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对大部分日本国民来说,“北朝鲜”一词绝不是陌生的,原因无疑是“人质绑架问题”。99%以上的日本国民似乎认为,(北)朝鲜是危险的国家,是其行动无法预测的无赖国家,大家对此感到愤怒和恐惧。根据2007年日本政府的统计,由于历史原因“在日韩国·朝鲜人”总共有593,489位(占总在日外国人人口的27.6%,最多的中国人为606,889人,占28.2%),其中也有朝鲜籍的。我同乡的好友就是朝鲜籍,他从小上“朝鲜学校”,在学校和家里说朝鲜语,在外面说日语,是在双重文化背景下长大的。日本人,包括我本人,对“北朝鲜”的态度和感情的确错综复杂,不离不近。日本和朝鲜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没有国界。因此,一般来说,日本人对朝鲜这一国家既“看不到”,也“摸不着”。
来到北京以来,一直想去一个地方,就是中朝边境。我曾去过丹东几次,每次都在鸭绿江边上停留很长时间,看着对岸,胡思乱想。我感到,丹东这边鸭绿江畔的开发状况与对岸明显呈现出“不对称”,朝方感到的改革压力也应该不少。中朝之间大部分的“正常贸易”是经过丹东的,丹东是中朝交往的中心,但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很“官方而生硬”,感觉不到多少在我大脑里彻底神秘的“北朝鲜”的影子。
于是,我下决心,去位于吉林省东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看一看,期望体会到更加“草根而生动”的感觉。
我中午到了延吉机场,感觉好小,空气与北京不一样,到处都是朝鲜语。在餐厅吃了10元的朝鲜冷面,然后往图们市走。与北京相比,延吉的物价很低。我想,在这样的边境城市居住一段时间,也许能有更多收获和感受,对中国也会有更深刻的了解。途中,我在一个小山岗看见了一个专门为从朝鲜逃出来的非法入境者“服务”的监狱。这是被抓住的“脱北者”被遣送回祖国前的必经之所,他们在这里接受各种“人肉搜索”,即关于在华期间住哪里,跟谁一起,做了什么。他们一般都是在这里十几天,如果曾犯过罪,就要被搜索2个月左右。听当地人说,03年以来朝鲜方面积极向中方“要求”,必须主动抓捕“脱北者”。据说,10年前,在延吉市的街上到处都能看到非法入境的朝鲜人,一目了然,因为他们很瘦,明显是营养不足,穿的衣服也很破。
沿着图们江,我一直看着中朝边境走到晖春市,最后走到防川,就是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三国的边界交叉的地方。因为是阴天,没能看到海,光景也不太清晰,但阴天有其独特的风味,感觉不错,有些冷。这里有所谓“边防部队”,部队人员小心翼翼,看起来很年轻,大概20岁左右吧。防川已经被“观光化”了,进去前要买门票。当我走到边界附近,年轻的军人动不动就对我说:“你好,不好意思,这里不能过去了。”他们很有礼貌,很清闲的样子,身上带着枪。他们的眼神告诉我:“如果你越过边境,或犯什么错误,我就向你开枪。”
在回延吉的路上,我看到了60年前朝鲜战争时被美军轰炸的“断桥”。桥上没有人,也没有军队。这里离朝鲜很近,若我有特别好的跳高能力,似乎也能抓到断桥的那一边呢。图们江还有些冰,“脱北者”们当时是以什么心态过这条河的呢?应该是图们江冻着的冬天逃出来的吧?
断桥边的气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紧张,而是很宁静。那里的一位姓金的老先生给我介绍说:“04年以来朝鲜人民根本吃不饱饭了,大家都要饿死了,今年3月,他们的粮食就不够了,跟我们这边的人要粮食。”他紧接着说:“朝鲜战争让300万朝鲜人死亡,98年到03年之间饿死的人口恰恰也是300万人。”北朝鲜经过60多年到底有没有进步?人类社会应有的进步能否挽救不断陷入饥饿的朝鲜老百姓?金先生说,如果被警察发现给脱北者食物,就要被罚款,大约2000—3000元。
能“脱北”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图们市附近。听当地朋友说,1998至2002年间一共有30万左右人“脱北”,后来“常住”延边地区的有10万左右。这与朝鲜国内大致从94年以来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密不可分。据说,94年后,政府基本不向人民提供粮食了。虽然孩子上学免费,但人民都吃不上饭,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一天只吃两顿爆米粥。最近,老百姓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到4月底为止,大米一公斤的价格为2200朝币。平壤人民的平均月薪是1500—2000朝币左右,属于高薪者的教师也只拿到4000—5000朝币。根据3月20日前后的汇率,人民币一块钱等于568朝币。按这一汇率,一位教师一个月只能买两公斤的大米。这样的生活状态正常吗?
