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的一半是吹牛，但腾冲老人是真打过，他讲得很详细，而且他的故事是可以印证的。几年来，我们听太多的人讲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人家讲什么信什么。到后来才发现很多人的故事互相对不上，于是再找史料来比对，有点像文物鉴定，只要找到一个真的做标版，后面的就容易识别了。慢慢地，我们也炼就了单一品种的火眼金睛，但不幸也接踵而至，经常为了同情与怜悯，不得不耐心地听老人们善意或虚荣地编着小瞎话吹牛，还得装出一副大有斩获的憨相，这个功能，有点心理医生的味道。
上尉张子文
张子文老人小时候是少爷，县太爷的公子。他当年投考军校的时候，父亲正任云南昌宁县长。那时中日之间战云密布，一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打一仗的态势。消息都是通过报纸从遥远的东北和华北传来。那时的云南对于内地，是地老天荒般的距离，中日争端于北方，按说怎么样也碍不着云南的事，但少年张子文偏偏按捺不住自己的报国激情。他的父亲也不是官吏，而是读书人，在这个当口，县长父亲竟然慨然允诺自己年轻的儿年轻的儿的儿子，去投考军校吧，当兵卫国。
听着八十五岁的老人讲六十多年前的少年往事，尤其讲到他父亲让他去当兵，让他去遥远的地方以生命报效祖国的时候，我悄悄地流了眼泪。这样的父亲，这样的抉择，让因此而一生饱受磨难的张子文终生无悔。
遇上张子文老人真是偶然，也是运气。我们在保山市做调查的时候，为了省钱，曾托朋友找到和军分区有点关系的招待所住，那院子里有一间餐厅，既服务于宿客，也对外接待。去了两次，觉得价廉而味美，而且生意还很好。最有意思的是，那位餐厅的老板兼大厨是位极热心的人，他听陪伴我们的当地朋友讲要寻找当年美国陆军的故事，立即拍了胸脯：找我呀！细一打听，他师傅居然做过卫立煌卫总司令的大厨。
第二天，在他餐厅的小花园里，我们有幸谒见了这位年届九十的名厨。老人带着浓重的边地口音，五句话我有三句听不懂，为了激励老人家的谈兴，还佯装照单全收的不住点头。心想反正孙敏也在，我不懂她懂，谁知一席话下来，孙敏竟然也听不大懂。至今只记得一个故事，当年年轻的厨师看美国人吃饭只用一把餐叉觉得不可思议，总想恶搞一把难住他们。于是先做了一顿面条，看他们怎么用叉子一根一根挑起来。想想那时年轻的前辈端上那盆面条时的兴奋之情，好戏上场了。结果，人家美国佬根本不分根，一叉下去，转两圈，一团面条入口了。大厨接着再烧了一盘豌豆，油光水滑，心想中国人用筷子尚要一颗一颗夹，功夫不好根本弄不到嘴里，看你怎么办。人家美国佬毫无惧色，把叉子当铲子用，一次一堆地送进嘴里，连称好吃。老人家讲的满面红光，他一点也不因为败阵而恼怒，而自觉受辱，反有一点为对方成功脱困松了口气的快乐情绪。所以，我想，他活到九十岁了还那样身心健康。
中午，餐厅老板热情地办招待感谢师傅，把我们自然也捎上了，大家欢乐地围坐一张大圆桌，才发现席上还有一对安静而慈祥的老夫妻，尤其那位老先生，几乎沉默无言，但举止间透出儒雅与高贵。老板介绍道，保山一中的张老师，他也是远征军老兵。老人客气地笑了笑，仍未有多言。
我们那次仍是为《寻找少校》纪录片做基础，同时也想再找到有关美国陆军在云南作战的更多线索，所以每一位“新”的老兵出现，我们都很兴奋。饭毕，我们就和张子文先生聊了起来。初初地看他，略显削瘦的仙风鹤骨，怎么样也和军人联不起来。结果，人家不仅是军人，而且曾以军人为第一职业，从怒江中日对峙始，直到反攻完毕，老人一步不曾离开前线。
