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我要读书（上）——（1960-1978）18年叙事
“我要读书”这句话，最早是在小学时从“半夜鸡叫”作者放猪娃高玉宝自传里看到的，形容解放前穷人读书难的情况。想不到在文革和下乡时，“我要读书”也成了我的梦想。直到1977年底在邓小平的指示下恢复高考，我才在1978年圆了大学梦。
（一）1960——1966 小学时代六年的学习生活
从小学开始，我就喜欢看书，同时接触社会实际。五年级时，有一次自由命题的作文测验，我根据平时看报和偷看父亲订的《参考消息》上的内容，写了一篇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政论，深得班主任周老师的赞赏，扣掉我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和卷面不整洁的分，给我打了建校以来的最高分—-94分。随后我为了写“平凡的人——记你熟悉的人”作文，整整一星期，每天早上6点起床，和一个收集弄堂马桶粪便的清洁工人一起干活，听她讲自己的故事，交出的作文又得了92分。周老师还把我的两篇作文推荐到学校橱窗里展览了2个星期。老师的鼓励，使我决心以后要考上海最好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或者五十一中学，然后上大学。
196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校外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的社论，要求建立一枝由专职辅导员、义务和半义务辅导员组成的辅导队伍，社会、学校、家庭要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校外教育网。上海的校外教育活动基地有区县的少年宫内的兴趣小组、科技馆、面向青少年的图书馆。少年宫每周还有不少公开的科学和时事讲座，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65年底，在海军成功地进行了八六海战和崇武海战后，东海舰队的一位上校军官对我们这些聚集在少年宫的少先队员开了一场世界海战史的讲座，从二战时德国俾斯麦战舰一举击沉英国胡德号重巡洋舰，日本和美国的中途岛大海战，讲到解放军海军和国民党海军的几次交战，深入浅出，使我从此心仪军事天地。当时的校外教育可以说是以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素质教育，少年宫的棋琴书画、歌咏舞蹈的辅导班都对外免费考试招生。连徐汇网球场都对我们小学免费开放，让我和一批小学生每周都去那里，在一个曾经打到上海市网球比赛第三名的裴指导辅导下练习打网球。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搞到了一张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借书证。图书馆在延安西路乌鲁木齐路口一栋洋房里（现已经拆毁变成高楼），二楼面向小学生，三楼面向初中生。我每周几乎都要去二三次，是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放学后4点半走到那里，不是混到6点闭馆才依依不舍离开，就是借完书后和几个读者小朋友结伴去在附近一栋花园洋房（朋友家）里玩，交流读书心得，我的这几个读者朋友后来都有了大学以上的学历，学有所成。
我当时看书速度极快，六年级时一个星期天，母亲带着我去上海外国语学院上班，我从一个老师那里借到《水浒后传》，半天就看完还给他并要求再借一本。因为不相信我能在半天内看完一本几百页的半文言文小说，那老师就考考我，我准确无误地复述了故事大概和主要人物关系及绰号，令他目瞪口呆。我把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想看的书几乎都借过后，在图书馆辅导员余老师的关心下，当了义务服务员，于是可以到三楼初中部边干活边看书，直到小学毕业。
（二）1967——1970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
1966年我小学毕业时，文革已经闹腾开了。我们也无法进入中学，只能在小学里瞎混。我曾经去番禺路上的上海铜线厂要求和工人一起劳动，在那里感受了工人大老粗豪放的热情和不加掩饰的原始蠢动。记得我曾经问过工人师傅为什么他们要夸修正主义苏联的天鹅湖好看，工人班长一面流着口水一面诡笑地回答，那些苏联芭蕾舞女演员的白大腿真漂亮。我也参加过小学里的宣传小分队，去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免费喝盐汽水吃包子。最初我顺大溜关心国家大事，从大字报和传单里综合各种消息，说些让大人们也感到惊讶的话，甚至和邻居—-一个在苏联留过学的高级工程师打赌，看国家主席刘少奇会不会被打倒，结果赢得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我也带着好奇的心理观察着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曾经跟着人潮看造反派围攻汉口路《解放日报》社，被挤得几乎丧命；曾经白天看到造反夺权的青年老师批斗据说有叛徒嫌疑的潘校长，晚上就看到她吞安眠药自杀后的尸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目睹了大批红卫兵抄砸位于长乐路的著名京剧表演家周信芳家。他们打死了周家咬人的看门狼狗，冲进周家的小洋房，把周家的物品从各个窗口扔了下来，一个非常漂亮的洋娃娃玩具从三楼被扔下，被人们踩得断手断脚。
那时虽然没有赶上免费乘火车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1967年1月，我和7个小学同学一起沿铁路走到杭州大串联，白天走30公里左右，晚上便找到路边军营的免费接待站，吃完饭，挑掉血泡烫完脚，便一头倒在草铺上呼呼大睡，六天后顺利到达杭州西湖。回上海后又和表哥一起到苏州大串联。直到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问题的通知”，明确各地不再提供免费接待，要求大家尽快返回原地，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我们才结束了免费旅游。
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指出：“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五、六年级和一九六六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文化革命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实际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内容来取代了正常的学校教学。
在举国上下都在学习红宝书，许多书籍不是被当众焚为灰烬就是被大捆大绑地送入废品回收站的时候，我不仅不能在学校里学到有用的知识，而且因为图书馆的关闭，书籍也断了来源。幸好同弄堂的一位在学工的大朋友趁晚上值班时，不时从造纸厂即将化为纸浆的旧书麻袋堆中偷出了一些书送给我。虽然有些书如《金陵春梦》只有第二卷残缺不全，看过后还不太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有些书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对小学才毕业的我如同天书。但看了一批中外小说后，我不知为什么突发奇想，想从马列原著中吸取一些营养，于是就和同学一起去上海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对过的上海旧书店去找。有个中年售货员见我们喜欢读书，不时从书库里拿出一些50年代初期翻译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以最低价卖给我们，还告诉我们哪些书是必须要读的书。毛泽东1970年代初期要大家学习的一些马列原著，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等早在三、四年前就在我的藏书中了。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名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各级学校开始招收新生。我也在这一年按地段被分配进了上海淮中中学。1968年9月5日至1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会了毛泽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组织了31000多名产业工人，进驻10个区513所中学和1249所小学。每所中学最多100人，平均50人。9月27日，上海市革委会将工宣队进驻中小学情况向中央报告，2天后，毛泽东马上批示“此件很有用，拟可转发各地参考”。当时我们班也进了一个吴姓工宣队队员，人不错，基本上不干预班主任的教学工作，指导我们劳动时，也身先士卒。
不到三年的中学生活的大多数时间化在学工、学农、学军上了。偶尔上过几周文化课，英语记得就学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句话，数学课刚学了负数正数和二元一次方程，就因为上面要搞大批判而终止，让热心复课的班主任毕老师也无可奈何。好在文科可以自学，我通过看书看报出黑板报，学会了抄袭背诵美丽的文句。记得报名上山下乡写的一份决心书，充满慷慨激昂的豪情壮语，请一“牛鬼蛇神”用隶书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上，在其突然失踪一个星期前总是观者如流，让我好不得意。十年后，毕老师告诉我，这份大字报还保存在一个老师手里，他之所以当年要揭下这份决心书，首先是可以把它当字帖练字，其次才是欣赏我写的文章。此外，还学习了小提琴，杀鸡杀狗乱拉一气，后来在文艺宣传活动中也能滥竽充数伴奏一番。
（三）1970——1977在黑龙江农村七年的学习活动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上海对68届高中、初中和69届初中毕业生分配采取了“一片红”的政策，离开大城市，全部下放到农村去。我班的一位女红卫兵排长就在1969年10月和下放的父亲去了黑龙江插队。
1970年4月，刚满16岁的我去黑龙江呼玛插队时，行李中最重的一个木板箱里装满了我的主要藏书。到生产队不久，我逐渐发现许多知青都和我一样带了许多书，除了马恩列斯毛选集、鲁迅选集和单行本、各种革命回忆录和领袖传记外，有些是我过去听到过却没有看到的书，不少已经被批判的禁书和一些文革前供中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书籍在熟悉的朋友中半公开地传阅。
政治纪实类有锡兰（现为斯里兰卡）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唐人的《金陵春梦》等。
