排配属的重机枪班在连队部署的中间位置架好了枪，而重机枪的枪口直冲着我们队部所在地。我又问“这是干什么？”副连长答“警戒啊。”我又说“哪有这样安排的？敌人打不着，倒把我们全打死了。”这就又安排重机枪班调换位置。

检查到三排时，发现三排前方数米，就是一片低矮石林，这些石林完全档住射线，子弹根本打不出去，如果越南人利用石林摸到离我们一两米的地方，用步枪或冲锋枪射击是很难奏效的。我赶紧叫文书特意多领的几箱手榴弹发到战士手中。这样，如果发现越军攻击，我们不需射击，丢个手榴弹出去，手榴弹自上而下落，完全不受这里地形限制，又能有效杀伤敌人，又不会暴露自己。

安排就序后，我带队部转移至稻田中间一个农民看地的小窝棚中。我们规定，夜晚谁都不走动，发现走动的立即开枪。

入夜，不知是几点，可能是夜里一两点钟时，先是三排所在位置枪声大作，手榴弹声一声接一声。副连长问“要不要去看看？”我答“看什么看，睡觉，明早再说。”因为当时是无法走动的。过了一会，一排方向也枪声大作。我们也睡不着了，就听着枪声，观察动静。

大约二十来分钟后，一切平静了。

五点多钟，天刚蒙蒙亮。我带人开始检查各排情况。

但见稻田中三三两两丢弃的越军的背囊，大约有十几个。打开一看：压缩米一袋、小罐装荷兰炼乳一听、子弹若干、胸罩一两个。哈！原来是女兵。

三排：一名战士牺牲，越军三人被击毙，一男二女。

一排：无人伤亡，击毙越军一人（男），抓获一人（男）。

有随队翻译。一审，该等越军为某师某团人员，夜晚刚从南部调过来。没想到有我们在设伏。被抓获者为副大队长。他姐姐当时在广州。

由于越南长年战争，男丁少，所以多数部队的建制内都有女兵，通常一个班有七八个女兵，一两个男兵。

这个副大队长负伤了，有个战士从河里弄了点水给他喝，他还不喝，说负伤不能喝生水。要喝我们水壶里的水。看来这点比我们的战士有经验。

越南的压缩米不知怎么做的。感觉好象是煮好饭后，通过设备完成抽湿，再压缩，这样就象干的米饭一样，一粒一粒很散，拿水一泡就软，可以随泡随吃，也可以干吃。炼乳不错，我们都倒入自己的水壶中，再到河里加点河水，感觉不错。当时我们的七班长，也是北京兵后来当指导员了。他用这些炼乳做成酸奶，挺正宗的。

天大亮后，营长带九连、七连经过我们的防区进山清剿去了。由于我们连一夜都没睡，所以营里命令我们连休息。

大约快中午时，山谷里枪声大作，和平时不同，这时听到的枪声，更象是风声。因为枪声在山谷中有回声，加上枪声密集，所以我们听起来就是“哗－－，哗－－”的声音，和刮风一样。

这时，我让副连长通过电台问营长怎么回事。副连长傻乎乎的说“营长说了让我们休息啊。”我说“废话，山里人死完了你也休息！”由于副连长那一年的兵是我们接的，加上我原来在训练队当教员，许多副连长、排长都在我手下训练过，加之其他多方面原因，所以我对他们说话通常比较横。

通过电台与营长联系，得知九连搜山过程中，有敌人向他们开枪，其他情况不明。我当即问营长需要不需要我们支援？营长让我们带两个排过去。

我们很快来到部队进山的位置。这里是离开公路进入山区的开始，靠近公路多是小山，逐渐增高连接高一些的山。山上植被不一，山间小路草不深，但两旁都是较深的草丛及树灌。当时我面对山体，中间是山谷，两侧是山。

我命令一个班从我右侧沿山坡搜索前进，一个班从左侧沿山坡搜索前进。配属的82无座力炮这时还在山下，距我大约有四五十米，我站在山坡上对那排长喊“老夏，别走了，路不好走，看情况再叫你”。这个排长是65年的兵，因我们一起在地方上搞过民兵干部集训，所以比较熟悉。

当时我并不知道，就在我右上方几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山洞，里面有一个班的越南兵。万幸的是他们没有对我开枪。后来想想可能开始越南兵想隐匿，所以没有主动开枪。加之我派的一个班就在离越南人几米的地方，只要枪一响，他们就会立即冲到洞口。此时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山洞。

我带着副连长和我们的人继续向上走，没走几米就与九连会合了。

这时，九连的人是陆续返回。因为九连副连长说前面情况不明。这时副连长问我“九连撤了，我们怎么办？”我当即说“他们下，我们上。来了情况都没弄清楚，回去干什么。”于是我们的战士开始往上走。

当九连的人与我们的人正好换了个位置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走到我开始站的地方，而我们走到九连原先在的位置时，身后传来几声爆炸声，紧接着就是刮风般的枪声。我刷的一下坐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副连长和我在一起。我问“怎么回事？又遭伏击了？”我于是喊我派到左侧山上那个班的班长，我说“六班长，怎么回事？”六班长说“九连下山时，越南人丢了几颗手榴弹，把九连的人炸伤了。枪是九连打的。”

我立即赶到六班所在位置上，只见九连的人一齐朝我们对面的山坡上开枪。那位置就是我开始站的地方。

这时，六班长说“快看，那有一个。”虽然我们离对面山坡只有三四十米，但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那里的草一动一动的，能明显感觉到是有人在里面运动。我顺手拿过六班长的冲锋枪，我对着那个方位就开始射击。我是坐着的，平端着枪，第一枪是瞄准那个位置的。但当我打出第一个点射时，我周围两个排加上两挺重机枪一起开火。我一看，算了吧，反正我打不到也有人能打到。这时我就不瞄准了。对着那个位置一下子就打了两弹匣的子弹——六十发。由于火力密集，打得对面山坡上尘土飞扬，高高的茅草都被打断了。很确定，这个越军肯定活不了。

看看那里的草再也不动了，大家停止了射击。

这时，我派到对面山坡的那个班开始往下走。我喊“八班长，你在哪？”他说“我在这！”我说“你站起来。”他说“我就是站着呢。”然而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只见对面满山的草。这时我们相距也就三四十米，只是分别在两个山坡的相对面上。我又喊“八班长，你把帽子翻过来，用枪顶着举起来。”这时我才看到草丛中有个帽子，也才确定了他们的位置。

八班一个战士往下走，我一看不对劲，因为我现在知道附近有个山洞。立即喊“别走了，停住别动。八班长，把他叫回来。”八班长也在叫他。

但这个战士好象没听见，仍在向下走，就在这时，他前面约一米多远的草丛中突然站起一个越南兵，对着他就是一枪，他仰面倒下了。我也不知他是死是活，赶紧喊“八班长，把他拖回去。”八班长刚要去救他，越南人从草丛中又打出一枪，八班长差点也负伤。这时我们也大概能判断敌人的位置了。我命令两个火箭筒手，准备射击。