年轻时的张子文肯定身体强健，加上好的家学根底，顺利地就读了中央军校，专习炮科。在军队的各个行当里，炮科的要求很高，尤其六十多年前，还没有导弹和电子战，甚至坦克在中央军还是仅供观赏的时代，炮兵是军中骄子。在外人眼里，从未知晓炮兵的高难度与专业要求，以为一临敌阵，万炮齐鸣，转眼间敌人灰飞烟灭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的战场上，炮是多么稀罕的重武器，而炮弹又何等金贵，中央军校炮兵实弹射击，打多少发炮弹是要最高统帅蒋先生书面签批的。远远的，敌人在若隐若现中聚集，有多远，有多大仰角还是俯角，天上有没有风雨，横风逆风还是顺风，用什么炮弹，什么型号的引信，多少号装药，一个因素考虑不周到，那炮弹都打不进敌群。何况你在找敌人，人家也在找你，那小群敌人完全可能是诱饵，你哪怕只慢一秒，你的炮位上就可能先落下炮弹，你再没有翻盘的机会。老人说，他是炮兵，很多人会想他在战时远离步兵的火线，而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怒江前线时肩上的千钧重担，谁都可以有闪失，一旦上级下令炮兵行动，无论进攻还是防御，你都要能应声而动，打得快，打得响，打得准。炮兵的闪失是致命的。我握着老人略显冰冷的手，没有告诉他我对他的体会。我也曾是一名军人，是炮兵。
张子文军校毕业时，正赶上云南省主席龙云去向中央要人力支援，最主要是军事人才，云南籍青年张子文就回到故乡在滇军任职。那时候的中国很怪诞，说是中华民国，但军队却分中央和地方，就和今天的运动员一样。中央军由国家政府调遣，但多个省，尤其较为偏僻的省份，准军阀身份的地方诸侯都养着自己的武装。在红军长征的时候，云南和四川的地方军都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行困兽般的红军过境，因为邻近的贵州兄弟王家烈就是因为与红军死缠烂打而被蒋委员长派遣中央军支援，中央军名义上帮着贵州驱逐了红军，结果不拿自己当外人的驻扎了下来，反使王家烈丢掉了地盘。所幸的是，中日战端一开，我们的地方军没有一家私寻自保，纷纷应声而起，与中央军携手保家卫国。可惜的是，地方军毕竟此前只是看家护院的近似团练般的队伍，一旦与日本那样超级能打的现代化军队遭遇，勇则勇矣，用伤亡惨重来形容都是自我安慰的词汇了。但云南省主席龙云是个有远见的人，他向中央要人就是要将滇军现代化。修筑滇缅公路也是这位说起来有点土的新军阀提出来的，事后看，这条路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张子文回到滇军，就在新组建的炮兵中任职，做了多久我没问准确，因为怕老人累，由着他讲，这些时段上的细节我们再没细问。战争一起，他们这批军事骨干迅即被调回中央军，重新编入战斗序列。张子文时任上尉连长。
老人告诉我们，自1942年起，他就驻守在怒江前线，那时他们的炮还很落后。好在与日军中间隔着汹涌的怒江，那两年，双方其实就是互相盯着，出演中国版西线无战事。
第二天，我们要去拍摄在保山马王屯的远征军司令部遗迹，我们提出请老人陪我们一起去，张子文先生立刻答应了。一路颠簸着开车，翻来覆去地问路，足足费了两个多钟头才找到马王屯，老人始终面带微笑地坐在车上，没有丝毫的烦躁与不安。马王屯还保留有不少当年的旧房子，老人肯定很久没有来了，但他一一指给我们，哪里是当年什么部门，美国顾问团在何处演电影。就在这个司令部里，青年军官张子文本已迎来了人生最好的岁月与发展机遇，他曾调任远征军总司令部做参谋，反攻开始时工作在这个地方。
