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兰萨拉：“藏独”势力大本营揭秘
-达兰萨拉是人间天堂？探访达赖居住地
-达赖集团与达兰萨拉
-百姓不满意流亡藏人 达兰萨拉成印度烫手山芋
-维基百科：达兰萨拉
达兰萨拉：“藏独”势力大本营揭秘
河北新闻网/多年来形形色色的海外“藏独运动”，都有一根“神经”把它联络到印度的一个小城——达兰萨拉(Dharamsala)：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全球“藏独运动”的总枢纽。
印度西北角的“小拉萨”
达兰萨拉属印度西北部的喜马偕尔邦，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之下，平均海拔在1400多米。如果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发，要乘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再经过数小时的山路颠簸，才能到达这座小城。
1200多年前的吐蕃王朝时代，就有藏人移民达兰萨拉地区，这里成为佛教和印度教的交汇融合点。但达兰萨拉建城的历史并不长，1848年，英国势力抵达这里，它与印度大陆其他地方一样，被殖民者吞并。第二年，这里驻扎了一股英国军队，将达兰萨拉建设成一个军事小镇。1852年，它还成为印度康拉(Kangra)地区的行政首府。
英国赫赫有名的驻印总督达尔豪斯就被埋葬在达兰萨拉，他当年大力推行印度土邦王公“无嗣失权”制度，为英国吞并印度立下汗马功劳。
不过，真正令这个偏僻的小山城开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从1960年达赖喇嘛率其噶厦(内阁)官员和“流亡藏人”在此落脚开始。
达兰萨拉的文化和建筑，有着浓厚的西藏色彩，也因此获得“小拉萨”的名号。这里旅游业兴盛，酒店和餐馆经常爆满，这一切都得益于它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准确地说，这里的“流亡藏人”主要聚居在上达兰萨拉地区(Upper Dharamasala)一个叫麦克雷德甘吉(McLeod Ganj)的地方。达兰萨拉只是海外“流亡藏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并非所有流亡者都居住于此。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公布的数据，目前，“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务农为主的定居点有26个，手工业为主的定居点16个，零散定居区12个，总人数约有13万，其中生活在印度的藏人约有10万人。
尼赫鲁的“礼物”
1959年3月17日夜，随着中国藏区叛乱的升级，达赖与他的家族成员，部分噶厦官员在数百名士兵的护卫下从拉萨出逃，14天后，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境内。
抵印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向达赖发出慰问电报，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1959年4月24日，尼赫鲁专门前往达赖住地，与其进行长谈。
接近1959年6月，约有两万余名藏人陆续“流亡”至印度和不丹，因为不适应印度湿热的气候，很多人病死。达赖前去拜访尼赫鲁，要求给予更多的资助。尼赫鲁则颇为生气地发牢骚；“你们要得太多了，印度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过最终，印度方面还是向达赖提供了“难民营”，学校、医院和定居点建设方面的帮助。
1960年，尼赫鲁同意达赖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劳动节那天，达赖率领噶夏官员抵达达兰萨拉。当年9月份，“流亡政府”召集“西藏人民代表”和全体“流亡官员”举行大会，制订政府运作章程。尼赫鲁曾提出“流亡藏人”应接受完整的西藏历史文化教育的建议，达赖与之达成共识。为保持“流亡藏人”的宗教，文化、传统习俗和凝聚力，防止藏人流散各地，最终消失在异国他乡，“流亡政府”采用定居点的方式安置藏人。
从1959年初到1960年底，上下密院(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修行学府)，第一个“流亡藏人”定居点，第一个工业中心、儿童之家(达赖的姐姐任负责人)，藏医历算院等机构相继建立。此后进入印度的藏人，被安排到各地定居，工作和就学，最初有数千藏人被安置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初具皱形，达兰萨拉逐渐成为“流亡王国”的科教文卫中心和海外“藏独运动”的策源地。
“流亡政府”的财政靠商业利润、国际援助和藏人自动纳税(从1972年开始)支持，国际援助占据最大比重，最早最大的外援来自“印度的中央救济委员会”和“美国西藏难民紧急委员会”而对具体捐助数额的描述，也只有达赖曾经所称的“不计其数”。
“流亡政府”的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1960年时，财政预算只有近9万卢比，现今可达到11亿卢比。
达赖“政改”与权力结构
经过几十年的“政改”目前达兰萨拉的权力结构按西方三权分离学说创设，其政体类似于君主立宪制(在其公文与法律中，达赖被称为“达赖喇嘛陛下”)流亡政府由最高法院，人民议会，噶厦(内阁)组成。
达赖被视为“政改”的操刀者和推动者，这为其以后的国际公关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形象。
达赖出逃后的“政改”历程，是从1960年开始，时年9月2日，“流亡政府”自称在达兰萨拉成立了所谓的西藏史上第一个“民选议会”，并选出13名“民选议员”，这一天被定为“流亡社会”的民主节。9月3日“流亡议会”的第一个议案是关于社会制度改革，宣称废除官僚任命世袭制。
1961年10月10日，达赖推动“流亡政府”颁布《西藏民主宪章》征求意见稿，两年后，“宪章”正式颁布实施。1974年通过新选举法，“流亡议会”权限得到扩大，原来由噶厦主持的预算审查交给议会负责，议长在此前获得了等同于部长的地位，议员相当于部长助理。
达赖在1991年又提议扩大议会职权和规模，设立席位46个，分配给藏传佛教黄(格鲁派)、红(宁玛派)、花(萨加派)、白(噶举派)4大教派和黑教(苯教)，“西藏三区”及欧洲藏人。同时通过“《流亡藏人宪章》”，把议会定为最高立法机构，其制定的法案由达赖批准后生效。
西藏地方政府称为噶厦，噶厦的官员名为噶伦(内阁大臣)，由达赖任命，并在其指导下行政，这个传统始于18世纪中期，达赖在达兰萨拉落脚后，对“流亡噶厦”也逐步进行“政改”。2001年5月，第十三届噶厦中的噶伦赤巴(首席内阁大臣)，不再由达赖提名，而由“流亡藏民”选举产生。
