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02/组图：建国后驾机叛逃的解放军叛徒的照片(下)

（1983年11月14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8团2大队中队长王学成驾驶1架编号83065的歼-5（米格-17）战斗机从浙江岱山机场起飞，在2架台湾空军F-5战斗机的引导下在台湾桃园机场迫降。获黄金3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7、王学成驾歼-5叛逃始末(1983年11月14日)

（叛徒王学成抵台后受到台军方头目郝伯村接见）

叛逃：桃园国际机场的第一位不速之客

1983年11月14日上午10时许，台湾桃园。

自1979年动工兴建的蒋中正国际机场(也即人们今天所熟知的挑园机场)还没有全面启用，彼时该机场正在建筑南机坪的备用跑道，很多机场建设工人忽然接到紧急疏散的通知，刚开工不久的他们看着许多空油罐车开上了主跑道，同时监工命令把临时能找到的一切阻挡物搬上了跑道空油桶、施工架、工程车等等。许多穿军装和警服的人荷枪实弹闯入机场，那种如临大敌的氛围使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0时15分，已离开建设工地的工人们听到机场上空传来喷气式战机的声音。很快的，两架国民党空军的F-5E战机伴随着1架没见过的银色战机穿破云层，进入了降落航线。由于跑道已被各种阻碍物挡住，银色战机在很低的高度又拉起机头，在机场上盘旋了数圈，最后，它朝那条尚未完工因此阻碍物较少的备用跑道对正机头，强行降了下来。

降落的神秘银色战机两翼减速板全部打开了，飞行员踩刹车造成的飞机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尖历地叫着，飞机边滑行边疯狂地躲避着备用跑道上的一些阻碍物——砰砰!飞机的两个主轮爆裂了，最后，飞机总算勉强停住在备用跑道的尽头。座舱盖打开，一位穿着陌生飞行服的驾驶员探出了头，在场的工人们终于明白，这是一位大陆空军叛逃而来的所谓“义士”来了。

当晚，在台湾当局“行政院”会议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于是全球媒体都知道了叛逃者的名字。

解放军海航某师XX团第2大队第X中队中队长、全天候飞行员王学成。他劫持到台湾的那架飞机是即将退役的国产歼-5型歼击机，编号83065，起飞地点浙江舟山，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某机场。

简历：叛徒的同窗

王学成叛逃投台后，台湾当局一如以往，还是以封官许愿那一套来“嘉奖”。他为了博得台湾当局的欢心，也不遗余力地表演“效忠”。1983年11月14日晚，在台“行政院”会议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手举随身佩带的自卫武器59式手枪和飞行图囊，以示“货真价实”。12月1日上午，在台“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他又秉承有关当局的要求，表演了所谓“宣布脱党”的闹剧。台“参谋总长”郝伯村上将授予他“空军少校”的军衔，并宣布奖励他黄金3000两，至此，他冒死背叛总算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加入了当时在台北被称为“超白金钻戒类王老五”的行列。

许多年已经过去了，经查证两岸可以找到的公开资料得知，王1955年出生于河南开封市，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国家高级干部，祖父还是个“老革命”。可以看出，王的家庭背景是比较好的。据说文革期间，其祖父和父亲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其祖父在某种失意的状态中抑郁而死。

王年幼时其父长期在北京和武汉工作，因此，他在祖母的照顾下，在开封度过了童年。16岁时随父至武汉。高中毕业后，他参加了军队，1974年3月，他进入保定一所空军初级航校，成了同龄人中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他在接受了初级航校的训练后，进入南方某空军飞行学校受训，毕业后分配至海航某部，并在服务几年后被任命为中队长。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在航校学习期间，他竟是后来于1982年10月叛逃台湾的吴荣根的同窗，吴荣根于他叛逃前四个月已先期驾机逃台。

王叛逃前已于1980年结婚，婚后分居两地，王因此对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制度满腹牢骚，而类似的休假制度既大大超过当时一般国家公职人员的休假标准，更是各国军人的通例，但王把这种制度看成所谓“压抑人性”。

回顾王的简历，笔者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两条其一是从他的简单学习经历看，国家和军队在他身上无疑注入了更多的心血，而与同龄人相比，他之能参加军队，也反映了那时很多干部子弟的某种优越地位，其二，其祖父及父亲在文革中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也可以看出文革对军队的潜在和长期影响。

大势：80年代初中期的两岸

1983年，先后有四起我军航空兵人员逃台事件，是两岸政治攻心战中台军颇为“得意”的一年。但是，若从两岸关系当时的大势上看，这些事件并不能反映大势的进展，恰恰相反，由于两岸政经局势的演进，两岸恰恰处在关系倾向缓和的一个进程之中。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年，是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5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也已深入人心。在两岸关系上，党和国家决策层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及两岸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意，出于对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高瞻远瞩，以及对大陆战略重心的重新考量，已推出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一国两制的雏形已经隐约可见，因此，两岸军事形势也随之得到了极大的缓和。换言之，大陆长期奉行的“解放台湾”的军事战略已被“和平统一”的战略所取代。

1979年元月1日，大陆宣布停止了延续20年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同日，中美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在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诺将在此范围内“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军自台湾撤离的工作已成定局。至此，对两岸军事形势一直有很大负面影响的中美关系逐渐驶入良性的轨道。

在台湾方面，随着蒋经国“执政”进入末期，在时代大势推动之下，当局意识到一味奉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路线将不得人心，为了缓和岛内矛盾，因应大变的国际格局，因此，在考虑逐步放宽岛内控制的同时，在两岸军事方面悄悄放弃了痴心妄想的“反攻”战略，转而采取守势的方针，因此，对一直奉行的对大陆的自欺欺人的招降纳叛的政治攻势也声势小了许多。简言之，从前以军事为重心的对大陆战略已换位为以政治和经济为重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了王学成的驾机叛逃事件。

过程：重绘叛徒的“历险记”

经过查找叛逃后王在台湾的有关言论及台湾方面公布的有关材料，事发20年后，我们大致得知了其背叛一幕的较详细经过。下面我们可根据各方材料较准确地描画一下王学成驾机叛逃的整个过程。

