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民国采访战》
我的公寓在百老汇大厦（即今日的上海大厦）十六楼，高居于上海喧闹的街道之上。1936年 12月某晚，我独自待在书房里，平静无事。从新闻角度看，过去的几个月颇为沉闷，不免感无聊。约十个月前，东京中心区曾发生兵变，多名内阁成员被杀，引起一片惊恐。随后的仲夏时节，中国也曾一度濒临内战，却因西南方面的突然垮台而幸免，事件带上了半喜剧色彩。这以后便不再有大事，唯见日本一以贯之，在华北从事种种穷凶极恶的活动，而蒋介石将军则多次巡游中国各地，以便加深中国的统一。
目前，总司令正在陕西省的西安市。该处位于中国的西北地区，距共军占领区不远。占据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则是少帅张学良的东北军残部。一直有恶意的谣言称，少帅的部队已经与红军沆瀣一气，西安与共产党根据地之间，定期有卡车及巴士往返，运送人员与军需物资。传言归传言，却一直无法核实。
张学良先是被逐出满洲，继而又被逐出华北，于是便赴欧考察，终于戒除了多年的毒瘾，这才又返回中国。传言说，此君行事诡异，对于南京的剿共命令，一向拒不执行。我当时想，传言一定不确，否则蒋介石就不会贸然进入张学良的地盘了。
那晚，我左思右想，横竖想不出有什么消息，足以作头条发往纽约。我在书桌上一叠便条里随手乱翻，发现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中国预算案中的海关税收部分。一看时间，只有八点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话，不算太晚，便拨通了他家的私人号码。
接电话的是宋子文的男秘书，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他说：“子文不在家。他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纳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纳原是张学良的顾问，后来转而任蒋介石的顾问。他住在派克饭店（即今天的上海国际饭店）。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端纳的秘书。
他说：“他二十分钟前还在，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着急。”
蒋夫人这时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里。两天前，我刚在那里喝过茶。我决定给她去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私人秘书，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
我问蒋夫人在不在家。“夫人去孔博士家了，”她答道，“我不想给她打电话。她刚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紧张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召开家庭会议？因为蒋夫人、她弟弟宋子文和任财政部长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们匆匆碰头，还颇为着急。但是，若说是家庭聚会，为什么把端纳也叫去了？他只是个外人，还是个外国人。
于是，我不停地拨打孔府的私人电话，但每次都是忙音。最后，电话终于通了，接听的是个中国人，声音很陌生。我报上自己的名字，说要找端纳。等了又等后，线路里终于传来端纳的声音。
我问：“出什么事了，一家人干吗在一起聚会？”
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有聚会的？”
“蒋夫人在那儿，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儿，还有你。发生什么了？”
“阿班，对不起，这事没法对你说。”
“重要吗？”
端纳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钟，最后才说：“先别挂线，我去问问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对你透露半句。”
独家报道有时就是这么来的。
宋子文接过电话，对我说，蒋介石将军被劫持了。事情发生在他的住处，在西安城外几英里的一座旧庙里……对，前东北军部队算是起义了，看来是和共产党人联手干的。总司令已经被带进城里囚禁起来了。他的卫队成员被打死了许多。蒋介石本人翻墙逃跑时，受了重伤……没有，对方没有提出勒索。这是场政变。起义者的要求很含糊。他说，政府还未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没有，上海还没有其他记者知道此事。
重大突破！我得到了世界头等重要的独家新闻。但运气却与我无缘，此时已是上海时间晚上9点，正好是纽约的上午9点。《纽约时报》已经上街销售了。可惜，可惜。但是，时报还有一招，可通过霓虹灯字幕，发布这则轰动性的快报。那时离灯火管制尚远，时代广场的旧建筑外夜以继日地亮着灯牌，不断跳动着各种文字。
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专心致志地忙于写稿，每十行组成一段快讯，让车夫送往电报局。车夫就这么来回奔波于办公室与电报局之间。向纽约发了总共五百多字的一则则快讯后，我终于稍作停歇，点燃了一支烟。这时才想起，驻上海的美国情报官员，对此事不知是否有所耳闻。若还是浑然不知的话，我倒是有责任将蒋介石的危险处境通知总领事、海军及陆军情报部门，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指挥官。于是，我整理了电报稿的复写纸，开始挨个去电话。