“最高法院”设立于1992年3月，由一名大法官和两名法官构成，由达赖提名，经议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可由其以政教最高领袖的名义任命。
达赖集团的国际公关
自李登辉主政台湾起，达兰萨拉与台湾的关系逐渐靠拢。陈水扁上台后，达兰萨拉方面曾派出噶伦赤巴率领的代表团参加其就职典礼。
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曾提出“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此后一直坚称西藏独立的达赖在立场和政策上发生转变，1988年6月，达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厦的发言稿(斯特拉斯堡建议)，是达赖“中间道路”的起源。中间道路的主要内容，就是寻求“大藏区自治(包括青海、四川藏区在内)”和采用非暴力方式。1991年，达兰萨拉曾宣布撤销这一建议，但在1993年，又转而坚持“中间道路”。
达赖鼓吹的“和平”与“非暴力”迎合了西方社会政界和民众的胃口。1989年，达赖因此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达赖获奖对“流亡西藏”运动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各国政府、议会成为达兰萨拉的重要公关对象，他们在一些国家议院中活动最为有效。
激进“藏独”组织挑战“中间道路”
“流亡社会”中，达赖作为最高的政教领袖，“流亡政府”作为最具权威的机构之外，还有第三股势力，即“流亡藏人”的政治组织。达赖对某些组织只能利用藏人的宗教传统施加影响，却无直接约束力。
比较激进的组织中，“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西藏妇女协会(藏妇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被称为海外“藏独运动”中的少壮派。
藏青会是众多组织中势力最大，最激进的一个，成立于1970年10月。
外国研究者这样评价藏独势力少壮派；他们多为在海外生长的年轻一辈，受到的教育更为西化，观念更为新式，与他们的长辈比起来，宗教情结要淡漠得多，而世俗的民族主义情绪更为强烈。
藏青会以“批评达赖中间道路，支持激进活动，强烈抵制北京奥运”而著称，近期更以西藏骚乱的直接推动组织行为而引人注目。
摘自《凤凰周刊》段宇宏/文
http://cul.hebnews.cn/wangx/2009/0119/bdb70d961ed47b74011eec7dd24349bd.html
达兰萨拉是人间天堂？探访达赖居住地
2008/11/21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西藏流亡政府”把达兰萨拉描绘成“人间天堂”，但多数满怀希望而去的藏人收获的却是失望
初冬时节的达兰萨拉，寒风萧瑟，凉意逼人。这个背靠喜马拉雅山脉，坐落在印度喜马偕尔邦的西北山区的小镇，因为此次“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的召开，而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在崎岖、狭窄的街道上，不时有西方国家牌照的车辆驶过，有些车上还架着卫星天线，一看便知是卫星转播车；身着喇嘛服装的人群中，多了许多不同肤色，挎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当地的宾馆、饭店、网吧也一时人满为患。显然，这个小镇非同寻常，这次大会也非同一般。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也特地从印度首都新德里驱车十多个小时辗转来到这里。汽车一驶入达兰萨拉，就犹如回到了西藏境内：来自国内的辣酱、粉丝、午餐肉，乃至重庆火锅底料，占据了街头小摊的大部分空间，悠扬的“嗡嘛呢呗咪吽”六字佛乐的唱诵声飘然入耳。在本报记者下榻的小旅馆里，还可以清晰地收看到国内四川、青海、西藏等地电视台的节目。
这就是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的寓所以及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他们极力打造的“小拉萨”。
“流亡藏人”的伤心地
其实，达兰萨拉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当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约 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称为麦克里奥德·甘吉（Mcleod Ganj），人数只有8000多人，规模只相当一个乡镇，为藏人聚居区。“流亡藏人”把麦克里奥德·甘吉叫作“小拉萨”，显然怀有浓浓的思乡情结。
在上达兰萨拉街头，本报记者接触到的多数“流亡藏人”，话语眼神中难掩思乡之情。一位名叫泽西的藏人说，他从四川藏区来到达兰萨拉已有10多年了，但他始终没有结婚成家，因为“我的心还是在家乡”。一位毕业于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的藏族青年，1999年来到达兰萨拉。这名青年说，“爸爸妈妈都在家里，我出国9年了都不能回去看看他们，只能偶尔打一打电话，真想回去看看他们。”
1959年，约有13000西藏人和达赖喇嘛一起流亡到印度，其后一两年间，约6万多西藏人陆陆续续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地，成为“流亡藏人”。196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将达兰萨拉“租借”给达赖喇嘛，建立了所谓的 “西藏流亡政府”。到目前为止，海外“流亡藏人”人数共有约13万，其中约10万居住在印度。
据《国际先驱导报》了解，很多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活并不如意。1959年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的西藏人，因不适应当地气候等原因，很多不久便得病身亡。而一些得以幸存下来的，则被印度政府征发到偏远的山区修路。营养不良和传染病夺走了很多修路藏人的生命。而他们在印度出生的子女，到几十年后的如今，身份依然还是难民。
