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响过之后
1980年8月2日一支进藏运送军用物资回返的车队。趁着夜色，从喀喇昆仑山上开下来。跟所有军车队一样，驾驶员都是些小嘴唇仅仅长出淡淡的黑绒毛的年轻战士。他们的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就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
车子一拐，几间依山而卧的干打垒泥跳入灯光里。这是千里新藏线上一个普通的道班，204道班。这里的工人都是维吾尔或其它少数民族的男性青年。他们最大的优点和缺点也同样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
军车队在快要接近204道班时，突然发现苍茫夜色里，公路中央横出三道障碍，接着便看到几个手执器械的人冲上公路，叫骂着要车队停下来。执行任务的军车当然不能随便停。他们想冲过去，然而没有成功。车子被石块圆木垒成的障碍所阻，立刻有石头落在车门玻璃上。玻璃碎了，拦车者跳上车来抢夺方向盘。车子象醉汉一样左摇右晃，几次接近公路的边缘。面对突然情况，军车队带队干部赵成彪失去了冷静和理智，他极快地抽出一支冲锋枪来，“哒哒哒”朝天点射，之后又顺手将枪往他的一个部下手里一塞，大声说：“开车！”他的行动给了部下一个含糊不清的信号，部下钢枪在手，立即义无返顾充当了掩护战友撤退的角色，面对从地下爬起来追赶汽车的拦车者，他平端着冲锋枪，“哒哒哒”一顿横扫，这个部下就是后来轰动全新疆的“高旭事件”的中心人物高旭。
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他所开枪射击的，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暴徒，而是204道班的工人，他也没有想到，他们之所以拦车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军人追杀了他们的牦牛，（到达204道班之前，军车队捕杀到两头他们认为是野生的而实际是家养的牦牛。）他更没有想到，他那一顿横扫竟葬送了诚实无辜的维吾尔青年阿皮孜.阿不都拉的生命，也使死者的母亲陷入无穷无尽的巨大的悲痛；他更没有料到，他那一顿横扫竟会使偌大的新疆陷入激烈的动荡之中。这就是所谓“高旭事件”的经过。
第二天凌晨两点，运送阿皮孜尸体的卡车缓缓地驶进叶城。“解放军打死了维族人！”这消息不胫而走，神速地传遍叶城的大街小巷。人们纷纷涌上街头，很快形成一支数百人的队伍。自然，这是一支维吾尔人的队伍。他们叫骂着，呐喊着，激愤的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阿皮孜的母亲康巴尔汗得知儿子遇难的消息之后，只唤出一声“胡大！”就昏倒过去。这是一位善良、勤劳而又命苦的母亲。她没有了男人。她最大最可珍贵的财富就是儿女。阿皮孜是她的长子，是她最大的希望和寄托。阿皮孜也最能理解母亲的心。在他刚刚有了一把子力气的时候，他没有上学堂，也没有谈对象，而是上了风雪漫漫的喀喇昆仑山，当了一名压在母亲肩上的生活担子。每当他伸出一双焦黑起皱的手，把一月的工资捧到母亲面前时，康巴尔汗的心就一阵阵地疼，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她感激儿子，也可怜儿子。她知道儿子在吃苦。就在出事的前一天，她还给儿子捎去了一些水果，不知道儿子吃到嘴里了没有……
康巴尔汗醒过来，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绝望地拍打着地面，就是不相信解放军会开枪打死她的儿子。她只是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这不是旧社会……”这里有一个引人深思的事实：按说“高旭事件”本来应该在死者的故乡塔斯洪发生。然而，高旭过失杀人引起的风波，在死者运回故乡的当天就平息了。平息风波的是一个维吾尔人，一个精明、干练、顾全大局的维吾尔人。他就是当时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席乌拉太也夫。他在半小时内说服公社党组织召开了党委会，统一了公社干部的思想。接着，他在众人围观的混乱气氛中耐心说理、规劝，使死者的母亲康巴尔汗能冷静下来，面对现实，协商安葬事宜；又在两个小时内集中起了散居在方圆十几公里的康巴尔汗的所有亲戚，他耐心地说服他们放弃了抬尸游行的举动。最叫乡亲们动情和信服的是他对死者的一段话：“维吾尔好青年阿皮孜，你是无罪的。《古兰经》上讲，无罪的人下世后当天就要下葬。不然，你入不了天堂，乡亲们也于心不安……