1944年5月，史称怒江战役的滇西反攻开始了。张子文所在的炮兵部队并未在开始攻击时随军过江，因为他们的装备过于落后，上级命令他们原地等待，新的美制榴弹炮即将运抵换装。在滇缅战场上，美国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的装备与军用物资，具体的装备以中国驻印军为优，他们被称为美械装备，而怒江沿线的中国军队据称为半美械。我们在调查中逐步发现，这种所谓半美械在各个部队中仍没有统一标准，不讲武器，单是胶鞋都没有发到每一支部队，更不用说每一位士兵脚上。以我的感觉，怒江前线的北线部队装备远远好于南线部队，从渡江开始，他们就有重榴弹炮的火力支援，并且用上了喷火器。但重炮没办法从古道弄过高黎贡山去，所以翻过山后在攻击腾冲时中国军队失去了强大的炮火支援。而南线的攻击部队其实是在一路打通滇缅公路的中国段，每前进一步，都可以将车载巨炮继续推进至下一个战场，可偏偏反攻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为他们配署足够的新式火炮。今天的我们无法判断当年的火力配置是否有问题，但起码南线部队是在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开始攻坚战的。到底为什么，这支号称半美式装备的军队中，大半人穿着自己编的草鞋上战场来完成民族光复伟业，只有当年负责掌管驼峰航线物资的官员们才知道真相。还有人活着吗？为了军人的良心，恳求您出来说话。
在等待的时间，张子文接到调令，奉调为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长官部)作战参谋。能在那样高阶的部门任作战参谋，非有出色的工作资历和优异的专业水平不可，因为那是战争时期，参谋班子不是耍宝用的。最近这些日子，我看了若干描述张子文老人的信息，有讲他最高军衔是中校，也有讲少校的，但我们与老人交谈时，只听他说起自己任职连长，军衔上尉。因为他提到，他们连里有一位美军顾问，是中尉军衔，他们关系很好。如果调到长官部做参谋，有可能获得晋衔，但张子文应在1945年就离开了部队，所以晋升中校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无论官阶高低，只要调到卫立煌总司令身边工作，卫上将都会抽时间单独召见。我见过许多幅卫立煌上将的照片，大多都是他在怒江前线的，其中两张都是他与身边的参谋人员和卫兵一起在战壕边进餐，每人都端着小饭盆，围着简单的三四个菜，不像大鱼大肉的样子，总司令也毫无特别待遇，同样拿自己筷子在不大的菜盘里划拉。看着将军轻松走过烽火未熄的惠通桥那一幅，尤能体味仁者无敌的韵脚。张子文先生并未详述总司令与他的谈话内容，他印象尤深的，是临别时他给总司令行了军礼，总司令握着他的手，说道：“青年才俊呀，好好干！”好好干，在反攻侵略者的日子就是把仗打好，不贪生怕死，雪耻救国。
在马王屯远征军司令部旧址，老人陪着我们走了许多路，说了许多话，看得出来他在怀念那个虽然烽火连天，但是壮怀激烈的岁月，在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当年的俊杰终其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得以报效深爱的祖国，而且时间还那样短促。老人患有腰疾，稍微站的时间长就会痛，但那一天，老人站了很久很久，始终挺直着腰，就像仍是军人一般。老伴带点怜爱地搀扶着他，时不时悄声问：要不行就坐一会儿？老人只是摇摇头。送老人返回他们的住处保山市第一中学时已是下午很晚，我们拿出三百块钱，说是给老人的劳务费，看得出清贫如洗的老两口坚辞不受，绝非客气。老太太试探地问我们，要不要到家里坐一坐？他们对我们去坐，比对钱珍惜多了。其实我们巴不得，只是恐怕他们累。老人提了邀请，又见他们兴致还高，当然欣欣然去了他家。