相对而言，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藏人生活还有一定保证，得益于达兰萨拉是国际旅游区的声誉，这个小镇的居民每年都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在这里，网吧、酒吧、夜总会、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商店等等，一应俱全。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的印度穆斯林老板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每天光顾商店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游客出手大方，因此我也算发了‘西藏财’。”
而生活在印度其他难民区的藏人，生活水平则比较落后。泽西告诉本报记者，相对于印度人，藏人普遍要勤劳，难民身份更是让他们不敢懈怠。但这也给藏人带来了麻烦，一些当地印度人因此嫉恨藏人，族群冲突时有发生。
冲突一旦发生，印度警察多半会站在印度人一边，“流亡藏人”也只能默默流泪了。一个西方旅游者也告诉本报记者，他亲眼看到印度警察介入了一起印度人和藏人的争执，而结果是那个藏人遭五花大绑游街。
泽西感叹说：“寄人篱下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流亡政府”财政紧张
“定都”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 “西藏内阁(噶厦)”、“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对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控制与管理，达赖喇嘛则是最高领袖，担当正常政权的“元首”职能。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有接近3000名“公务员”，管理着全球约13万人的“流亡藏人”群体。
据有关人士透露，“流亡政府”的收入主要靠海外金主的资助。目前在纽约有个西藏基金会，是 1991年由西藏难民和美国人设立的，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上千万美元资产的机构，其部分经费来自于美国国务院难民计划办公室。1984年成立的“促进民主基金会”和索罗斯的“公开社会”，近年来也开始大量援助“西藏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还规定“流亡藏人”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46卢比的所谓的“独立税”。而有薪人士则须缴纳基本薪资4%或薪水总额的2%，选其中较多者缴纳。“流亡政府”还经营业务增加收入。“流亡政府”的“财政部”拥有慈善基金会、出版社，在印度和尼泊尔拥有旅店，在澳洲与美国经营土产手工分销处等等。“流亡政府”还建有网站，通过互联网从民间募捐。
另外，达赖喇嘛经常以“西藏精神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周游列国，通过大量的弘法会和讲经活动获取捐款和赞助。据报道，达赖在欧美的一些弘法会，其赞助票开出的价格为每张高达1000美元。
“流亡政府”之所以能得到海外的大量资金支持，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其对自身的“民主化”包装，掩盖政教合一的本质，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
尽管如此，“流亡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非常窘迫。破旧不堪的“政府”办公大楼，也许能印证其惨淡经营的境地。楼道里光线阴暗，办公电脑多是老式的CRT显示器台式机，连打印机也没有彩色打印功能，办公室里的桌椅更是破旧不堪。
儿童教育很西化
此次“全球藏人特别大会”是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举行。会议间歇，本报记者走访了几间教室，采访了一些正在课间休息的师生。
一位教英文的老师告诉本报记者，儿童村是“流亡社区”儿童、少年免费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由于达兰萨拉儿童村位于山顶，日照时间长，所以还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学生们可以用热水洗澡。
这位老师说，这个儿童村建于1960年，目前已经发展成拥有12个年级、2700多名学生、130多位教师的大型系统学校。学校的最高处是幼儿园。在山林不许砍伐的印度，木地板非常昂贵，但本报记者看到，幼儿园的屋子里居然铺着木地板。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村的学校采用藏语和英语双语教育，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美其名曰“为学生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汉语教学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而语言的隔阂与沟通的不畅，正是矛盾和误解产生的原因之一。
对于多数“流亡藏人”而言，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一个正在做英语作业的小学生就用稚嫩的英语告诉本报记者：“将来我要考上世界最好的大学。”可以看出，“西藏流亡政府”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很下功夫，而且在教育过程中以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为理由，割断其与中国的文化联系。
另外，“西藏流亡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藏人宣传，在达兰萨拉生活的藏人读书、看病都不需要自己花钱，由此把达兰萨拉描绘成“人间天堂”。以至于国内一些生活一时不如意、不明就里的藏人投奔而去。而多数满怀希望而去的藏人，收获最多的还是失望。
为了安抚失望的“流亡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加强了“讲经布道”。据悉，“西藏流亡政府” 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藏传佛教的宣扬，而旁人则很难在政治意图与传统信仰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流亡藏人”已在印度的“流亡社区”建立了200座左右的寺院，有15000名以上的僧尼。
达赖集团与达兰萨拉
2008年04月03日
来源：光明日报
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西北山区，北面是号称“世界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脉，这里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潮湿闷热。