外国文学类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陀思妥夫斯基的《罪与罚》，赫尔岑的《谁之罪》，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和《叶普根尼·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父与子》，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和《双城记》，勃朗特的《简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及载有《羊脂球》在内的中短篇小说集，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但丁的《神曲》，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和《海狼》，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和《汤姆·索亚历险记》，德莱赛的《嘉丽妹妹》，伏尼契的《牛虻》等，还有《福尔摩斯侦探集》及瞿秋白编辑的《海上述林》。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1972和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还有《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革命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类有四大古典《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和《唐诗三百首》，现代作家的《家·春·秋》、《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苦菜花》、《小城春秋》等。当然还有浩然的《艳阳天》、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和工农兵写作小组粗制滥造的《牛田洋》等。
历史哲学类的有《论语》和《孟子》，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册）、艾思奇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等。
因为书少而想看的人又多，只好按朋友的先亲后疏、宿舍的先近后远原则，大家挨个排队交换看了。我的竖排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在生产队里也算是稀有的好书，这样我便有了和别人交换或者优先阅读其它好书的资本。
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里因为有200多个上海知青，人多势众，我们干活绝不比当地老乡差，生产队还得靠我们这批知青去倒大木修路搞副业增加收入，所以当地干部也就不管我们的思想动态了，更不会来干涉我们在收工以后看什么禁书了。
林彪事件发生后，由于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教育整顿工作，国内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西方、苏联的政治哲学图书和文艺小说，还印了一些古典小说和历史地理书籍。经知青领导同意，我在生产队领了200元钱，准备在队里办个图书馆。回上海探亲时，我拿着有黑龙江省公安局大印的边境居民通行证，自然以省公安人员的面目混进了福州路上的供县团级以上干部购买的内部书店，说忘了带介绍信，书店的一个姓洪的负责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了一句我儿子也在黑龙江插队，同意让我陆续选了200多元的好书，如《阿登纳、戴高乐论中国》、《尼克松传》、《纳赛尔传》、《多雪的冬天》、《人世间》、《你到底要干什么？》、《落角》、《摘译》等。此外还买了几套公开出版的数理化复习参考书。我和朋友把书背到了队里，放到知青食堂中新做的书柜中，加上大家捐献的一部分个人藏书，一个有数百册书的图书馆就建成了。不仅有利于知青的读书生活，连当地青年也受到感染纷纷前来借书。
在上海探亲时，一些单位的图书馆也悄悄地对内开放了，那些世界古典名著开始在熟悉的人之间流传和交换阅读，有时一本书只能在一家停留一天。一天我得知解放前出版的《基督山恩仇记》（现在的翻译本改称《基督山伯爵》）一套四册即将流通到表哥朋友家，于是连续四天晚上都乘1角5分的公共汽车去表哥家住，每天晚上11点住在他家隔壁的朋友就把一册盖有上海市教育局图书资料室藏书大印的《基督山恩仇记》送来让我看（表哥已经看过）、另一本世界名著给表哥看（因为他看的《基督山恩仇记》是从我表哥介绍的朋友那里借来的）。我到早上2、3点时就能看完一册《基督山恩仇记》，再接着看表哥看完的那本名著，早上7点半那朋友准时来取书还给某人，再从某人那里取书自己先看，晚上11点送给我们看。我则早上8点步行一个多小时回家睡觉。短短四个晚上，我看了五本八册世界名著，可谓收获之大。
有年回生产队时，在塔河因下雨公路好几天无法通车，客栈里挤满了人，白天大家围在一起喝酒聊天，晚上我们都要去问从塔河开往县里的唯一一辆公共客车的年轻漂亮女售票员第二天能否开车，是否能买上票。由于白天那女孩听过我讲的故事，已经互相认识，所以她笑着对我说，你把《基督山》从头到底给我讲一遍，我保证你有票坐车还不要花钱。从那天晚上开始，我给她连续讲了两晚上的《基督山恩仇记》、福尔摩斯侦探及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的故事，周围也聚了不少人，大家和她又给我递烟又给我倒茶，让我好不得意。等到天晴卖票开车时，我递上到呼玛县的6元票钱，她瞪了我一眼，把5元钱还给我，顺手给了我一张一元写着3号座的票，大声地说你到九十四林场就可以下车了，我马上心领神会。车开后，坐在我身边的她对我说：你咋不信我说的话哩，买啥子票，我们这疙瘩的人就会喝酒，你们上海知青懂得真多，我就爱听你讲故事，下次你坐客车一定来找我。
伴随读书兴趣的增长，我们队里知青学习的风气也越来越浓。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早就开始自发地在每天晚上学习数理化外语等知识，加上进入了生产队领导班子的知青也是个读书迷，组织了不少读书活动，学习似乎成了我们知青除劳动外最重要的生活。
看书提高了我们的修养，陶冶了我们的性情。记得在好像是李锐编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说毛泽东青年时代为了锻炼自己专心读书的能力，每天捧了本书到长沙城门菜市场去读，还有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名言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既然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那么必须接受上天给你的磨难，天命不可违，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幸福生活，于是也自觉地开始磨练自己。到如今，我既能在任何嘈杂和复杂的环境下静心学习，也能够不懈地努力学习，不会沮丧也不会停止。
我们学习并不完全为了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回上海读书那当然是所有知青的梦想（八年中地县给我队的铁路、林场、工矿招工指标因为没人报名几乎年年作废，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大家还抱着回上海的希望）。从1972年开始，每年我队都有2至3人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回上海上大学和去地区中专学习，除了他们家庭出身能通过上面的政审，主要还是靠他们平时确实能吃苦、劳动出色、能够得到队里大多数知青和老乡的推荐。可每年只有两个名额，虽然谈不上算谦让，很多人有自知之明连名都不报，竞争并不激烈，尽量让能够通过政治审查的人先走。杯水车薪，何必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伤了朋友的感情。我们学习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充实自己，从书中吸取精神食粮，使自己能够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中有坚强的毅力和丰富的乐趣。那时我们大家白天干活都很卖力和辛苦，乃至一天有个劳动非常出色的女知青说出了她的心里话，“下辈子我就想变成一头猪，这天下的人和动物只有猪能够每天吃吃喝喝，睡大觉不要干活”。但到了晚上，几乎每个宿舍都亮起了几盏用拖拉机柴油点的油灯，大家各自看书学习（有时也会黑灯瞎火地在炕上听一个人讲从父亲藏书中偷看到的《金瓶梅》等“黄色故事”），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乎乎的。一些知青朋友还自发地组织起学习小组办政治夜校，结合马恩列斯毛著作还有各种通过非正常渠道流传过来的内幕消息，讨论各种社会现象和学习中的疑难。二十多年后，有知青调侃地说，我们当时讨论的经常是政治局级的政治问题。
读书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我们的理论水平。特别是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真相。如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喜欢和指定的接班人，列宁和斯大林有矛盾，在遗嘱里批评了斯大林，建议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在1930年代重用了不少坏人，镇压和冤枉了不少好人。可是《联共布党史》里根本没有涉及这些事，反而事事为斯大林涂脂抹粉，歌功颂德。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是否也会有这种不真实的现象？
读书促使我们深思而不盲从，同时也促使我们试图用书本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在1975年，我们知青引经据典，和县工作队进行了一周激烈的辩论和策略的协商，最后竟然废除了大寨式评工分，明确实施以责任制为基础的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制，还破天荒地民主选举了队委会，使生产队的工分值1工（10工分）从1969年6角到1975年底升到2元1角。这都得益于从读书得到的马列主义理论不仅能吓唬住当地的干部，使他们理屈词穷无法束缚干扰，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赢得了老乡的支持，才能促使体制变革获得实效，。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提出学校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指示下，国务院转发的关于全国高等院校1973年度招生工作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大学中专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要进行文化考查，“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政审条件也有所放宽，只要自己报名、群众推荐就可以去参加文化考试。我也得到了参加考试的机会，7月20日考数学、语文，21日考政治、理化，每场考试90分钟。从考场出来，除理化外，自我感觉还可以。