1983年11月14日，浙江舟山，解放军海航某基地。

7时30分，浙江定海岱山机场的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王学成吃过早餐，带着飞行图囊走向机场停机坪。当时随着军队正规化建设步上轨道，海航规定各飞行团要进行超过100小时的训练，每日飞行训练的起落架次大大多于以前。今天飞行训练的科目是单机仪表飞行，对于处心积虑想要叛逃的王学成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7时55分，王学成驾驶着一架歼一起飞，他刚起飞就想往南，但机场南面正有两架兄弟团队的教练机在进行飞行训练，做贼心虚的王学成担心被教练机发现，决定等下一个飞行科目时再说，他借机检查了一下飞机各项性能。

8时30分，第一个科目结束，王学成着陆加油。

9时15分，经过短时间休息的王学成再次起飞，但机场南面两架教练机还在空中盘旋，孤注一掷的王学成心一横，不顾一切压下机头，将高度降到10米，几乎是贴着海面高速飞行。他颇费心计地先绕了个大圈子，避开那两架教练机的视线，然后再转回来，向南飞去。一直心惊胆战的叛逃者非常留心耳机里的信号，但王学成没有听到任何异常，他估计没有被发现，因此暗自窃喜。

9时40分，他超低空飞行了18分钟，他计算着应该逃出了我方空军的雷达网的监测范围。这时副油箱的警告红灯亮了，显然，长时间的超低空飞行耗去了大量的燃料。仪表显示主油箱只有700公升燃油。他扔掉副油箱，决定孤注一掷冒险爬高。

9时45分，他爬升到10000米高度，保持着1000公里时速。为了减轻重量，他把机上三门机炮的炮弹打掉了140发左右。

9时55分，2架涂着国民党空军机徽的F-5E战斗机迎面飞来，由于无线电频率不同，无法进行联系，王学成害怕对方把自己当作是来犯者，赶紧摇摆机翼，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总算这2架飞机没有开火射击，但是却紧紧目丁住，严密监视。王学成低头一看，油量表显示只剩下最后的备用油量了，须快找机场降落。那两架怎么一直飞在我后面，无线电叫不应，只好打手势要他们来后面，带他降落。

10时05分，监视伴随的台空军战斗机驾驶员徐维翰和陈世英总算弄懂了王学成的手势。3架飞机穿越云层降低高度到2440米左右高度。

10时10分，被劫持战机上的油量已快指零，再不降落就要跳伞了，这时他看到在淡水河西方有个机场很醒目，他不敢延误，赶紧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

10时12分，跑道上都是障碍物：本想顺风着陆，但发动机的声音已变调了，他只好逆风降落……

然后，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了。

座机：苏系血统，身世不凡

王学咸叛逃后，台湾针对祖国大陆的策反心战部门如获至宝，特别是对第一次被劫持到台湾的歼-5型战机津津乐道。其实，这种飞机当时在人民空军已服役多年，即将退役了。

（图为叛徒王学成驾驶叛逃的歼５被台湾当局公开展览。）

歼-5型歼击机实际上是中国仿制生产的原苏联米格—17型战斗机，1952年开始在苏联空军服役，1959年开始就陆续退役。但米格一17是一种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苏联将米格—17的生产技术先后转让给中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并且还提供给东德、古巴、朝鲜、越南、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东也门、苏丹、坦桑尼亚，埃及，伊拉克、索马里等20多国，这些国家的米格一17在60、70年代的局部战争中都曾发挥过不小作用。

在中国，1954年10月在苏联技术援助下，沈阳飞机制造工厂开始生产，最初称为56式，也叫东风101，后来才改称歼-5，1956年7月19日原型机首次试飞成功，成为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种喷气飞机，在中国的航空工业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此在第一架飞机出厂时聂荣臻元帅亲自莅临剪彩。歼5从1956年9月开始小批量生产，1959年6月停产，1960年以后又恢复生产，整个歼-5家族生产总数超过1000架，成为中国空军60，70年代的主力战斗机种，在国土防空作战取得了辉煌战绩，是击落击伤敌机最多的机种。

　
（叛徒王学成在台湾的窝）

歼-5服役之时，正是我国沿海局势和国土防空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作为防空战斗机主力的歼-5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任，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甚至不乏击落美制F—4B“鬼怪”、阳一57A高空侦察机和高空无人侦察机等高性能飞机战例。

幕落：林贤顺中校之后

在王学成叛逃前后的几年里，两岸仍有数起类似事件发生。但随着冷战结束的号音，祖国大陆对这种两岸间的特殊“战争”采取了新的政策，而台湾当局出于大势，也不得不作出回应。1988年9月11日，解放军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作为回应，台湾当局也宣布废止所谓的《对匪陆海空军重赏招降办法》。

（1985年8月25日，解放军空军飞行员萧天润驾驶1架轰-5轰炸机从山东胶县起飞，飞往韩国，在韩国里里市迫降时发生事故，领航员孙武春死亡，萧天润受伤，并撞死地面的一韩国农民。9月20日，萧天润抵达台湾，获黄金3000两，而飞机上的报务员刘书义则根据其要求返回大陆。）

8、萧天润驾驶叛逃（1985年8月25日）

（图为叛徒萧天润驾驶叛逃在韩国迫降的轰炸机）

（民国75年4月30日，陈宝忠在记者会上提到投奔自由是经过详细的考虑及计划，并详述投奔自由的过程。）

9、陈宝忠驾歼侦-6叛逃（1986年2月21日）

1986年2月21日，解放军空军第4侦察机团第3大队中队长陈宝忠驾驶1架编号3283的歼侦-6从辽宁沈阳机场起飞后，以超低空脱离编队飞往韩国水原机场，陈于4月30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1986-04-26/联合报/02版/】
立委促速采外交途径早日接运陈宝忠回国

【台北讯】吴贤二等委员指出，今年二月廿一日驾驶米格十九型战斗机投奔自由飞抵韩国的中共飞行员陈宝忠义士，滞留韩国已逾两个月，迄无返国迹象，令人百思莫解。

我国驻韩大使薛毓麒曾在三月中旬表示，陈义士在一周内即可回国，言犹在耳，但在四月中旬，薛大使在立法院答复质询时却表示，陈宝忠回来之前，有许多情势不能不顾到，有些事也不能明讲。以此外交辞令搪塞，令人费解。

（1987年11月19日，解放军空军第49师中队长刘志远驾驶1架歼-6战斗机从福建龙溪起飞，以超低穿云而出，飞抵台湾清泉岗机场，获黄金5000两）

10、刘志远驾歼-6叛逃（1987年11月19日）

(叛徒刘志远驾驶的歼-6抵台后的丑态!)