达兰萨拉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主要是当地印度人居住，而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亦称麦罗甘吉，人口有万人左右，相当于我国一个乡镇的人口规模，为中国流亡藏人聚居区，也是分裂分子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栖息地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盘踞的地方。达赖集团在1959年发动叛乱失败后，裹挟了数万藏民仓惶出逃到印度，被印度政府安置在北部喜马偕尔邦山区这个叫达兰萨拉的小镇。
20世纪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达兰萨拉成立所谓“流亡政府”，并以此为基地，从事分裂祖国、破坏西藏稳定和发展的活动。实际上，在西方舆论及一些政客心目中，达兰萨拉已经成为达赖集团的代名词。
达赖在这里干什么
近几年来，有外国记者在达兰萨拉采访时，曾这样描述达兰萨拉：“通往达兰萨拉的山道上，看到身着袈裟的僧侣，偶尔也能遇见几位金发碧眼的西方人。道路险峻陡峭狭窄，而且仅一车之宽，急转弯颇多，由碎石和山泥铺成，很不结实，街道比较脏乱，使得许多香客感到失望。学校的校舍均取料于铁皮，房屋低矮，光线昏暗，阴森森的。”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达兰萨拉。
少数人从西藏非法偷渡到达兰萨拉，一方面是受达赖集团通过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络进行的蛊惑宣传，误认为达兰萨拉是衣食无忧的“人间天堂”，也有的人本来在国内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远遁达兰萨拉。据印度媒体透露，这些人偷渡至印度后，都得经受“流亡政府”下设的“安全部”严格拷问。一些偷渡到此的年轻藏人，往往没住多久，就大呼上当，觉得达兰萨拉与达赖集团互联网络和“宣传手册”上描绘的情景相去甚远，没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于是便在达兰萨拉匆匆中转一下后，就想办法打道去别的地方。过去，达赖“接见”偷渡来印度的藏民时，都要对他们摸顶。但是，“流亡政府”现在一般不让达赖这么做，生怕有人在头上涂抹毒药。
“流亡政府”十分腐败
其实，目前无论是“流亡政府”的头头脑脑，还是“流亡政府”卵翼下的“臣民”，基本全在印度出生长大，绝大多数人这辈子还没去过西藏。而西藏平叛后49年的翻天覆地变化，他们更是一无所知。但他们为了赢得国际反华势力的资助，尤其是西方某些敌对势力的支持，在长期反华宣传和教育的双重洗脑下，不断地鹦鹉学舌，用西方反华势力的腔调在这里掀起反华波澜。
有外国记者曾在达兰萨拉看见这样的景象：“到处是一片红色标语，写着‘向中国商品说不’的英文。街上还有一些宣传员，鼓动藏人商店抵制中国货。”而一位“流亡政府”人士私下表示，类似的运动很多，但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流亡藏人常让仍在西藏的亲友邮寄中国商品。如果让藏人把家里所有中国货都扔光的话，剩下的大概连裤子都穿不上了。49年过去了，在印流亡藏人生活上仍十分困窘，精神上还要忍受达赖集团“官员”的腐败和内耗。真正富有的是那些所谓的“流亡政府”“官员”。他们靠“税收”和西方一小撮反华势力以及所谓非政府组织的资助而“发财致富”。他们白天穿着红色的袈裟办公或接待客人，天黑以后，就到酒吧和俱乐部鬼混，甚至吸毒。流亡藏人对这帮毫无道德和良知“官员”的腐败早已司空见惯。他们气愤地说，“国际资助”有一半以上被这些蛀虫用于吃喝嫖赌了，而普通流亡藏人却得不到什么好处。达赖是“西藏流亡政府”争取西方同情和援助的一个招牌。尽管达赖不遗余力，但他领导的“流亡政府”迄今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而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腐败机构。
在印藏人生活窘迫
流亡印度的藏人并不都居住在达兰萨拉。这个偏僻的高原小镇容量有限，所以多数藏人只好整体分散、相对集中地散居在印度各地，其中以南部居多。在印藏人几乎很少与当地人来往，通婚的更少。按照当地规定，流亡藏人无权购买土地和建房，因此大多数流亡藏人不得不借住印度人的房子。
在印度其他地方的藏人以经商、务农，或开小商店为生。据报道，在印藏人虽然有不少人是在印度出生，但不管是第几代生活在印度，都不能加入当地国籍，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客居他乡，寄人篱下；因为是被人收容的“客人”，所以不能拥有土地和不动产，也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一切都只能靠“借与租”。他们大多数都做小本生意，惨淡经营，勉强糊口。虽然经过多年的“洗脑”，但还是对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不满意，漂泊感始终在心头萦绕不散。流亡藏人与当地印度人争土地争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
印度《亚洲世纪报》执行总编辑考什克不久前参加了中国有关部门组织的外国记者团西藏之行活动。在领略过西藏的文化之美、现代之美后，他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中国的西藏人生活确实比流亡印度的西藏人要好得多。”
同行的印度《南方先驱报》副总编辑南布迪瑞原本对西藏的“破旧”印象则被当今西藏的现代化气息所颠覆：“我被这儿的现代化气息深深感动了，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充分地享受宗教自由，同时还能够享有现代化带来的一切好处。”
自总编辑奥斯特西藏之行后，德国《明镜》周刊连续发表了《通向世界屋脊的火车》和《“他(达赖)欺骗了自己的祖国”》等报道，强调了西藏的经济繁荣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很好的保障”。除了“真实的西藏更美好”这样的主题外，这些外国媒体在报道中屡屡提到的，是生活在祖国的藏人和流亡藏人在生活境遇上的巨大反差。