但我们不清楚，就在大家拿到准考证的7月19日那天，《辽宁日报》已经发表了一篇“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报道。辽宁省有个与我们一样、也把上大学作为“自幼理想”的回乡知青张铁生，他在理化考卷后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的反感，认为“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垄断了”，“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交了白卷。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该事后，删去了信中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等恳求语，马上指示要公开发表，利用其作为反击周恩来领导的教育整顿的重磅炮弹。当我从电台广播里听到8月10日的《人民日报》转载的有关张铁生的报道后，就知道这个反潮流的白卷英雄的出人头地会剥夺包括我在内许多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上学读书的希望。以后我们队许多人在推荐上大学时并不报名，既然给推荐到县里也会被刷下来，何必要浪费这宝贵名额，还不如让更有希望的人去争取一下。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学习，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似乎支撑了我们要读书的梦想。
我那时因为年龄小，下乡没多久就被队长照顾去养猪，一干就是六年。期间由于不怕苦不怕累，曾经把猪养得比老乡家的猪还白白胖胖，一度被生产队送到黑龙江双城学习骟猪及兽医技术、送到公社学习做发酵饲料。夏天早上和下午放猪时，都带上红灯牌九管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和书籍，为防备对岸苏联边防军的越境绑架，有时还背上一把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护身。我让我养的狗看着猪不让它们祸害庄稼，自己铺块塑料布垫张狍皮，坐在地头和泡子（东北人对村子中的小河小湖的俗称）边看书听广播学英语，优哉乐哉。有时也会象高玉宝那样，在空旷的庄稼地和山林江边，大喊几声，我要读书，我要上学。1975年，我回上海的时候，自费到上海农业科学院进修一月，跟着一个姓樊的右派老兽医学习，除了动物生理学等兽医知识外，他还教我学了些化学和物理知识。樊医生虽然身处逆境，仍诲人不倦，可惜我后来考上大学后，因他平反后搬家失去了联系。
九、我要读书（下）——为考试而学习的一年
1977年10月——1978年9月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末，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废除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恢复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的高考。教育部文件规定，“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可惜因为刚回上海，只有小学毕业文化水平的我来不及复习，所以没有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那年，全国有570万人参加考试，最初只录取了3.7%，21.1万人，后又扩招6.2万人。
我队有两名知青在当地考上了大学，还有4名已经转到其它地方插队工作的知青也考取了大学。但当时阶级斗争的遗毒还没有清除，各种限制也多，一些成绩很好家庭出身不好的老知青被告知不能进重点大学，要他们去地方中专。我县一个出身资本家的老知青考分名列地区前茅，他年龄已快三十，又和一上海女知青结婚生子，在当地盖了房子养了鸡和猪。接县招生办电话告知自己的考分后，觉得回上海已成定局，杀掉肥猪请客喝酒，把老婆孩子送回上海，把房子折价预卖给了老乡，把鸡和其它家具生活用品都送给了还留在队里的知青，家里就剩下炕头上的一套被褥和他的藏书。但是两周后，县招生办却告诉他由于政审不合格哪个大学都不敢录取他，地区领导同情他的遭遇，破例同意录取他进地区师专，现来征求他个人意见。去地区师专意味着要和老婆孩子长久分离，留在队里以后再考意味着从头再来，总不能把送给别人的东西全部讨回来，更何况拒绝去地区中专，按照当时规定，考生不服从国家调配，三年内没有高考资格。这位老知青经过痛苦的抉择，决定放弃地区领导的照顾和读中专的机会，办了病退手续回上海。
我在上海复习了半年多。尽管我喜欢理科，但对我这个1966年的小学毕业生来讲，完全没有物理化学的功底，只好选择文科复习。请我中学的班主任帮我复习地理，母亲又找了过去的同事辅导我数学和语文。那时，我最得意的是数学，再难的题化点时间几乎都能解出，实在做不出，就打电话到朋友家，共同探讨。
1978年6月，和其它五位知青坐船回黑龙江准备参加高考。途中，同舱的好友留下一纸遗书在半夜投海自杀。好友的自杀给我极大的震动，乃至十多年后我在撰写《老知青们的故事》过程中回想起自杀了的阿安时依然泪流满面。但当时我心理却意外地坚强起来，可以说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读书。我确信无论遇到何等痛苦困难严峻的现实，只有鼓起生的勇气，才会有出路。牛虻、保尔，那些书中的不屈不挠的英雄在这关键的时候激励着我去奋斗。
1978年高考为全国命题。6月18日，黑龙江先有一场初试，考语文、政治和历史，我的成绩是65、72、78分，但总分并非出类拔萃。得知正式考试时可以加试外语作为录取时的参考分，我不听大家的规劝，自认为语文和数学是我的强项，不需要反复复习，地理、历史和政治也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考前再背一次就可以了，决心突击复习英语，加大录取的可能性。借着过去在地里放猪时学的英语底子，整整两个星期，每天十六个小时，把一本7角钱的上海英语高考复习参考书和一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中级英语教材中的句型和单词背了两遍后，才重新开始复习其它科目。
在填写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专业志愿时，我选择的大学专业几乎都是教育学，重点院校第一志愿是上海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文革中和上海师范大学合并。）教育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非重点院校第一志愿是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当时我选教育学专业完全是“投机取巧”和有自知之明，并非是我热爱教育事业。首先是考虑到因为大家不了解教育学专业、报考这个专业的人少，我容易被录取。其次是考虑到老三届们的雄厚实力，如果选中文、历史专业，一进大学，我赤脚狂奔也赶不上他们，而教育专业对大家都是陌生的学科，我笨鸟先飞，努力一下，至少并驾齐驱没有问题。
1978年7月20日早上8点，我和许多知青在呼玛县一中第2考场参加了考试。当天考的是政治和历史，出来后感觉及格没有问题。谁知第二天21日早上考数学时出了岔，感觉上非常容易的题却怎么也背不出公式，出来后自知已经不及格了，和其他考生对了一下题，估计只能拿30多分，这才体会到基础太差和固执己见复习英语的失策。硬着头皮不去想走麦城的失利，鼓足精神考好了下午的地理。第三天22日早上考语文时，由于对语法不甚了解，又丢了不少分。下午考的是英语，因为只计参考分，卷子发下来后，考场上走掉了一大半，半个小时后，就剩我一个考生和两名监考。我脑子也是一片空白，老师破例同意我抽烟，还给我倒了杯白开水。虽然到了大学后才搞清楚英语动词四种形态的含义，幸好考试时对句型还熟悉，选择题瞎猫逮耗子，ABCD随机勾一个算一个，造句时知道句型但单词记不起来也来个土洋结合，如中译英“我们县今年建了拖拉机站”，我就写“Our county set up a TUOLAJI station this year”。三分的题我句型对了，你至少给我两分吧，把卷子涂得乱七八糟，接连换了几张考卷。结束前半小时，监考老师又给了份空白卷，让我把选择题和中译英重新誊写了一遍。由于我不是考英语专业，所以不需要参加英语口试初试。
高考结束后，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队长念我多年来养猪辛苦没挣多少工分，破例让我去抬坯子和砖，装窑卸窑。当时在我们知青的策划下，已经实现了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早上起早干三个半小时，下午四点后再干三个小时，努力一下，一人一天可以拿到25分，大概有5元人民币。虽然活很重，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收入却相当可观；特别是白天可以休息看书，非常自由。在高考中结识的不少外队的知青听我们吹嘘察哈彦风景如何如何秀丽，迎门砬子如何如何美丽，也成帮结队来此游玩。
8月24日早上8点多，大雾刚刚消去，我正在砖窑休息，忽然看见老乡刘会计朝我们奔来，不停地喊着刘琪刘琪，你第一个考取大学了。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数学几乎是一败涂地，哪能会是我第一个拿到通知呢？刘会计跑到我面前，大声地告诉我，你怎么还在干活，刚才公社接到县里电话，让你马上乘船到县招生办领通知参加英语口试，全县就你一个人有通知，恭喜你，你肯定考上大学了，快回去换衣服，小船马上就下来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考试还没有结束，但我上大学读书已经见到曙光了。这时已经能够听到下行去县里的小客船在村子上游8里远的黑龙江上鸣笛，估计还有15分钟就能到达察哈彦码头。我一面让一起干活的伙伴去码头截船，让船等我；一面飞快地奔回山上宿舍，拿了一套比较干净的旧军装、内衣内裤和一双凉鞋，找出英语课本和字典以及出门必备的边境居民通行证，搜出所有的人民币11元5角8分，心想在县里考试这点钱也够了。2分钟之内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绿色军用书包里，我就向码头奔去。路过一个知青宿舍门口，看见他们正在晒衣物时，忽然想起没有带干净的袜子，不能光脚参加口试，于是打了个招呼，顺手牵羊，把他们晾在绳子上的一双袜子塞到我的书包里去了。
小客轮大概在码头上等得不耐烦了，不时拉着汽笛好象在催我快跑。我带着满脸的砖窑红尘土，穿着破烂的劳动服刚踏上甲板，船员就拉上跳板开船了。岸上的知青伙伴大声喊着，快去洗洗，别那么埋汰让考官笑话，祝你成功。