夕阳西下时节，经阿洗浴、整容而显得安详坦然的阿皮孜，在乡亲们的祈祷和哭泣声中，按照伊斯兰的安葬仪式入土。第二天，乌拉太也夫以个人名义大宴乡里。宴席之后，本来准备聚集起来闹事的众多的维吾尔乡亲，改变了主意，纷纷离开了塔斯洪。至此，高旭一案最初引起的风波基本平息。
可是，一个月后，风云突变，高旭一案骤然升级为事件，继而波及全新疆。据说是一位领导人在自治区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杀人必须偿命，高旭不死不足以平民愤。这样处理，倒也简单，只需一颗子弹。然而，政策呢？法律呢？人心呢？事情的结局，并不象他想象得那样简单。且说这个令人可气可叹的有罪的高旭。高旭，作为开枪打死我们的维吾尔兄弟阿皮孜的罪犯，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对他表示极大的愤恨；高旭，作为我炎黄子孙的一分子，作为一名长在新中国的心存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我们却也对他的凶险前途一洒同情之泪。现在，这位可恨又可怜的人龟缩在铁窗之下，沮丧的面庞浸泡在汗水之中。而在几天前，他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
五十年代中期，高旭降生在古都西安。他是不幸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一碗接一碗地吃青菜帮子；稍懂人事，终身做工的父亲竟抛下他和母亲、姐姐撒手西去。他太恐惧这叫他无所适从的生活了。他向往能给他幸福的新生活。他拿起了画笔，画太阳，画苹果，画盛满了面条的大碗……他的画充满了令人心酸的理想。高中毕业，他考进了西安美术学院。三年后，学院生活结束，他一卷行李在肩，来到了秦岭山下的城固县文化馆工作。他的画笔飞点，画山画水画人，画广告，画厨窗，画宣传版报…他成了小巷名流。
然而，高旭并不满足这样的生活。他向往冰河铁马的军旅生活。他没有对继父说，也没有告诉娘和姐姐，就独自决定报名参军。第一年没成功，来年再搏，终于如愿以偿。他来到了祖国的最西端。古道、冰山、驼队、烽火台、千佛洞、清真寺，以及那神秘莫测的戈壁、沙漠、河流……他喜疯了。枪支、手榴弹、方向盘、画笔，在他手中交替使用。他成了连队的大忙人。服役期满，他说，我不能这么走，我得上一趟昆仑山，饱览祖国河山，积累生活素材。
他到底上了昆仑山。再有两个月就要离队了，这是他在部队的最后一次也是旅程最长的一次出车。从杏林成片的龟兹古城到雪山环绕的阿里狮泉河，漫漫数千里的旅程，多么严峻的考验都经受了，可就在临下山的最后一天里，他却……他流下了悔恨的泪水。然而，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9月13日，高旭一案按计划在喀什的疏勒开庭审理。高旭以“故意杀人罪”被四名荷枪战士押上会场，接受法庭的审判。阿皮孜的母亲康巴尔汗被安排在会场的前排中央。从案发到现在，康巴尔汗是第一次看到高旭。她是个善良的母亲，当她第一眼看到高旭时，差一点又昏倒过去。这就是枪杀儿子的凶手吗？可他还是个孩子呀！胡大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法庭是威严的，旁听者鸦雀无声。法庭调查开始。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旁听席上的人关心的是定性和判决。高旭的辩护律师站了起来。他首先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接着指出，高旭开枪属于正当防卫。他是在阿皮孜等人非法设置障碍强行拦车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公诉人认为，高旭等人枪杀牦牛已属违法，被害者等人拦车索赔，方法虽有不当，但不为大过。解放军理应停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开枪射击，虽然判断有误，仍属于间接故意杀人。