从2005年左右开始,朝鲜对“脱北者”的管制变得更加严格(这跟2006年10月第一次核试验有关),许多非法居留者纷纷被抓住,经过在监狱里的“搜索”,被强制“遣送”到朝鲜。而被遣送回来的人,如果是在中国犯过罪的,大部分都被判为死刑,或者被强迫终生到条件极为恶劣的地方当奴隶。不仅是“脱北者”本人,还有其家人、亲人的生活也受影响。这也是近年来脱北者激减的“客观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以来金正日的健康以及接班人、导弹、核问题等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后,为了防止情报泄漏,朝鲜当局尽可能禁止国人出去,包括合法交往的商人。朝鲜似乎正在朝着更加“锁国”的方向走着。
至今,在延边地区剩下的“脱北者”大概有1万人左右。2008年8、9月之间,脱北者的“激减”尤其明显。“被剩下”的大部分为女性,还有其儿女,或老人和病人。许多女性脱北者跟中国人(朝鲜族)结婚生子,小心寂寞地生活着。其实,当局也知道这些人的状况,但当地的公安对我说:“对已婚,有孩子的女性,不过多抓捕是个潜规则。”
不过,脱北者所处于的“客观状况”是:无身份证、无护照、无国籍,连难民都不如。他们因为没有身份,所以也无法找到工作,还每天每夜都要发抖的害怕是否会被抓住。他们结婚的对象一般也不是“正常男子”,而是患有疾病等。但即使如此,“也比在北朝鲜的生活好得多”。
唯一“另类”的是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有些“练歌厅”老板看到她们的情况后感到可怜,表示同情,主动接受,并“免费”提供吃住,让她们在自己的店里“上班”。这些女孩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摆脱当局的追踪。老板可以帮她们与公安交易。
有些人“脱北”以后,学会中文,到北京、黑龙江,还有南方等地方去打工。延边毕竟是对“脱北者”的管制和监督最严格的地方,之所以大部分脱北者住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语言能通,还有风俗习惯也大致相似。
据一位多年观察朝鲜形势的图们农民的介绍,真正成功“脱北”有1500人左右。他们“脱北”之后,往往根据形势,先逃到蒙古或泰国(泰国最多),而一旦被泰国当局拘留,在监狱度过1到2年后,驻泰国韩国大使馆的官员会来“挽救”他们,提供韩国的护照,作为“南韩人”,向韩国“亡命”。
这位住在边界的农民经常与北朝鲜那边沟通,“在那边有亲戚”。他说:“大概边境方圆10公里左右,哪都可以通电话。朝方的座机一般都打不通,即使打通也超贵,一分钟30人民币左右,所以一般让她们把中国的手机拿着,每次在边界附近通电话,但都是会被偷听的,所以要谈重要话题,就必须见面。”
中国人和朝鲜人要在边界附近见面,通常要给朝方的军队行贿:“10年前是200元,现在差不多3000元吧。如果军人的心情好,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密室,这样更安全。但一般也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不能太长。”他们在这里交换情报。他说:“分析朝鲜形势的线索有三个;一,市场价格,若有海外援助,价格必然会下降,但若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价格下降,就可以判断为走私在横行;二,人口的流动性,它跟北国内的开放度、稳定度,还有当局对人民的控制度有关;三,党政军的人事变动。”
中朝边境有个运转逻辑:“(两国关系)紧张就不自由,不紧张就自由”。2006年前后,双边关系变得更加严峻,因此“脱北者”激减。之前因为关系没有那么紧张,所以脱北成功率也比较高,两边来往也比较自由。听当地朋友说,1998年至2004年之间,北朝鲜的军队半夜突然来到中国的领土偷牛,或侵入小卖部,拿着枪威胁对方,并把全部商品拿走等情况频繁发生。其中也有暗杀的例子。这些情况是因外交关系没那么紧张才会发生的。
2006年以来两国关系开始紧张后,中朝之间的任何来往都严格被管制,我也到了几个中朝海关,气氛相当紧张。走到位于延吉南边的三合镇时,我看到了大概7-8台军车正在巡逻。
尽管边境形势日益严峻,走私贸易却似乎没有停止,甚至有上升趋势。我在三合镇遇到了一个走私了20年的男人。他给我介绍说:“最近主要是松茸。海关不让过,只能走私。朝方的合伙人经常骗中方,我过去最大的一次损失达到一万美元。所以我们一般先合法进朝方,确认货物没事,对方值得信任后,再非法交易。
当然,我们必须向边防部队行贿,没有他们的支持,肯定不行。一次给1000人民币左右。”根据这位资深走私者的阐述,在这一地区,过去还有人口买卖和日本的二手车、中国的DVD机、电影等走私交易。
根据中国政府的介绍,即使在北朝鲜已经一意孤行第二次核试验的今天,“中朝之间一直有着正常的人员往来,中朝之间有着正常的国家关系”,但我在边境上的体会与官方的表态截然不同。比如,走到北朝鲜最大的矿产地茅山对岸的时候,我了解到,到去年年初为止,两国之间矿产贸易很盛行,一天有200台以上的卡车来回,但随后双方之间围绕价格的谈判破裂,贸易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据说,在茅山开采、制造矿产物的工厂和技术是中方投资的。
走完边境,感受很深。“两岸”之间的气氛是紧张的,边境居民也深受中朝外交关系的影响。延吉毕竟是边境城市,大家都能看到韩国的电视,也能听到韩国的广播。我发现,延吉居民,包括“脱北者”的情报收集能力非常强。他们都对自己所处的形势很敏感,接触外界人士很谨慎,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我在此次行走的过程中也一直紧张着,多次被警察查问身份。我当然没有隐藏:我是合法居留者,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抱着好奇心了解中国国情而已。
通过此次行走,我好像走进了一点点“北朝鲜”这一陌生的国家。我觉得,不仅是没有邦交的日朝之间,中朝之间的距离也似乎不远不近。中朝之间地理上是很近的,许多地方只隔着我也能跳过去的距离,许多事情每天也在边境上发生着,如走私和脱北,但“两岸”的确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回京的前一天,我在图们附近看着离这边100米左右的对岸。我看到了军队巡逻,拿着枪。我觉得自己好像被看见了,感到紧张,立刻躲起来。那一瞬间,我忽然看到了一位母亲背着女儿在河里洗衣服,听到了母女的对话和笑声……
此文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09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