上船后，我向船员借了个带长绳子的小水桶，站在船舷边打上一桶水，就跑到后舷的厕所从头浇到脚，抹上肥皂使劲檫洗了两三遍，浇了七八桶水，全身上下才换上干净的衣裤。我把脏衣裤和破球鞋等卷成一捆扔进黑龙江，心想再不会需要这破衣服破鞋子破袜子了。看着它慢慢地沉下，周围还有几圈漂浮着红砖尘土的涟漪。虽然没有象范进中举那样疯疯癫癫，但依然兴奋不已。早被冰凉的江水冲洗清醒的脑海里不停地回荡着这样一种声音，我要读书了，我要进大学读书了。
下午一点多，小客轮到达呼玛县城，下船后我马上赶到了县革命委员会大院找招生办，他们还没有上班。看门的人说，招办林主任（光杆司令）下午来不来没个准，把我等得心急火燎。两点三刻时，一个满身酒气的东北大汉慢悠悠地用钥匙打开了招生办的门。我赶紧冲进去，先递上一枝上海的凤凰烟，然后表明我的身份。林主任抽了一口烟，慢吞吞地说，赶上小客轮了吧，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呀。原来林主任昨天傍晚把让我参加英语口试的通知交给往上走的大客轮，以为晚上12点多就可以送到我们队通知我了，我再坐今天上午的小客轮下来就赶趟。今天上午8点多，林主任上班时，看见浓雾还没有消失干净，心里打了个咯楞，大客轮会不会因雾大水浅航行有危险在黑龙江里停船抛锚呢？他赶紧给我们公社革委会王主任打了个电话询问大船是否到了察哈彦，王主任告诉林主任大客轮不知停在什么地方，连公社都还没有到。林主任便马上让公社打电话给我们生产队，通知我赶紧坐船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这二十分钟几乎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亏得林主任工作负责，早上及时给公社打电话询问，公社又及时用手摇电话通知生产队，又亏得刘会计今天早上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要到大队部算帐，一进门就接到了这个电话马上奔到砖窑通知我，才让我赶上了船准时来到县里。一旦晚了这二十分钟，我搭不上小客轮，就要走70里山路才能到公社，到了公社如果没有车，还要走50里才能到三间房大队边上公路，就算每小时平均能走8里地，120里就要化15小时，至少要走到半夜，而半夜里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
我最初对林主任酒气熏天那么晚上班还有几分不满，现在则是真心实意地双手抱拳连声向林主任表示感谢。但接下来林主任告诉我的消息却让我感到危机四伏，前途不明。和去年外语口语初试和复试都由县外办翻译在县里主考不同，今年由于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成绩都很差，所以不管报考什么专业、凡外语成绩在30分以上的考生都要参加口语复试，大兴安岭地区外语口试复试统一于8月28日在位于地区中心点的林海县进行。我英语仅考了50分，居然还是全县第一，全地区第二！？。
但我十分担忧，一是我绝对缺乏语言天才，不象有些朋友连江青、华国锋等说话的口气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我虽然自学了英语，把一本北京外语大学一年级的课本都看完了，但我的发音只要被教大学英语口语的母亲听到，都要被痛骂一通不停地纠正，乃至弄得脑子发涨非常害怕开口读英语；一旦参加口试，肯定不及格。二是口试成绩不及格说不定会影响我被大学录取，得不偿失吃大亏（但我绝对不会逃避，肯定要拼搏一下）。三是县里没有什么熟人，客车票可能还不太好买。四是路那么远，先要买6元的票乘整整10小时跑600公里的公共客车到塔河，再化6元乘4小时的火车才能到林海，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的钱，这是最大最重要的问题。
从县大院走出来时，看见一辆拉木头的林场解放牌卡车驶过，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原先在我队供销社工作的大刘现在不是在县林业局当会计吗？虽然和他并不熟，但好歹都算是在察哈彦混过，两千年前还说不定是一家呢。他是本地人，脑子挺灵活，路子也粗，找他帮忙搭个便车到塔河省下6元，再找塔河的朋友借10元钱帮忙回来搭便车，就能参加考试并回到队里了。
大刘听说我要去参加考试，马上表示祝贺，打电话四处找人问明天是否有卡车去塔河。但因为县南森林火灾，全县所有的卡车都被调去打火了，所以明天不可能搭到便车。于是大刘又给县客运站打了电话，托人订了后天的票，他告诉我，我来回塔河的票钱他来付，我回来时把票给他就行，他以后出差再搭便车这12元钱就能报销了，并嘱咐我晚上到他家吃饭，再让他老婆拿点钱给我。
26日，我带着大刘借给我的20元和他老婆给我准备的干粮坐上去塔河的客车。车开后，坐在最后一排的我拿出英语课本复习起来，大概不知不觉地读出了声音，前面几排人不时回头看着我摇头晃脑的样子发笑。有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或许是实在无法忍受我发出的噪音，走到我面前问我：“你大概就是到林海去参加英语口试的察哈彦青年刘琪了？”，我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那人笑着对我说：“我也是去林海参加外语口试的。”我摇摇头说不可能，因为林主任告诉我全县就我一个人有资格参加外语复试。但那人接下来的回答却让我喜出望外，“我是县一中的俄语教师，姓叶，地区让我做这次俄语口试的副主考”。
叶老师和人换了座位，坐在我边上和我聊了好几个小时，耐心地听我自吹自擂和倾吐苦衷。我平时是如何如何抓紧时间在地里放猪时学习英语，如何迫切想去大学读书，以及我对自己那糟糕透顶的英语发音在考场上负效应的担心。叶老师劝我不要着急，他乘今天傍晚的火车提前到林海，会向英语主考介绍我情况，让我明天下午到达考场后马上和他联系。
我没有和叶老师同行去林海，却借宿在塔河火车站附近朋友的宿舍里，一来可以节约在林海住宿多住一晚的5元钱，二来还可以和朋友聊天。晚上，塔河的朋友先带我去他的办公室，让我和上海的妈妈通了电话。妈妈听说我要去参加英语口试，也十分惊讶和担心，她只能告诉我考试时不要紧张，给老师一个胸有成竹的好印象，尽量不要说中文等等。塔河的朋友为了祝我考试顺利，打开了一瓶珍藏的茅台酒，第一回闻到的茅台酒的香味令我终身难忘。
27日下午5点多，我到达林海县革命委员会招待所，按服务员的指点，找到了正在食堂吃饭的叶老师。叶老师把我拉到主考老师一桌，要我和他们一起喝酒吃饭，并把我介绍给对过一位近60岁脸色憔悴花白头发的顾老师，他就是明天的英语主考。
在闲聊中，我知道顾老师是1940年代西南联大英语系的毕业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黑龙江一个县城中学教书，后来摘帽。这次因为全省参加英语口试复试考生很多，而大兴安岭地区俄语老师虽多但好的英语口语老师奇缺，所以便被省招办派到我地区来当英语主考。我倾吐了十年文革和八年下乡让我读不成书的苦衷后，希望他能体会到一个几乎不听广播、没有老师、完全靠自学的英语考生发音的困难。我见顾老师和我有同感，也在抱怨二十年来人生的不顺，便告诉了他一个让他兴奋的消息。由于我也有解放前参加地下党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亲戚，所以我对右派的问题十分关注。据我从一些北京高干子弟中得来的非常可靠的内部消息，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中央可能会对1957年反右运动重新评价，给右派平反，至少恢复原工资和级别。顾老师听了这个有板有眼的小道新闻，给我和叶老师杯里斟满了白酒，然后站起来说：“为了我们大家和国家的幸福，干杯！”。
比我先到的考生见顾老师和我这么熟悉，等我回房间后，马上都聚了过来，问我和顾老师是什么关系。他们不相信我只是一个小时前才认识顾老师的，追问我有什么办法能让顾老师那么兴奋说那么多话？顾老师是否向我透露过考题的内容？因为他们这两天向顾老师打听考题都没有结果。于是他们又拖着我去一起去顾老师的房间聊天。
说句实话，我在和顾老师的个别交谈中丝毫没有去探听过明天的考试内容，不是我不想问，而是怕我的提问给顾老师带来尴尬，打破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种无年龄身份差别的感情上的和谐。更何况他也不可能知道考题，就是知道了也决不会透露给考生的。这就是他们那一代教师的品格。但是别人能够理解吗？
在顾老师房间里，我知道我明天被安排在最后第二个考，时间在11点左右。我估计赶不上11点15分去塔河的火车，便提出我路最远，是否能让我早点考，然后赶上火车当天回到塔河。在场的地区招生办的负责人查阅了考生名单后，情况属实，当即决定把我安排在早上8点30分第一个考。
晚上在房间里，我和大兴安岭英语考试第一名70多分的周某交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又修改背诵我自己写的英语个人简历到清晨3点。
1978年8月28日早上8点半，我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机会在前，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一搏，成败在此一举。我先大声地说：“Good morning teachers”，用英语向大家问好，然后面对考官们鞠了一躬。这才看清大桌子靠窗那一边坐着主考顾老师和两个副主考，两头各坐了一个女记录员。主考让我面对着他坐下，副主考用中文问我的姓名，我说，“May I speak in English？”，问他是否要用英语来回答。他说用中文回答就行，随后他又问我下乡几年了，在哪里插队。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呼吸也平静了不少。突然一个副主考用英语问：“How old are you?”，我马上用英语回答了他。这时主考告诉我，我们要正式开始考试了，考试分口语问答、发音、阅读理解、翻译四部分。乖乖，那么多呀，这不要把我考懵了。
神差鬼使，我突然心血来潮，先下手为强，用“刘式”发音的流畅英语背诵起我的简历来。大意是我是一个下乡八年的上海知青，在农村我自学了英语，我是在麦地和草甸子和黑龙江边学的英语，尽管我的发音very very poor，但我喜欢学习，我要读书等等。虽然我从考官们的眼神里看出他们可能没有全听懂我的英语在讲些什么，但我坚信他们知道我行云如水般的大段叙述用的都是英语单词而不是俄语或者是中国的任何一种地方土语。
我一口气讲了两分钟，顾老师及时打断了我，微笑地对我说，你英语不是挺不错的吗。两个副主考也给我打气，不要紧张，考试挺简单，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顾老师打开封好的考卷袋，随意挑出一张，开始了发问。简单的疑问句，我尽量用yes或者no来回答或者复述。副主考后来问了些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之类的疑问句我也对答如流，看到考官们不断点头微笑，我的自信心越来越高。顾老师突然又问我：“Where and when you were born?”，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急中生智想起了母亲教我的一句话：“I beg you patten”，意思请他再说一遍，顾老师还没有复述完，我忽然领悟到好象是在问我出生日期，于是我用英语回答“I was born on Febery 1954 in Shanghai ,I am 24 years old，（我1954年2月出生在上海，今年24岁）”。我看到副主考们和顾老师都点了下头互相交换了眼色，我知道我全蒙对了。