然后就在这时候，九连副连长喊“别开枪，抓活的。”我跟九连副连长说“没有用的，不要那么费事了。”但九连副连长仍让我这边等一等。

我看着九连的兵慢慢向上摸去，突然草丛中又飞出两颗手榴弹，九连又有四个战士伤了。这时我气不打一处来，我气得喊“九连的退下去。别在那碍事。”然后我命令火箭筒手，连续五发火箭弹打过去。一切都没有动静了。我派了一个班过去，从那洞里搜出7具越军尸体。6女一男。加上洞外那一具，一共8个人。

这时看洞外那个越军，身上已经被打成蜂窝了。对这一个人，一挺重机枪就打了近千发子弹。

战后统计，消灭一个越南人，用了近半吨弹药，接近抗美援朝战争的水平。客观上，当时我们的战士身上都是六七百发子弹，挺重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宣布撤军了，在越南不会太久了，所以也不吝惜子弹，一旦发现越南兵，就大过枪瘾。

在我们清剿这个山洞的敌人时，七连在离我们几百米的地方清剿另一个山洞的敌人。他们就没有用人去攻，只是步兵排占领山洞周围有利地形，用82无座力炮、40火箭筒向山洞射击，打了十几发炮弹，敌人不抵抗了。进洞一看，打死8个，还有一个活的女兵。而这个女兵居然一点伤没有。因为我们的82无、40火都是打坦克用的，弹头都是穿甲弹，不会爆炸。所以只要不是离得很近，一般不会受伤。那女兵已经吓得走不动路了，战士们只好用担架把她抬下山来。到了山脚下，战士把担架一丢，那女兵被重重的摔在地上。人已经吓得不轻了。

经过一番审问，她们正是我们连昨晚伏击打散的那个团的。这个小女兵只有16岁，原来是放鸭子的。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战争。按照规定，俘虏都交到营里，由营里组织人员送回国内的战俘营地。

经验：山地作战，避免近距离接触，能直接以火力摧毁的，不要以人员进攻。在越南战争中，82无、40火，在百米距离上准确性非常高。况且通常情况下，发现敌情，多在五十米左右，以火力摧毁是最简单的办法。

当时我们一个副团长一直跟着我们营，他去查看尸体。用他的话讲，这些女兵“都还是孩子啊？。我们那时什么不懂，毛头傻小子一个。

在被打死的越军中，有女人戴着金戒指。但当我们第二天搜山时再路过时，发现那金戒指已经不在了。不知是什么人拿去了。

在那几天里，我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从公路向两边进山开始清剿，天黑再回公路上睡觉。我们也有经验了。部队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一旦发现越南人开枪，步兵立即占领地形开枪射击，同时配属的汽车牵引的14.5高机迅速冲过来，车头一掉，14.5高机对准敌人就立即开火。因为高机在几百米外的距离上打半山腰山洞里的越军准确性很高，而越南人轻武器却拿我们没办法。高机射击时，85炮迅速推进至距敌人一二米甚至更近的位置上，开始炮击山洞。所以那一阵，越南人拿我们一点办法没有。被打得到处跑。

我们每天一座山一座山的搜，那一日，部队在搜山。我和指导员带着号兵和卫生员在离连队数百米的地方走着。突然，指导员指着一处说“你看，这里肯定有人上去。”我走近一看，很明显的泥脚印，向着山上去了。这时指导员说“我就不喜欢一起搜，要搜就自己搜，怎么样，我们搜搜？”我说“好啊，搜吧！”此时的位置是，我最靠近山体，指导员在我左后，号兵在我身后，卫生员在我右后。我就说“我走前面，号兵跟我后面，上！”

山比较陡，爬到半山腰时，眼前一片约十多米宽的平地，对面山壁是直上直下的一块绝壁，面对我们是一个两米高的大洞口，但洞口被芦席给挡上了，看不见洞内情况。这时我犹疑了。直接走过去，如果洞内有人并向我开枪，我必死无疑。如果我先开枪扫射一阵再前进，似乎有点草木皆兵，显得我们太胆小了。我这时让号兵从另一边用石头扔那洞口。号兵立刻爬到另一侧，扔了几块石头后，仍不见动静。我直起身，心想：该死脚朝天，不死就过年。认了！”

我迅速冲到洞口，发现洞内并没有人。但有一锅饭在火上煮着。看样子我们一搜山，敌人刚跑没多久。

这时发现，这是敌人一个简易被服仓库。里面有许多新军服。腰带。但没有弹药。这时我们挑了几件东西，包括一个中国产熊猫牌收音机、一条新的宽松紧带的短裤（我准备给四排长的，他是团球队的，个子大），还有炼乳等。

下山后，我看见四排长，我说“我捡了件宽带短裤，给你不错。”我找到指导员，问“那条短裤呢？”指导员当即一拍腿“哎呀，你不早说，我刚换上。”我就说“噢，那就算了。”一转身，我想不对。我们刚下山，大中午的，指导员没事换什么短裤？但我也没再说什么。吃完午饭，我问号兵（东西全在他的背囊中）“短裤在不在？”他说“在。”我说“给我，别跟指导员说。”我就拿去给了四排长了。晚上睡觉前，指导员开始翻背囊，想清点一下战利品。他说“哎，副指导员，那条短裤你拿了？”我说“是啊，你不是换了吗？我以为你又捡了一条呢。你没换啊？”他“哼、啊、哈”的没说出话来。我也装傻不说话了。

这就是我们与农家子弟的区别。当我问他时，我并没有说我要干什么，他应该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他的思维逻辑是，先说自己已经换了，把我这边封住。然后再判断我要干什么，再想别的办法。就这点，使我感触很深。在工作上，这个指导员是个迷糊，做不成什么大事。但在这些问题上，很精明，我们根本没法和他们相比。

这只是中间一个小插曲，说点感受而已。

我们搜山时，我觉得没什么事，就和一个班长（宣传队吹小号的，也是北京兵，会做酸奶的那个）躺在山坡上唱了一下午歌，从外国民歌二百首，唱到那时的电影插曲。想想也挺有意思。周围不时响起战士搜山时的枪声。算是配乐吧。

天色将黑，我们返回公路宿营。

战后，有些评论都是说中国军队如何使用古老的人海战术，用过时的旧武器，付出了惨重代价等等。其实都是不全面的。战役与战术不同，各个作战区域不同，各种战斗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的。

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每天都是我们在寻找越军作战。越军一旦被我们发现，基本上是跑不掉的。

(十一) 战场点滴

一转眼，我们进入越南已经半个多月了。中间这段时间，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打机动，执行临时任务，以及进入山区清剿。

有一天上午，我们又随全营转战另一地区。当时，部队行进在一条山谷中间的公路上。我们连为后卫。

由于天热，加之是大部队开进，敌情顾虑不大。所以部队行军有点象和平时期的拉练。战士们也在三两一群的边走边聊。

突然，前方响起密集的枪声，瞬间，公路上已经全无一人，部队全部疏散到公路两侧。这也是在战争中学会的，动作之快，在平时训练中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一个北京战友，在团作训股当参谋，当时正和政治处的几个干事走在一起。枪响时，他面前有一个水坑，他一个箭步越过水坑卧倒了。稍后，他起身回头一看，几个政治处的干事浑身是泥。他问“怎么搞的？”宣传股长难堪的说主“没来得及，卧在水坑里了。”这事一直成为笑料，笑的是政治干部军事素质差一些，笑的是宣传股长当时可能也吓得不轻。

