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十日：民众目睹血腥遭遇心理危机
-中央民族大学院长否认维族学者被捕
-疆藏两独有别，中央软硬兼施
-中西媒体新疆报导差异，非公不公平问题
-“7.5”事件在周边国的微妙回声
-用现代传播手段维护新疆稳定
-从共同文化入手凝聚民族认同
-新疆在基地组织圣战中无足轻重的角色也许会改变
乌鲁木齐十日：民众目睹血腥遭遇心理危机
新华社/“75”事件后第十天，设在乌鲁木齐海德酒店的国际新闻中心冷冷清清。事件发生后云集于此的数百名外国记者已离去大半——随着乌鲁木齐局势的迅速恢复，新闻越来越难挖了。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对不久前经历了血腥噩梦的当地市民来说，外国记者的大批离去，正是一个重回生活正轨的积极信号。
医治创痛
15日上午，解放军第23医院的医务人员送别了12名已经康复的“75”事件受伤民众，他们大多因被棍棒、砖石击打和群殴而致颅脑、软组织损伤。康复者面带感激的微笑，将鲜花献给医生和护士，一起合影留念。
“如果没有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真不敢想象自己会怎么样。”安徽打工仔杨友道说。
目前，警方正加紧通过DNA技术比对和亲属辨认来确定“75”事件死者身份，截至15日，已累计确认108具无辜遇难者遗体身份，已安葬无辜遇难者39名。
当地民政部门宣布，将为无辜遇难者发放一次性特殊抚恤每人20万元，丧葬费1万元。各保险公司也已开始针对遇难者的寿险理赔。
这一新疆近60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给乌鲁木齐市民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许多耳闻目睹当日血腥场面的民众虽然身体无恙，但却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危机。
连日来，新疆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咨询热线铃声不断，15名心理咨询师轮流值班倾听人们的诉说，并试图用各种办法医治那些受伤的心。
咨询师的一个具体建议是：要保证生活有规律，尽快回到原有的生活状态，适当做一些运动，也可以找一些小生命陪伴，比如小猫、小狗、小鸟或者一株新盆栽。
演艺人士也加入心灵疗伤者的队伍。在乌鲁木齐生活多年、以《2002年的第一场雪》成名的歌手刀郎，和本地艺人共同创作并录制的歌曲《一家人》，引起市民强烈共鸣。
“希望这样的音乐作品，能够疏通人们心里的愤懑，勾起大家美好的回忆，今后能以一个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事件。”刀郎说。
“75”事件死伤者的家人正经历着痛苦的变故，但还有一个群体在希望与绝望中煎熬，他们就是失踪者的家属。
34岁的王永刚从伊宁来到乌鲁木齐寻妻已经10天，却毫无消息。他的妻子7月初来乌鲁木齐寻找开店的铺面，7月5日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这名去年转业的军人说，婚后夫妻俩聚少离多，现在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也计划生个宝宝，没想到遇着这样的事。
他15日预备坐车回伊宁，回家看看妻子有没有回去。“如果没有，我会马上回到乌鲁木齐继续找。”王永刚说。话音里仍然充满着希望。
重拾常轨
15日是乌鲁木齐影迷的一个“大日子”。当天，《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在这里与全国同步上映。由于安全原因，乌鲁木齐许多影院都关闭了午夜场，因此为这位魔法男孩举行的首映推迟到了中午。
自称铁杆“哈迷”的中学生钟瑞走出人民电影院后兴奋地说：“哈利波特6的情节更加曲折，也更像探险片，不是以前全家人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的儿童片。”他的父母也一起来看电影，说是不放心儿子的安全，钟瑞却表示“没觉得有什么危险”。
9日以来，乌鲁木齐市各大影院陆续重新营业，观众人数呈上升趋势。
在歇业9天之后，人民电影院门前夜市于14日晚上重新开放，烤羊肉串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三四十张桌子前坐满年轻人，他们喝着啤酒和饮料，感受久违的夜生活。
晚上，市中心的光明路附近又出现了散步的成年人和打球、跳皮筋的孩子。一家名叫“八音和”的卡拉OK厅，几天前还门可罗雀，现在已停满了车，不时传来阵阵歌声。
自治区党委办公楼南面的人民广场是乌鲁木齐市的标志。随着暮色渐浓，三五成群的市民来到广场周围散步，或坐在附近的台阶上纳凉聊天。
广场仍然拉着警戒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特警在来回巡逻。“街上的警察已成乌鲁木齐一景，我觉得很安全。”广场西侧一家24小时便利店的店员小崔说，“以前下了班就到广场上玩儿，我想过一段时间我们还能去那里玩儿的。”
信心滋长
在“75”事件中有3家店面被焚、50余辆汽车被毁坏的新疆通通商贸有限公司，已恢复正常营业3天了。