(叛徒刘志远驾驶的歼-6抵台后的丑态!据他本人事后说:他是特意摆出的举手投降的姿势)

(叛徒刘志远驾驶的歼-6抵台后的丑态!)

(1986年10月2日，解放军空军飞行员郑莱田驾驶1架歼-6战斗机飞抵韩国，郑后去台湾，获黄金5000两。)

11、郑莱田驾驶1架歼-6战斗机叛逃(1986年10月2日)

（1989年9月6日，空军航空兵第49师145团2大队飞行员蒋文浩中尉（时年尚不满24岁）驾驶40307号歼-6型战斗机从福建漳州龙溪机场起飞叛逃，降落在金门尚义机场。）

12、蒋文浩叛逃始末(1989年9月6日)

最后一个叛徒－蒋文浩驾机叛逃金门事件始末

1989年9月6日，空军航空兵第49师145团2大队飞行员蒋文浩中尉（时年尚不满24岁）驾驶40307号歼-6型战斗机从福建漳州龙溪机场起飞叛逃，降落在金门尚义机场。

蒋文浩，四川乐山人，1965年12月3日出生，1986年毕业于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叛逃前总飞行时数600小时，三级飞行员。家有父母、小妹与外婆。

蒋文浩叛逃的原因是“长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对台湾的经济成就感到羡慕，对大陆的暂时落后感到失望，感到差距太大。叛逃到台湾的念头一两年前就已产生，而最后促成他做出决定的转折点则广为人知了。

蒋文浩于9月6日（6-4后几个月？）下午14点04分在福建漳州机场驾驶40307号歼-6型战斗机，执行高级特技训练科目起飞后，当爬升至300米高度，即突然右转45度，急速俯冲至超低空，航向130飞行。当蒋文浩飞近海岸时，航向右转，贴海飞至金门边缘，再将机首拉升到300米。

（图为：叛徒蒋文浩在台湾开记者会）

据蒋文浩说，当他脱离僚机单独往金门方向飞行时，并未被僚机或雷达发现，因为当他降落时，座机上与塔台的电信联络一切仍是正常，并没有被察觉、制止或警告。

当天晴空万里，云淡风轻，能见度相当良好，蒋文浩驾机到金门上空时，金门海空监视观测所观测兵甘霖首先目视发现，并立即呈报情报，而尚义、料罗外围的台军部队，也迅速实施对空射击，计发射40毫米高射炮弹5发，12.7毫米机枪弹56发。蒋文浩立即大幅摇摆机翼并放下起落架，驻军才暂时停止射击，但仍继续监视追瞄。蒋文浩随即发现尚义机场，下滑进场落地，一共费时14分钟。

蒋文浩选择降落金门尚义机场，是担心防逃系统发生作用，难以飞越海峡。据台湾媒体报道，自刘志远叛逃以后，大陆空军除了全面进行内部整顿外，并开始将东南沿海各基地的军用飞机加装“电子防逃系统”，台湾空军声称，在检查这架歼-6型战斗机时，确实发现了电子防逃系统。台湾军方技术人员表示，这套防逃系统与汽车防盗／防抢器的原理类似，一旦军机飞至设定的方位与距离外，座舱内的红色警示灯即亮起，飞行员耳机会发出警告声音，同时将信息传达至地面管制站及空中其它飞机。如果该机不立即转向返航，防逃电子系统会自动放下机侧减速板降低速度；若飞行员三十秒内仍不回头，该装置即自动锁定油阀，减少供油量，使飞机无法加速直飞，必要时甚至将切断油路。因此蒋文浩只能选择距大陆最近的金门降落，飞不过海峡。

为防止1967年吴文献事件重演，7日晚上，蒋文浩换穿台湾海军少校制服，搭乘台海军例行补给船从金门出发，于凌晨驶抵澎湖马公港，随即由澎防部人员接至司令部休息；台空军在8日早晨7时30分派一架BH-1900小型运输机起飞前往澎湖，10时左右载蒋文浩抵达台北。下午3时半，举行记者招待会。

中国大陆方面对此事作出低调反应，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7日在每周例行简报中回答记者提问时简单的说：“有关该架飞机的新闻报导，正由有关部门调查中。”

29日，蒋文浩公开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加入台湾空军。“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颁授其空军中尉官阶、干城乙种二等奖章及二千两黄金支付凭证。

在之前的1988年9月11日，大陆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1988年9月15日，作为9月11日大陆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的回应，台湾也宣布大幅度降低对驾机、驾艇来归人员的奖金。

所以蒋文浩获得的奖金由原先的五千两减为二千两，加之国际金价持续下跌，换算成当时市值，约折合台币2240万元，尚不足在台北市东区购置一栋高级住宅。至于所获颁的奖章，也由“干城甲种二等奖章”改为“干城乙种二等奖章”。加入台湾空军后也未能晋升一级职别军衔，仍以空军中尉任命。

在当时两岸缓和的大环境下，蒋文浩的叛逃和林贤顺的起义，都被两岸官方刻意淡化处理。根据台湾当时一项快速民意调查，在658名有效样本中，26百分号认为应淡化处理这次投诚事件，21百分号觉得应予强调；也有百分之七的人希望政府以「平常心」处理，不特别强调，也不必淡化。25百分号认为应再减少奖金，24百分号的人主张废止奖励；17百分号赞成继续维持。甚至有激进的民进党人认为，应该依据“国安条例”判蒋文浩“非法入境”，应予遣返。

随着两岸局势、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90年代以后，再无80年代两岸对飞的“盛况”，蒋文浩成为迄今最后一位叛逃台湾的大陆军方飞行员。

蒋文浩很快便退出台湾空军，退伍后迷上潜水及海底生态摄影，成为著名海底生态摄影家，也担任潜水教练。

（退役后的叛徒蒋文浩迷上潜水及海底生态摄影）

自1960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驾机叛逃案件17起，未遂5起，成功12起，共计15人。以下介绍几起我空军史上未遂的叛逃事件—-

（一）空军魏秉祥叛逃未遂案：

1966年下半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骤然开幕。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九师遵照出级指示，闹中求静，照飞不误……