我通过电台与营长联系，问是怎么回事。营长说九连是尖兵连，山上有越南人向他们开枪。我说要不要我们上去增援。营长命令我们连去一个排。

我问副连长“你准备让哪个排去？”副连长说三排去。我说“三排在后面山上担任后卫，为什么让他们去？”（因为三排长是比较勇敢的人）副连长说“一排长不想去。”我当即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想去？你不派他去，他有什么错？你把他的排派出去两公里，你看他去不去。”当时，按照行军序列，一排在前面，一排长正好和我们队部在一起。我也知道，他年龄大，都已经结婚了。而且大家都知道没几天就要撤军回国了，所以他确实在请战态度上不太积极，大家也能看出高平遭伏击后他思想上有点胆怯。但我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作战中，总会有牺牲的，开始时情况不明，伤亡会大一些。所以要把有战斗力的部队和勇敢的干部留在后面关键时刻使用。所以我坚持让副连长派一排上去增援。

但此时前方已经没有什么情况了。因为越南人当时和我们打游击战。一两个人或一个战斗小组，躱在山上。把腰带扣上，挂在树上，然后把机枪或冲锋枪挂在腰带上，这样等于是把枪吊在树上。见我们来了就开枪，打完就跑，枪也不要了。这确实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你如果不清剿，不反击，你就很可能老是有人员受伤。但如果你打，他没几个人。如果你攻击，你上山要近一小时，下山要近一小时，部队此时很可能原地呆着，很影响行军速度。相比而言，美军当年在越南时，利用直升机，采取蛙跳战术，很有一定的效果的。无奈我们当时没有直升机配合作战。

部队继续前进，我们连离开公路从右侧沿山谷前进。

走不多远，前面一个小山包，七连一个排在这里。我带了卫生员过去了。

只见七连一个排围着一群人。我上前一看，从60多的老太太，到被怀抱的不足一岁的婴儿，大大小小按生命计算，足有十几个。但这些人员中，没有一个男人。

七连一个战士告诉我，敌人向他们开枪后，他们迅速分散包围了一个山洞，但进洞只搜出这些老人、妇女、孩子，并没有看见开枪的越南人。

这时，我们一个副营长，手里拿着战士们搜缴的一张照片，这是一张越南军人与妻子的合影。越南军人头戴那种浅绿色的斗笠式军帽，身边的女人身着衬衣。与普通人家夫妻合影没什么区别。副营长指着一个越南女人说“你看，象不象？”我看看照片，看看那女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相象的。我说不象。副营长说“咋个不象，满象的。”这时，副营长指着那女人外衣下露出的衬衣下摆，“看，是不是军装？”七连副连长上前抓住那女人的外衣，向上掀起，可能是想看看是不是军用衬衣。外衣被掀起，衬衣也被掀起，露出半截乳房。越南女人不敢吭声，只是默默的站立着。还是我们说“算了算了”，他才把人家的衣服放下来。后来这个副连长在另一次战斗中负伤了，我们都笑话他：只所以受伤，是不该看的瞎看。

这时，有个女人怀抱孩子，在低声哭泣。当时教导员跟营里医生说，看看是不是孩子病了。医生过去看了一下，回来说“妈的，是个死孩子”。我们都很诧异，不知是怎么回事。医生说那孩子是被掐死的。可能是他们躱在山洞里，孩子哭。当妈妈的怕孩子哭暴露，就把孩子掐死了。那孩子估计也就一岁左右。想想战争中，百姓其实是最可怜的。

那几天里，我们每天进山清剿。越南人都躱到山里去了。我们每天都在山里转来转去，主动寻找越军。每天各个连都会遇上零星的越军抵抗，但通常都会很快结束战斗。因为我们人数多于越军，武器装备强于越军，加上我们的战士很能吃苦，再高的山，说上就上，因而越军对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旦被我们遇上，基本上就是两条路：逃跑或者被击毙。

进入越南后，由于都是机动作战，很难知道下一小时是什么情况。因而都是各班自己做饭。用饼干筒，装点水（越南河流还比较多，找水不是问题），放上缴纳的“中国上海”大米，煮半干的稀饭，再放点菜地里拔的蒜苗。感觉还可以。没时间做饭，就吃压缩饼干。有时清剿到村里时，或许能有鸡或鸡蛋。尽管如此，战后看看当时照的照片，还是觉得个个都瘦了。

配属的民工在伙食上就比我们强多了。上级配发的罐头有红绕肉、红烧茄子、菠萝、青豆等。由于天气热，大家都不愿意吃未加热的红烧肉罐头。有的扔了，有的给民工了。而民工比我们有时间，他们经常在路边架上锅，把红烧肉罐头开了，放在锅里，热了以后才吃。而我们最喜欢吃的是青豆罐头，象凉菜，天热吃着很爽口。

大家都佩服广西民工做鸡的速度惊人。常常是我们的战士还没把鸡处理完，而民工杀的鸡已经下锅了。在越南时，有人杀猪也很有绝活。越南的猪体形比较小，大约也就四五十斤一头，长不大。有民工吃猪肉却不杀猪，只把猪抓来，用刀在猪屁股上剜一块肉下来，去皮后切切下锅，那边猪跑了，不过估计还是要死的。

由于我们是深入越南境内最远的，谅山距国境线大约十多公里，老街、甘塘等都只有几公里。而我们进攻的高平地区距国境线直线距离是近百公里，公路距离一百多公里。加之我们是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已经没有前后方之分。我们每天进山，是四面可能受敌。因而发生伤亡的可能性很大。战士们执行警戒任务时也很谨慎小心。但是，毕竟是战士，同时也是年轻小伙子，甚至还应该算孩子。站岗时，步子慢腾腾的，可抓鸡时，有人一个人追一只鸡能追出去好远，好象也不担心有越军伏击了。

执行机动作战任务面临经常变化的情况。有一天，临时通知我们营执行任务，开始是徒步行军，中途突然来汽车接我们开始乘车开进，然后又下车徒步前进。中途不知什么原因又在公路上待命。这时下起大雨，大家就穿着雨衣，坐在雨地里，等了二个多小时。晚上到公路边的山上宿营，天仍在下着大雨。我们就穿着雨衣，躺在山坡上睡觉。当时是天上下着雨，身下流着雨水，就这样睡了一夜。

当时越南报道，中国军队轮奸妇女，枪杀无辜百姓等。纯属造谣污蔑。当时，我们部队都是集体行动，至少是一个排，以班为单位活动时也不可能相隔太远，不可能有单独活动的时间。加上在那种环境下，周围都可能有越军，根本没有前后方之分，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战斗是第一位的。根本不可能发生其他的事情。

在战斗中，自伤现象时有发生。那还是部队在高平地区时，有天晚上，高机连一个战士站岗，发现前方竹林中哗哗直响，他喊“口令？”没有回答。他又喊“口令？”还是没有回答。但哗哗的声音越来越近。他拿着冲锋枪对准那里就开枪。他一打，别的连的哨兵也向这边打。结果有个连的副指导员冲出屋子，拿着冲锋枪就开枪，结果大家都以为那是越军，结果把他打死了。