“12日当天就卖出2台，13日卖出5台，14日又卖出2台。”公司营销总监马德华15日说，“令我们感动的是，顾客们一般只要求去掉零头，几乎都不讲价，他们说多买一台车，我们就多一笔重建的资金。”
为振兴被“75”事件重创的旅游业，旅游部门向自治区政府提交了《关于加快恢复振兴新疆旅游业的措施和办法》的报告。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对在7月5日至8月31日期间组织来疆旅游的旅行社，给予团队游客每人每天10元的特殊时期市场奖励费用。
“预计此举会拉动5万名中外游客在此期间来新疆旅游。”自治区旅游局党组书记池重庆说。
暴力事件后，外国投资者仍然看好在新疆的投资前景。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新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红兵表示，由于政府采取了果断应对措施，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公司对在新疆的长期营销和投资战略不会改变。他透露，公司下半年将按原计划引进新的品类，新的口味和新的包装投放新疆市场。
乌鲁木齐著名的边贸市场边疆商贸城已基本恢复正常营业，虽然上门客户仍然寥寥，经营者的信心却在逐渐恢复。
经营童装的吕辉女士说，由于电话联络畅通，国内货运物流正常，近期她和中亚国家老客户的生意往来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且，有些国外客户在电话中表示，最快这个周末就会来订货。
在发生暴力事件的二道桥等地段，一些商店、饭馆、服装店、理发店等15日已开门营业，不过，也有不少大门紧闭，著名的国际大巴扎仍未恢复营业。
在解放南路露天巴扎售卖小吃的维吾尔族母女俩表示，“75”事件使生意大受影响，原来每天可收入400至500元，现在只有150元左右。
这座曾被暴力打得遍体鳞伤的城市正在迅速恢复，但安全仍是影响市民信心的最大因素。本周一下午解放南路发生的暴徒持刀挟持教民未果事件，再次加重了人们的不安。
“加强警力是需要的，但这样的警戒不可能是长期的，”市民王苏说，“因此，我很希望政府出台后续的有力动作，尽快消除隐患，让乌鲁木齐彻底恢复往日的祥和与美好。”
中央民族大学院长否认维族学者被捕
香港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记者刘凝哲、实习记者时尚宇16日电/针对海外媒体称“中央民族大学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吐赫提因开办‘维吾尔在线’网站而被当局逮捕”的消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今日在国新办记者会上回应称，没有听说伊力哈木被逮捕，并否认了伊力哈木失踪的消息。
杨圣敏表示，当前已经放暑假，很多老师和学生都离开校园，“如果这么说的话，很多人都失踪了”。对于伊力哈木的行踪，杨圣敏并未直接给出答案。他表示，由于中央民大很多老师和学生都是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所以他们大多数正在回家探亲中。
疆藏两独有别，中央软硬兼施
明报孙嘉业／7月15日本栏讲到西方世界对去年拉萨“3.14”骚乱与今年乌鲁木齐“7.5”骚乱的不同态度，其中固然有西方对回教徒的敌视以及疆独缺乏类似达赖喇嘛这类在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精神领袖的因素，但亦与疆独和藏独的行事方式不同有关。
信奉回教的维族，性情刚烈，好勇斗狠，多年来曾制造了包括巴士爆炸及企图劫机等恐怖事件，本月的大骚乱更屠杀逾百人；信奉佛教的藏人相对温和，除街头抗争（丢石头、纵火）外，暂未涉及任何著名的恐怖袭击案件。更重要的是，藏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和平形象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与藏独的“和平”商标不无关系。
也许是因应这种不同，中共对付疆藏亦是有不同的板斧。以领导阵容来看，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的组长是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的组长则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由是观之，西藏问题仍是以民族、宗教统战为主，主管与达赖代表谈判的是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他刚刚去欧洲多国访问，在乌鲁木齐骚乱发生时，他正在欧洲介绍西藏的形势。对新疆问题，北京则主要是以反恐、镇暴的铁腕对之，似乎从不需要为疆独问题做太多国际公关。
两独有合流之虞
不过，凡事总会有变化，一些藏独极端组织近年有暴力化的苗头，有人预料，在达赖喇嘛身后，藏独有可能走疆独的暴力路线，近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致函达赖喇嘛办公室，呼吁双方合作，发起统一行动，更有疆藏两独合流之虞。所以年前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改组，首次将武警司令吴双战纳入组员之列。而今次的乌鲁木齐骚乱中，暴露出新疆在民族、民生方面的缺失，提醒有关方面今后宜加大民族融合、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工作力度。