印度人的态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对达赖集团表示不满。印度主流大报《印度教徒报》总编罗摩曾撰文指出：“众所周知，中国不允许有任何分裂活动，而且包括印度和美国也不允许分裂。印度未来一个较明智的态度应是制约达赖集团，把在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驱逐出去。”印度总理辛格今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讲话时候说：“我们的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可能是来自于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包括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或借口清算历史的。最近在我们周边发生的事情再次说明我们有必要一起行动，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我们两国的社会大而多元，我们恰好有条件能够向人们展示温和不极端以及和平共处的好处。非国家实体的出现通常是建立在不宽容和对身份的狭隘认识基础之上的，这对所有的文明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威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在3月30日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通电话时表示，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印方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印度过去、现在、将来都坚持这一立场，不会改变。(驻伊斯兰堡记者周戎)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4/03/content_7910720.htm
百姓不满意流亡藏人 达兰萨拉成印度烫手山芋
2008年3月26日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作者:张宏 秦栋 选稿:黄骏
达兰萨拉，原本是印度的一处世外桃源，祥和宁静，但自从达赖集团49年前流亡到这里之后，当地成了印度最政治化的一个小镇，分裂中国的阴谋从这里一个接一个地被炮制出来。一位印度学者干脆说，达兰萨拉已成为达赖集团的反华基地和“藏独”大本营，达赖本人已成为制约印中关系的主要障碍。在一些有长远眼光的印度官员和学者看来，“西藏牌”越来越不好打，里面夹杂了复杂的国际因素，像达兰萨拉这样的地方也正在成为印度的“烫手山芋”。印度媒体还打比喻说，达赖在印度政府眼里已是“一朵凋谢的花儿，不过它现在还有些扎手”，但印度政府不会让“这朵花”束缚住向中国伸出的合作之手。同样，在德国等西方国家，也有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很多人意识到，达赖不仅会不定期地惹来麻烦，而且很多麻烦不可控制。
“显然是印度的麻烦”
“亚洲时报在线”3月17日有一篇题为“印度意识到西藏问题令人头痛”的文章，作者是印度外交部职业外交官巴德拉库马尔，他曾是印度驻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大使。而文章就发自达兰萨拉这个敏感地区。文章说，当中国西藏发生打砸抢烧事件之后，有数百名西藏人16日在达兰萨拉举行游行示威，但当地的印度人并没有卷入。巴德拉库马尔说，在达兰萨拉，印度人和藏人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尽管他们在一起生活了49年，但依然很难融合。很多西方人蜂拥到达兰萨拉，想了解藏药和佛教，但达兰萨拉人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在当地的寺庙里，几乎看不到印度人”，而且总会听到当地的印度人抱怨说，流亡藏民过得更富裕，还“非常傲慢”。从中可以看出，普通的印度百姓很难去支持“西藏独立”。
作为印度资深的外交官，巴德拉库马尔写这样的文章是出于维护印度国家利益。他在文章中说，作为亚洲的一个大国，印度政府也不会容忍任何破坏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此外，达兰萨拉人是否有未来，也是印度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说，印度拥有“西藏牌”是很愚蠢的。只要到达兰萨拉这个“流亡政府”所在地看一看，就会马上意识到这个严峻的事实：一旦达赖去世，当地将陷入混乱。
巴德拉库马尔没有忘记对美国因素的分析。他注意到，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近日来到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小城镇，但佩洛西此行让印度感到尴尬，印度政府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巴德拉库马尔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说：“实际上，一场敏感的三方外交探戈或许已经开始，美国和中国在跳舞，而印度提供了场地（指达兰萨拉），这对印度来说，显然是个麻烦。”巴德拉库马尔觉得这个比喻还不能引起印度的重视，他又借用了非洲的一句谚语“大象打架，小草受苦”。他进一步分析说，西藏显然属于中国内部事务，印度不能采取双重标准，假设有哪个国家坚持拿让印度人经常感到不安的暴力事件说事，如每次当巴基斯坦提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时，印度总是非常恼火。
很多流亡藏人说日子不好过
印度外交官笔下的达兰萨拉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西北山区，背靠终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达兰萨拉本是一个景色优美的小城镇，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当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称为麦罗甘吉，为藏人聚居区，也是达赖寓所以及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记者最近去了一次达兰萨拉，一进入上达兰萨拉，便感觉气氛有些不对，给人的感觉是阴森凄惨。街道上有很多身穿长袍的喇嘛，他们警惕地扫视着四方。道路两旁的很多商店以及公共场所的墙壁上都肆无忌惮地贴着大幅标语，赫然写着“西藏要独立”、“2008，要与中国最后一搏”等反华口号。街道两旁的下水沟上面，很多藏人摆着小摊，出售一些藏族特色的工艺品。这些藏人目光呆滞，有一搭没一搭地招呼着寥寥过客。一位西方记者看到此情此景，这样描写说：“达兰萨拉，让前来寻找圣地或净土的香客感到失望。”