接下来让我跟着顾老师的发音念英语单词，我自知没有语言天才，发音惨不忍听，低着头大声跟读熬过了这关，自我评估及格没问题。
第三个考试项目是让我自己随便在一堆考卷中选一张，在两分钟内看完，然后不看卷子回答问题复述内容。上天似乎在眷顾我，我抽到的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工厂的介绍，内容恰好接近我看过的一本大学教材中的一篇课文，过去背过。所以我明快的回答和准确无误的复述让考官们不停地点头。
第四项的英译中、中译英的简单造句更让我超常发挥。什么“我哥哥是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之类的翻译，我不等考官用中文讲完就回答脱口而出。顾老师高兴地用他那纯正的美式英语告诉我：“You are excellent”，副主考也用中文告诉我，考得不错，你肯定能上大学读书了。
出考场之前，我向全体考官说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衷心地感谢他们帮助我圆了读书的梦。
回到塔河的第二天，叶老师也从林海回来了。叶老师告诉我，我的口语问答成绩为优，发音成绩为良，阅读理解成绩为优，翻译成绩为优，总评成绩为优。这时我通过与县招生办的电话联系已经知道我的考分了，在我们生产队名列第三。数学32分，语文63分，政治73分，历史82分，地理88分，总分为338分，离全国重点大学340分的录取线差2分，此外还有50分的外语笔试参考成绩和优秀的口试参考成绩。叶老师分析，我可能会被黑龙江大学外语系录取。
于是我赶紧回队整理行装，找木头打箱子架，弄了六块厚床板准备以后结婚打家具，用方子钉了一副大床架，涂了些猪血红粉（因为没有油漆过的床架，即使有搬家证明，铁路部门也不让托运床板）。我把自己喜欢的书籍，以及东北冬天要用的棉衣裤、绿色军大衣以及黑色棉大头鞋等生活用品，装了三个箱子；然后和一些办了病退的知青一起把行李送到塔河，准备在拿到录取通知后再办理托运。9月24日在我离开塔河准备回队时，从电话里得知我队考378分的小侯已经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其他队里也有人收到了入学通知，但全县考分最高的新街基大队的小沈也还没有拿到通知。我仔细想了想，大学肯定能上，不过可能还要在黑龙江呆下去，这也没什么要紧，能够上大学读书已经让我满足了，心理十分平衡。
搭卡车回到县城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看见金山大队考取上海同济大学的小童和他女朋友，满脸洋溢着幸福，手牵着手在县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我上去用手指捅了他一下腰，“恭喜你考取大学，酒饭免了，请客看电影吧！”。小童回头见是我，抱拳做了个恭喜的表示，“同喜同喜，我请你看电影没问题，但你考取上海师大要请我喝酒，我刚才拿通知时已经知道你被录取了，还是我们县里第一名呢”。又是第一名？我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等好事，怀疑他在开国际玩笑。小童一本正经地说，“向毛主席保证，千真万确，不信你到县招办去看吧”。我赶紧拉着他跑到对面的县招办，林主任告诉我，我肯定被上海师大录取了。他上午打电话给省招办一个熟人，抄到了我县所有考取重点大学人员的名单，虽然不是正式文件，但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内容绝对真实。我一看名单开头，“刘琪，上海师范大学；沈X，上海师范大学……”，这才明白小童讲的第一名的含义。但是我发现，除考上海师大的我和沈X外，其他名单上的人都拿到了入学通知，而一个比我考分高17分(不算英语)的朋友却榜上无名，怀疑这份名单的正式性和真实性。我一说，林主任也觉得不太对劲是有遗漏，仔细分析下来可能是只抄了考取上海各大学的上海知青名单，没有抄北京和东北各大学录取的我县考生名单。我和沈X的通知未到，或许是上海师大录取通知书发的晚。
由于担心录取通知书送到县邮电局后，还要转到公社邮电所，一旦误了班船，半个月后才能到达我们生产队。我特地找了在县邮电局工作的上海知青小张，让他每天关心一下邮局到的挂号信登记表，一旦发现有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马上告诉我们，我每天晚上七点整在大队部等他的电话。
回到队里，将回上海不再需要的生活用品分给老乡，我还把一些高考复习书籍资料送给了住在我们宿舍隔壁的一个经常来向我求教和借书的当地高中生，我想他可能会成为察哈彦生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当地青年。可惜他在1979年即将参加高考前，由于同学随意敲打一颗在反修军事演习中留在泥土里迫击炮哑弹，成为大爆炸造成的十多名遇难者中的一员，让大家痛惜不已。
在队里等了两天，一些朋友已经收到了东北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而我和沈X的通知却还没有到，真让人心急火燎。到晚上，我都懒得到山下的大队部等电话了。9月27日下午5点多，一个朋友跑上山来告诉我，小张来电话了，录取我和沈X的上海师大通知已经在县邮局了，让我过一会到大队部接电话。
（1）1977年在队知青合影。（2）1978年9月27日，离队前最后一次合影。
小张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他送信回来，看到挂号信登记表上有我和沈X的名字，但是邮件已经封入明天准备送到我们公社邮电所的大邮袋里了。他赶紧骑摩托车把已经回家了的管理人员带回邮电局，两人一起打开已经用火漆封好的邮袋，他自作主张地拆了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上面规定我们必须在9月30日之前到学校报到，看来要等我们乘船出来拿了录取通知书办手续肯定来不及了，问我如何处理。
第二天早上，我与沈X以及公社、县的领导通了电话，最后县和公社领导破例决定，派公社吉普车送沈X到县里拿通知转组织关系，再回到公社办我们两人的户口迁移手续，我要上缴的边境居民通行证等我乘船路过公社时交给等候的民警。由于过去有个知青办户口迁移时没缴出边境居民通行证，他又从内地回来越江到苏联当了特务，他被我方逮捕后交代多次进出边境为苏联克格勃收集传递情报靠的就是这只有一年期限的通行证。所以上级规定不先缴边境居民通行证，谁也不能办户口迁移。
9月28日晚上，队里磨房的发电机坏了没有发电，我还没有彻底收拾完行李。7点多时，小客轮已经提前3小时到了察哈彦码头。在朋友和老乡的催促下，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生活了八年的宿舍，门也不用再锁了，不会再有知青去住了，花名册上的200多个知青现在只剩下5个考大学和2个在办病退的人在队里，而且马上都要离开这里了。天特别的黑，在小客轮探照灯的光束下，可以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人头一片，好象队里的老乡们都出来为我和小侯两人——兽医和人医——送行，祝贺我们去大学读书。面对老乡的热情欢送，我们不停地挥手告别，并许诺以后一定会回来看大家的。
由于10月1日是国庆节，托运行李在10月2日才办完。10月3日，在塔河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我们和沈X等碰头了。当火车开动时，我拿到了日思夜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才确确实实地感到上大学读书不是梦。
由于在县里出发前，已经给校方发了“因路阻不能按时报到”的加急电报，所以我们一行也安心地在路上耽搁了几天，游玩了北戴河和北京等地。虽然上上下下都换了新衣服，同行的一个朋友在投宿在北京某位副部长家时，还是被细心的部长夫人发现床上有虱子。我是直到10月11日才回到上海，结果还引出了一场风波。上海某重点大学在录取我们一行中某个朋友时，发现他的体检报告中记载肺部有生过结核的结节阴影。招生人员犹豫再三，破例录取了他。但因为朋友和我们一样，请了假没能及时报到，校方就怀疑他可能病得走不动路还拍电报骗人，责怪招生人员把关不严，并做了10月15日前不来报到体检就取消入学资格的通报决定，弄得沸沸扬扬，连我的邻居都知道。
当我穿着一件蓝色涤卡中山装第一次走进大学教室时，一位从黑龙江军垦农场考回来的同学轻轻地对另一位从黑龙江国营农场考回来的同学说：“看，又来一个黑龙江农民！”。
1978年，全国有610万人参加高考，最初只录取了其中的4.8%，29.3万多人，后来又扩招10.7045万人。我是因为参加了英语口语复试，成绩优秀，所以招生人员根据有关规定，把英语笔试的50分参考分计入了总分，才侥幸进了上海的大学。那年我24岁，全班42人，我年龄还排在第30位。但班上其他人要么是拿国家工资的工人、农场职工，要么是中小学教师，要么是应届毕业生。只有我一个还算是在地里干活养猪、挣工分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也为此而自豪。
余论：
从1960年读小学开始，到1978年考取大学，我这18年的学习生活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受到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其余三分之二也就是12年基本上是靠自学。我的自学能力和学习习惯的形成取决于以下四个条件：
（一）校外辅导的影响大于小学的正规教育
应该说市少年宫图书馆这段生活经验培养了我经久不断的读书兴趣。图书馆的辅导员经常引导我们去查找相关的书籍和听讲座来解决知识上的困惑，不时开出一个系列的读书计划让我们去完成，使我们受益非浅，我当时的几个读者朋友后来都有了大学以上的学历，6年的小学教育对自学能力的影响不大。
（二）周围学习风气的熏陶和互相帮助
从小学到中学特别是插队，我周围都有一批喜欢读书的朋友，你如果不去看书去思考，没有共同的话语和话题，就无法融入这群朋友中，大家互相交流讨论，无疑是一种促进学习的动力。同时周围的许多朋友都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对未来抱有希望，即使在极其艰苦的劳动环境下，也能挖掘生活的乐趣和自然的美。
（三）知青家庭背景形成特殊环境的影响
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中203名上海知青中，除13名来自上海七宝镇和4名来自当时市郊闵行区外家庭出身不详，其余186名来自上海徐汇区的知青中，出身于工人市民家庭有79名，出身于共产党16级以上干部家庭有46名（包括解放军少将，13级以上高干）、出身于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有31名（包括文艺界导演、演员、工程师、医生、报社主要编辑）、出身于一般职员家庭有15名、出身于中小学教师家庭有7名、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有4名、出身于国民党将领家庭有4名等。
由于当时基本上是按中学集中分配到队里的，毕业于汾阳中学、五十四中学、南模中学、华光中学、淮中中学、市二中学、五十一中学、中国中学、曙光中学等的知青家庭，集中居住在以康平路、高安路为中心，辐射至余庆路、华山路、常熟路、淮海路、复兴西路、复兴中路等当时所谓的“上只角”。一半以上的知青文革前家境都比较富裕，也有一些藏书，文革中父母虽然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依然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能够及时获得各种信息。从而在我们生产队里形成了一个自学读书的氛围。