中西媒体新疆报导差异，非公不公平问题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新疆乌鲁木齐的骚乱，让不同民族、不同观点之间的鸿沟更加明显。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教授萧强7月16日对多维社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压制掉的一个视角，会以冲突方式表现出来，而中方与西方媒体在报导上的差异，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而是看问题的立场原本就不一样。
乌鲁木齐骚乱后，包括美国国会、土耳其政府等均发出谴责声音，萧强指出，每当中国发生民族问题便听到国际指责，最大的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专制国家，在公民权利等方面不被世界承认，因此，国际看待种族冲突、人权等议题时，也会放在这个框架里来看；当然很多国家都有种族冲突的问题，处理不好也会受到国际批评，例如土耳其、俄国车臣都被批评过，美国的问题也曾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被提出。
萧强说，中国民族问题的出现，可从一党专制谈起。中国将人民分成56个民族，把中华民族当成56个族群的总称，这种做法本身是向苏联学来的。至于汉族和新疆维吾尔族以及藏族的关系，有很长的历史，也有很多看事情的角度；其中一个角度为：汉人是殖民者，是外来的统治者。因此很多生存状态的问题，例如经济问题或资源问题，都被看成是种族冲突问题、和被汉人压迫的问题，这是一些当地居民的想法，但在中国政府的眼中，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也不存在的，等于被压制掉的一个视角，这样的压制，有时候会透过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种不承认与现实之间就会产生冲突，这样的冲突不是很多受共产党教育长大的汉人可以理解的，他们理所当然认为，新疆就是中国的一部份、维吾尔族就是受了汉人很多好处的民族，很少去想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和尊严。”萧强说。
不过，两边观点不一不是一下子就可调和，萧强指出，不是没有种族冲突或政府的矛盾不存在，而是目前的体制彻底压制掉另一些视角，所以与其说是种族冲突，不如说是政策的后果。
“例如新疆骚乱，表面上看，是由韶关事件引发，你可以说这些新疆人来沿海地区打工不是一件好事吗？可是从更深的角度，维吾尔人可能会想，我们为什么要上你那来打工，新疆有那么好的资源，建了那么多企业，我们的就业为什么不在新疆呢？但汉人未必理解得到这些。”萧强对多维社说。
至于中国境内与国际媒体的报导，也属于双方视角不一样的情况。“国内的媒体谈不上什么公正报导，要你报什么就报什么，当然，国内的记者很可能更了解更多具体的情况。”
“国外的媒体，有些根本视角就跟国内不同，例如将新疆或西藏看做汉人殖民后果的视角，在国内是不存在的，但很多国际媒体认为这是当然的，因此，在国内看来就是不公平的，所以国内说外媒不是公平的，很多时候是说：你不是像我希望的那样报导。这就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看问题的立场、基本的框架就不一样。”萧强说。
其次，萧强认为，国际上的媒体对中国的了解确实有很多限制，例如采访管道和了解到的讯息，而突发事件的时候，各媒体的水平也不一样，因此，也许西方媒体的大原则是一样的，但不能因为哪一家犯了错，就简单说是西方媒体的错，即使犯了错，也不能说后头存在一个恶意的阴谋。
“很多人批评热比娅在半岛电视台上拿了一张错误的照片，后来热比娅也承认拿错了，但半岛电视台算不算西方媒体？把它怪到西方媒体不太公正，就算怪到热比娅本人都不太有根据，因为热比娅那时候，是非常想表现有一点公信力的，所以很难相信她是故意拿一张假照片，这对她没有好处。”萧强对多维社说。
目前外界能见到的骚乱照片，许多是人员死亡照，较少见到骚乱发生当时的照片，因此，到底警方有无射杀民众、到底是否也有许多维人死亡，仅留在口头争辩的阶段。萧强指出，事件刚发生时，没有多少外国媒体在现场，所以看到的照片似乎都是新华社选发后的照片，因此骚乱发生时的讯息不是客观存在的。
不过，随后中国政府立即邀请外国媒体进入乌鲁木齐采访，萧强指出，这可说是一个进步，但他不觉得是当局有意识要向开放方向迈进的进步，只是一个管理手法上的变化，比强硬不让媒体进入现场要好些。
“这里还有一个不同点。外国记者去拉萨是需经过允许的，但新疆乌鲁木齐不属于这种禁区，除非令下一道禁令，否则外国记者都可以进去，所以与其让他们随便去，还不如赶紧组织一个团队。另外，去年拉萨事件后，当局也在评估什么效果好、什么不好，对国内来说，讯息还是要封的，但对国外来说，要做些公关处理，他们觉得请他们比不请他们好些。”萧强说。