摆摊的一名中年妇女告诉记者，她是藏人，老家在四川，10年前听信达赖手下的蛊惑来到这里，现在一心只盼着早日回到家乡。在街上摆摊的很多藏人都希望早日结束这种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活。一位藏族青年说：“我们都是那些把我们骗来的‘藏独’分子手里的‘肉弹’，他们根本不让我们回去，我们是他们的政治牺牲品。”他举例说，这些人时不时组织藏人进行反对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得停下手里的生意，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我们是怀着无限希望来的，现在却过得十分艰难。”他一边唉声叹气地说着，一边把一双鞋脱掉。记者看到他的脚，吓了一大跳，竟然没有脚趾！他说，脚趾头在偷渡边境过雪山时被冻掉了。
当地一位印度商人对记者说，这座山城原本比下达兰萨拉更为平和宁静，一到夏天，很多人便到这里避暑度假，“但自从藏人来到这里，我们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这里日渐成为藏人策划与中国作对的一个政治中心。”他说，这里的藏人经常举行游行，很多人高喊着要“武力收复西藏”、“把中国人统统杀掉”等口号。“藏人都是佛教徒，应该以慈悲为怀，但从他们的言行来看，反而是一脑子的暴力思想。”他说，流亡藏人的这种行为越来越让笃信宗教的当地印度人反感，他们普遍认为这些人危险可怕，因此当地印度人不愿意把房屋租给藏人，他们希望印度政府早日把这些人赶走。据不完全统计，在上达兰萨拉及其附近山头，共有10万左右藏人居住。当地很多印度人都抱怨，藏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另外，很多藏人无事可做，不时袭扰当地人，对社会治安也构成威胁。当地一名警察对记者说：“流亡藏人在这里给我们带来太多的麻烦。”
印度开始与达赖保持距离
如果说达兰萨拉的印度人是在与“藏独大本营”的藏人保持一定距离，不少印度的官员和学者这两年也是如此。去年，达赖频频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与多国政要周旋，不谈人类和平，专门讨论如何对付中国，甚至不惜诉诸暴力。这让印度政府很多官员对他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开始有意与其保持距离。去年底，达赖邀请多名印度部长赴宴，共商遏制中国的“大计”，结果没有一位部长赴宴，这很让达赖伤感，他还抱怨说：“印度人对我越来越不欢迎了，这到底是怎么了？”一位受邀部长私下表示，中国政府说得很对，达赖已经不是一个宗教领袖，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人物，这是我们与其划清界线的主要原因。因为印度政府明确表示，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决不允许流亡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印度政府正在考虑，如果达赖等人继续进行反华活动，印度将准备将其驱逐出去。”不过，印度也有一些对华不友好的人主张善待达赖，因为他还是印度有效制约中国的一张“王牌”。
3月21日，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西藏问题多年的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说：“达赖现在开始对印度的打压政策进行埋怨，指责印度太在意中国的反应，在西藏问题上表现软弱。这是达赖在有意离间印中关系，在给这两个友好邻国制造矛盾。”他提到，过去印度政府“给多大的活动空间，达赖就在多大的活动空间里活动”，但现在达赖似乎腰杆挺直了，对印度政府也开始说三道四了，这是因为达赖有美国的暗中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对达赖还一时半会儿想不出很好的法子处理，很多官员说，达赖成了印度政府的烫手山芋”。
3月20日，印度外交部长慕克吉在议会辩论时表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印度不予干涉。《印度日报》网站在报道这则消息的时候评论认为，慕克吉的一番话表明了印度政府在达赖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选择，达赖在印度政府眼里已是“一朵凋谢的花儿”，虽然还有些扎手，但印度政府不会让“这朵花”束缚住向中国伸出的合作之手。印度政府最近出动大批军警制止藏人发动“挺进西藏”的游行示威、强力保护中国驻印度使馆的安全等行动都充分说明，印度政府是在逐步抛弃达赖，减少达赖给印中关系制造的不快。此外，《印度时报》网站3月18日报道称，印度采取谨慎的平衡态度，对西藏的“动荡局势”表示担忧，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印度政府要求西藏人不要参加有损印度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印度政府还“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华政治活动”。近日，印方还就有关“印度副总统兼联邦院议长安萨里拟会见达赖”的传闻向中方澄清说“没有这一安排”。
德国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专家约瑟夫·克勒教授3月22日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克勒教授认为，印度和欧美过去都有自己的目的，由于印度和中国在西藏还有未解决的领土问题，以及印度自身希望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战略考虑，所以印度一方面希望利用西藏问题来牵制中国，另一方面又怕西藏“独立”的议题会带来包括领土问题等难以预见的麻烦，所以在西藏问题上一直十分暧昩。而西方国家也希望通过西藏问题制衡中国，或者为取得内政领导权不择手段。但现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度开始意识到，这张牌的价值越来越小，甚至会带来更多麻烦。实际上，因为达赖，德国曾与中国有过不快。比如，德国前外长金克尔和菲舍尔都曾会晤过达赖，但两人都是遮遮掩掩。达赖献给金克尔外长一条哈达，金克尔却不让达赖把哈达挂在他的脖子上，“而是不知所措地拿在手里”。去年，默克尔总理会晤了达赖，遭到德国政界和经济界的强烈反对。最后，默克尔又主动向中国示好。
维基百科：达兰萨拉
达兰萨拉
喜马偕尔邦 ． 印度
达兰萨拉
经纬度: 32°13＇19〃N 76°19＇02〃E / 32.2220°N 76.3172°E / 32.2220; 76.3172
时区 IST (UTC+5:30)
面积
． 海拔 29 km2 (11 sq mi)
． 1,457 m (4,780 英尺)