这天晚上，X团一大队值星官按时发出“准备就侵”的口令。飞行员刘文杰麻利地上了床，他本来睡眠性能极好，加上当天飞行存些疲倦，所以没等到吹熄灯哨就进入梦乡。大约22时30分，一个莫名其妙的噩梦惊醒了刘文杰。他迷迷糊糊地听到一种奇怪的“嘤嘤”声，这声音象一只大蚊子在叫，又象个女人在哭泣…… 刘文杰顿时一身鸡皮疙瘩。黑暗中。加慌得语调都岔了音：“魏秉祥，喂，快醒醒，你听什么声音？”这时，随着一记“咔嗒”的微响，那声音消失了。见鬼，什么东西，刘文杰更紧张了，探身拉开了灯，同屋的魏秉祥还在“沉睡”，其它一切正常……“怪事，我明明听见。……肯定不是梦，真怪……”刘文杰嘟哝着，不觉又睡去了。

过了几天，又出了件怪事。部队组织仪表科目训练时，魏秉祥突然从雷达荧光屏上“失踪”了，指挥员呼叫联络，他却又能应答自如。半分钟后，魏秉祥又在荧光屏上现形。这是怎么回事？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雷达故障，如果是这样，问题就简单了。另一种可能是，魏秉祥施展了隐形术——超低空飞行，这就复杂了：是出于好奇，搞的“实验”？是有意违反纪律，擅自更改训练科目？还是……飞行后讲评，魏秉祥被团长叫来，他一会儿说“看错了高度表”，一会又说“没注意保持状态……”前言不搭后语，根本解释不清。不可思议，众飞行员面面相觑，均感困惑。

刘文杰坐在后面，紧张地思索着，当眼前的怪事和那天夜里的怪事碰撞在一起时，他的脑中亮起一道闪电——刘文杰认定那个“奇怪的声音”来自收音机的耳塞，由此做出初步判断——魏秉祥今天是为了某种目的，进行了一次专门演练。刘文杰把自己的看法。向大队政委王军作了汇报。王政委对“超低空”与“雷达盲区”之间的关联，不是很精通，但另一个问题他十分治楚，空军党委《关于确保空中防线安全的措施和规定》中，明确了有关政治纪律，其中“飞行人员不得私自保管收音机，不得使用耳塞机”，乃是巩固空中防线安全的必要手段之一。

蓝天上，常可见到钢铁洪流构成的空中长城，那是防御入侵之外敌，还有一道看不见的空中防线，则是阻止驾机叛逃。王军是团党委“空中防线工作组”的成员，他深知，策划叛逃台湾的空勤人员，必定是违反上级一规定，长期偷听敌台，才得以跌进罪恶深渊。王政委还从内部通报上得知，台湾当局饬令其所属心理作战单位，趁文革动乱之机，抓紧制订“心战攻势计划”，提出“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以最好的人才和充分的经费”，向大陆实施“心战”策及。从1950年开始，台湾国民党当局，就设立了“心理体战”机构，统一指挥对大陆进行“心战”活动的，是“党政军联合作业反统战的组织”。其中，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心战”领导，主要由“国防部总政治部作战部”负责，下设“心战处”、“政治作战计划委员舍”、“播音总队”、“心战研究室”等。多年来，台湾当局按照“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公敌后”．“三分物理、七分心理”的所谓”心慈作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把策动我海、空勤人员驾机、劫艇叛逃作为“第一优先目标对，大肆进行策反活动。其主要手段就是无线电广播。他们在心战宣传中，以优厚待遇、荣耀官职、金钱美女为诱饵，喋喋不休地宣扬叛逃去台人员“获得了大量奖金、“晋升了官阶”、“建立了新家庭”……

王军研读过国内外有关书刊，他知道音响早已成为作战武器，不仅高分贝的强噪音能摧垮对方的军队，软绵绵的口语刺激亦可动摇军心。那些语言、诱哄、挑拨、煽惑、教唆、召唤，是政治催眠，是思维暗示，是腐蚀心灵的毒药，长期收听会上“癌症的”！飞行员驾机叛逃，固然是内因起主要作用，但诱发因素不容忽视。王政委不敢怠慢，马上叫来魏秉祥，开门见山：“你是不是有台收音机？” 魏秉祥变了脸色，沉默良久，恶狠狠地反间：“最不是刘文杰讲的？” “这不用你管，到底有没有？” “有。怎么样？” “立刻上交！” 防线工作组召开紧急会议。主政委简要介绍情况后，闻讯赶来的军保卫处长，取过收音机，仔细地端详。这是一台七管三波段熊猫牌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据魏秉祥称“是探家时买的”，“为了及时收听最高指示和党中央的声音”。保卫处长看着手表，然后拉山天线，接通镜凌，慢慢地调谐……突然，扬声器中传出：“这里是台湾自由之声广播电台……。

证据不足，仅此不能断定魏秉祥确实收听过敌台，更不能轻易下“企图叛逃”的结论。会议继续进行，保卫处长发言：“国民党军队发了一本脑叛逆的手册，明确指出对易发生‘叛逃多的十种人员要严加控制，如平时沉默寡欢的人员、遭受记过处分的人员、工作消极车骑怪话特别多的人员、与上司不和经常抗命的人员、在大陆有亲属的人员，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员、隐瞒游泳能力的人员……可以借鉴一下嘛，大家想想，魏秉祥只有一点，魏秉祥平时沉默寡言，外号“老蔫儿。”一个蒜头蔫脑的飞行员，和藏一台带耳塞的收音机，还擅自飞过超低空…… 这些线条联结、组合起来，构成一幅可怕的图画。可这幅图画尚未落在白纸上，证据仍不确取、伤脑筋！下星期就要训练航行课目，油量满载，远离机场．魏秉祥果真想叛逃的话，乃天赐良机。怎么办？让他照常飞？出了事显然经不起检查。不让他飞？如何解释……

团部小会议室里，人们比赛式地吸烟，能见度很差……最后，团长出个点子“放魏秉祥去飞，让郑大队长暗中跟进……”郑大队长是64年的大比武尖子，擅长空中格斗，又是全军闻名的神炮手，有他为沈秉祥“护航”万无一失。与会者一致同意，将此应急方案迅速呈报师党委。师长亲自下达了“密旨”，一切按计划进行……果然，到达离海岸最近的第二转弯点时，魏秉祥右翼一栽向东南飞去，他哪里知道郑大队长就在身后，相距不到一公里。此刻，郑大队长瞧得真切，一声冷笑，大喝道：“587（魏的飞行代号）．你偏航了！”话音未落，炮弹上膛，瞄准具的光环稳稳地套住了魏秉祥。