萧强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互联网项目主任，为《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与发行人，曾担任“中国人权”组织执行长，获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1年“麦克阿瑟奖”，名列《精神目标：40位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书中。
“7.5”事件在周边国的微妙回声
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对中国来说，新疆的问题很可能会成为比西藏还要严重的令人头痛的全球性问题。西藏暴乱曾吸引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关注，这部分要“归功”于流亡中的达赖喇嘛的四处诉求。而且，新疆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容易国际化，因为它还拥有着突厥语系和伊斯兰教等与海外连接的国际认同特征。
这是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新疆的回声”（The Echoes of Xinjiang）的专栏评论的说法。文章作者是菲利普·波润（Philip Bowring）。他写道，新疆发生这个事件后，许多亚洲国家政府可能都觉得，很难忽视本国国民对新疆维吾尔人诉求的理解和同情。
土耳其总理代表所有突厥人发声
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就新疆“7.5”事件的评论时说，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就像一场种族大屠杀（genocide）”，并说中国应该“放弃他们同化维吾尔人的政策”。这些言论，将会在北京领导人的耳朵里久久的回响。不管埃尔多安的言辞多么极端，他实际上等于是在代表着从地中海到中国的所有突厥人发声。
离中国最近的土耳其的邻居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为了在中俄两国之间寻求平衡，可能会对新疆的事务更为谨慎。
但是，不需要他人提醒，中国主席胡锦涛应该会意识到，哈萨克斯坦人的感情在新疆的这种冲突中，多半会倒向哪一边。鉴于两个世纪来，俄国人曾多次试图通过自己的殖民安排，将哈萨克斯坦融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内，哈萨克斯坦人会对新疆的哈萨克和维族人的独立意识，有着更多的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
在这篇评论中，波润写道，在过去的200年内，汉族中国人的统治向满洲、蒙古和台湾延伸，而这主要是通过移民达成的。所以，北京自然会推测，他们在新疆可以如法泡制，达到同样的效果，尽管向西移民是在战火纷飞结束后才开始的政策。
不过，这种同化过程早在这些暴乱发生之前，就已经碰壁，因为许多汉人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有更好的机会而离开。同时中国的国情不再支持汉族通过移民的扩张。
东南亚回教国不敢得罪中国
波润的评论认为，本来对中国来说，要解决维吾尔人的牢骚，可能为时还不太晚，但是，中共的中央集权主义倾向，还有中国文化上狭隘的民族主义，却使之不大可能实行。中国媒体对这次暴乱的报道就显示，他们几乎就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最紧要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汉人被描述为主要的受害人，维吾尔人被视为忘恩负义的民族，对中国不领情，尽管中国汉人统治给这片曾被称为东土耳其斯坦的土地所带来了物质进步。
然后，还有伊斯兰的问题。中亚的伊斯兰大多数属于喜欢松弛和不走极端的族群，但是，在新疆，穆斯林身份认同反而因为中国政府对宗教活动的限制，以及穆斯林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提升，而得以强化起来。
中国曾试图把基地组织的标签贴到新疆分裂主义者身上，而且毫无疑问，肯定还会继续这么作。而目前基地组织宣称将为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报仇，更是帮助巩固了两者之间有联系的这种说法。
而且，全球的穆斯林主流也在为新疆维吾尔人打抱不平。在印尼，就发生了几次支持维吾尔人的示威活动。
当然，印尼国内在巴布亚省（Papua）也存在民族分离问题，还有华裔的地位问题，所以，雅加达多半不会发表类似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那种方式的声明。同样的情况也可以适用于马来西亚，当地人对非马来人的歧视，会使马来西亚对中国新疆政策的任何抗议，看起来都非常虚伪，而且，如果这样做，就会刺激北京公开支持当地的华裔人群。
不过，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新疆问题还是被视为一个民族问题，而非宗教问题，因此，这些国家会担忧弄成一桩触及到中国对南中国海及其群岛主权声张的事情，而且，中国媒体偶尔会提及过去大部分邻国对中国的“臣属”关系。
