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贝淡宁 著 吴万伟 译
北京是个国际性大都市，但我居住的地方在这个城市的西北郊五环线以外。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总共只见过另外两个外国人。我和我的中国家人搬到这个角落是因为这里空气好些，比较有社区的感觉。我经常在附近的民工居住区散步，我常常想中国的经济奇迹还有待扩展到这个庞大的群体。
上星期，我八十一岁的老岳父突然中风。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可是当他突然失去了平衡，说话也不利索了，我马上意识到他可能哪里出了毛病。我搀扶他坐到椅子上，妻子赶紧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往附近的部队医院。我的岳父是身经百战的老兵，15岁在抗日战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仍然乐观开朗，身体功能也渐渐恢复了。在我看来，他是中国仅存的少数几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也就是说他最关心的总是他人。亲戚和朋友到医院看望他，想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但他似乎更关心他们的情况如何。因为医院离我家很近，我每天都步行去看望他。
但是有一天这个程式被打乱了。通常我总是先爬山，然后下山去探望岳父。这次因为要在探望病人后送儿子上钢琴课，担心迟到，我想抄个近路。本来我应该从太阳落山的方位就应该知道走错了路，但我不相信理性的计划，而且我的方向感非常糟糕。通常我的经验法则是把握住直觉，然后反其道行之。我爬上其中一个山峰，周围是被有刺铁丝网和栏杆与外界隔开的废弃的燃料库和年久失修的部队招待所(虽然我怀疑这地方有半个世纪之久没人启用了)。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穿军装的人，就决定跟着他走，心想或许他知道去医院的近路。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就沿着他走的道路下山。这是条非常陡峭、弯弯曲曲的岩石小道，我突然想，如果我受了伤可就真的倒霉了，我得把我现在的位置告诉将来的救援者（我的体质已经不像二十年前那样强壮了））。
这条路把我引到了有台阶的地方，我感到安全了一些。沿着台阶我走到一块儿平地，这里看起来是个令人愉快的社区，有几幢条件似乎还不错的五层楼建筑。奇怪的是这些建筑里没有住人，给人一种虚空的感觉。我继续走，看到一些小孩子在高兴地游戏、尖叫，却没有父母（或者祖父母）在旁边，这很不寻常。最后，我终于看见了一个成年人。到这时，我知道我确实已经迷路了，很可能离医院很远了。所以就问他在哪里可以打出租车，他用中文说“我不懂。”现在我的口音或许不地道，但是不至于我说的中文他听不懂啊。在偏远的贵阳，有个人曾经表现出这样的反应，显然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外国人能够说中文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北京，人们期待外国人是说中文的。我用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了这个问题，他只是摇头说“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出租车。”他指了指像是能够出去的方向。
我继续走，来到了一幢建筑物前，外面站着几个穿军装的人。其中一个人看到我，说“外国人 ”。我居住的社区的小孩子有时候会这样说，但是大人不会，这种反应还是第一次。这时候我意识到可能误闯入了一个军事基地。我就走向这群士兵，询问前往部队医院该怎么走。一个回答说，医院不在附近，让我赶快向大门那里走，离开这里。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我加快了步伐。
我从一群女兵身边走过，其中一个说“嘿，有个外国人”。我就转向她们问去部队医院的路，一个士兵让我跟她一起走。她把我带到一个商店，说她要打电话叫领导。这时候，我感觉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在中国，和官员打交道要么非常灵活要么非常刻板（很少有两者中间的情况）。反应通常看你的运气、社会关系、个人态度（态度谦虚往往效果最好）了。一般情况下我的运气都一直很好，但是这次我怀疑我要遭遇麻烦了。