同样是在高平，友邻团在作战时，调集师炮团火力支援。当130火箭炮第一波火力压制后，那个团在电台喊“打得好，打得好，再向右一点”。后来听说可能是有一门炮标尺错了，结果19发炮弹落在这个团阵地上，伤亡了几十人。

其实，战场上误伤是很常见的事，并非完全都是由于指挥错误。通讯联络、机械故障或错误、组织不当等，都会导致误伤发生。真正参加作战的人，并不会在意这些问题。

关于通讯联络。

当时我们一个连有一部电台，这种电台在坑道内、在较高的河堤两侧，在城市建筑物中，都很容易联络不上。我们在越南时，经常会因为电台联络不上，而使用军号。这是一种传统的联络方式。但在越南，因为我们在明处，我们人多，越南人不敢和我们正面交战，所以我们也无所顾忌。后来，有的营就采用浙江兵或江西兵直接上电台用明语喊话的方式进行联络。别说是越南人，就我们自己，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这样就很直接。

有一天，我带号兵去营部开会，整个山谷中一条柏油路，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一人背了一枝冲锋枪。走着走着，发现公路一侧二百多米外山脚下有一群马，我和号兵就趴在公路上，对准山边的马匹开始射击。那时有一种心态，不打枪，没有战斗，会觉得心里空空的。

这时我们并没有发现公路上开来一个车队。当我们开枪打马时，那个车队离我们大约六七十米，突然全部刹车，紧接着两个干部带着几个战士提着枪，一路屈身跑来，见到我们就问“什么情况？”我们笑着说“没事，打马呢。”走过去一看这支部队，战士坐在车上，所有的人都持枪端坐，一脸的严肃。虽然身上披着厚厚的尘土，但仍能感觉到这是干净的军装，只是有尘土而已。不象我们俩人，衣服脏兮兮的，一幅花脸。我问他们是哪部分的？回答说是58师的。我们感觉纳闷，不是3月5号就宣布撤军了吗？怎么还进来部队了？想想这就是越南报道的：中国名曰撤军，实际增兵。一问，他们实际进越南好几天了，只是刚到高平地区。

当时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和他们相比，我们成熟了，老练了。我们对于战场上的一切，都已经熟悉，面对突然情况，都已经从容了。他们还是一脸严肃，对待枪声，有一种紧张，对待战争，还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不过过几天，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老练、成熟起来。

(十二) 排雷

这一天，我们接到进攻重庆的任务。这个重庆并不是中国的重庆，而是越南高平地区的一个县城。

当时说越军有一个营的兵力在该地。由于进入越南后基本是打游击战，这一次听说越军有一个营的兵力在防御，大家都很兴奋，好不容易有正规战可打了。我们很认真的按照训练大纲的要求进行了战斗准备及战斗部署。结果很扫兴，因为真实情况很快就被证实。越军已经转移进山了。

我们继续开进，我们连担任全团的尖兵连。当时我们正在公路上走着。这又是一条夹在两侧山脉中间的一条公路。是碎石公路。走着走着，尖兵排长来报告“公路上发现地雷”。我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当时团指就在我们连后面。政委急着喊：“快！快叫工兵排来，快点！”我当时坐在路边，我起身说“我看看吧。”政委说“你行不行啊？”我说“行不行再说吧。”

战前，我在师集训队和团训练队当教员时，主要负责射击、单兵战术和爆破，所以对爆破类的事略知一二。在这种时候，我自然不能坐等工兵了。一是职责所在，二来作为一个全团都知道的爆破教员，在这种情况下退缩，也是说不过去的。

我走到“地雷”边一看，公路上鼓起的“土包”有七处，一个与一个相隔两三米。鼓起之处，上面堆着碎石，很明显，底下是埋着东西的。但到底是地雷还是什么，并不知道。

我拿着一根枪的通条，蹲在地上开始慢慢的捡起鼓包上面的碎石。这时，全连、团指、本营其他连，都在路边安全距离以外看着我。我们连四排长说“指导员，应该是趴着的。”我当时说“用不着。如果真是炸了，我起码飞三十米高，趴着也没用。”我讲的是实话。在平时训练时，我们搞实爆作业时，有时放个铁锹在炸药包上面，铁锹会被炸飞起来三四十米。这种埋在公路上的爆炸装置，多半是要炸坦克的，一旦爆炸，我肯定会被炸飞的。而且弹坑会有六七米之大，我蹲着趴着确实是没有区别的。

这时，我慢慢的捡开鼓包上面的碎石，然后用通条轻轻的沿着石缝向下扎。扎着扎着，听到“哗啦”一声，好象是扎到塑料布的声音。我心里感觉有点底了。但到底是什么底，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我感觉好象不是反坦克地雷。当我慢慢捡开一块碎石时，我眼前出现一个中国制造的五一式反坦克地雷引信，这时我的心才是真的呯的一下落地了。因为这引信我很熟悉，在部队我教过这一课，讲的引信种类中就是这一种。

这是一个用塑料布包起来，再用藤条捆绑的炸药包。地雷引信露在外面，整个装药大约五公斤，是标准的炸坦克的装药量。越南人很有实战经验。通常，反坦克地雷引信的承受压力是2公斤，而地雷的铁壳承受的压力是180公斤。正因为如此，反坦克地雷是只炸机械车辆而炸不到人。人可以站在地雷上跳都没有关系。但越南人这种将炸药直接和引信结合的方式就不同。TNT炸药是块状的，很硬，把引信直接插入炸药，再埋在地上。由于引信的承受压力只有2公斤，人踩上去也会引爆。而炸药量是五公斤。所以这种炸药装置是人踩炸人，车压炸车，坦克压炸坦克，都可奏效。

我仔细检查了炸药包底部有没有诡雷装置后，把引信轻轻抽出。但藤条很结实，不易解开。我用缴纳的一把美式匕首切也切不断，但用匕首背面的锯子轻轻拉了几下，藤条就断了。很快，我解除了七处炸药的引爆装置。

当我用手把七个引信给政委看时，他是一脸的惊慌“别拿过来，快销毁！”这也不怪他，通常不了解爆破装置的人，都会以为这些东西很危险，弄不好就出事故。但并非碰都碰不得。

我当时不知我用了多久的时间排队了这些引爆装置，因为精力根本不在时间上。但当团工兵排上来时，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部队继续前进。