这篇评论最后说，所有这些都并没有暗示这些有关国家对中国的政策，会因为这次事件和为了维吾尔人而改变，对这些国家来说，在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中，维吾尔人仍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对中国外交来说，在新疆事务上，这些国家就像东帝汶曾经对印尼来说的所具有的意义一样，是一种“鞋子里的石子”。
用现代传播手段维护新疆稳定
【大公评论】这次新疆骚乱的处理过程，中国的媒体管理单位反应非常快速，这样使得美国和英国的主流报纸采用了来自新华社报道中的数字。参与这次骚乱的维族青年，很多是通过QQ和MSN进行召集的。对此，乌鲁木齐需要按照反恐的标准来对付之。
7月8日晚，乌鲁木齐市举行「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八十多家媒体参加，其中有近五十多家媒体为海外媒体，香港《大公报》作为境外媒体首先发言，关心事件的变化情况。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表示，7日发生了两起打砸抢事件。可以说乌鲁木齐政府已经控制了局势，该市正常运转，民族问题处于缓和期。
西方报道基本保持克制
对于这次新疆骚乱的处理过程，中国的媒体管理单位反应非常快速，使得美国和英国的主流报纸主动或被动都采用了来自新华社报道中的数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西方已经认为「疆独」是恐怖分子的一部分，在全球反恐的环境下，西方媒体无法以双重标准来报道恐怖事件。
英国《金融时报》有五篇报道是关于新疆的暴力事件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报道新疆已经施行12小时的宵禁时，该报认为，此事件对于新疆的能源中转和运输枢纽的地位没有太多的负面影响，认为这次事件是新疆的麻烦，在未来的事件处理中，采取的方式会好于西藏事件的处理方式。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基本引用来自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的讲话，并指出中国政府在信息的反馈上非常迅速，基本没有阻止信息的正常流通，并且在外国记者一时无法到达的现场，中国政府还无偿提供相关的信息和录像，使得外国记者的报道能够正常进行。同样，记者的报道也直接引用来自「世维会」对于事件的解释，直接对比双方的观点。对此，新闻的可阅读性提高，而且可以使美国和全世界的读者直接面对这次新疆发生的事件。该报新闻还认为，中国官方此次快速公开消息，不断更新伤亡数字，这种做法与1997年新疆发生骚乱时明显不同。
美国《纽约时报》的新闻直接发自乌鲁木齐，报道认为，尽管新疆出现通讯问题，但很快就恢复，而新的传播手段在这次事件中起到关键破坏作用，事件现在仍然在持续发展。但报道还是引用中国政府的相关报道，表示事件已经被控制住。
7月7日，《华盛顿邮报》也有两则消息报道新疆恐怖事件，报道偏重于把这次恐怖事件定性为族群间的冲突和警察的处理手段问题。
美国三大报纸报道中，使用的照片普遍采用警民对峙状况的照片，对于这些暴徒所造成的破坏基本没有相关的画面，这使得读者无法感觉到新疆发生的是一般抗议，还是恐怖事件。对此香港的凤凰网、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网则有相关的照片展示，包括一名妇女直接被暴徒打死于街头。
在未来的涉华报道中，一直标榜新闻专业主义操作的西方媒体，不但需要在新闻报道内容中注意平衡的问题，而且在照片使用中的平衡也同样重要。
要尊重专业媒体人
对于这次的骚乱事件，中国有两个问题需要面对。首先是对于韶关玩具厂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和事后的处理过程存在问题。就是说当事件发生时，两名维族青年的死亡是否是社会事件，一定需要在第一时间说清楚讲明白，而且利用广东媒体报道的快速性，把事件的真相向广东和全国民众说明。广东省的官员必须对民族问题有敏锐的触觉，不要好心办错事。维族的年轻人其实到一个新城市后，最大的问题是寂寞和对于城市贫富差距的强烈感受。
如果维族青年制造的事件是社会事件，那么这些维族青年的行为不但是犯罪行为，还违反古兰经的基本教义。当然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厂方出现问题的话，应该迅速检讨。我们的媒体在报道中不但要检讨维族青年的行为，还要认真检讨厂方的错误。对此，广东的媒体人是有共识的。对于广东省政府来说，重视媒体人的专业化意见要成为未来政策咨询的首选。
如《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里的媒体专业化意见就非常贴近事件的真相。当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还处于弱势的时候，他就集中和直接采用来自《消息报》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总编辑的意见，甚至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的办公室就有和普京进行专线联系的电话。对于这一点，国内的官员好像更希望保持神秘感。广东省长必须建立和媒体总编直接电话或专线电话沟通渠道。建立媒体人的专业沟通渠道应成为首选。现在很多的资方与职工的对峙行为经常要政府来买单镇压，对于这一点，政府方面要检讨。平常官员与资方吃饭无所谓，但一定要秉公执法，对于这一点，俄罗斯官员倒做的不错，就是吃了资方的饭和拿了钱后，照样不干事。