她要我出示身份证，我拿出钱包，里面只有几张信用卡，上面没有照片。我在口袋里搜寻，幸运地发现了夹在钞票中的清华名片。我得意地把它拿出来，告诉她我在哲学系教书（我没有像平常那样说我在讲授政治哲学）。她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加拿大人（我承认这时候自己觉得很幸运我不是美国人）。她又问，你在北京呆了多长时间了？我说四年了。她说你夫人肯定是中国人，我说是的。因为我告诉她岳父在部队医院。接着，她让我在商店这里等一下。几个男士兵和我一起等。我看看周围，商店很干净，里面存货很丰富，但是我克制自己逛逛买点东西的愿望。我给收银员交谈，告诉她我找部队医院迷路了。他把这个故事讲给进到商店里的几个顾客（都是士兵）听。
几分钟后，一个四十多岁或者五十岁出头的“领导”过来了。我把故事又重复一遍，对误入禁区道歉，但是我指出没有任何标志说这是禁区。他告诉我，咱们一起聊聊吧，我们来到了另一幢房子里。上到二楼，他让我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周围是几个士兵。有人给我一瓶矿泉水。这让我想起战争电影中的审讯场面。
领导接过我的名片，问我是否有英文名字。我告诉他说有，在名片背面。他问我妻子的‘工作单位’。我说了她中国公司的名称，但是他不知道。然后我告诉他该公司和高盛公司有关联，他点头表示知道。他问我是否有系主任的电话号码，我说有但是在家里，手机里没有。很多中国人把名字储存在手机里，但是我告诉他，我还没有掌握这个技术，我让他看我的电话里只有几个名字（还是别人帮我输进去的）。这时，我想起了妻子和哲学系行政办公室的电话号码，都告诉了他。他记下这些号码进入另一个房间。
几分钟后，领导回来了，我猜想他没有打通任何一个电话。我的妻子是个繁忙的律师，如果在开会的时候往往不接电话。这时已经是将近六点钟了，我们系的值班人员肯定已经下班回家了。我曾想提出为什么不能步行到我家取系主任的电话号码，但是我认识到这是愚蠢的要求。他和几个士兵一起离开了这个房间。
现在房间里只有我和两个士兵，有一个长相秀气的年轻人坐在我对面的桌子旁。我更详细地给他讲了我的故事，然后想起来手机里有岳父的电话号码（他已经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前一天还给我打电话，我可以在电话里的“接听电话”单中查找出号码来）。我非常激动地告诉这个年轻士兵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岳父的号码。但是他友好地回应说我们不应该在他这样的状况下打扰他。
领导回来了，从他的面部表情看，情况比较好。他打通了我妻子的电话（她后来告诉我她试图弄清楚我在哪里被拘留，但是人家只是模糊地说是部队））。他还告诉我他联系上了清华国际合作处，他们会派一辆车接我回去。按照程序，我要在这里等着‘工作单位’把我接走。他情绪轻松了些，告诉我可以和妻子打电话告诉她一切都好。我再次为擅自闯入禁区道歉，试图使用双关语，我进入“部队”“不对”，但是没有人笑。领导回答说外国人是不允许在军事装备领域附近转悠的，难道加拿大没有这样的地方吗？我说，是的，当然有（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我给妻子用中文打电话（我们通常说英文，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怀疑）。领导和士兵离开了，我知道我的“审查”基本结束了。虽然之前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威胁或者恐吓，但是现在我仍然感到轻松了许多。
现在我和一个衣领上有三颗星的年轻军人和他的伙伴在一起。他让我喝点水，还给我好吃的牛奶饼干。他问起了我在加拿大的家人，我告诉他父亲已经过世，母亲住在家乡蒙特里尔。他说中国是建立在感情上的社会，我理解他隐含的对比是西方式的冷冰冰的理性和自我利益。我想起儒家的“父母在，不远游”的话。可能有点想辩护的意思，我告诉他每年我都返回蒙特里尔看望她老人家。他问我是否有兄弟姐妹，当听说我妹妹和母亲住得很近时他似乎感到放心了。我告诉他跨文化婚姻有很多好处，但是有一个不利因素，其中一个配偶往往得住在离父母很远的地方。回想起来，我或许应该指出传统中国的受教育家庭的女儿常常离开父母到丈夫的家里居住，很少有机会再回到娘家了。至少我的情况比她们还好些。
我们的谈话转到了学术上。他告诉我他在大学的专业是国际关系，但是也学过哲学。要在平常情况下我会问在哪个大学读书的，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问个人问题似乎不合适。所以我就问他感兴趣的哲学家是谁。他说他特别喜欢萨特和存在主义。我有点吃惊，因为在80年代，文革时的教条主义刚被打破，存在主义在中国很流行，而现在似乎很少有哲学家再对萨特感兴趣了（至少在我的哲学系如此）。他告诉我萨特曾经在50年代访问过中国，我自言自语，他的访问没有像杜威、罗素、泰戈尔等名人早期的访问那样留下持久影响。
