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环球网/十五岁的蒋经国因为父亲的安排，也是政治的需要，远渡重洋来到了苏联。谁也没有想到蒋经国会在苏联待了整整十三年。而在此期间，蒋经国做过学生、军人、农民、工人、工厂厂长……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得蒋经国被深深的打上了红色的烙印。而此后的他，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所作所为都深受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蒋经国与蒋纬国》（张树德著）对这一时期的蒋经国做了详细的介绍。
赤脚草鞋的蒋经国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蒋经国于1925年10月离开了弟弟蒋纬国，同其他3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出国来到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首都莫斯科。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学校为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准备了一个俄文名字，蒋经国改称尼古拉。
中山大学的“洗礼”
中山大学是一所直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学校。这里教学的重心，是训练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而不是学者和科学家，所以主要课程是：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和其他有关著作）、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
基于对当时世界形势的估计，共产国际认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中国此时已接近革命总爆发的关键时刻，急需能胜任领导革命工作的干部。因此，中山大学的学制为2年，要求教育必须速成和讲求实效。
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认为苏俄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或其他各国的革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走这条道路，所以在学校的大纲里安排了一定的时间，让学员深入实际，文武并举，既能够挥毫著文动员群众，又能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
另外，这所学校培养的学员，将来都要成为新型无产阶级政权的骨干，他们应该了解怎样当领导者，执掌政权。因此在学习期间，不但要努力读书，还要对当时在政权形势和党的建设与组织方面被认为是全世界楷模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做深入的考察、了解。
在校期间，蒋经国学习相当努力刻苦，俄文成绩进步很快，不久就能与人用俄语交谈。其他方面，表现也非常活跃。入校刚刚2个月，当时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该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批准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苏共预备党员。同时，蒋经国还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经常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很受瞩目。
俗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蒋经国置身“红都”，被“赤化”是在所难免的。不用说当时苏联社会的大环境，单就“中山大学”校园里的气氛，就给人一种非革命不可的强烈感染，使学员们时刻牢记肩负的重大责任。同其他学员一样，此时此刻，蒋经国也把谋求中国的解放视为神圣而伟大的使命。
实际上，蒋经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当中。那时，正是苏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派斗争甚为激烈的时候。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是这场斗争的领导者。
虽然中山大学有不少人崇拜托洛茨基和他的理论，可都知道斯大林的厉害，对政治斗争的残酷也有所耳闻，一般都不敢把自己的观点表露出来，也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观点。
此时此刻的蒋经国，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先在校刊上发表了《我从来没有如此说过》的文章，为那些同情托洛茨基而受到压抑的同学鸣不平。尔后，又竭力鼓动同学间的暗中活动，并劝他们书写小册子和开会，表示对托洛茨基的支持，同时，也给同学中间那些支持斯大林的人造一点压力。涉足政治的危险性，这时的蒋经国还未有深刻的认识。
在这期间蒋经国还担任了中山大学墙报《红角》的编辑。到中山大学不久，他就为墙报写了一篇题为《革命必先革心》的文章。在文章中，号召“大家站在革命阵线上，巩固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他主持的墙报，得到中国共产党旅苏支部的支持。
从蒋经国到达莫斯科起，一直到1927年的春天，可以说各方面都如鱼得水。他除了搞好学习外，对所担任的社会工作、社会活动，都做得一丝不苟，确实可说是“无须扬鞭自奋蹄”。
然而，正当蒋经国在苏联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之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1927年4月，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愤怒了。他们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一致通过了给武汉革命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蒋经国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为父亲的作为难堪，也感到受了羞辱。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可这并非容易。
蒋经国接受的是中国儒家教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等传统的伦理纲常构成了他的道德观。此刻要与父亲“划清界限”，站在“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一边，那就是说，他也要去声讨亲生父亲。
最终，经过激烈而又痛苦的思想斗争，蒋经国登上了主席台，对蒋介石公开进行声讨。