化解维族人误解是首选
西方媒体很多都点出这次事件尽管和韶关的玩具厂死亡的维族青年有关系，但主要原因是错误信息的广泛传播造成的结果。这些错误信息通过FACEBOOK、MSN、TWITTER、YOUTUBE、QQ等方式传播，而新疆官员对于新传播模式不熟悉。西方媒体发现很多乌鲁木齐的上街暴徒都是从别的城市过来，对于这样大规模集结，新疆的官员不敏感才造成事件发展的意外性。
对此，乌鲁木齐需要按照反恐的标准来对付境内外的恐怖分子。新疆政府几年间有八千人次到基层的农村去，但问题在于按照现有行政系统，这些官员并不会扎根基层，升迁成为必然。新疆需要建立全职的反恐系统，新疆建设兵团并不需要完全改制，部分负责反恐将会成本低效果好。笔者曾在莫斯科看到很多建设兵团的人，这些人的表现不像兵、不像官、不像商，非常复杂。
对于西藏问题，西南的官员要用宗教的圆融手段处理。西藏的官员必须要对藏传佛教有所了解，否则无法与藏民对话。而对新疆的骚乱，则是要求新疆官员建立有效的反恐机制，并且对谣言建立人盯人的监督机制。谣言止于智者，化解维族人的误解才是首选。
从共同文化入手凝聚民族认同
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 党国英/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首倡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将繁简体两种词语陈列比较。应者如云，而在刚刚落幕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成为共识。从文化建设入手凝聚两岸人民之间的亲情，不仅有发展中华文明的实际功效，也对两岸间走向和平统一有滴水穿石之用。这点做到了，就会在我们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上记一功。
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在中国，从本质上说，浙江人和四川人的区别，山西人和吐鲁番人的区别，都没有大的不同。人群差异当然是存在的，但无论差异多大也掩饰不了民族的共性。无良政治家喜欢拿人群差异来做文章，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开明的政治家则倾力去弥合人群之间的裂痕，塑造地域共同体内部乃至全人类的和平。还有第三类政治家，也许他们有一颗善良之心，为了尊重个性，把不同人群之间的那些原本不重要的差异化符号夸大了，给那些无良政治家留下了闹独立的可乘之机。他们闹独立是把一部分善良的百姓绑架为自己攫取不当权力的人质。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强调人群之间的差异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开篇就强调中华民族这个大群体的统一的意义呢？
是的，人群差异本来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人类共同体必有其普遍性的本质。据学术文献报道，当代世界各国人民本来有共同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来自非洲丛林的一个人数不多的小团队。这个团队有幸繁衍自己的后代，而后代们又将自己的足迹踏遍整个地球。去了寒带的子孙们为着御寒，在自然选择规律的作用下，有了白皮肤高鼻子深眼睛；同样地，分布于热带的子孙们则有了瞽目阔嘴黑皮肤。因为生存资源有限，子孙们不免彼此冲突，便有了边界不太稳定的很多军事共同体，这种军事共同体又慢慢演化为比较稳定的所谓民族共同体。我们把很多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笼统地称为“国家”。
然而，共同体的边界在人类文化的意义上实在是十分相对的；“国家”的边界也不是绝对的。你能说现在的欧盟不是一个国家么？它的“国家”意义远甚于古代国家。你又能说当今美国不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群共同联盟么？你又有什么理由把美国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呢？同样的道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地理单元相对统一的区域里，那些虽有差异但在历史上联系密切的多个人群单位，为什么就不能是一个国家呢？那种彼此联系中发育起来的鲜明共性又为什么不能是一个主体民族的特征呢？从人类理性的意义上说，“国家”的设置不应是重复满足古代君王嗜血杀戮偏好的故事，而应体现和平治理人类社会的要求。在当今科学时代，难道我们还要满足那些把同胞生命绑架于战车上的无良政客的一己私利么？那些衣冠楚楚的世界政治家难道为了狭隘的政治利益可以置人类共同利益而不顾么？