小小的单元房一尘不染，不光干净，还家徒四壁。除了最简单的旧木制家具，印象最深的家用电器是老太太拿出来的一个陈旧的录音机。她想给我们放一段录音，和他们的快乐晚年有关。可我们真不敢听，心酸。忽然，老太太问道：你们想看老照片吗？我看见孙敏眼睛里放出光来，是张老伯的吗？是。老太太走进屋，捧出一个本子，从中拿出一张，只一张很旧的照片递到我们手上。第一眼看到照片上那位一身戎装的青年，我真是五雷轰顶的感觉。照片上的张子文正是军校将毕业的时候，他坦荡清澈的眼睛眺望着远方，那是国家栋梁才会有的坚毅目光，那位军人的眼神告诉我们，他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为自己的国家献身。老太太喃喃道：他年轻时候喜欢照相呢，可惜不敢留，都烧掉了。都烧掉了，真实的历史痕迹。从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改变了信仰，把对家国天下社稷同胞的责任感偷偷换成了政治上的随波逐流，以至于让每一个人再不敢珍惜几千年道德文明中都属于光荣的忠诚呢？
滇西反攻结束后，张子文脱下军装重回学校读书，只不过这次他是进修英语。以前我曾认为张子文离开军队是预感内战将起，不愿继续从军参加内战，故而退役。细细分析这是不准确的。滇西战局结束后，中国远征军有一次大裁撤，有约一半的官兵被遣散。那时全局战场盟军已呈压倒性优势，本想在中国大陆发动的以中国军队为主的陆地决战已无必要，因此原拟于怒江战役之后调回东线重投战场的远征军就超编了。远征军不复存在，长官部当然撤销，成建制的裁撤与缩编均在下一级集团军首长治下由中央钦定，这个过程时任十一集团军司令黄杰的日记中有详载。以张子文当时所居的官职，是不可能在抗战尚未结束的时候预感要打内战的，那时候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人，军队中并无###宣传与教育。很多当年老兵说起离队都是讲不愿打内战，其实是冤怕了和多年洗脑的条件反射，那么无畏于民族独立战争枪林弹雨的勇士悄无声息地学会了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以张子文的能力与位置，他谋求留在部队当为不难，因此他转往地方应是主动之举。我觉得以那时他的抱负，国既已拯救出苦海，则重建中兴需要人才，因此他要再次学习建设而不是战争的本事，用新才干报效和平祖国；再则张子文当时已有妻子儿女，都在滇西，他心里肯定不愿分离，换了我也一样。想透了，以后我不会再想当然地把不愿打内战的高帽子给老人们戴上，不光荣。
一年多之后，内战打起来了，刚离火海的家国重回风雨飘摇。张子文没有再次从军，他选择了远离自己人的战争，此时的仍留地方当是老人的主动抉择，因为那时的国军是再一次急需军事人才的。重新补习过英语后，张子文是否即往保山市一中任教我没询问过，因为访问老人的本意原是要听美军顾问的故事，没把老人当主角。云南一家官方媒体也播出过张子文老人的故事，说老人学习英语后任教保山市一中，专心育才，一直奋战至七十四岁才退休。看到那段至今堂皇地挂在公开网站上的文字，我欲哭无泪。老人真有那样的好命，当是民族大幸！
张子文老人告诉我，那是1956年，仍在授课的他被叫去“谈话”。如此中性的谈话一词从此改写了老人的命运，那一年他适值风华正茂的三十六岁。黑暗骤然开始，没有预警，没有权利的告知，没有申辩的机会，因为根本没有审判，不需要审判。那黑暗一声不吭地延续了二十六年！