（1）在察哈彦生产队插队的203名上海知青家庭出身背景分析表 （2）曾在察哈彦插队后获得大专以上学历上海知青的家庭出身背景统计
根据1999年察哈彦插队的上海知青大聚会的粗率统计，虽然去察哈彦插队前大多数人是69届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后来203名知青中至少有40多人有大专以上学历，也就是说五分之一的人象我一样曾经受过高等教育（但其中家庭出身为工人的只有10%），有20人左右现在定居在海外和港台地区，许多人回来后尽管没有读大学，但还是努力学习，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和其它技术资格证书，所以在下岗的大潮中还能自谋出路。
毋庸讳言，这个比例在众多的知青群体中是比较高的，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对于我们这批知青获得大专以上学历没有明显的影响，尽管我们这40多名知青不是凭家庭出身走后门才获得大学以上学历的，但家庭背景所带来的经济状况稳定和信息获得的优越这些潜在的文化因素似乎比智商、遗传基因和能力对我们这批知青影响大得多，这也可以反证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并不是由学校造成的，而是与社会文化有关。
（四）、个人努力
十年文革的浩劫，摧毁了较好的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网，阶级斗争的结果，泯灭了多少青年读书的梦想。高考制度的恢复，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侥幸者和受益者。
从小学毕业程度到大学，从农村回到城市，从挣工分到拿师范生生活费，连跳三级的我不仅应该感谢上天和命运给我的机会和运气（否则无法解释那么多的巧合），更应该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好心人，感谢察哈彦生产队的学习氛围，感谢那些给我智慧和力量的书，才使我梦想成真。
一个人的人生会遇到许多艰难挫折，有些是单靠个人力量无法改变的苦涩的现实，但无论在任何时候你都需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和积极的努力，绝不能只是唉声叹气叫苦连天。否则一旦机遇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却可能又没有办法去把握它而错失良机。所以我要一直读书，这或许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吧。
十、我们队里的知青们
在黑龙江省呼玛县金山公社察哈彦插队的知青清一色来自上海。1969年10月来的第一批知青有12人，到了11月底，以徐汇区汾阳中学69届以及七宝镇中学毕业生为主的80余人坐着拖拉机和马拉爬犁涌进了村子。那是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半夜三更到达的知青们大多冻得索索发抖。有个16岁的知青两耳垂冻出了两个大血泡，好像戴了两个大耳环，让老乡们又是好笑又是心疼。 1970 年4月下旬，又有一批徐汇区五十一、五十四、南模、淮中、市二、中国、华光、曙光、虹桥等中学百余名知青浩浩荡荡来到村里，这样生产队知青花名册上的人数就增加到203人，比村子里的36户老乡总人数还要多出60多人。除汾阳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是作为试点全体下放到金山公社的，第一、第三批知青大多数是自己报名或学校分配的。
203名知青从来没有过全体都聚集在察哈彦的机会，不是这部分知青出外修路盖房子，就是那部分知青出外造水库伐大木，还有人回上海探亲了。唯一一次接近全体的盛会只有一个短暂的瞬间。1970年冬天的下午，去呼中修路的知青刚回来，去八十四林场伐木的知青马上要出发的一小时中，在队知青人数达到190多人。食堂里挤满了一屋子穿着绿棉袄的知青，我那时个子小，在人群中仿佛有天都黑了的感觉，朋友们之间打招呼的打招呼，告别的告别，耳朵里乱哄哄一片，什么也听不见。考虑到我队知青人数实在太多，在县里的安排调剂下，1970年底有50人左右自愿报名转到了县里新成立的北疆农场插队。
知青刚下农村时，当地老乡从内心来讲并不真正愿意接收我们，一个30多户一百三十来人的山村（最初还有几户林场留守职工），忽拉拉陆续涌进来三批共二百多名不会干活的上海知青， 无疑是一个重大负担。知青要吃要住要生活，挤满了所有队里闲置空房的上下铺和紧急加盖的几排宿舍不算，早上出工前因为上厕所拉屎要排队，还不时冲进老乡家的院子去霸占坑位，让他们急得有苦说不出。但安排上海知青这样大的政治任务，又不是老乡们这些小人物可以公开拒绝接受的。所以他们最初口头上是热烈欢迎，心里面可能是巴不得知青赶快离开。
当我作为第三批知青来到察哈彦时，还能感觉到当地老乡对知青的不信任和不友好。但是在这最初的对立中，我们知青也要负一部份责任。虽然毛泽东的指示讲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可我们自认为读过一些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干活也比老乡卖力，自以为是，桀骜不驯。除了在劳动技巧上认为有必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外，在政治上却搬出毛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语录，先抓反修斗争和阶级斗争，以革命战士的角色频频出击，想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建功立业。二批青年在晚上站岗巡逻时，发现某大队领导从场院鬼鬼祟祟偷拿麦子回家，当场询问，并怀疑他是潜伏特务立即加以监视，结果那人摆脱尾随跟踪，当晚就越江逃到对过老毛子的兵营里。三批女青年第一天下地干活就提高了警惕，设计埋伏，抓住了一批从地里捡麦穗带回家喂猪的老娘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甚至以反对资本主义萌芽和狭隘小农意识为由，阻止过老乡上山采木耳、下套子、打狍子，到江里捕鱼。
此外按照县里和边防部队的规定，察哈彦大队管理生产劳动的支部书记和队长是由当地老乡担任，保卫祖国边疆的武装民兵连则基本上以知青为主，连排班长由知青担任，机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等武器由知青统一保管，明显地不信任当地老乡。知青晚上挎着冲锋枪，背着自动步枪站岗放哨，自以为肩负重任，也滋长了高人一等的“革命左派”的潜意识。
(1)在边防检查站值勤的知青（这五张照片由王爱民提供）。（2）请注意检查站岗亭上的毛主席语录。
（3）在塔河至吴八老岛的战备公路上有多个边防检查站。（4）荷枪实弹。（5）机动卡车。
记得在我们公社靠近公路边的三间房大队，武装民兵排知青排长小张带着三个知青早上刚巡逻回到村子，就有一个女知青脸色通红匆匆跑过来告状，说刚才她上女厕所时，有一个外来的男人冲了进来，明明看见她蹲在茅房里，还当着她的面耍流氓小便，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小张一听就来了火气，抬头一看，远处停着一辆小客车，估计是哪个乘客憋急了尿，慌慌张张也没看清写在木板上的女厕所字样便闯了进去，但你至少应该说声对不起吧。因为当时为了防备苏修特务活动，上级给了知青武装民兵可以任意检查任何人员和车辆的特权，他马上奔到公路边放下拦车的木栏杆，等那车开过来便挥手示意停车（有一年，一辆路过检查站的林场拉木头卡车无视知青要求停车的手势，强行开了过去，知青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扫了过去，马上把那车后轮胎全打瘪。）。然后让女知青指认出那个当她面小便的男乘客，勒令他下车出示边境居民通行证。谁知那中年男子下车后拒不出示证件，面对着我们几个胸前挎着冲锋枪的知青骂骂咧咧，满口脏话，说着说着手便往裤兜里伸。曾经在和边防部队教官比武中得胜的小张反应特快，马上子弹上膛，拿枪对着那人，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你敢掏枪老子就开枪打死你”，并呼叫周围人散开，其他几个知青立即背靠背成三角型火力保护状（动作之漂亮干脆绝不亚于现在电视中的美国反恐部队），一人拿枪瞄准那男人脑袋，一人用枪监视车上旅客，一人半跪着举枪观察周围动静。那人顿时吓白了脸，一面乖乖地举起双手，一面大叫“不要开枪，不要误会”，任凭我们从他身上搜出手枪和证件等物。他自称是某县监狱监狱长，来我县出差办公事。经同车旅客证明以及和县公安局通电话确认，监狱长货真价实。监狱长临行前不好意思地对小张说，我以为是农民家的厕所，蹲着个不害臊的东北娘们，所以用不着道歉，哪知道是你们女知青宿舍的厕所，真是对不起那个女知青，刚才你们那么凶，我管犯人的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所以就下意识掏枪，想不到你们真训练有素，火力掩护位置和反应速度赶上我们警察了，以后有机会一起喝酒。
我们还干过一些自以为得计的坏事。刚到队里时知青仗着人多势众、年少气盛，在和当地青年农民的斗殴中屡战屡胜，如发现某飞扬跋扈的老乡在干活时出言不逊欺侮知青时就合伙揍他一顿，甚至故意毁坏某个我们讨厌的老乡自留地上的农作物，如用大芟刀三下五除二就把人家的土豆秧子全部斩断（其实我们不明白下面的土豆还会照长不误）。有时嘴巴实在馋了，夏天顺手就掰几根老乡自留地里的苞米回宿舍煮着吃；半夜借站岗巡逻的机会打着手电明目张胆地到队里西瓜地里偷瓜吃，敲几下认为是熟瓜，用水果刀先挖个口叼块尝尝，甜的就摘下来吃，好在还有一点羞耻之心，把西瓜皮带走扔到远处的草丛里，断然不敢留在瓜地里。老乡后来也知道，凡地里未熟和烂掉西瓜上的三角形挖洞肯定是上海知青的杰作。
某宿舍知青和附近住的林场职工发生口角，有天便在中午敞开宿舍房门，一个知青手里拿着馒头皮一点一点扔在地上，一会儿就把人家养的几只大笨鸡慢慢诱惑进宿舍，然后另一知青从窗口跳出，把门往里一推（北方的门都是朝外开的），里面的人抓住一只无处可逃笨鸡的脖子一拧，其余放生。死鸡也无法放血，就藏在炕洞里。等到半夜门窗紧闭，拿开水烫一烫拔毛，用洗脚大铝盆炖鸡，一宿舍的人三下五除二吃完，把骨头和毛全部扔在炕洞火里，不仅证据被彻底销毁，连香味臭味都不会透过窗子外洩被人发现。由于只是隔个十天半月少一只两只鸡，那个林场职工虽然心存疑芥也只好当作是被黄鼠狼或者老鹰叼走，自认倒霉。直到在某一天因为他家几只鸡不知吃了什么东西纷纷毙命和另一职工大吵起来，互相指责对方偷鸡并动起手来，把知青闹的睡不着午觉。于是知青良心发现，出门劝架，主动承认是我们在房间里下过耗子药，可能是没注意时和垃圾一起扫出了门，毒死了你的鸡，并当场拿出高于交易价的二十元钱硬让那人收下，息事宁人，让我们睡个太平觉。“偷鸡摸狗”、调皮捣蛋的坏事大多发生在刚下乡的第一年中，和老乡的关系趋于正常后，知青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不偷拿群众一针一线。