这个年轻士兵告诉我他曾经学习过奥古斯丁，他认为“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严格二元论、“上帝之城”才是真正意义之所在等观点对于中国思想来说非常怪异。我同意他的看法，并提到我一直在研究儒家思想比较关注世俗世界的传统，探讨它对当代社会的意义。我告诉他我曾经写了一篇关于孟子和正义战争的文章。我认为孟子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有意义，站得住脚。他说，很难判定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我告诉他确定，什么是非正义战争并不困难：想想纳粹就行了。他说，是的，或者日本的侵华战争。我同意，然后补充说，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非正义战争，我们也能知道什么是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就是正义战争。我补充了一点关于孟子正义战争的看法，他同意，孟子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还引用了孟子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问他在军事院校里是否讲授孟子，但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讨论了战争中的公平正义，同意应该保护平民不受攻击（我想到像我这样的平民更容易赞同这个观点)。他告诉我三国时代（公元3世纪）在战争时期保护前往敌国领土进行谈判的“大使”的做法，或许类似于当今时代的外交豁免权。他熟悉不同的传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暗自在想，如果一个中国学者在美国误闯了秘密军事基地，是否能和美国军官进行这样的谈话。
接着这个年轻人说正义战争有局限性。在当今时代，国家利益优先，或许在有时候和正义的要求发生冲突。我想回答说国家利益或许包括道德考虑，但是我们被电话打断了。清华国际合作处派我的一个同事坐出租车来接我，但是遇到堵车，司机不知道路该怎么走。年轻士兵提供了一些标记，但没有具体指出地址。考虑到北京周五晚上的交通路况，我知道我们可能还要再被“困”一段时间。我问我能否给儿子打电话让他知道我无法陪他去上钢琴课了。这次我说的是英语，不需要太担心这个士兵会怎么想了。
放下电话后，年轻士兵说他能阅读英语文章，但是需要提高英语口语水平。他接着说他没有练习说英语的机会，问我是否有一些建议。我说我们可以在外面用英语交谈，如果再见面的话。他说我们现在不就谈得很好吗？他认为我觉得我们不是在随意的友好的聊天，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可以在其他场合再见面，他可以练习得更多。
然后，让我吃惊的是，他开始说英语了，他的英语非常好。发音标准，用词准确，或许在说的时候有点磕绊，可能是因为避免错误而过分小心了。他问我们为孩子请钢琴老师要花多少钱，我告诉他了数目，他说这非常昂贵啊，钢琴老师在他们“社区”（他指了指窗户外附近的建筑）就便宜多了。我告诉他我儿子的老师是非常有名的，请她的人很多，因此能够要价高。他问到加拿大士兵的待遇如何，我说不知道，但是不管利益如何，这是危险的工作，因为他们被送到阿富汗南部执行任务，伤亡严重。我想问中国士兵是否面临同样的危险，但是我忍住没有开口。
我们的谈话又被另一个电话打断了。年轻士兵在电话上向另一个人解释他要晚点吃晚饭。这时，另一个士兵问我英语是不是加拿大的主要语言，我告诉他说实际上我是魁北克人，我的母语是法语。当年轻人打完电话后，我再次道歉，因为自己的失误耽误人家吃晚饭。他又开始说中文，别那样说，这不是错误是误会。他还告诉我另外两个外国人也曾闯入这个地方。他们是朝鲜人，很难把他们和中国人区别开来。我回答说我能区分开，是。他打断我说是发型，我笑着同意。然后，他笑着说我们一起到外面吃饭如何？我说很好，一起走。