最后审判长作出最后裁决：“本法庭依法判处故意杀人犯高旭死刑，立即执行……”“我们不同意！”一位汉族女公民振臂一呼，立即有上百只手臂举起来随声附和。一时间会场秩序大乱。四名荷枪的战士立即押了高旭奔出会场，朝距法庭不远的看守所撒退。缺乏法律常识又被最后判决激怒的汉族公民们潮水般涌出去，又与一直守在法庭外等待着判决结果的人群汇合在一起，把卫兵与高旭团团围住，继而又把高旭与卫兵分离开来，高旭被人群簇拥着来到一个十字街口，接着又有人把他推上一辆卡车，准备运走。高旭着急地对人群发出嘶哑的呼吁：“我是犯人。我应该回到监牢里去！”人们则固执地坚持着各自的想法：“高旭兄弟，你干脆逃吧，这里有的是车，你又是司机，随便开哪一辆都行。”“你告状上诉吧，路费我们出。”而高旭只是反来复去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犯人，我应该回到牢里去。”
渐渐冷静下来的人们接受了高旭的要求，他们簇拥着把高旭送回监守所。他们怕高旭一进监所就人头落地，于是有人提议，把高旭放在监所宽宽的墙头上。这样，既不能使他越狱，又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时，乌鲁木齐军区的一位首长也被人流堵在办公室里。人们把对法庭判决的全部怨气集中到了这位首长身上，他们还通过首长办公室的电话接通了乌鲁木齐，争相讲话、质问、抗议。直到下午，那位首长宣布原判无效，保证高旭人身安全，重新审理此案。激愤的人群才安稳下来。
在“高旭事件”汉族人闹得最厉害的那些日子里，维吾尔人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尤其是那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们决心要为高旭的人头落地斗争到底。可是，真主的声音响了，顺服胡大的穆斯林们放下手中的器械，虔诚地步入那拱顶上挑一勾弯月的清真寺。八十五岁高龄的大阿訇买买提依明作为真主的使者，向他的教民们传达主的旨意。他说，神明的主啊，愿死者阿皮孜的灵魂早入天堂；愿人世间的一切灾难早日结束；愿维汉人民的团结地久天长。他说，真主在看着我们，一件事，一句话，好事或者坏事，好话或者坏话，真主都会知道的。他说，想想新疆的历史吧，几个世纪以来，新疆的治者总是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使我们新疆战争迭起，民族仇杀。只有到了新疆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新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之间的信赖支援，互相学习，才开始变为现实啊。
大阿訇买买提依明让灌溉干沙地的雪水，涓涓地流进了乡亲们的心田，善良、仁义的穆斯林们听从了主的旨意。“高旭事件”发生之后，有人对一些维吾尔人颇多议论，对它的智慧，勤劳以及它的深明大义，崇尚团结表示怀疑。这是极不公正的。这里我们要讲那位最先接手处理高旭一案并使最初的风波得以平息的乌拉太也夫。这个出生在火焰山下的农民的儿子，对生他养他的新疆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的父亲，也是一条铮铮响的好汉子。父亲年轻时节，一条胳膊的皮肉被扎花机整个儿撕下来，没有人能够治愈它。是几个做生意的汉族人用大烟土镇痛，用中草药敷贴，保住了他父亲的胳膊。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他知道，没有汉族人就没有父亲的那条胳膊。
以后，农民暴动，由于反动派的挑拨，维汉相互残杀，小小年纪的乌拉太也夫就偷偷地把汉族邻居藏进地窖里。高旭事件之后，乌拉太也夫变得忧心忡忡，人们弄不清他在想什么，只看见他宿舍里的灯熄的很晚，只看到他常到南疆军区所属基层连队里去，常到维吾尔乡亲中间去。但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在为新疆的前途忧虑。