尽管我们知青中当时有许多人的父母还没有解放或者是有“历史问题”及海外关系复杂，朴实醇厚的老乡却几乎不把知青的家庭出身看成大问题，只注重知青的干活表现。老乡在理论上辩论不过知青，打架也无法占便宜。但他们毕竟在这块土地上干了许多年的活，经验丰富。从大城市下来的知青整体上最初在干活时确实暴露出许多幼稚和不足，老乡便作弄我们，看我们的笑话，获得心理上的平衡。第一个月评工分，大叔大爷们说三批知青刚来不会干活，给我们只评了四分，比当地干活最差的大嫂大婶们还要低，气得我们咬牙切齿，立誓要发愤图强。他们最初不光看不惯知青浪费粮食、趾高气扬的不良习气，嘲笑知青缺乏生活和劳动的基本常识， 拿洗脚黄铝盆和面煮汤，也抵触知青的一些卫生习惯，如一当地青年学上海知青刷牙买牙膏，他父亲就讽刺他“不学好，象牛反刍那样满口白沫，臭美”。
说句老实话，远离父母亲人，从大城市来到黑龙江边的小村子，还要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对大多数只有十六七岁的青年来讲，确实是一场严峻的人生磨练。好在在来黑龙江插队之前，大多数自愿报名来的知青已经对生活和劳动的艰苦在思想上已经有所准备。我们的吃苦耐劳和聪明才干逐步得到了老乡的认可。时间长了，我们知青和老乡的关系经过磨合和实践的检验，逐渐改善。首先是由于大批上海知青的到来，使队里接到了许多修路、伐木等副业任务，集体资金迅速增加，买了拖拉机和康拜因，又开垦了许多垧荒地，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每工从 1970 年的 6 角到 1977 年已经升到 2 元 5 角，让老乡们感觉到知青的到来不但没有降低他们的收入，反而使他们日子越来越好过。其次是知青在一些老乡的教育下，干活越来越出色和精明，已经成为劳动生产的主力军。记得有一次自报公议评工分，几个不服知青的中青年老乡提出要和知青代表“二牛对头赛”，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割得好，结果非但男知青的代表连女知青的代表都能把当地干活最好的青年老乡甩下半里地。几个干活好的男知青夏天铲地、秋天割黄豆，几里长的垅连一次腰都没有直过休息一下，冬天伐木装楞连帽子手套都不戴，让老乡佩服得五体投地。
总之，在下乡几年后，察哈彦大队的队委会、妇委会、医务室、小学、机房、畜牧场乃至出外修路、伐木搞副业等几乎都是知青在挑大梁，独当一面。而老乡们已经开始真正喜欢上海知青了， 不仅循循善诱地教我们如何干活、赶车、伐木的真本事，也悄悄地传授些偷尖耍滑的窍门，劝我们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知青干活不要太拼命，以免累坏了身体。 我们也开始融入了这块土地，或许是爱屋及鸟，甚至老乡遭到外面人的欺侮，我们知青也极其仁义地出手相助，让他们十分感动，如同真正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和朋友。乃至大家都以察哈彦人而自豪，察哈彦知青的通称取代了“上海知青”。人们一旦开始喜欢热爱自己生活的村子、城市、国家并为此感到自豪时，就会为它的发展出谋划策和努力奉献。二十多年后，有知青重返察哈彦探亲，尽管发现村子房屋外部大多还没有旧貌换新颜，但屋里已经有了卫星电视，为老乡的收入和生活有了提高而欣慰时，一位在大学读书的老乡女儿祝酒时称：“你们是在特殊的时期，来到特殊的山村，对察哈彦发展作出了最特殊贡献的特殊的人”。一顿几小时的午餐，成了颂扬、怀念知青过去“丰功伟绩”、“偷鸡摸狗”的泪水和欢笑交织的报告会。
来自不同学校、不同班级、不同家庭背景、相似年龄的三批上海知青先后到了察哈彦后，由于所住宿舍、甚至是武装民兵班排的不同又重新分化组合。大多数知青有自己臭味相投的无形的山头派别和小圈子，如二批、三批、井边、江边、十五班等自称就反映了这种现象。而你一旦归属于某个山头派别，别人也不敢随便欺侮你，对一个人的挑衅无疑是向一个山头派别的挑衅，别人不能置之不理；相对独立的小山头小派别小圈子多了，谁也不服谁，谁也制服不了谁，就没有一个山头派别的知青能够在队里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仗势欺人，必须要通过互相制约和监督来保持平衡。。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这样互相牵制约束反而会阻止强权、霸权的形成，促进良性的和平共处，进而形成积极上进、尊重个人和发扬民主的良好风气。察哈彦知青尽管内部也有小小的摩擦冲突，但和在安徽、江西、贵州插队的上海知青的“集体户”以及分散投亲插队知青不同，我们长期处于一种类似于居住在军营的集体生活中，大家在磨合中逐渐协调，通过朝夕相处和风雨同舟，互相交流和相互理解，在劳动、学习中逐渐形成统一的集体目标和独特的团队合作精神，变得异乎寻常地有凝聚力，始终正气抬头，并且在打架闹事上枪口一律对外而变得“臭名昭著”。我们似乎模糊地认识到，不仅软弱会挨打，一盘散沙和孤立无援也会挨打受欺侮。
1970年4月，第三批知青刚到三间房大队等着进队时，正逢二批知青出队去呼中修路。几个汾阳中学的上海知青因为多看了几眼过路的齐齐哈尔知青，被一帮气势汹汹、五大三粗的齐市青年逼到墙根边打得鼻青眼肿，三批男知青这时还不认识二批知青，但一听是察哈彦的人被打，放下行李就赶去增援，在一片“冲啊”的喊声助威中拳打脚踢，迫使显赫一时的齐市青年不得不跳上卡车狼狈逃窜。其后齐市青年又和我队上海知青有过多次小规模的较量，互有小小胜负，遂失去了往日横扫一切的威风。乃至这批齐市知青中颇有名气的老大最后钦佩我队上海知青精诚团结、不屈不挠的勇气，“英雄见英雄，惺惺惜惺惺”，设宴和我队知青讲和，要求在呼玛的所有齐市知青对察哈彦上海知青均以礼相待，他本人也和我队一些知青成为莫逆之交。
1970年冬天我队知青在九十九伐木，几个人受到林场工人的无理挑衅和欺侮吃了亏，在现场的我队几十名男知青不管是党团员积极分子、调皮捣蛋的主儿，还是胆大胆小、有事没事的统统倾巢出动，深怕被人指责临阵脱逃、不顾义气。大家同仇敌忾，一窝蜂地冲到林场工人驻地对为首的肇事者大打出手。两天后，几个林场的上百名的工人聚集在一起，拿着蘑菇头、斧子等工具冲到我队伐木场地进行攻击，又把我们奋勇抵抗的知青队伍打得落花流水，林场方面也有多人受伤。县里曾想过要严肃处理我队的对外打架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一是察哈彦知青的对外打架是维护本队知青和老乡的共同尊严和集体利益，多属后发制人重点打击横行霸道的肇事者，并非无理取闹而是“师出有名”，并非恃强凌弱而是自卫反击，颇有江湖上“替天行道”梁山好汉水浒英雄打抱不平的色彩，并能注意打击的对象和范围，很少伤及无辜，有理有利有节；二是察哈彦知青的自卫反击是一个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临危不惧，个个冲锋在前，无一退缩，有时连对方受伤者都无法准确指认出我队知青中谁是打他的主犯元凶，大家在警察面前众口一词，都承认参加了斗殴，要抓一起抓，法就不责众了。从此，县领导对察哈彦知青“惹事生非”的勇气和精诚团结的风气留下了深刻印象，林场方面也在计算我队伐木报酬时给与优惠以便息事宁人。
1972年冬天，从塔河到呼玛的很空的大客车无缘无故连续三天在八十四林场不停车载客，使有要事想回县的我队知青滞留在大木场驻地。第四天下午，十几名知青便手拉手横站在公路上，企图迫使一辆大客车停车载客。哪知那个司机或许是急着回家，或许是对公路上一些上海知青上车不买票深恶痛绝，不吃这一套，脚踩油门，车头顶着我们的屁股，慢慢提速，企图冲破我们的拦截。车速越来越快，或许是只看见一字横排的知青们纷纷松开手向两边狼狈逃走，洋洋得意的司机没有注意到最中间的一名我队知青已经无法逃避，被保险杠撞倒在车轮中间，仍猛踩油门飞驶而去。直到车上旅客大叫，压着人了，压着人了，他才在几十米外停下车。回头一看，一个知青一动不动笔直地伏在路中间，司机顿时吓呆了。过了几十秒，他从反光镜里看到原先躺在地上的知青忽然坐了起来，用手在捡从书包里掉出的馒头，正庆幸自己没压死人，却发现原来在木场干活的几十名上海知青却拿着工具呼啸着追了上来，包围了客车，他再也没有胆量继续冲破包围圈了。
据这个从大客车四个轮子中间侥幸逃生、命大福大造化大的知青事后回忆，当时他被车撞倒后，忽然感觉天黑了，一抬头碰到了铁的硬物（客车底盘），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在车底下，便不敢动弹。客车后车轮只是挤压到他棉胶鞋的边缘，一只脚马上肿了起来，疼痛异常。
在现场干活的我队知青听说客车司机居然敢压人逃逸，全都追了上去，围住了客车要揍司机。司机自然不敢下车，知青就用抬木头那种中间粗、两头尖的蘑菇杠子敲打车窗。谁知过了一会，那司机刚把车窗摇开一道不大的缝时，伸出头还骂骂咧咧说着粗话，眼睛碰到了不知哪个知青手中一根向上飞舞的蘑菇杠子尖头，痛苦地大叫了一声倒在座位上，鲜血从他捂着左眼的手指缝里淌了出来。受伤的知青和司机最后都进了医院。经医院检查知青没有骨折，只是挫伤和挤轧淤血，司机的那只受伤眼睛视力却不幸下降到0.05以下。县里领导因为知道无法指认出具体的肇事知青，而且又是司机无理由不停车载客反而粗心大意撞了人，所以让双方各自负责自己的医疗费了事。我们知青私下里也多次对自己的鲁莽造成了司机的终身残废感到自责和内心不安。
在“惹事生非”“臭名昭著”的同时，察哈彦知青这个集体在修路、伐木和生产上也和别队较劲， 一直十分出色，远近闻名。 1973 年，由于全队的努力，察哈彦年终分配时，一工首次超过了 2 元，许多知青不仅生计可以自理，扣除预支和一年的饭菜钱还有上百元积余，出工天数和挣工分最多的那位知青奇迹般地净得 666.66 元，远远高于每月三十来块赤膊工资城市普通青工和国营军垦农场知青的年收入，在公社和县里引起震动。（当时黑龙江沿江一带的生产队收入都相当不错，据一位在爱辉插队的朋友说，他带着两年多积余的一千元探亲回家交给老爸时，老爸居然怀疑是不义之财不停地审问，根本不相信插队会有那么高的收入。）县里以及上海知青慰问团派干部下来进行调研，发现我队知青确实与众不同。白天不仅仅是几个人而且是几十个人、男女上百人干活积极，互相帮助。拿铲地来说，最先铲到地头的知青绝不会心安理得坐下休息，最多是抽根烟歇口气，就马上返回来接其他知青的垅，知青的垅接完了，大伙再接老乡的垅，然后才集体一起休息，不斤斤计较，而以干活干得好干得多干得快为荣、以偷懒落后为耻。察哈彦知青经营的集体食堂伙食美味多样，文艺学习活动红红火火，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到深夜几乎是每间宿舍都亮着煤油灯，大家热衷看书讨论，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即使在极其艰苦的劳动环境下，也能挖掘出生活的乐趣和发现自然的美，看不到在某些知青点中弥漫的消沉、堕落、内部斗殴等“乌烟瘴气”的现象。他们同情和感叹地说，这察哈彦知青那么爱读书爱学习要求上进，呆在这里白瞎了。