摇摇摇摇蒋经国在声讨蒋介石的演讲中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这里我正是以青年团员的身份表示我的态度，我不是以蒋介石的儿子的身份讲话的。”他又说：“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过了几天，蒋经国又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1927年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也登载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全文如下：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可以看出，蒋经国当时的举动确出于挚诚，并非违心所为。几年的留学生涯，他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名颇为合格的共青团员和准布尔什维克。
至于后来在他身上又发生的180度大转变，则是另有它因了。
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武装”
自从蒋经国发表声明，向世人表示了他与父亲蒋介石划清界限的政治立场之后，他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且更加受到人们的尊敬。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处境尴尬。过去，美丽漂亮的苏联姑娘曾把这些中国留学生当成中国未来的领袖群，频频向他们以目传情，暗送秋波。而现在，他们处处遇到的都是鄙视、轻蔑的目光，几乎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街上行走时，经常会有人朝他们愤怒地呼喊：“可恨的蒋介石！”“该杀的张作霖！”真是“恨屋及乌”。而蒋经国却未曾受到如此冷遇。
1927年7月，中国政局又发生了出乎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意料之外的事件。曾被斯大林定性为“革命政府”的中国武汉政府与被他定性为“反革命政府”的中国南京政府实行“合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共同对付革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由于这一原因，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然而，对于蒋经国，由于谴责反革命的父亲有功，非但未被遣送回国，而是根据其表现，在中山大学毕业后，被保送进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政府干部的列宁格勒工农红军托尔马乔夫军政学校深造。
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推翻或消灭无产阶级的敌人——资本主义世界，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军队，而优秀的军事干部则是建设好军队的决定性因素。此时此刻，为全世界输送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伟大使命就历史地落在世界无产者的祖国——苏联的肩上。因此，苏联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花费和动用了很多人力和物力去发展军事工业和培养军政干部。列宁格勒的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就是直接为这个目的而服务的。
这所院校在苏联历史和政治斗争风浪的正反面记录中，一直是榜上有名的。苏联的权威著作和官方舆论把这所学校与苏联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发挥了“钢铁长城”的作用。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里对这所学校有过这样的记述：这所学校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干部和学员们都树立了英雄主义、忠于革命利益和苏维埃祖国的崇高榜样。共产党员们在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其他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斗争中，是党中央的可靠支柱”。
能到这所院校学习的人，均非等闲之辈。一般青年人都把能到这个学院学习看成是无比自豪的事，就像当初中国进步青年争先恐后地到黄埔军校去一样。均由一流的“国际型政治家”组成和控制的共产国际领导把蒋经国送到这里来学习深造，可谓用心良苦。
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教学以社会科学为主，课程有苏联共产党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工人运动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一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党政工作、军事教育学和心理学在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培养途径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来的蒋经国在台湾党政军中地位的日趋上升也完全运用了在这里所学到的理论。
从此，“党军”的思想在蒋经国的头脑中生根。根据教员的讲授，蒋经国认识到一个不容争辩的“真理” ——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非党群众绝对信仰执政党”，军队中政治部的任务是：决定政治工作的全部计划和实施，以保证战斗的胜利；使每个参战人员都明白战斗的政治目的；政治部要特别注意党员的分配，要保证到处都有党的影响。党在军队中是最为神圣的，党权是高于一切的。
这些思想在他后来回国从政实习期间得到了发展。在主办三青团中央干校和从事青年军政工作中，他就利用各种场合和一切机会去发展所谓“忠党爱国”的人，即使文娱活动的时间也不放过。文娱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必须要绝对信仰他的“理论”，无条件服从他的调遣，否则即为“共党嫌疑”。他不折不扣地把在这所院校学来的信条——“使到处都有党的影响”——落实在他统治下的一切领域之内。
军校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培养对领袖的忠诚。学校反复对学员指出“列宁不仅是苏联人民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领袖，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这是保证布尔什维克掌握军权的重要前提，学员必须真正认识到并且接受这个“颠扑不灭”的真理。
当时的蒋经国，对此深信不疑。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列宁和苏维埃政权是密不可分的，能在列宁身边工作过，是非常荣幸和令人羡慕的，蒋经国也有着同样的心理。由于有心，关于列宁的私人警卫战士李富清的事迹，蒋经国几乎能够倒背如流。
在李富清给蒋经国叙述的与列宁在一起的往事中，列宁的平易近人和关心部属及由此深得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情节，蒋经国记忆尤深。这件事也给了他不小的影响。日后蒋经国在赣南的微服出访、体察民情；在台湾横贯公路现场奔走于大山险境之中，时常出现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不能不说与此时他在这里受到的教育有关。
蒋经国在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的学习，为他日后在国民党的政治生涯中奠定了极好的基础。当时，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于他在校期间的学习与所谓的政治表现也无可挑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