郑大队长的声音大家都熟闻了，空中的飞行员们从无线电中听到他一声吼，都搞不情怎么回事。然而，指挥员清楚，魏秉祥心中也明白，只见他的飞机“哆嗦”了一下，又乖乖地飞回既定航线。郑大队长押着“俘虏”着了地，他怎么也没料到，魏秉祥下了飞机，竟颠颠地跑过来道谢：“感谢大队长。我看错了地标，差点迷航，幸亏您提醒……”郑大队长哭笑不得地咧着嘴，一时语塞，心里火冒三丈。早知这样，不如先放免子跑出二里地，在海上把兔崽子揍下来，看你还有什么话讲！

当天晚上，号称“老蔫地”的魏秉祥，变得暴躁、凶狠了，象是换了个人。他卸开手枪狠狠地擦拭，一脸横肉随着动作颤抖，边擦边嘟办:“娘的，空中有人盯梢，地面有人打小报告……逼急了，老子要杀人！” “哼。一枪两窟窿！” 刘文杰吓坏了，佯装上厕所，一溜烟跑去报告。领导们正在研究对策，准备翌日通过突击点验，搜寻罪证……一听说魏秉祥性格突变，情知不妙。这个危险信号来得好，散会，全体行动。缴了魏秉祥的枪，找几个“大块头”飞行员将他看起来。接下来是组织人搜查，翻遍了桌屉、书柜、“小仓库”，最后才从枕头里找到一个小本子。本子上画有飞往台湾的示意图，还记载着台澳好几个机场的导航资料及跑道数据。无疑，这些都是搞自“自由之声”的广播。

魏秉祥驾机叛逃未遂事件，使“蒙在鼓里”的其他同志深感震惊。一名飞行员十分感慨，没想到小小收音机里藏着个大魔鬼，更没想到“魔鬼的引诱能胜过上帝的召唤”。魏秉祥的彻底败露，标志着防线工作的巨大成功。该团空中防线组受到上级通令嘉奖，空政还特意颁发一面锦旗，红彤彤的缎底上缀着几个金黄大字：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二）李子善驾机叛逃苏联未遂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大事记上载有一笔：“1967年10月13日，沈阳军区某航空学校机械师李子善驾机企图叛逃苏联，未遂。”李子善成天维修飞机，但没开过飞机，甚至从未坐过飞机。一个没有上过天的人，众目睽睽之下，居然驾机叛逃，这也可列为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了。然而，更令人瞠目的是，他是个赫赫有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64年，李子善经选飞合格，当上一名飞行学员。他着实激动、兴奋、自豪了一阵子。后来渐渐听到一些传闻：“当飞行员，就得把脑袋掖在裤腰带”“空军每年都要摔掉几十个弟兄……”久而久之，他的飞行事业心开始动摇了。翌年，他从学员大队分到第一训练团，完成全部地面准备正将上机训练时，该团发生了一起严重飞行事故–机毁人亡。夜深了，李子善还毫无睡意，事故现场的惨象总在眼前晃……，他吓坏了，上厕所也要拉人一道去。教员找他谈心，问怕不怕？他哭丧着脸承认：”我一听说摔了飞机，腿都软了……”飞行是一项勇士的事业。飞行队伍中有许多豪言壮语，如”男儿有志不怕死，怕死不当飞行员”，”碧血洒长空，一死比泰山重”，等等。

当然，任何一支部队都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飞机摔在”眼皮底下”，总有个把人神色凄然．有如惊弓之鸟，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就找停飞处”理了”李子善就是这样的人。大队干部认真研究后认为他很难跳过心理障碍，正式向上级打了停飞申请报告。

李子善不是技术停飞，也不是身体淘汰，而是思想不过关，这引起了同学们的鄙视，有人骂他”没出息，胆小鬼”．有人旁敲例击。”哼，怕死何必活着”……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太小看了李子善。

停飞后，李子善分配到机务大队二中队。他很诀就出了名。那是一次看电影前的拉歌，这项活动带有竞赛的性质。李子善自告奋勇担任中队的指挥，”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他指挥得力，部队唱得卖劲，歌声威震全场，甚至压倒了常胜不败的飞行队。头一炮打响了。当然，如果仅仅是一般的文体活动脚积极分子，倒也不足为奇。中队领导对李子善的另眼看待，是发现他还有许多其它优点，如打扫卫生、助人为乐、艰苦朴素……好人好事不胜枚举。李子善脱颖而出，被评为当年度学雷锋先进个人、五好战士、优秀共青团员，并受到中队嘉奖。

李子喜不骄不躁，越发努力。那个年代”政治挂帅”。李子善的突出表现，恰恰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一般的农村兵，只能勉强背下”老三篇”，而李子差善能流利地背诵十多篇，至于毛主席语录更是脱口而出。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背诵得好，还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他能狠斗私心”一闪念”，他能正确对待革命工作的分工，他能运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分析具体问题……李子善在中队讲用、在大队讲用、在全团讲用，最后，当选为校级学毛著积极分子。先后多次到各团巡回讲用。

当年听过李子善讲用的一些同志，至今还依稀记得这样几个片断．”以前我是个飞行学员，后国革命需要到了机务队……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使我认识到包我是个革命战士，应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时刻听从党召唤。党绘蓝天我是鹰，党给大地我是松……””我做了阑尾手术，第二天’早请示、晚汇报’刀口疼得厉害。但是，我想到……于是，我忍着剧痛，挣扎着爬起来……””有一次吃窝头，我觉得不好吃，咬了一半就偷偷扔了……后来我想起，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家……哦，我忘本了！”（声泪俱下）

李子善随着思想的不断”进步”，各方面也近步了。入党、提干，据传很可能选送去北京讲用（说不定会见上毛主席）。他红得发紫，被领导誉为”是个很全面很有前途的同志。”有人护妒忌了，背后说了他的坏话，他不仅没有计较，反而主动地多次找那个同志促膝谈心，搞好了团结。李子善的斗争性也很强，有的战上戴手表，遭到了他的批评……有谁私下讲怪话，他就结成”一对红”，”天天读”时批评帮助……有一次集体学习，机械员小张提了个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可不可以一分为二？”李子善赶紧向指导员汇报了，使这个”傻兵”倒了大霉。