在平时训练时，也摆弄过几年炸药，这次算是在实战中体验了一下吧。

(十三) 从英雄说起

王息坤，广西边防部队某部六连二排长，一九七六年三月入伍，一九七八年九月入党，学生成分，贫农家庭出身，高中文化程度，二十四岁，河南光山县人。他在一次反阻击战斗中，带领一个战斗小组主动出击，五人对敌七十多人，歼敌六十三人，他一人歼十一人，最后在搜索残敌中壮烈牺牲。中央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潘细腊，广西边防部队某部六连四班长，一九七五年一月入伍，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入党，学生成分，贫农家庭出身，高中文化程度，二十三岁，湖北淆水县人。在广渊同厄南侧无名高地战斗中，他在排长王息坤指挥下，带领三名战士出击敌人，英勇机智，孤胆作战，与敌激战四个多小时，他本人毙敌二十二名，对全歼同厄之敌起了重大作用。中央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三个人沿着荒径小道搜到了山根，这才看到确实有些残敌正在集结，似乎又要对我有什么行动。王息坤心想：靠近点，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他们三人悄悄接近敌人。正走着，忽然发现前面草丛中有一块突兀的大石，王息坤恐怕后面有埋伏，忙摆摆手叫后面两个人先停下，自己要过去看看。潘细腊向前抢了两步，他伸手推回；申占军示意他要小心，他点了点头。他悄步接近了巨石，冲锋枪换到左手，右手扒着石头边，想从侧面观察背面的情况，刚一探身，不好，三支罪恶的枪同时伸了出来。

“排长！……”潘细腊惊叫一声，可是已经晚了，恶魔的毒焰正中王息坤的胸膛，刚刚勾住枪机还没抠响就仰面倒了下去。

上面是从网上下载的文章片断。

王息坤和潘西腊都是我们师另一团的，1978年我在师教导队当教员时，王息坤好象还是战士，在教导队受训。

那一天，部队攻打广渊时，我们离他的战斗地点并不远。当时，我们团在广渊附近，同时清剿越军。我们连奉命占领一座小山包。但实际上，爬上这座山花了近一小时，到达山头一看，地形陡峭，山顶只能站上不足十人。为此，又下山。

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团在附近有战斗。但具体情况不清楚。还是回国后，遇到那个团的战士说起当天的情况：战斗中，王息坤带领战士占领一个山包，王息坤一下跳进一个坑，可没想到，那坑里正好有一个越军，王息坤就这样牺牲了。

潘西腊当时就在排长王息坤带领的这个排里。当后续部队上来时，潘西腊对战友说“你们可来了，我只有三发子弹了。”

人们总想知道英雄背后真实的故事，总想知道英雄事迹的真伪程度。我想说的是，报道中会有记者的文字修饰、夸张，甚至艺术加工。但这个英雄的基本事实是存在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不需要一个英雄有多么伟大，事迹多么光彩，行为多么无暇。坦率的说，在那种情况下，能勇敢战斗，敢于牺牲，就是一个军队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儿子。对于一个军人，对于一个普通战士，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更多呢？在和平时期，我们会对英雄事迹、先进人物说三道四，但在战场上，对烈士，人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更多呢？

胡绪清，广西边防部队某部三连指导员，一九六八年四月入伍，一九六五年十月入党，农民成份，贫农家庭出身，高小文化程度，三十一岁，四川省江北县人。

在自卫还击作战中，他发扬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鼓舞部队英勇杀敌，连克敌阵，四战皆捷。特别在带领一排攻打昆峰南侧无名高地战斗中，沉着果敢，用机智灵活的指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自己英勇作战的模范行动，创造了我一个排歼敌一个加强连的战例，为营主力攻占六五○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保证谅山战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这次战斗中，他自己摧毁敌一个地堡和三个火力点，毙敌十五名，缴获八二迫击炮一门，四○火箭筒一具，轻重机枪各一挺。中央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胡绪清，是我们军另一个师的某连指导员，也是战斗英雄。他当时的事迹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师是给进攻谅山的部队当预备队的。不过战后他调到我所在的团当团政委了。

在对越作战中，中央军委授予的英雄只有三十来个。但是，那些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烈士，那些光荣负伤的战士，以及那些以自己的行动为作战胜利作出贡献的战士们，同样也是英雄。

在对越作战中牺牲的烈士，抚恤金的标准较和平时期提高了200元人民币，达到了550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一个排长10个半月的工资。那时国家确实也穷。但是，这些是烈士，是为国捐躯的烈士，是奉国家之命去浴血奋战的烈士，是撇下父母妻儿献身沙场的军人。

现在，中越和好了，两国交往又开始了。有些人就认为，当年参加对越作战的人太冤了，死了白死了。这是平常百姓的认识。如果这样看，红军时期的英雄呢？抗日战争的英雄呢？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呢？珍宝岛作战的英雄呢？他们又作何感想？

国与国之间，战争与和平，从来就不是永恒的。国家利益，永远是要高于个人利益的。当我们面对同一时代的事件时，我们确实会看到，今天交战，明天和好。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点，把我们的视野扩大到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又会看到什么呢？

军人，是为当代活着的。军队，是为国家存在的。

只想说一句：

1979年对越作战中的英雄，都是真正的英雄！

1979年对越作战中的烈士，都是光荣的烈士！

(十四) 贴近死亡

对越作战已经进入后期了，我们的任务是转着圈子，一面清剿越军，一面回国。回顾在越南的作战路线，我们正好是绕一个大圈子。

一日，我们接到命令，攻打广渊和茶灵，部队开始向那个地区前进。

当走到一个山间谷地，我们营在后卫，当时一营在前面打。我们就地疏散。正好我带着副连长检查各班排情况时，越南人的60迫击炮打过来了。

在战斗中，我们已经变得不太担心大口径火炮了，因为大口径火炮的炮弹飞来时，有明显的呼啸声，可以提前感觉到。而60迫击炮却不同，声音小，速度快，当听到“嗖”的声音时，马上炮弹就炸了。所以很不容易防。

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在挖猫耳洞，因为大家都对越军比较熟悉了，都没把越军放在眼里。所以多少有些麻痹思想。

就在离我四十多米的地方，越军一发炮弹落在七班附近，从班长到副班长，7个人全部负伤（加上前些日子负伤的两个，七班在越南是全班负伤）。我赶紧跑过去，配属七班的40火箭筒手流着泪和我说“班长、副班长都负伤了。”“哭什么哭！他们负伤了，还有我们呢！”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好象对身边战友的牺牲、负伤都已经很习惯了。我们每次见到老乡、别连的朋友、以前连队的人，开始都是问“你好吗，保重？”后来就变成“祝你天天好”，“祝你时时好”。

回想在越南的时间，谁也不去想下一次战斗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回国？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

不一会，我们要前进了。当时营里交待任务时，说前面有个桥，我们要冲过去，越军有个矿工团在阻击我们。

我看看地图，那个桥长40来米，宽4米，是座铁桥。桥的两端都是开阔地。

这是进入越南后第一次感觉死亡离我这么近。

因为我是副指导员，救护伤员是我的职责。如果有战士在桥上负伤，我就要想法救他们。这样一来，我就要长时间在桥上来回跑，这比冲过桥要危险的多。

在越南时，我就是一支手枪，什么都没有，后来捡了一条军毯。这会，我把军毯捆成一个小背包，背在身上试了试，运动完全不受影响。因为我考虑到一会在桥上的情况可以会很危险。

这时，我们的高机连正和越南的高机对打着。我们是三挺双管14.5高机，越军是几挺苏制14.5单管高机。在越南战场上，这种高机在战斗中特别有效。他们用瞄准镜瞄准，一千米距离上精度很高。子弹口径大，碗口粗的树，在瞬间就齐齐的被打断，树断后不是倒下的，而是先直直落下一截，然后才倒下。所以我们在越南经常使用这种高机打击越军。