一天，两位新华社记者来采访，他拿出了一份《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解决民族纠纷问题的八点建议》《建议》从轰动全疆、牵动中央的“高旭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从新疆的实际情况着眼，提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无论在生产、生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要相互依靠，谁离了谁都不行的见解。记者慧眼识宝，立即将这个建议电告党中央。建议受到中央首长的肯定和重视。邓小平同志做了这样的批示：南疆军区政治部有位副主任，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都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样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我赞成这一句话。乌拉太也夫有功。这观点一经提出，很快为新疆各族人民所接受。当我们为乌拉太也夫为新疆所做出的贡献而由衷地赞叹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维吾尔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乌拉太也夫不是独立的一个人，从他，我们想到了这个民族中的许多功勋卓著的人物，同时，也想到了这个民族中的许多普通人……
那位瘦小干瘪的住在喀什噶尔小巷深处的维吾尔族师傅库尔班，他有五个孩子。他让他们读书，让他们学手艺。家人万贯钱财，不如一艺在身。他的思想在喀什噶尔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天，一心想买摩托车的大儿子叫来几个朋友在家里喝酒。喝着喝着就骂起来，说是要联合起来跟汉族人干；说是可恨的汉族人抢了维吾尔族的饭碗，还开枪打死维吾尔人；说是汉族人不到喀什来，他早就把汽车开上了。话没说完，库尔班就上来了，夺过酒杯，朝儿子那漂亮的脸蛋上狠狠煽过去一巴掌：“你敢胡说八道，***就砸断你的腿！”儿子捂着腮帮子：“我只是说说，又没参加。”“说说也不行！没有汉族人，你到哪儿去买摩托车？没有汉族人，你能叫电视机里的人说话唱歌子？”
第二天，库尔班停下自己的营生，去找他最信任的大阿訇。他对大阿訇说，你得给全体穆斯林说话，新疆变化到今天这个样子，是大家的功劳嘛！维吾尔人汉族人谁离了谁日子都不好过，何必要闹别扭呢！各族人民象亲兄弟一样过日子吧……204道班的公路旁曾经有一座假坟，它是204道班的工作给他们死难的同伴阿皮孜建造的，坟后猎猎飘动的白旗，在两个民族间划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一天夜里，204道班一名工人病了，想拦辆车下山治病。车子停下了，驾驶兵正要小心翼翼地扶病人坐进驾驶室，病人却蝎子蜇了般叫起来：“放开！放开！死在山上也不坐你们的车！”然而，1984年9月，高旭所在部队的一台卡车有气无力地瘫在204道班旁边的公路上，轮胎瘪裂，前盖掀开，露出一堆肠子一般的零件。他的主人，两个年轻的驾驶兵被阿皮孜生前的伙伴“扣”起来，已经是第五天了。他们早已急不可耐，皱眉摇头，长吁短叹。
请不要误会。他们不是在代高旭受过，而是享受着特殊的优待。他们住的房间是道班工作专门为驾驶兵准备的。火墙，不动声色地散发出热量，温暖了房子，也温暖了人心。驾驶兵的车抛锚了，一时无法修复。现在，部队干部带的援救的车子到了，抛锚的车子要被拖走了。驾驶兵也要走了。道班工作给他们的水壶里灌满了牛奶，煮好的羊肉也悄悄放进了驾驶室。马达“轰”地一响，车子缓缓起动了，道班工作却突然叫起来：“停停停！”车子停下了。工作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各人抄起一柄雪亮的圆锹，直奔那座假坟……带队干部上前一步紧紧握住道班工人那锉刀般的手，热泪夺眶而出……
一个早春的日子，高旭所在部队政委宛尔立驱车千里，赶到叶城公路总段登门谢罪。然而，他得到的回答是：“领导不在！”二次登门依然是：“领导不在！”宛政委等不及了，驱车直上喀喇昆仑山，直接给道班工人谢罪。同车的机关干部担心部队领导的安全，说：“204道班工作的怨气大着哩，闹出事来怎么办？”宛政委说：“只要能把我们的心思吐出来，挨顿打也值得。”一直避而不见的叶城公路总段党委书记吐拉洪听到这个消息，深深地不安了，他立即驱车赶到204道班，当面道歉。
烟消了，云散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免不了谈高旭：道班工人问：“哎，高旭这娃子现在在哪里？”驾驶兵答：“监狱里呗。”道班工人：“嗨！事情过去了，就把娃娃放了，那地方还不把娃娃闷坏了！”驾驶兵：“师傅，你得学学法呢！”道班工人：“（拍着脑袋）是是是！”康巴尔汗，这位屡遭厄运的母亲，吞下失去儿子的痛苦，咬着牙活下来了。