1967年10月13日中午。机场换班．飞机都停在地面。李子善大模大样地钻进一架初教六飞机的前舱……他这一段时间特别爱座飞机，还常向以前同学飞行的学员打听”这玩艺是于什么的？””那个东西怎么操纵？”老同学们以为他好奇，有的得意地卖弄一番，有的实物演示一通……机务队的同事也没在意，以为他又要挣什么新的表现。

突然，这架飞机的螺旋桨 “噗噗”地转了起来，它原地打一两个转儿。然后歪歪扭扭地向草地跑道冲去……地勤人员平时对这个”积极分子一都敬而远之，这时却一齐追过去：喂，李子善–你要干什么！”下午场飞行指择员孙副大队长刚坐进塔台车，突见一架飞机从眼前滑过，他一愣，怎么提前开飞了？急忙扫视计划版，竟找不到这架飞机的序号。活见鬼：孙副大队长一把抓起话筒，喝道：”是哪个？快关车”那飞机毫无反应，一路扭着”秧歌”向北起飞了……指挥员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妙，脑袋”嗡”地一下大了。

正在这时，扬声器里传出飞行教员周亚安的报告：”1号，532请示开车。”指挥员一下转过神采，急令．”快去追刚起飞的飞机，那是逃跑的”出现了日本电影《追捕》中的一些镜头，不过是在空中。巧合的是，李子善活脱脱是个”社丘”的原型。李子善第一次操纵飞机，完全保持不住航向，从标图上看，他的航迹象条蚯蚓，经计算这样就多飞了十几公里路弯路。李子善还犯了个更大的错误，慌乱中忘了收起落架，这又使飞机平添了许多阻力。如此好比两个人赛跑，一个是曲线，一个是直线，一个空手，一个重负在身，所以，很快就见了高低。

汉语的词汇中有句成语，叫做”插翅难逃”，用这个词来形容李子善很恰当，尽管他临时插上了翅膀，但仅飞行了几十公里就坠回了地面。

上级机关的专案卷宗里，保存着周亚安教员的证词：”那天我刚坐过座舱，忽然看到起飞了一架飞机，我以为开飞时间到了，赶紧打开无线电请示……，我奉命去追，飞了十几分钟后，前面还是没有。我想，会不会飞过了？于是回头搜索……突然，我发现在右后下方有一架飞机，距离大约15O0米。我向右下方转弯靠了过去，飞近了，我看清那架飞机的机号是803……我飞到它正上方时，李子善（事后才知道名字）抬起头来，我看清他的脸，他很害怕的样子，眼睛睁得大大的……”

当时，李子善正手忙脚乱地操纵着飞机，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遮住了阳光，抬头一看是架飞机，他更慌乱了。那架飞机先是飞到他前面做蛇行阻挡的动作，不一会，又飞回李子善的头顶上一泰山般地压了下来。李子善拼命加大速度，油门杆都推弯了，还是甩不掉它。那架飞机逼得李子善越飞越低，大地迎了上来，高度更低了，那架飞机越逼越紧，几乎要撞上了，李子善吓得直低头，求生的本能使他只好继续推杆…，下面出现一片森林，李子善正想拉起来，左机翼却已挂住了树梢。这森林挺密，一棵挨一棵的树梢撑成一片绿海。李子善的飞机在这”海面”上拿了个大项，又打了几个滚地，然后一动不动了，就这么挂在了树立。

李子善本人是被当地民兵抓获的。

在审讯中李子善交待了叛逃动机：”到机务队后，我看到以前的同学飞行时那么神气，我就后悔了，我知道组织上不会再让我学飞行了，就想自己飞到苏联去。让同学们看看，我不是怕死鬼……”这般思维逻辑实在有些离奇，正当参审人员面面相觑时，李子善接着讲：这件事暴露了我的灵魂深处还潜伏着肮脏的个人主义，没有牢固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主要原因是我放松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思想走了下坡……”李子善不择场合地又讲用了，人们目瞪口呆，哭笑不得。唉，这真是个畸形年代畸变的怪治–政治活宝。

在李子善23年的人生中，驾机叛逃属于他第一次上天，也是最后一次，他不会再有上天的机会，而是下了地狱–1969年。李子善在北京公审后被枪决。

（三）１９７９年阎稳昌叛逃未遂．

1979年4月15日中午，广西前线某机场换岗后，一名年轻的值勤士兵见到一个穿着军装的军官散步朝机场走过来。虽然不认识，但也不必警惕性太高。这里驻扎的是不同部队的兵，都刚来不久，不认识的人太多。再说谁也不可能把飞机开跑，只要不炸就行。于是，值勤士兵目送着这位军官向机场方向走去。

１２时４８分，检查各哨位值勤情况的警卫排长孙洪文来到这个岗哨，还没有同士兵说上几句话，就猛然听到飞机场的方向传来发动机声。没听说现在有飞机要上天啊？难道是机务人员在试车？他急忙跑过去一看，看到那架正在启动的飞机的座舱盖已经盖上，不像是检修。

情况不正常！他立刻向那架飞机冲去。可是晚了，当孙洪文距离飞机还有几米的距离时，飞机像箭一样拖着电瓶车冲上跑道。飞机的座舱里，坐着的是一位没戴飞行头盔的军人。孙洪文拔出手枪追过去，大声喊：“站住！快停下来！”可他白喊了，飞机在继续向前滑行，于是孙排长开枪了。此刻那架军用飞机尾部喷出火焰和狂风，狂风把孙排长吹翻了几个跟斗。他猛地爬起来，从一旁的草坪上跑，边跑边射击。

眼看五四手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了，那架飞机仍然在滑跑，甩下电瓶车，呼啸着上天了。孙排长马上打电话报告：一架飞机跑了！那架溜了的飞机的驾驶员，就是我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阎稳昌。

谁也没有想到阎稳昌会向越南叛逃。应该说他是一个不错的飞行员。在最近执行的空中巡逻任务中，他表现颇好，荣立三等功，还获得了一枚参战纪念章。但是他仍然每天闷闷不乐。原来，他早就听说本大队将提升一名副政委，衡量衡量自己，觉得完全有希望“当选”。然而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一个他认为技术不如自己，资历不如自己，才华不如自己的人被提拔任用。一口气闷在胸中，久久不散。他想不通：那个最被自己看不起的人，并不是一块当官的料，为什么偏偏有当官的运气？想来想去，终于“明白”了，责任在这帮领导人身上。他们本身无能，也不让能人上来。在他们手下干活，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而且这个社会里就是这样，到哪里也不会有自己的光明路。他想，为了自己的前途，得干一番事业来。是走，是留，他一时还犹豫不决。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来看走留，又取扑克牌来算卦。最终，他选择了一个“走”字：往越南走！