我们的高机与敌人对打着，两个高机连的兵腿被打断了，其他的兵接上去继续向越军射击。高机打的枪管都红了，战斗还在继续。这时，团100炮连准确的射击，彻底摧毁了敌人这个高机火力点。

三连三排长是我76年接的郑州兵，当时命令他撤下来，他让其他战士撤下来后，他最后一个撤，刚一转身，感觉好象背后被人用砖狠狠砸了一下一样，差一点把他砸个跟头，他踉踉跄跄好几步，才没有摔倒。隐蔽之后，才发现背后的毯子被打了一个洞，子弹还在毯子里，还好，没有伤到肉。

这时，我站在一栋房子外走廊的柱子后面，九连副指导员趴在我身后几米外的一个弹坑里。我们连出发了，我跟九连副指导员说“我先走了”，他说“我等一下炊事班”。我刚跑出两步，就听一阵子弹打在墙壁上的声音，回头一看，他看我一走，立即跃进到我刚才站的地方，但正好越军子弹打过来，子弹打在墙上弹到他胸上，他负伤了——“气胸”。如果我晚走一分钟，甚至半分钟，那个人就应该是我了。

这时我前面是数百米的开阔地，部队是一个接一个前进。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心想哪有这样“敌火下运动”的，完全不符合训练要求。因为当时右侧山坡上有越军在阻击我们。但因为前面是七连，再前面还有一营，我根本不可能指挥他们。我心想，几百人呢，未必就打到我了。于是我也跟着队伍前进着。

到达开阔地中间时，前面的部队全部都卧倒了，这在战场上是很不应该的。

由于地形虽然开阔，但地面却不平整，有碎石。我卧倒的速度也很慢，我先用单腿跪地，再卧倒。

然而就在我单腿跪地的同时，一枪正好打在我就要卧倒的地方，我赶紧趴下，这时，子弹从我头上飞过。当时，我右侧半米远有个小小的洼地，在平时训练中，“利用地形地物”时根本不会考虑利用这种不起眼的地形隐蔽。但当时人的想法是变化的。我当时突然有一种想法“不知子弹击中头部是什么滋味？打身子总比打到头好吧。”想到这，我一翻身滾到旁边低洼处，就在这时，两发子弹又打在我刚才趴的地方。

这是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体验。

当时，文书在我前面，听到后面子弹落点这么近，就问“指导员，怎么样？”我说“高十公分，把我打死，前二十公分，把你脚打断。”

向广西前线开进途中，大家讲到如果负伤就轻伤不下火线，如果是重伤就干脆打到牺牲算了。然而，在敌人火力下，人的思想瞬间可能会有无数种考虑。所以平时的想法其实都不存在了，只有当时的本能和潜意识在起作用。在平时，谁会去想到挨子弹的部位的区别呢？

当时我在观察越军火力点情况，越军在右侧山脚下有数个火力点向我们射击。由于山上草深林密，我们只能大概判断敌人的位置。相反，越军居高临下看我们，是清清楚楚。因为开阔地上没有植被，都是黄土，加上我们的绿军装，目标特别显眼。越军已经摸到我们的规律了，前一个卧倒之处，多数会是后一个人的卧倒之处。所以他们就瞄准固定的地点，等着我们。一个打不中，再准备打下一个。

这时，正好我们一发炮弹打在敌人火力点的位置，冒起一阵烟尘，我叫上文书，快速跃进，到达前面一个大坑里。

我后面的战士也相继跟过来，形成一个人群，我赶紧让他们卧倒，然后让他们下到坑里，这其实是一条大沟。这时，我赶紧跟大家讲“敌火下运动，要利用有利时机前进，如敌火中断、敌火转移、敌火被我压制”。有个战士笑道“指导员，还讲课哪”。“废话，不多教点，你能保护自己吗？”

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开始进入越南时，他们也有过茫然，有过紧张，甚至有过害怕。而现在，头上敌人子弹在呼啸着，他们还是镇定从容。他们也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了。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其实我们把地形弄错了。我们要冲过的那座桥，离我们还有两公里呢。

此时一营已经攻占了敌人的火力点。

战场上的危险，有时就是瞬间。

死亡，并不只存在激烈的战斗中或敌人的枪林弹雨下。

战场上的死亡，无所不在，只看哪一次离你最近。

(十五) 干部子弟、城市兵

战前，我们部队是干部子弹比较多的部队之一，那时我们全团，凡是有荣誉的连队，都有干部子弟。当时一营三个步兵连多是十来个干部子弟，其他营也有。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石林是个很笨的家伙。其实这点是与许多现实不符的。

坦率的说，在那个年代中，部队干部子弟除了不太好管理以外，多数人都是出类拔萃的。许多人都是训练中的尖子或标兵。

那还是1975年，当时军区副司令张秀山带着军区考核团来团里进行年终考核。全部考核完毕后，全团开会宣布考核结果。先是副政委把干部子弟大骂一顿（他其实对干部子弟不坏，骂也是做做样子而已），紧接由团长宣布军区考核结果，念到优秀的人员名单时“一连×××，三连×××（就是我），七连×××，……”。大家一听，“妈的，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

记得1971年刚换发自动步枪时，师里组织了一个射击队研究新式自动步枪的射击操作问题，最先掌握的还是我们军区一个副司令的儿子（算是我的兄长吧，他们家和我们家是世交）。在各团训练队、师教导队、军教导大队，担任教员的多半是干部子弟或城市兵。“队列”、“投弹”这些军教片，这些片中的主要讲课人多数也是干部子弟。

当然，也有怕苦怕累、不求上进的，但这是个别的。

战前，有些干部子弟陆续调走了。并不都是因为怕打仗。从我们一个团的情况看，一个北京的排长，调到步校当教员去了，有的因为部队觉得不好管理，安排转业了。

对越作战时，我们的一营副营长、我，我连一个班长，七班一个班长，团作训股副股长，作训参谋等，仍有的二十人是干部子弟。还有其他团的、师医院的，如果加上城市兵，那就更多了。

在整个对越作战中，干部子弟、城市兵表现应该是相当突出的。这种突出，不光表现在勇敢上，也表现在积极主动、机智灵活方面。

一日，七连进入一个村子清剿，我的一个战友原是团里画画的，在连队当班长。当时连长跟他说“有两个越军进村了，你去抓出来。”他进村一看，村子不大，但两个人隐蔽起来也是很难找的。他跟副班长说“我带人埋伏在村头，你从那边打枪向这边赶人。”

他带了一个战士埋伏在路边草丛中。副班长在村头一打枪，两个越军飞快的从他面前跑过去。他带着那个战士大喊“落松空叶！”（缴枪不杀），一下冲出去。两个越军吓得“呀”的一声，随手把冲锋枪扔了，撒腿就跑。我这个战友快步追去，结果他后面的战士超过他，但仍追不上越军，他一急，喊“卧倒！”前面的战士一下子卧倒了，他立即开枪打死一个。另一个继续跑。这时他们班已经上来了，他喊“标尺一”，“嗒嗒嗒”，一看越南人还在跑，“标尺二”，“嗒嗒嗒”，终于把这个越军击伤后俘虏了。