承认一个中华民族的存在，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们需要反省过去的某些做法。我们一直强调统一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但在某些具体政策上或许过度强化了内部人群之间并不重要的那些差异，反而对共同的文化重视不足。一个民族最强大的生命力在于文化，犹太民族曾经失去物理意义上的祖国，但无论怎样流离失所，他们都不曾丧失自己文化上的祖国。正是文化上的祖国使他们纵然散居四海，而仍在精神上构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共同文化的魅力，一个强大的共同文化，一定能够维系同胞对于自己民族的最大忠诚。
从这里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华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能够历经劫难，而始终在世界的东方巍然屹立。作为人类瑰宝的中华文明，今天应该而且可以起更大作用。合编“中华大辞典”之风起云涌，说明从文化入手凝聚人心上的最大认同，已成为两岸共识。如果进一步发展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识，以共同文化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以文化中国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那么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无疑会更加坚如磐石。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1541
新疆在基地组织圣战中无足轻重的角色也许会改变
德国之声／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之后，新疆局势引发国际社会，特别是穆斯林国家的关注和抗议。在中国警察本周击毙2名维吾尔”犯罪分子”的消息传出之后，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北非分支甚至威胁要对境外中国人和中国机构进行报复。本台记者谢菲就中国以及中国人面临的恐怖袭击威胁以及中国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走向，和德国成为恐怖袭击对象的可能性等问题采访了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反恐问题专家施泰因贝尔格博士。
德国之声：根据通讯社报道，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分支威胁，要对中国和中国人进行报复。这个威胁有必要引起人们的认真关注么？
施泰因贝尔格：一般说来要重视基地组织发出的威胁。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发出威胁的这个组织不是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也就是说，不是本拉登及其组织成员，而是北非的伊斯兰马格里布。这个组织本身从地理位置上说离骚乱地区新疆很远。不过，还是要重视这个威胁。因为过去的事实证明，许多恐怖袭击就是在发出威胁后成了现实。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已经发出安全提示，警告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免遭袭击等。是否说明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有了什么具体的情报？
施泰因贝尔格：不一定，政府发表这类安全提示并不一定是掌握了什么具体的情报。发出报复威胁的是伊斯兰马格里布，此前已经发生过中国工程师的保安人员遭袭击的案例。因此，中国政府做这个安全提示是可以理解的。在阿尔及利亚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有近5万。比起过去几年，这些人的安全现在受到的威胁更大。
德国之声：中国到目前为止并不在基地组织主要打击目标的名单之中？今后中国也会成为基地打击的目标国之一么？