我们和另外一个士兵一起离开。现在外面已经黑下来了，年轻士兵拍手让走廊里的感应灯亮起来，我说我们家也有这样的装置。接着我们进入大楼外的一辆轿车，里面有司机在等着。我们开车离开，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校园”。年轻士兵说这里很大，但没有清华校园大。接着我想起来，这个年轻人实际上有点面熟，他是否是我从前的一个学生呢？我问他是否在北京拿的学士学位，他说是“硕士”，就再不提供更多细节了，我没有再追问。然后他问我除了到山上散步外，还做其他什么活动。我笑了，说偶尔和儿子一起打篮球，不过打得不好。就在这时候，我们路过几个篮球场，看起来都很结实的几个人似乎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我评价说他们看起来水平很高，他肯定打得也很好了。他没有反应，或许是出于一贯的谦虚。他问我的儿子看起来像我还是像我妻子。我说可能更像我妻子。另一个士兵说跨国婚姻的孩子据说很聪明，我回答说更多的情况是这些孩子常常从父母那里学到两种不同的语言，对后来的发展可能有些帮助。
最后，我们来到大门口。我四周看了看，没有任何标记。道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小路。就在这时，我的同事乘坐出租车赶到了。我很高兴看到他，但是非常失望，我不能和士兵们一起吃晚饭了。我的同事给年轻士兵握手，并交给他一个清华的公文信封。我也和他握手告别，说“你有我的名片，请随时打电话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
我和同事乘车离开，经过几条弯曲的小路，我意识到再也找不到这个神秘的地方了。我到底闯入的是什么地方？它是正常的军事基地吗？如果我给别人讲这个故事，有人信吗？它是否像晋朝（265-420）时渔人“发现”的“世外桃源”呢? 地方官去寻找了这个村子，但是他没有找到。更让我担忧的是，如果这一切都是我想象出来的呢？我需要问一下妻子我是否在做梦？就在我胡乱想着这些可能性时，出租车记价器显示49元，这意味着他们肯定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我被扣留的地方。我感谢同事，告诉他车费由我来出。同事说不用担心，这钱可以到系里报销。
两个小时后到了部队医院，我下了车。进去看望岳父，并告诉他我的历险。我担心他可能感到有点恼火，但是这个久经沧桑的老革命只是哈哈大笑。
后记 （2009年3月19日）
这篇短文是一年多前写的。后来我多次在同一座山上散步，特别留心避开可能通往军事基地的危险道路。现在，我注意到他们在道路入口处树立了醒目的标志牌上面写着“军事禁区，游人止步”，翻译成英文就是简单的“No Visitors”（禁止参观）。为什么花费这么长时间才树立告示牌呢？或许存在一个长期的争论，不管什么功能的军事基地是否都应该保持一定的神秘性，否认其存在（就像离我家很近的中央党校也是十年前左右才公开身份的一样）。或许我不是最后一位到访者，或许闯入那里的其他到访者被迫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怀疑我们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管怎样，我怀疑是否应该公开这件事，因为担心暴露秘密军事基地的存在。但是，现在它们已经意外地公开化了，我想文章发表应该也没有问题。
我的岳父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身体的左侧属于半瘫痪状态，他能缓慢地走路，思维像往常一样活跃。岳父母要离开我们家，因为我们住在四楼，没有电梯，但他们住在附近，我们可以每周去一次，共进晚餐。上次去，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最新政府文件，我很感动的是他仍然企图说服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让我看了“以人为本”（大概可以翻译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段落，我忍不住指出这个用古文写出来的段落更多来自儒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岳父简单地点点头，表示他已经知道这点了。他在40年代参加共产党之前，曾在村子里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对这些经典还是很熟悉的。
译自：The Last Visitor by Daniel A. Bell
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最近的新书《中国新儒家：变化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译注：本书中文版即将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