这是４月1４日的晚上，他辗转难眠。明天，部队就要撤到湖南去，如果再不行动就晚了。于是他把计划定在第二天中午。为了逃跑，他做好了最后的准备，给妻子写了封类似遗书一样的书信：“我要飞了！永别了！”到此他的决心已经彻底地定下了。

如果要早点跑的话，他本来早就得逞了。因为他每天在国境线上巡逻4次，距离越南不到10公里，一按机头就跑了。但当时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现在他已经钻进“人比人，气死人”的牛角尖里拔不出来了。就这样，他驾驶着国产的歼六战斗机逃上天了，直往越南方向飞行。

为了躲避飞机和导弹拦截，阎稳昌把飞机开进起伏不平的山沟，左拐右转，一切现代化的导航设备对他来说已经不管用了。他只凭肉眼观察地面，判断真实高度。由于速度过快，把根本看不清地标，只根据外面的颜色大概估计一下高度，操纵着舵杆。根据时间推算，现在已经过了国境线。飞机陡然向上窜去，他觉得可以轻松一点了。

越南的上空覆盖着一层乌云。此刻，他最盼望是越南的询问和导航。可是没有一点声音。虽然没有飞机拦截，但上面毕竟有不少雷达在睁着眼睛盯着他，怎么一点回音都没有？他继续朝前飞行，寻找可以降落的机场。由于这次出逃的仓促，他没有来得及做任何技术上的准备，连张越南的航空地图也没有。此刻，别说飞机所处的精确经纬点，就连大概方向自己也搞不清了。他象一只没头苍蝇，横冲直撞。

飞着飞着，前油箱油尽的信号灯亮了。后油箱油尽的信号灯很快也亮了。最后500升警告灯也亮了。这是一盏红灯，一闪一闪特别的刺眼。再有10多分钟，飞机的燃油就会完全消耗，怎么办？他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到云底下找机场，实在找不到就迫降。

于是，阎稳昌开着歼六像个跳水运动员一样，扑进了浓密的云雾里。这一跳，他就没起得来，因为云里面就是群山。几分钟后，云里一声巨响，阎稳昌同他的歼六飞机和叛逃的梦想，统统摔在了一座山上。一片烈焰，一团火化，阎稳昌留下一段转瞬即逝的不光彩的故事。

（叛徒的老婆们其实都是台湾当局的女特务,用来监视他们的.）

史上绝无仅有的叛逃成功又被击毙的叛徒

吴文献等人当年驾驶编号F─131的小型登陆艇叛逃，马祖台军官兵上艇查看我军武器装备。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夜间，吴文献、吴珍加及吴春富三名中国解放军驾一艘登陆艇叛逃马祖，但九日下午在台湾军方以专机将他们接返台湾途中，遭中国米格机击落，击落台机为中国中央军委、国务院总理批准的惩处叛徒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夜间，福建沿海中国某守备师船运队一艘五十吨的小登陆艇，从马尾装运物资前往霞浦，以十节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行驶，艇上共有十人。驶至马祖海域时，该艇依预订航行计划实行灯火管制，摸黑航行。计划已久的吴文献等三叛徒趁机开枪，打死艇长等七人，将登陆艇驶至马祖。此一事件震惊福州军区，也震惊中国中央。

三叛徒驾艇叛逃马祖后，中国福州军区彻夜研究情况和对策，同时密切注意台湾有关单位和马祖的一切动静；解放军晚即便透过管道，获知台湾将于一月九日派出专机，运载台湾空军情报署官员前往马祖迎接三叛徒,并在台北筹办数万人的欢迎大会，届时数百名记者将在现场进行全球报导。福州军区于是提出在台海上空截击该专机的计划，同日凌晨立即上报中国中央。

一月九日早晨，中国中央军委便批准了该作战方案。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指示中国空军，“有把握、有利就打掉它，没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总之不要吃亏”。于是中国中央军委、空军和福州军区做出具体部署。

负责任务的中国航空兵第廿四师的两对双机，以副大队长李纯光、副中队长胡英法驾驶歼五双机为主，飞行员沈学礼、杨才兴驾驶歼六双机为辅，拉开间隔平行前进，扩大搜索面。受领任务后，飞行员做好准备，在机场起飞线待命，各类战勤人员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一月九日早晨，台湾空军从台湾派出一架C-型运输机到马祖接三叛徒；飞机八时卅七分飞抵马祖，但由于操作失灵，降落时机翼擦地损伤，无法执行任务。台湾方面于是立即派出一架PBY型海上巡逻机运送维修器材和人员去马祖，其中包括少数新闻记者。由于C-型运输机一时无法修复，加上PBY型海上巡逻机载运量小，无法一次运返叛徒和相关人员，于是台湾又从嘉义救护机中队派出一架HU-216(SA-6)信天翁式水陆两用机前往，中午十二时十一分降落马祖。

当天台湾军方曾以三次无线电通话，传送专机将起飞的假消息以试探中国。飞机降落后两个多小时，方开始无线电通话，马祖方面问：“我们已准备好，何时起飞？”台北方面答：“按计划行动。”以后又通了两次话，未见中国动静。当天下午十五时三十分，台湾方面研判危险期已过，停留马祖的专机开始活动。十五时卅五分，HU-型救护机载著义士和记者、台湾空军情报官从马祖起飞。

十五时三十三分，福州空军获悉马祖有飞机出动的情报，立即令待命的战机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十五时卅八分，福建沿海的地面预警雷达发现HU-救护机在马祖东南七千公尺处，高度两百至三百公尺，速度每小时两百至两百四十公里，航向一百二十度，直飞台北。

十五时四十一分至四十三分，福州机场两组四架飞机先后起飞，歼五双机为第一梯队，歼六双机为第二梯队兼掩护。当时的计划，若歼五双机未击落HU-专机时，第三梯队再进入攻击，两组飞机间隔五至十公里。十五时五十一分十五秒，歼五僚机胡英法发现该专机，立即报告长机和地面指挥所，长机李纯光于是下令攻击。福空指挥所也下令：“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坚决打！”