第二年古尔邦节那一天，康巴尔汗又想起了她的阿皮孜。忽然两个解放军战士却生生地进来了：“阿娜（妈妈），我们是高旭那个部队的，顺道赶来看望您。”康巴尔汗真想扑上去，向他们要她的阿皮孜。然而她却扶着墙坐下了，直到两个不知所措的战士放下礼品出门而去，她才渐渐缓过神来。这以后，战士们经常来帮她干活，提水扫地，忙里忙外。高旭所在部队的领导也一次次地来看望她，一遍遍地检讨错误。他们还给她牵来一头奶牛，帮助她减轻生活负担，康巴尔汗的心融化了。
一个扬风搅雪的日子，部队干部又来看望她。康巴尔汗泪水汪汪地说：“高旭这孩子现在在哪儿里？大娘我想见见他。”“他在乌鲁木齐的监狱里，在受法律的惩罚呢！”康巴尔汗说：“高旭娃娃也是喝剩奶子长大的，哪能不走错路。你们把他放出来吧！”干部们给这位可敬的母亲行了个标准的军礼。他们安慰老人说，待高旭刑满释放之后，再来给她老人家当面谢罪。干部们走了。康巴尔汗叫来小儿子，让她给部队领导写一封信，要求释放高旭。信寄走了，但久久没有回音。后来听乡亲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她失望了，坐卧不宁。她萌动了一个念头，到乌鲁木齐去探监。
1985年春季的那一天，康巴尔汗与小儿子一道，动身赶往乌鲁木齐。干馕、渠水,早起、晚归。七天，赶到了，康巴尔汗也累病了,躺倒在旅馆的床上。几天过去,康巴尔汗仍然不能起床，她只能叫小儿子带了礼物替她去看高旭，她交待说，你给高旭哥说，他就是我的阿皮孜,我要认他做我的亲儿子……
大墙内高旭接到维吾尔母亲的心意，揪住头发，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康巴尔汗探监的消息传到西安，高旭的母亲，当下就哭出声来。哭声未停，又手忙脚乱地收拾行装，不顾一切地要去新疆，去见这位可敬的维吾尔母亲。当两个母亲的目光猛然碰在一起时双方都一下子呆住了，继而不顾一切地扑上来，象横穿一条隔离了她们许久岁月的大河。在感情的汹涌波浪之中，两个母亲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的高旭生母说：苦命的大妹子呀，我没有教育好高旭。几年了，大姐也没来给你赔不是，大姐对不住你。……呜咽不止的康巴尔汗说：我的阿皮孜也不该那样截军车。高旭娃娃，阿皮孜娃娃，他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做了错事，真主会原谅他们的……悔恨交加的高旭生母说：高旭是罪人呀！他给你造成了那么大的痛苦，大姐我心里愧的慌……善良宽容的康巴尔汗说：我的阿皮孜是没有了，可我的高旭还在，我要认做高旭做我的亲儿子……语不成句的高旭生母说：我，我……这我还有啥说的。这辈子，高旭就是给妹子当牛做马，也弥补不了他的罪过……深明大义的康巴尔汗说：大姐可别这么说，我失去了阿皮孜，但我还有咱们高旭娃娃和许许多多的解放军小伙子，还有你这样的汉族大姐。牙齿咬舌头，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感激无比高旭生母说：回到西安，我要对我的街坊邻居说维吾尔族人最仁义，最宽宏大量。等到高旭刑满释出狱，大姐一定要请妹子全家到西安做客……说到这里，两个民族的母亲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张皱纹密布的脸颤抖着，泪水打湿了对方的肩头。
“高旭事件”发生七年之后，作者在新疆某看守所里见到了高旭。他很冷静，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对作者的提问他回答得很简略。
作者：可以谈谈你的狱中生活吗？
高旭：我因过失杀人罪被军事法庭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这个判决是公正的。我在狱中表现不错，已经减了两年刑。
作者：可以问一下你出狱后的打算吗？
高旭：想先到阿皮孜兄弟坟头上去凭吊，然后到维吾尔族母亲康巴尔汗身边去，给她老人家做点事。
作者：你对康巴尔汗，对维吾尔族怎么看？
高旭：康巴尔汗是使我一想起来就忍不住要掉泪的善良的母亲。我如果有权力说话，我就讲，维吾尔族是一个不记仇的民族。宽宏大量的民族，是可以把心掏出来给人的民族。我对维吾尔族人有一种负罪感。这恐怕要伴随我一生！……风雨已经过去，伤口正在复原。在同一片蓝天之下，同一块土地之上，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生活和睦、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