他们连另一个班长，也是城市兵。连长命令他去山洞里搜查。他判断洞内有越军，扔了几个手榴弹，然后进洞拖出三具尸体。

每当枪声响时，总是这两个班冲在全连的最前面。这两人战后都荣立了一等功。

相反，一个65年入伍的排长，团里当时命令他带一个班封锁一个山洞，等团工兵排进行爆破。结果他可能想看看洞内的动静，一探头，被洞内越军击中头部，当场牺牲了。这个排长很勇敢，但缺乏灵活机智。

一营副营长，他父亲文革前是某军军长。大我几岁，一米八的个子，长得象周润发。我们两家也是世交。他是我们团出名的“痞子”，实际上他人很老实，只是样子经常是痞痞的。一天，他带领一营攻打敌人一个火力点，敌人炮打来，他的睾丸被弹片击伤了。他是家中的独子。他一瘸一瘸下来时，笑道“多亏爹妈给了个大个子，要不就完了”。这事一直成为我们的话题。

团作训股的一个参谋，也是北京兵，我们两家也是世交。战斗中，他作为团里的作训参谋，一直和我们营在一起。哪次战斗他都在场，为我们营作战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我们团作训股副股长，他父亲曾是军里的副军长，天生他就是军人的材料，满脑子都是军事。我们团在越南，虽然受到损失比较大，但战斗同样出色，与作训股特别是他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42军一个连长，和我们同年，他父亲是原是广州军区副政委，我们家的世交。对越作战中，我们团是接替他们部队的。战后我们一起在南京学习时，讲起战场上的情况，他还有些不服气。但我也知道，他们在第一天的战斗中，伤亡很大，他们一个团的伤亡，大约相当于我们一个师的伤亡数字。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没有退却，仍在战斗。我们在进入越南十几天后，仍遇到他们部队在边境越南一侧进行清剿。

可以说，在战场上，这些干部子弟，充分展现了军人后代的风范，他们是勇敢的，也是出色的。在关键时刻，多数人都表现出沉着镇定机智灵活的素质。

战后在南京学习时，我们一帮干部子弟在饭馆吃饭，大家都是参加对越作战的。席间，一位兄长（其父是文前的外交部副部长）说：干部子弟就是强，只有那种集中上学（指原来的部队、机关的子弟学校），从小受教育，懂得为国为民的人，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

这里不去评价他说的对不对，但是，如果细想一下，干部子弟靠的什么比别人强或者至少比相当一部分人强？靠的是从小优越的生活环境，靠的是父母那种身份以及随之附带的革命精神，靠的是小时子弟学校的良好教育，靠的是耳闻目睹的军队或机关以及领导干部的无形的影响。

干部子弟的毛病是什么？

傲气，但这种傲气要看是对谁耍。多数情况下，干部子弟对待普通战士，并没有傲气。

骄傲，这是常见的毛病。但是，有本事的人通常会骄傲一些，这毛病不光干部子弟有，有本事的多半会有。尤其是对那些能力差但又不敢承认的上级，会常犯这毛病。

嫉恶如仇，也叫爱憎分明。这本来是优点，但在现实社会中却成了缺点。

当然，任何一个人，都会有毛病，但作为干部子弟，应该说，在总体上仍是很优秀的一个群体。正如《静静的顿河》中讲到的，中国的高干子弟，是中国当代唯一敢于思想的一群人（好象是这个大意）。

战争再一次表明，父辈们英勇善战，极大的影响了后一代，而后一代，也无愧于军人后代。

(十六) 战利品、边民

对越作战后期，我们攻占了重庆，在这一地区，我们已经是准备撤军了。

对越作战，在广西方向，由于第一线均为广州军区的部队，而且他们是划片区分作战任务。而我们师是执行机动任务，作战区域变化频繁，部队机动范围大。相比而言，我们经常是占领一个地方就向其他地区开进，很少有机会执行搜缴战利品的任务。而友邻部队是划分包干，在一个地区作战，有时要待上好几天，打完仗，该地区的收缴任务也由他们负责。因而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收缴战利品。

越南并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东西。我们缴纳的货币、有关文件，都依数上缴。汽车、拖拉机、商品等都由专门的车来清缴。其他如手表、收音机以及其他物资、商品，都如数上交了。为了使手表能如数上交，我把连队准备上交的几十块手表都砸坏了。后来想想也小气了些。管他谁戴呢。

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些可留作纪念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是步兵，没有汽车，有了东西也无法带。所以大家基本上是空手而归。

在越南，我捡到一把匕首，大概是美军的简易匕首，外形有点象《第一滴血》中的兰博用的那种，但要简单的多。刀柄很粗，刀尖弯的，刀背是锯。在排除爆炸装置时它可起到了很大作用。后来给另一个北京兵要走了。

一个破旧的小八音盒闹钟，机械式的，也给别人了。结果只带了几付“蛤蟆镜”。

回来后，有些单位卖从越南拉回来的自行车，50元一辆。卖手表，50元一块。

有一天，我在公路上，看见国内开来的地方卡车。我问“干什么的？”回答说“来拉东西的。”我问“谁让来的”，说是通知来的。他们问我“进去后找谁联系？”（进去，指到重庆县城里）我说“不用联系，你就是老大。”又问“拉什么东西？”我说“你想拉什么拉什么吧。”随手我送司机一床红缎子花被面。

那几天，边境上老是来来往往的汽车，不停的拉东西。

越南报道，说在战争期间，越南损失了十万头耕牛。

据说边境上的边民，许多都到越南去，把耕牛、猪、鸡、鸭都给赶回家去了。

实际上，边民对待越南人的态度也是分地区的。有些地段上原来中越边民相互之间关系就好，有通婚、商品交易等，战前两边也常来常往。而有些地段上，原来边民之间关系就不好，战前历史上就不断出现械斗。我们回国后在边境上，有些边民问我们怎么对待俘虏的。我们说要执行政策啊，治伤，给饭吃。他们气愤的说“要是我，非把他们全杀光不可！”可见边民之间关系是很具体的现实问题。

其实，战争期间，这些事本来就无可避免。更何况中国在过去的年代中，无私的援助了越南那么多的东西。大到火炮、汽车，小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熨斗，以至于越军穿的军装、被服、急救包，还有我们吃的大米，都是中国援助的。因此，如果有人指责中国军队或边民如何如何，有什么理由呢？

战争就是战争，中国对越南实行的惩罚性打击。这是大前提。

判断战争，评价战争，有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角度。

(十七) 撤军

部队到达重庆后，我们就知道近几天就要撤军回国了。

这一天，我们在重庆以南地区露营，当时部队在一片树林中。当天夜晚，三排方向又响起了枪声。这段时间枪声不断，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第二天一大早，听见副连长在骂人。过去一看，原来四排一个战士牺牲了。经向周围的战士了解，原来头天晚上，这个四排的战士，携火箭筒配属七班。当晚，班长给他交待任务“你前面是潜伏哨，你后面是七班，你就在原地休息”，还给了他一支步枪。可能是夜晚睡觉翻身了，本来面向潜伏哨，结果一翻身变成面对七班了。夜里他醒了，迷迷糊糊看到有人晃动，那是七班长带一个战士起来换哨。他没看清楚，抬手就是一枪，把那个战士打死了。而那个战士，正是他们四排的，也同时配属到三排的。