我望着那样平静地叙述往事的老人，心里压抑得将要窒息。我相信抗日军人们不惧怕身体的苦痛，他们恐惧的是无人可以抗拒的颠倒黑白的权力。他们曾经那样无畏地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用双手捧给挚爱的祖国，可是，这个被解救的国家用最小的一根手指，就把他们扫入无底深渊。那最黄金岁月的二十六年，张子文并没有站在讲台上，而是无比卑微的苟活于倘能称为人间的牢狱中。我几乎发呆地望着风中残烛般瘦弱的老人家，二十六年！我五十二岁生命的整整一半，热血沸腾的刚强军人怎么熬得过来，那要多坚忍的意志力才能让生命没有被自己亲手扼杀，那是望不见尽头的苦难呵。今天，我宁可原谅那苦难的造就者，因为他们也曾挣扎于政治对手的血腥清洗，恐惧使人疯狂。但我绝不原谅今天仍视民族苦难于无睹的任何一个人，要么你不要讲历史，要讲就要讲出不幸的真实，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再不要踩进那样血腥的陷阱。
重回人生，张子文已经五十二岁，我们惯用的词汇叫平反，过去搞错了，今天还你作为人的资格。老人在狱中的二十六年，想必是不能温习英语的，不讲英语尚能留在历史反革命的队伍里，真讲一句英语，哪怕在梦中，恐怕即刻会升格为美国特务，那时勾连上美国对任何个人都是天塌地陷的大灾难，何况不由分说成了歹毒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特务，只消一句英语，即便国家重光之日，也只剩昭雪的份儿了。老人能在与世隔绝二十六年之后重上讲台教英语，倒真是勇气与毅力的奇迹。在老人家里，仍然放着他买得起的几种英文书刊，收藏得很仔细。老太太告诉我们，张子文老人仍在不间断的地学习。
我问老太太，张老伯入狱那么多年，您一直等着她吗？老太太摇摇头，她俩并非原配。她告诉我们：她曾是张老师的学生，是张老伯很早的学生。她长大后也嫁给了一位当年的抗日军官，那是宿命，前夫与张子文同样因为“历史反革命”而入狱，为了不牵累家庭，坚决地与她离婚了。张子文出狱后，家早已不在了，别人介绍了他们相聚，组成了这个家庭。老太太讲，前夫后来也写过信来，询问重新共同生活的可能，但老太太觉得与张老伯已是相濡以沫的感情，分不开了。
我问张子文老人，因为爱国而从军抗敌，反而受了这样的冤屈，您后悔吗？老人久久地看着窗外，他长出了一口气，轻声说：
“都过去了。”
那一声像风一样轻。
那次拜访张子文老人两个月之后，我们邀请的美国客人到了保山。其中两位是在滇西阵亡的梅姆瑞少校的女儿，还有少校的大女婿，和为少校主持战场葬礼的斯多德上校的女儿。他们几位沿着当年父辈和中国军队一起反攻的路线一路寻访之后，和张子文老人有了一次聚会。那天我不在场，听摄影师牛子讲，老人很高兴，几个小时的会面谈兴甚酣，他给盟军战友的孩子们讲述那场不朽的战争，他反复地告诉美国客人，没有她们父亲的帮助，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还要延续很久。他说，他为自己曾是梅姆瑞少校和斯多德上校的战友而自豪。话语间，迟暮英雄豪情万丈，好似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岁月，他没有讲述一句自己所遭遇的苦难，没有一句哀怨给自己的国家。
我想象着，如果一位美国老军人与专程拜访的我们聚会，他的胸前会缀满如繁星般熠熠生辉的奖章，可上尉张子文胸前连一粒纽扣大的抗战纪念章都没有。但这一点也无损他的光彩，牛子说：客人们如醉如痴地倾听着老人的故事，为这个生活在云南大山中的老军人流利的英语和优雅的风度着迷，六十年前他和战友们已经用顽强、坚韧和勇气向世界证明过这个绝不向邪恶屈服的民族为什么不会亡国。今天，他用生命的余晖再一次告诉异国军人的后代，她们的父亲曾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并肩作战是家族的荣耀，而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共同赴死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