接下的两周好戏连连，结果则皆大欢喜，蒋介石终于得到了最好的结局，对中国，这也是幸事。宋子文与端纳冒着极大生命危险，飞抵西安。蒋夫人也体现出非比寻常的英雄主义气概，飞往西安，参加一场场谈判。最终，不仅总司令获无条件释放，而且由事件的主谋张学良亲自陪同，凯旋般飞回南京。
中国立时陷入一片狂喜。自一战停战以来，未尝见过这种大众欢庆的场面。这场折磨，使总司令的个人声望大增，并巩固了中国的统一。至少，在日本大兵压境的局势下，统一的局面有望持续下去。
1937年年初，蒋夫人对我说，她正根据其自身经历，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其中涉及她如何参与谈判，争取丈夫获释。该书的手稿将以招标方式出售，由出价最高者得，收入则拨入一项信托基金，其收益专用于总司令卫队被害成员遗孤之教育。西安事变爆发的清晨，总司令住在近西安的一座寺庙里，他的许多卫队成员在此惨遭杀戮。
于是，我电告《纽约时报》，说该手稿正在寻找买家。回电指示我代表北美报业联盟竞买。最后，我以一万两千美元的价格购得此稿，当时，这笔钱约合四万中国货币。
夫人所写的非凡手稿，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被囚期间，认真阅读《圣经》，并在那段艰险的时期，加深了对基督教的信心。读到这些，我不禁想知道，对蒋介石这种人，基督教到底意义何在。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点缀着古老寺庙，他们在西湖边有栋度假别墅。一次，我去作客，趁机绕着圈子探听西安事变的情形。蒋介石在我的引导下，终于滔滔不绝起来，讲述起一段极不寻常的故事。他的话，由蒋夫人替我翻成了英语：
我睡在华清池北面的一栋房子里，紧靠着后墙。凌晨4点左右，我被南面院子传来的枪声和叫喊吵醒。我自己的卫队人数不到一百，都很可靠，我便猜想是有人要来行刺。
我不喜欢穿整套的睡衣裤，睡觉时爱穿你们美国人说的那种老式长睡袍。被吵醒后，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来不及换衣服，直接蹬上一双中式的布拖鞋，套上一件深灰的绸面薄棉袍，便跑了出去。因为是冬天，早晨天还是黑的。我朝着北面的围墙跑去，拼命爬了上去。那墙大概有八九英尺高吧。
爬到墙顶后，我就两手抓住墙的边缘，身子慢慢放了下去，然后一松手，落了下去。原以为也就八九英尺高，谁知墙的北面外是条护城河，这一掉下去，足足近三十英尺，我是一点没有准备。
我跌进护城河底，身上全刮破了，撞得也很厉害，布拖鞋也不见了。我的尾椎骨撞得很重，直不起身，只好手脚并用，从沟里爬了出来，痛得钻心。地面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北风冷得刺骨。到处都是一摊摊未化的积雪。
我慢慢爬到了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色渐渐变白了，我到处找地方躲，却是徒劳，周围连棵藏身的树丛都没有。华清池里还在战斗，我的卫兵人数不敌叛军，边打边逃，叛军一路追赶，枪声渐渐朝山坡方向移了过来。我相信自己是逃不了的，一定会被害，那一刻真是非常的绝望。
接着，我的信心又回来了，开始长时间真心祈祷。我向上帝认罪，坦承自己的缺点，祈祷说，要是上帝真的选择我领导中国走向获救，他就会显灵，将我引往安全之路。
我睁开眼时，天色更亮了。不远处，有两只白色的野兔。我知道上帝果真显灵了，那两只兔子，将会把我引往安全之地。我跟着它们，蹒跚地走在山坡上。它们一停，我就平趴在地上休息。最后，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后面。我跟着爬到石头跟前，发现那石头下面正好有足够地方，可以让我藏身。
不久，叛军恢复了秩序和军纪。它们在大石下发现了我，没有杀我，也没有折磨我，只是把我带回了华清池。后来，他们又把我带往西安城里，把我囚禁起来。
在西安，总司令被关押在张学良的总部。他不吃饭，不喝水。尽管伤得不轻，饱受折磨，却将医生拒之门外。对劫持者提供的服务和物品，他也一概拒绝，只提出一个要求，让他们送来了一本《圣经》。他汤也不喝，被套床单不许人来换，澡也不洗。被抓的头几天，他不与劫持者说话，不进行任何谈判。醒来的时候，只一门心思阅读《圣经》。直到几天后蒋夫人乘飞机抵达，这一切才告改变。
自1936年12月被劫持后，总司令便深信，他是上帝选定之人，将带领中国走向最终的救赎。至今为止，无数事件表明，他这一崇高信仰，是有充分根据的。
作者简介：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1884—1955），生于美国俄勒冈州，一生未婚，无子嗣。他向不喜循规蹈矩的生活，在斯坦福大学刚念到三年级，便辍学当起了实习记者。去国前，已在报界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1926年来华，一待就是十五年，后十二年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著述颇丰，作品包括《苦难中国》、《华尔传》、《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等。
内容简介：美国记者阿班在华十五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因地位尊崇，各国政要无不奉他为座上宾，中方如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日方如松井石根、须磨弥吉郎等，皆与之过从甚密。其报道则覆盖国民革命、蒋冯阎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给全球大众。史家知道的中国现代史是干枯的事实，而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与细节，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而且向不为我等熟知，因而填补了空白，提供了参照，使历史更形丰满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