第二天，我们转移到重庆以北一条公路一侧的山上，担任公路警戒，因为部队撤军要从这条公路回国。

这座山比高大约一百来米，公路对面一座山，是58师防守。其他的山距离我们至少在两公里以外了。

当时三排长安排每组三人，在山坡上挖简易工事，其实就是一个浅坑，人坐或蹲在里面，这样就可能形成对山下的工事了。半夜时分，这个战士边上的战士叫他“醒醒，醒醒，该你值哨了。”他说“好，我吃点东西。”话音未落，一颗流弹打来，他当时就牺牲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看现场，只见他胸脯上正好在心脏的位置，被一颗子弹击中没有流血，一看就知道他是当时就牺牲了。我查看了周围的地形，能够射击到他的位置，只有对面58师，其他的地方也有可能有流弹，但应该打不到他所在的位置。估计可能是对面部队晚上乱打枪误中了。可怜这个战士，第二天就回国了，他牺牲了。但另一方面，如果他没有牺牲，那头天晚上被他误打中的战士，我们又怎么向人家家人交待呢？

第三天下午，我们奉命撤军，但此时，对面58师的部队早就无影无踪了。也没有通知我们。自己就走了。

在战区撤军，弄不好同样会有大的伤亡的。友军一个营，就是在撤军时未组织好，结果受到了很大损失。

相反，我们师的撤军组织的有条不紊。总是靠近越南一方的部队先撤军一段距离，掩护后面撤军的部队，逐次撤军，结果我们在撤军中没有伤亡。

撤军时，我们是晚上行军回国的。我们仍然是一边走，一边聊着天，讲着作战中的有关情况。

上士问我，到没有到？我说没有到。

又走了一阵，我说到了。上士问“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看，电线杆是立着的，前面屋里是亮灯的。”因为在越南一个月时间里，我们没有看过立着的电线杆，没有看见过屋里开着灯。战争就是战争。

撤军前，为了保证越军不能对我形成偷袭和骚扰，所有的应该摧毁的建筑物、桥梁、关键性道路，都实行了毁灭性的摧毁。

我们胜利回国了。

踏上国境线的瞬间，战士们话一下子多了。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大家心里觉得安全了，人的精神状态从战争中解脱出来了。人们的情绪又回到了和平时期。

人心理上的这种感觉在瞬间变化，只有从战场上归来时才能真切的感受到。

到达边境上时，已经是天蒙蒙亮的时候，边民们对部队给予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欢迎。过去部队拉练时也有过老百姓的夹道欢迎。但这次不同，边民是自发的，那种感觉，完全是出自内心的。虽说政府有组织，但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那种真诚，那种发自内心的关怀和慰问。

我们一到边境上，边民就已经做好饭在等着了。我们吃完饭，简单的休息了一会，就上车向我们的临时休整驻地开进。沿途，只要有村镇的地方，就有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对越作战中，广西人民也给予了部队极大的支援。我们每个连都有民工担架员。他们也有伤亡，也有牺牲。他们同样也是英雄。

刚到达驻地，团作训股副股长就告诉我“我已经给你们家打了电话了，说你平安。”他父亲和我父亲是老战友，所以我们经常联系。

家中也知道平安了，人也回到国内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的对越作战结束了。

在这一个月里，我们深入越南纵深一百多公里，机动作战四百余公里，我们胜利了。中国军队胜利了。

我们的军队经历了实战的考验，我们个人也经历的实战的考验。

这场战争，对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将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场战争，对于我们个人，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会使我们重新审视生命，审视生活。

(十八) 后记 战争留给我什么

对越战争结束了，短短一个月，人生仿佛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记得自河南向广西前线开进时，我让作训股一个参谋，从列车上打电话（那时没有车载，没有手机，只有电台）给我在湖南衡阳的大姐，希望她能接到电话到车站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当时也说不清，正好路过湖南，见见一家人，起码也可以视死如归上战场了。后来姐姐到车站来接车，我们见了面。短短几分钟，车就开了。我的心已经平静，我似乎已经和家人告过别了。

现在我们从战场上回来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似乎从死神那里又回来了。

战争，又仿佛是昨天的事了。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灾难。

回想在战场上，死的多数是军人，但也有平民百姓，我见过头发苍白的老太太，我见过年轻姑娘，我见过怀抱的婴儿。

在生者，我见过跪地苦苦哀求的老汉，我见过被吓得走不动路的女孩，我见过不知周围发生什么事情而两眼发呆的孩子。他们是生者，也是弱者。是无力反抗并且可能被人任意摆布的弱者。

他们是不幸者，也是万幸者。不幸，是因为他们的政府，迫使他们接受一场对他们而言本不该有的战争。万幸，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仁义的中国军队，才使他们免受通常战争中最可能出现的杀戮和凌辱。

如果面对战争，宁当战士，不当百姓。

我们的英雄，我们的烈士，都是年轻的生命。

他们短暂的人生，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昨天，他们还和我们谈笑风生，上午，他们还和我们携手作战。

转眼，他们英灵在天。

人生有时就是如此的短暂。

回想一下，

幼儿时，会为一块糖而相互生气；

小学时，会为一支铅笔、一块橡皮而吵架；

中学时，会为相互玩笑而挥手；

青年时，会为男女朋友而反目成仇；

成年后，会为晋职而相互角斗。

当我们面对人生这些常见的、普通的事件时，我们会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都是原则问题，都是可能影响我们一生的大问题。

当我们面对死亡，面对战争，面对逝去的战友时，当我们把对人生的视角扩大到几十年，扩大到我们的整个人生，我们会看到什么：

所有的悲欢离合，所有的酸甜苦辣，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我们遇到的一切，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想想在越南时，有个战友说了“回去后我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谁知道哪天会死。”那是一种不知明天的心态。可回国后，他依然节省，依然和原先一样。

生命是短暂的。只有我们真实的活着，这才是现实的。

记得有个朋友说过“今天肯定比明天更美好”，因为今天是现实的今天，而明天，只是未知数。

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形式不同而已。

记得回国后在南京上学时，学古汉语，老师在讲《庄子》时提到，庄子对学生说：我死后，你们把我弃之野外就可以了，不必费事安葬。学生说：不行啊老师，那样会被野狗吃了的，我们要厚葬你。庄子说：你们把我从狗嘴里抢回来，埋到地下喂虫子，那不是一样吗？老师当时的点评是庄子的坦然和潇洒。

人，只有在正确对待生死以后，才能坦然面对人生。

经历一场战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启示。

而我所得到的，我自认为明白的，我自认为我自己最清楚的是：

我比以前，我比多数人，可能会更加懂得珍惜生命，珍惜人生，珍惜生活，我能坦然面对人生一切。

如果我们能坦然面对生死，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坦然面对的？

我想，所谓战争的洗礼，或许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纯洁，更坦然，更超脱。

愿所以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都能够珍惜生命，珍惜生活，认真过好每一天，以积极的、健康的、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

（全文完）

对越作战的另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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