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网毕研韬来稿／你有藏族朋友吗？你愿意结交藏族朋友吗？在汉藏混居区，我问过无数汉人。在成都，我问过部分出租车司机：你欢迎还是拒载藏族乘客？你愿意雇用藏族员工吗？调查显示，汉人对藏民的态度极其复杂。即使从未接触过藏民的汉人，对藏民的认知也不容乐观。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行为的特点和影响产生类似的特点和影响。当藏民被视为充满敌意时，在汉人眼里，藏民就以敌意的方式行事（不论他们是否这么做）。反之亦然。然后，观察者以敌视还敌视。这就是传播学上的“冲突螺旋”，它能使普通事件升级为民族冲突。
当冲突的双方都持有这种意象时，就出现了“镜子意象的局面”：双方都视对方为恶魔，而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一旦形成这种对立关系，彼此间的敌意是难以在短期化解的。迹象表明，在某些地区，藏、汉之间有陷入这种僵局的危险。这种民族对立对藏、汉都是有害的。
大众传媒、道听途说和亲身经历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三种渠道。其中，大众传媒是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是，当藏民对官方的信任程度不高时，官方传媒的公信力就大为降低。部分藏民甚至朝反面理解官方信息，想法设法证伪官方信息。这时，新闻媒体的功能丧失殆尽。
在此语境下，策略性地选用公信力较高的媒体就是提升管治能力的关键。在选择空间不大的情况下，人际传播和亲身感受就成了扭转局面的有效手段。在全民信佛的藏区，具有广泛影响的宗教领袖自然是不容忽视的“意见领袖”，是各方努力争取的对象。
传播学特别重视对目标受众的研究，因为受众的既有认知和态度直接决定了他们是接受还是拒绝官方信息。事实上，藏传佛教有四大支系，派系之间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城市和农村、牧民和农民、前藏和后藏、官员和百姓、汉藏混血和纯粹藏民，彼此之间也有一定差别。
俯下身子来倾听藏民的心声，并让藏民切实感受到政府在倾听。这是提升政府管治能力的前提。针对不同的藏民，官方应采用不同的策略。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美国现任副国务卿朱迪思•A•麦克黑尔夫人说，在不同的村落、不同的山谷，要采用不同的策略。
中国的社会管治与政治传播远未达到美国的精致化程度。在藏区，几位藏族精英都亲口对我说，藏区“闹事”的确是由境外“藏独”势力操纵的，但政府处置不当引发了反弹、埋下了祸根。庆幸的是，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各县的处置手段不尽相同。
笔者近期自费前往甘孜州府康定县调研，并只身到了“关外”的塔公乡。虽然汉地亲友竭力劝阻我，但藏区朋友一直鼓励我前行。一路上，我住藏人宾馆、进藏族餐馆、乘藏人私车，与各色藏人交流。我的初步印象是，藏人整体上是友好的，“藏独”分子只是个别的。
在塔公乡下，路上的藏人会友好地对你微笑。虽然他们的汉话水平不高，但简单的交流还是可以的。藏区的小伙子，无论是司机还是牧民，总要带一把漂亮的藏刀。当地的藏族老师告诉我，藏族青年话不投机时，难免拔刀相向。
为此，藏区的餐馆和客栈老板反复叮嘱我，晚上尽量不要出去。即使在傍晚时分，在我去金塔之前，客栈女老板还提醒我，背包要藏在夹克里面。塔公的太阳直到晚上八点还挂在天边，路上行人虽少，但并不冷清。我很幸运，康藏之行平安无事。
于是，我想起了小马过河的故事。高大的牛伯伯告诉小马，河水不深，才没到我的小腿。小巧的松鼠却说，河水很深，前几天才卷走了我的一个伙伴。当小马试探着淌过河时，它才明白：河水不像老牛说得那么浅，也没有松鼠说得那么深。进藏区的我恰如那匹过河的小马。
在康区，我明白了宗教对藏民的重要性。我曾问一个八、九岁的藏族孩子：你信佛吗？他说：当然。我又问：你会拜佛吗？他满不在乎地说：谁不会啊！后来我才了解到，藏族孩子很小就学习拜佛，所以他们拜佛的动作一气呵成，娴熟而优美。
在塔公乡，商店、饭馆里都供奉着当地活佛的像，有些藏族妇女的项链上也有活佛的肖像。早晨六、七点钟，三五成群的藏族老人就赶来转经。有些藏族司机在某些山口会撒龙达——向窗外抛洒两寸见方、印有经文的五彩纸片，同时口诵经文。
一位中专毕业的藏族姑娘现在是小学教师，工作两年多，月薪已经三千多了。藏民修建住房政府也给补贴。优秀的藏族孩子被当地政府选送到内地接受教育，不仅减免学杂费，还能得到生活补贴。政府对藏区的扶持力度不可谓不大，可藏区依然危机重重。
当然，我接触的只是康定藏民，而且有些是汉藏混血。他们不能代表其他藏民。由于某些原因，笔者无法深入藏区，无法了解其他藏民。本来，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大多是借助间接知识。因此，关于藏民的严肃新闻和学术文章就成了人们了解藏民的重要渠道。
高质量、多元化的信息是人们全面了解藏民的必要前提。所以，对民族问题，政府不应过度敏感，对媒体（含网络）不应捅得过死。缺乏足够的信息，不利于民族之间互相了解，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交融，不利于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历史上类似的教训俯拾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