但也就是在赞声不绝的时候，一个偶发事件让察哈彦知青更加“臭名昭著”。1974年夏天一个下午，大客轮停靠上察哈彦码头刚放下跳板时，一个老乡就匆匆走了上去，把准备下来挂缆绳的船员的路挡住了，那船员一生气就把那个老乡推下跳板，老乡掉进半米深的水中，浑身湿透，于是双方争吵起来，老乡又挨了揍。老乡的弟弟赶紧到地里通知知青，正在铲地的几十名男女知青听说有人居然敢嚣张地在察哈彦地盘上打察哈彦的人，马上收工赶到江边，上船一个一个房间查找那名肇事船员，并约定不伤及任何无辜。谁知一个穿着蓝色球衫球裤的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拎着一把带枪套手枪，冲出船舱，气势汹汹地站在甲板上对着知青破口大骂，还推了周围的知青几下。这下可把知青惹火了，下面的老乡们齐声喊打助威。一个知青一激动，一拳上去，打在中年人的鼻梁上，顿时那中年人鼻子里流出鲜血，他还想反抗，无奈从船舱里又冲出两个他的朋友，强行把他拉进船舱，其中一个是曾经来过我队了解知青情况的县公安局副局长。尽管知青把大船上上下下都搜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那个肇事船员，由于知青拿着斧子，不让船员靠近缆绳，船也无法离岸逃走。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县公安局副局长只能站出来，他先指着岸上一个非常激动的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乡，大声喊着：“你什么阶级成份，为什么挑拨知青闹事，你们把县委副书记鼻子都打断了”。一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线上，知青们的脑子也有些清醒了，停止了喧闹。副局长然后劝我们知青集体下船，派代表上船和他一起解决问题。见知青代表和船长等在顶楼驾驶室商谈了20分钟还毫无动静，岸边的知青和老乡又沸腾起来，大喊“我们要见谈判代表”。于是，知青代表学着被批判过的电影“燎原”中那个工人代表的样子，一面把手伸出驾驶室窗口反复挥动，一面大声喊着：“乡亲们，弟兄们，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谈判胜利了，谈判胜利了”，岸上嬉笑声掌声雷动。
肇事的船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站在跳板上，向察哈彦老乡知青鞠了三个躬，表示歉意。船离开察哈彦后，被打的县委副书记要求公安局副局长派人拘留打人知青，追究刑事责任，副局长以刚才谈判时双方已经都承诺不再追究对方责任为由婉言推托，坦言叙述他对察哈彦知青的好感和互相信任。县委副书记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挨了打，吃了哑巴亏，只是后来在审批察哈彦知青入党推荐上大学时来了点小小的刁难，出了口闷气。
真正让县里认识察哈彦知青力量和能力的还是在1975和1976年。当时一些知青朋友自发地组织起学习小组，结合马恩列斯毛著作还有各种通过非正常渠道流传过来的内幕消息，讨论各种社会现象和学习中的疑难。由于省军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过问我县或视察我县时，都提到在察哈彦上海知青中有他们战友和上级的子女，并派专人给我们知青送食品。一些县里领导也喜欢来察哈彦听我们“传达”毛主席最近批示、中央最新文件和高层动态（许多常常要到半个月后才会通过正式渠道一级一级传达到县团级）。1975年，还派了一个工作队来抓基本路线教育，提出了由党支部决定队委会人选的计划，力图树起一个增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集体典型来。
谁知道察哈彦知青不唯命是从也不领情，竟公开批评工作队和县里的官僚主义作风，认为他们搞一言堂包办代替，剥夺了社员的民主权利。知青利用黑板报和大字报，展开舆论宣传，反对任何将广大群众监督排除在外的领导方式，强调“为大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 …… 是区别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自然赢得大多数老乡的支持，要求工作组开大会听取群众意见，按照农村工作六十条和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由生产队社员大会直接选举队委会，制订合乎群众利益的管理分配方案。
开会那天，先有一名男知青指挥大家唱毛主席语录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唱到“究竟谁怕谁”时，为显示集体力量歌声接近于狂吼，把在主席台上的工作队队长气得双腿直哆嗦。随后是察哈彦知青拿手节目，男女领唱全体四部和声“浏阳河”，优美动听，掌声四起，缓和了气氛。接下来却是雄壮深沉的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表明知青毫不畏惧的态度。大会上知青们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赢得全场老乡和知青的一阵阵喝彩鼓掌声。
尽管工作队队长曾经指责知青想篡党夺权，扬言要抓几个小右派和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份子来杀鸡儆猴，但知青仍不怕打击报复，据理抗争，毫不畏惧，甚至扬言要去北京告状反映情况。经过一个月的辩论和协商，在公社领导的干预下，工作队最后同意按照知青的方案进行民主选举，并同意取消大寨式评工分而采用大家建议的计件定额包工式劳动计酬制，这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有新意和创见的农村体制改革的试验，可惜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社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五人队委会中知青占了三名，知青还起草制定了包括财务公开、小组长责任制在内的八条劳动管理规章以及细致的定额计分标准，如在哪块地铲几条垅得几分，抬多少块坯子多少块砖记一分（我后来干装窑出窑的活一天最高可拿到 25 分），饲养员每天出工为 8 分或 9 分等等，奖勤罚惰，增强了民主气氛，激发了干活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益。到了年终分配时大见成效，老乡和知青数着人民币个个心花怒放。事后，工作队队长四处宣传，说这察哈彦知青真团结、真邪门，谁也不怕谁，厉害得连唱歌也会变着法子骂人，实在是难对付。不仅嘴上马列主义头头是道，还真能理论联系实际，确实把大家的收入也捎带着提高了，让你挨骂还要口服心服。乃至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县里明明清楚呼玛县的政治谣言传播中心在金山公社，金山公社的政治谣言传播中心在察哈彦生产队，却也睁一眼闭一眼，不深入追究。
1976年7月28日晨3时,在河北省唐山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天津和北京也遭灾。我队知青从美国之音等外台中得知地震强度超过8级，死伤无数。第二天中午便集会讨论以何种方法支援灾区人民，考虑到知青粮库里存有多年积余上万斤小麦口粮，大家举手表决，一致同意以我队花名册上近百位知青的名义向唐山灾区捐献一万多斤小麦，在队知青每人平均捐25元现金，相当于一个月最低的劳动报酬，在上海探亲没有收入者只捐粮食。下午收工回来，除食堂工作人员外，全体在队知青还有一些老乡都到知青粮库装麻袋，再运至江边。
第二天中午，一位知青代表带着这批粮食现金和慰问信乘大客轮来到呼玛县。由于不知道把粮食卸到哪里，知青代表便用十五分钟跑到了县革命委员会询问。县领导既不清楚唐山大地震的危害程度，也从没处理过知青捐献给灾区物资的新鲜事，看到“臭名昭著”的察哈彦知青的代表情绪激昂就心里发怵，不知我们玩得什么鬼花样，要闹什么事。他们只好同意先把粮食卸到县码头仓库保存起来。晚上，县里终于接到上级指示，唐山灾区不接受任何国家地区、集体和个人的捐献物资和捐款，请各地退回已接受物资和钱款。知青代表则坚持要捐送，说这是我们知青对灾区人民的慰问和一点小小的心意，哪有运回去的道理。县里干部非常感动，说你们不仅打架惹祸闹事全县第一，而且干活学习全县第一，连做好事也是全省第一，察哈彦知青的水平和觉悟确实高。经过协商，县里决定不收我们捐献的现金，而由粮站出面按一等公粮的最高价钱收购我们捐献的小麦，装卸费和运费则由县里负责。既没有违反上级规定，也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县广播站也连续三天表扬了察哈彦知青的不凡壮举。其他队的知青开玩笑地说，你们察哈彦知青真是一举两得，既得美名，又得利(指捐献陈粮质量原来达不到一等)。其实我们察哈彦知青发起这个集体行动时从来没有考虑过名利，在队的三十多人举手表决前，只是考虑过我们是否有权代表不在队里的知青捐献，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捐献是爱党、爱国、爱人民，体现了我们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决心，谁都会赞成的。1987年，大兴安岭地区森林火灾发生后，我队知青又迅速聚会捐款千元至重灾区图强林业局，虽然我们谁也没有去过图强，但我们是在黑龙江插队的知青，“我们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们曾经在那里留下过脚印，留下过汗水，留下过悲欢，留下过梦想。如果我们现在还在那里的话，也一定会留下热血甚至生命”。当地党政机关向上海市委反映并表示感谢后，市委领导批示要记者调查一下，若情况属实，适当宣传表扬。记者熊能采访后在解放日报头版以“收下吧，父老乡亲们”为题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1971年林彪事件、尤其是1973年毛泽东回复福建李庆霖信时说了“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话以后，知青政策开始变化。察哈彦知青开始分流。推荐上大学和中专的十多人，招干2人，招工1人，直接参军2人，转往他地间接参军数人，转到父母老家插队和他地就职的数十人，更多的是1976年以后以病退等理由按照政策陆续返回上海，或在1977年高考恢复后直接从生产队及在他地考上大学，203人都离开了察哈彦。根据1999年聚会的粗略调查，虽然去插队前大多数人是69届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现在203人中至少有五分之一40人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很多人回沪后尽管没有读大学，但还是积极拼搏，努力学习和工作，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和其它技术资格证书，所以在下岗的大潮中还能自谋出路。还有20人左右现在定居在海外和港台地区。当然也有很小部分知青面临困境，还有些知青已经病故。
不可否认，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类似于军营生活的集体劳动，家庭出身的特殊性等等条件，促使察哈彦知青形成了独特的团队精神，这在整个知青发展历史中不具有代表性。尽管当时物质生活贫乏，劳动艰苦，但一个好的人文环境以及合作的集体，却使困难和挫折成为激发我们向上前进的动力，拓展和充实了我们的精神生活。至今大家聚会回忆，过滤了苦难后，都会庆幸自己曾经生活在察哈彦那种努力学习和工作、关心国家大事、真诚友好的良好氛围中。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察哈彦知青的积极向上、刻苦耐劳、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精神又是黑龙江呼玛这山水天地所抚育的知识青年的优良共性。
（全文完）
全文选自上海知青网（www.shzq.org）老知青刘琪的历史博物馆 http://shzq.org/liuqi2004/hisnrecall.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