胡英法迅速占位，以时速四百公里的速度飞向专机，距专机八百公尺时首次开炮，因距离远未击中，继续接近至五百七十六公尺时二度开炮，击中专机尾部，相距一百四十公尺时脱离。随后长机李纯光进入，保持每小时四百公里的速度前进，并降低高度至两百公尺，距离近待连台湾空军的机徽都看得很清楚。距专机三百六十公尺时，他第一次开炮，专机左发动机冒白烟，相距一百三十公尺时脱离。此时专机左发动机已失效，只靠右发动机飞行，速度愈来愈慢，高度愈来愈低，并不断向台湾求救，“遭解放军数架飞机攻击，情况危急，请求紧急援助”。

此时台湾方面发现没有空中掩护，临时起飞战机已救不了该专机。李纯光接著回来再进行三次攻击，当他第五次进入欲再攻击时，专机已坠海。

专机上共有十七人丧命。由于台湾空军组织不严密，事先没有进行有效护航，出事后海、空军乱作一团，不知所措，出动三十多架次F-型战机和多艘军舰搜寻，均一无所获。

台湾军官“叛逃大陆”史

2008年01月12日星期六 12:56

1949年10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上尉飞行员江富考、机工长周震南、机械兵石建儒、陈尚明从台湾嘉义机场驾驶1架C-47运输机起飞，以超低空飞行摆脱国民党空军战斗机的追杀，安全降落在南京。次日凌晨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报复轰炸，连夜转场济南。从嘉义机场起飞时，正好蒋介石结束了对菲律宾的访问，乘专机回到嘉义，亲眼目睹了江富考强行起飞的一幕，他走下专机舷梯，没有和迎接他的任何一名官员握手交谈，便匆匆驱车离去。

1949年10月17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魏昌蜀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警戒松懈的机会，潜入台湾冈山机场驾驶1架AT-6教练机强行起飞，在福州机场降落，飞机落地不久就遭到国民党空军追击而来的P-51战斗机扫射，机身3处中弹，但无大碍。

1949年10月27日，国民党央航副驾驶吕辑人、机械员领班苏文焕、机械员杨兆藩、谢超群（均为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地下党的测定组织下以试车为名登上1架DC-3客机，从香港起飞，在已遭到破坏的广州白云机场上短距离紧急降落。为防止国民党空军的报复，连夜从广州起飞经汉口飞抵北京。

1949年11月9日，国民**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2000余员工和80架飞机通电起义，当天就有12架飞机（1架CV-240，3架C-46和8架C-47）在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和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率领下飞往北京、天津。史称两航起义。

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第3中队中尉军械员岳哲安（他曾在美国接受过飞行训练）从台湾台中机场乘警卫不备偷上1架美制PT-17教练机强行起飞，安全降落在福州机场。

1950年1月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飞行学员李纯，在**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利用第一个放单飞的机会，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浦东湖乡海滩上迫降。

1950年1月9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飞行学院黄永华，在**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利用单飞训练之机，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台南机场起飞，在广东潮安降落。

1951年3月27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专机组少校飞行员戴自谨、机械师史殿文，在台北上空劫持1架B-25轰炸机，安全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

1951年9月12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希尚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3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少校领航员叶刚、第4大队少尉飞行员孙志强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金门起飞，飞往大陆，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上虞迫降。

1953年10月18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陶开府、监察总队测向台见习机务士秦保尊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4年1月26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胡弘一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同安迫降。

1954年2月19日，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上尉参谋黄铁骏、射击军械士刘铭三驾驶1架B-25轰炸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三门迫降。

1955年1月12日，国民党空军少校联络官郝隆年、第20大队少校参谋王钟达、机械师唐镜驾驶1架C-46运输机从台湾台中机场起飞，在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

1955年2月2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若龙、朱宝荣驾驶1架PT-17教练机从台湾虎尾机场起飞，在福建平漳海滩上迫降，两人各获奖金1000元。

1955年5月18日，国民党空军第3大队中尉参谋何伟钦驾驶1架P-47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在广东海丰迫降。

1956年8月15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少校教官黄纲存驾驶1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仙游迫降，获得奖金8000元。

1963年6月1日，国民党空军第2联队第11大队43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驶1架美制F-86战斗机从台湾新竹起飞，在福建龙田机场安全降落。徐廷泽被授予少校军衔，并获得2500两黄金的奖金。而这架F-86则被送到军事博物馆作为展品供人参观。

1969年5月26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上尉教官黄天明和飞行学员朱京蓉驾驶1架美制T-33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惠阳迫降。

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少校考核官黄植诚驾驶1架美制F-5E战斗教练机借考核新飞行员之机，驾机起义。当他飞到福建龙田上空时，后座的飞行学员许秋麟坚决要求回台湾，黄植诚便掉头飞到东引岛以西让许跳伞，随后再次飞往大陆，在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黄植诚获得奖金65万元，198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而台湾国防部长高魁元则因此事引咎辞职。

1983年4月22日，国民党陆军航空兵第1支队第1分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1架U-6A侦察机从台湾花莲起飞，飞往大陆，因当时天气恶劣，他无法找到机场，在福建宁德三都港盘旋时被港内军舰误会，遭到高炮射击，便在海滩上迫降。李大维获得奖金15万元，他出身于台湾的军人世家，两次获得过国民党“国军英雄”称号，因此他的起义引发了台湾军界的巨大震动。

19**2月11日，国民党空军第737联队第5大队中校辅导员林贤顺驾驶1架F-5E战斗机借空中考察之机，飞往大陆，因低空大雾，未能找到汕头机场，燃料耗尽后在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左臂受伤。伤愈后被授予中校军衔。

驾机叛逃台湾的飞行员：每人发1个漂亮女特务(组图)

前排左起：邵希彦的老婆陈慧莹、李显斌的老婆张美云、吴宝华中将夫人、吴宝华中将（时任总政战部副主任，特务头子，前排坐在沙发上的女子都是他手下的女特务，随时向他汇报监视工作）、高佑宗的老婆梁雪迎、刘承司的老婆蔡健美、李才旺的老婆薛训蓉。后排左起：邵希彦、李显斌、高佑宗、刘承司，李才旺（这5个人全部是驾机叛逃到台湾的原解放军空军飞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