施泰因贝尔格：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新疆，或是维吾尔人称的东突厥斯坦，过去在基地组织发动的”圣战”运动中并不扮演什么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这次乌鲁木齐事件之后，这一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变。同时我们还观察到，一个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组织从2008年起，加大了宣传力度。比如他们有自己的杂志，第三期刚刚出版，而且是用阿拉伯语出版面世。由此可见，穆斯林运动在中国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指责海外维吾尔人组织以及所谓的西方境外势力在背后煽动了乌鲁木齐暴力事件。您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施泰因贝尔格：每当出现问题，中国政府都会说是”境外势力”操纵的。我并不认为这次的暴力事件需要境外势力，比如土耳其、德国或是美国的势力来煽动。因为在新疆地区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足以成为爆发骚乱的原因。不过要区分参与骚乱的人是不是极端主义分子，甚至是不是基地组织成员等，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就7.5事件来说，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指责没有根据。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了土耳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谴责中国在新疆实行了”种族杀戮”。北京方面坚决驳回了这一指责。中国和土耳其以及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影响？
施泰因贝尔格：已经受到了影响。中国过去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行一贯强硬的压制政策，压制维吾尔这个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都不同的少数民族。当然，埃尔多安用”民族杀戮”形容新疆局势是不准确的，但是事实情况却很接近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维吾尔族是个突厥少数民族，和土耳其在语言，文化等方面都有共同的渊源和相似之处。因此维吾尔人的命运才特别受到土耳其人关注。在今后，新疆维吾尔人的问题也会引起更多的关注，不仅是在恐怖组织，也在爱好和平的穆斯林国家。在未来几年，恐怕中国政府还会因为自己的新疆政策不断受到指责。
德国之声：中国在过去几年，比如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发生过恐怖袭击事件，中国媒体报道，维吾尔族恐怖组织是事件制造者。中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危险有多大？
施泰因贝尔格：中国有可能成为恐怖打击目标，特别是成为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成员的打击目标。但是这些成员的数量很少，几十个左右，所以力量很微弱。如果说到危险，在未来几年，身在阿拉伯国家的中国人有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正如有美国、德国等国的公民在境外遭到劫持和袭击等。
德国之声：如果依照中国媒体的报道，不仅是在阿拉伯国家，在欧洲中国公民的安全似乎也受到威胁。中国媒体报道说，一个中国旅行团在德国慕尼黑受到海外维吾尔人攻击。中国政府还提醒公民在德国，特别是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州注意安全。在德国的中国公民真的有危险么？
施泰因贝尔格：您说的这个事件我不太了解。不过中国政府指责在德国的维吾尔人是极端分子，甚至是恐怖分子，这类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方面至今也没有能够证实指责。在德国的中国公民安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不过有一点中国政府要意识到，随着中国在其他国家参与越来越多的经济项目，设立越来越多的机构和设施，以及在阿拉伯国家参与像开采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大项目等，中国也会更频繁的成为当地某些极端组织的打击对象。但是在欧洲，在德国，中国公民没有任何危险。
德国之声：说到德国，德国的安全部门表示，在秋季联邦大选之前，德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增加。在一些网上的恐吓录像中，德国也越来越频繁的成为受到威胁的对象。您认为德国目前成为恐怖打击目标的危险有多大？
施泰因贝尔格：我同意联邦安全部门的观点。也可以看出，的确是有具体的有关计划在德国制造恐怖袭击的情报。那么作为防卫措施有，加强边境的检查。而且几个月来，德国驻阿富汗维和部队也频繁遭遇恐怖打击。在德国发生恐怖袭击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而在阿富汗德军基地，发生这类事件的危险是非常大的，德国越来越成为基地和塔利班的打击对象。
德国之声：施泰因贝尔格博士，感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
采访记者：谢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