行政区(Districts) 坎格拉县
人口
． 密度 19,034 (2001年)
– 656 人/km2 (1,699 人/sq mi)
代码
． 邮政编码(Pincode)
． UN/LOCODE ([[en:UN/LOCODE|en]])
． 176 xxx
． IN DHM
坐标: 32°13＇19〃N 76°19＇02〃E / 32.2220°N 76.3172°E / 32.2220; 76.3172
达兰萨拉（Dharmsāla，意为休息室）是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坎格拉县的一个城镇。从第8世纪开始，已有吐蕃人移民至此。在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出西藏后，达兰萨拉成为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因此，达兰萨拉时常以“小拉萨”闻名；在中文语境中，达兰萨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
历史
达兰萨拉这个城市的历史并不太长：它在1849年成立 长久以来，达兰萨拉一直都与印度教及佛教连结起来。过往在当地有不少佛教寺院建立，都是由从8世纪开始由西藏过来的移民所兴建。不过，这些寺院大多数都已荒废，反而印度教却有复兴的迹像。
1848年，达兰萨拉随同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地方一起被英国吞并，并于一年后由英军在当地建立城镇。1852年，达兰萨拉成为了坎格拉县的行政首府。
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寻求推翻中国共产党和平回归西藏叛乱失败后离开西藏，印度总理尼赫鲁允许达赖及其支持者于次年(1960年)在达兰萨拉建立流亡政府。数以千计的流亡藏人因此迁入达兰萨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上达兰萨拉（Upper Dharamsala，又称McLeod Ganj）的地方，并建立了庙宇和学校，而且得到印度政府给予他们免税等一系列优惠待遇。因此，达兰萨拉又有“小拉萨”的外号。达兰萨拉的浓厚西藏色彩，使当地成为了重要的旅游热点，令当地的酒店及餐厅经常爆满，造成强烈的旅游及商业需求。
2002年，达兰萨拉首度举办西藏小姐选美。
参考资料
Verma, V. 1996. Gaddis of Dhauladhar: A Transhumant Tribe of the Himalayas. Indus Publishing Co., New Delhi.
Handa, O. C. 1987.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Himachel Pradesh. Indus Publishing Co., New Delhi. ISBN 81-85182-03-5.
外部链接
达兰萨拉网，有许多关于达兰萨拉的链接。
http://www.dharamsalanet.com/index.htm
来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E%E5%85%B0%E8%90%A8%E6%8B%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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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西藏分离势力流亡印度时，流亡藏民团体中出现了数百名孤儿或与父母离散的藏族幼童。1960年的某一天，瑞士商人查尔斯•伊奇曼(Charles Aeschimann)在出差印度途中偶然地收养了一个藏族幼童，并萌生了收养更多藏童的想法。此后不久，达赖的弟弟诺尔布作为达赖代表与伊奇曼进行谈判，双方就瑞士家庭收养藏族幼童一事达成初步协议。1961年，首批16名藏童抵达瑞士，到1964年为止，共计158名藏族幼童落户瑞士。根据协议，这些当时只有3到7岁的藏童将被培养成医生、工程师、建筑师、老师等，等到西藏“自由独立”后，他们将构成“国家中坚力量”。自此开启了流亡藏人融入西方社会的开端。同时，1963年3月，在一些亲藏团体的游说下，瑞士联邦政府又决定接受流亡印度的1000名藏族难民，并将他们主要安置在瑞士东部的德语区。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在瑞流亡藏民已超过3000人，成为欧洲最大的藏民团体，瑞士已经成为西藏分裂运动一处最为主要的海外基地，西藏分裂运动在瑞士已经建立起异乎寻常的政治影响力，达赖喇嘛每隔几年就会到瑞士进行访问。以2006年达赖喇嘛最近的一次访瑞之行为例，他的整个访瑞之旅都得到了瑞士政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就在达赖刚刚抵达苏黎世不久，达赖就会见了为他的访问出了大气力的瑞士联邦议会西藏小组的15名成员。8月4日，达赖见到了瑞士联邦委员兼内政、文化部长库什潘，并与他进行了40多分钟的会谈。会谈内容除了宗教与文化外，还涉及所谓的宗教自由问题和西藏地位问题。瑞士媒体报道说，达赖会见库什潘显然是他瑞士之行的重头戏，双方会晤是瑞士联邦议会绿党议员霍伦斯坦女士一手促成，她对于两人会晤的提议得到了瑞士联邦议会西藏小组的全力支持。该小组还对瑞士联邦政府进行了必要的游说和施压，最终促成这一非正式场合的正式会晤。达赖在瑞士期间不但到处会见瑞士各级政治领导人，而且还出席了在苏黎世举办的为他个人举办的两场展览。由此可见通过移民外国、营建一个个像瑞士这样的海外根据地，着实对西藏分离运动发挥着重要的国际支持作用。
但是在大量移民海外同时，也对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社群的稳定性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就如同国内一浪又一浪的出国热潮一般，其实現在对深处国际社会的西藏流亡社会威胁最大的也是“移动”，或者说是“移民西方国家”的热潮。1990年代初期，西藏流亡政府通过合法途径让一千户藏人移民美国，当这些人从美国拿着美元回来探亲，或他们为留在达兰萨拉的家人盖起漂亮的楼房以后，到西方去淘金的热潮就一直是流亡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一般的流亡藏人并不像狂热的分离分子那样热衷于“独立建国”、“还乡复辟”等宏伟的“政治抱负”，他们更关心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一旦移民到西方社会，那么很快就会被西方文明的熔炉所童话，相隔几代以后，移民西方国家的流亡藏人同样会与西藏分离运动乃至西藏文化渐行渐远。
还以1960年代移民到瑞士的那批西藏幼童为例，为了保证西藏幼童不被通化变色，西藏流亡政权与瑞士的收养人之间达成了以下五点协议：一、这些藏童必须尽可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二、在学业未竟之前，这些藏童不能被召回印度或其他地方；三、这些藏童在瑞士期间必须尽可能地与其他藏民接触，以避免他们忘记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收养家庭的父母保证经常告知他们西藏的情况，督促他们将来为西藏服务；四、收养家庭的父母保证鼓励这些藏童长大后返回印度或西藏，如果他们不想返回，也不能采取强迫措施；五、收养家庭应全额或部分资助这些藏童将来返回印度或西藏的旅费。此外，作为收养家庭的代表，伊奇曼先生承诺定期向达赖递交一份有关藏童状况的报告。可见西藏流亡社会对于移动可能产生的离心倾向是早有预见的。但是事与愿违，被收养的幼童还是很快就淡忘了自身的西藏印记，158名藏童中在1968年就已有70%忘记了藏文和藏语，只有10%的人勉强还能听懂和讲藏语。40多年过去了，这些被瑞士家庭收养的藏童如今都已过不惑之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融入当地社会。有些藏童长大后与瑞士人通婚，各方面已经彻底瑞士化，甚至连他们的配偶也感觉不出他们的藏族特性。被收养的一位藏族兄弟和一位藏族妹妹小时候就对藏语课程不感兴趣，学了没多久就彻底放弃了。瑞士红十字会当年负责协调收养藏童事宜的琼斯(Sigrid Joss)女士证实，许多被收养的藏童压根就不想追溯他们的根源，他们想得到的就是成为真正的瑞士人。一位在瑞士建筑师家庭长大的藏民则表示：“虽然我也参加这里的藏族节庆活动，但我在语言上已无法与他们沟通，思想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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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泛传播藏传佛教文化
随着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上层僧俗统治阶层的流亡海外，历史上原本仅局限于西藏、蒙古以及南亚各国的藏传佛教也开始散播到世界各地。如果有人问起当今世界藏传佛教的圣地到底在哪里？那么笔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说：当今世界藏传佛教的圣地事实上有两个，一个是中国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另一个则是西藏流亡政权的所在地达兰萨拉。在国际社会眼中，有十四世达赖喇嘛驻锡的达兰萨拉在当今藏传佛教领域的地位恐怕更加尊贵正统，其散布的教义也更能代表藏传佛教供奉的诸天神佛的不二法旨。从西藏流亡政权流亡海外的那一刻起，这些流亡者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发扬，旁人似乎很难在政治意图与传统信仰之间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在笔者看来，对藏传佛教的传承与发扬恐怕已经成为这些藏民的一种生存本能，只要生命与肉体依然存在，他们就会自发自觉地弘扬自己的坚贞信仰。
事实上，在流亡生活中传承发扬自身信仰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1959年流亡海外以后，西藏流亡政权同样也曾面临文明失落的重大危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截然不同、毫无根基可言的文明土壤之中，要想延续自身的宗教信仰，一切还得靠流亡藏人自力更生、从头做起。于是从流亡初期开始，西藏流亡政权便出资集中流亡僧侣建立寺院，并由这些僧侣根据携带的经书以及个人记忆整理出了大量的藏传佛教、苯波教经典。随著流亡藏人在印度的逐步定居，一些原建于西藏的寺院又在印度得到恢复，西藏流亡政权的藏传佛教信仰并没有因为流亡而受到重大的冲击与影响，反而为藏传佛教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扬空间。到一九九五年为止，流亡藏人已在印度的流社区建立了近二百座寺院，有一万五千二百零五名僧尼在研习西藏传统的宗教文化。而全体海外流亡藏人更是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八百九十余座佛教寺院和西藏佛教中心，而且这个数字目前依然在逐日增长。
而西藏流亡政权对下一代的普及性教育工作则比他们传承发扬藏传佛教的工作更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确保海外流亡藏人的下一代能够得到的良好的教育，一九六零年，达赖喇嘛把到印度后购买的第一栋房子交给查仁夫妇，由查仁夫妇创建了流亡藏人的第一所学校——买索尔西藏学校。达赖喇嘛来到达兰萨拉后，他的母亲和姐姐又在达兰萨拉一废弃的破房里，收留孤儿并逐渐发展成现流亡社区最大的西藏儿童村。以这两所学校为基干，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尔等国的流亡藏人区分别建立了一百零四所大、中、小学校，其中有七所是学生超过千人的全日制寄宿学校，现共有六万五千五百八十余名在校生和学前幼儿在这些学校学习。以儿童村为主的各学校大部分已实现了小学数理化、社会科学等课程的藏语教学，初中以上才开始以英藏两种语言教学。西藏流亡社会还建立了他们的高等学府——瓦热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几十年来为西藏流亡社会培养了许多精通西藏传统与现代文化的青年知识份子。根据西藏流亡政权的统计，目前流亡藏人四十五岁以下的人口中，基本上已消灭了文盲。更令人诧异的是，还有许多内地的藏人居然也从千里之外赶来达兰萨拉求学。他们往往要步行几十日才能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崇山峻岭。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六年先后逃到印度的两万八千六百九十三名内地藏人中，有近九千名僧侣和七千六百零六人是少年，他们目前也都在印度的各寺院和各西藏学校中研习西藏传统文化和接受教育。
（五）联络国内倾向“藏独”运动的异己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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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blog.chinadaily.com.cn/port/yuantingting/02202165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