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这位思路清晰的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是“新左派”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们的矛头指向收入增长不均，并认为国家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揉入实施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这一政策目前恰恰开始出现。
新左派目前主要还是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通过在刊物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来不断地吸引公众注意，给当局施加压力并影响中共领导层的决定。不少新左派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其中一些仍在海外居住。他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没受到政治流放，他们呼吁在“体制内”进行改革。但他们并不是“领导的笔杆子”。今天的新左派学者是“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按照西方的说法，他们可以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公众事务上公开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
新左派观点的影响力正在向中国思想、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拓展。
1989年6月前，中国知识分子为党内的改革派提供了主要的社会支持，而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国家官僚体制内。在80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通常分为两个阵营：改革派和保守派。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持相同的观点——支持改革开放，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相信这些与五四运动精神一脉相承。在 1979-1989的第一轮改革开放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支持改革。
在90年代，一系列事件导致知识阶层发生分化。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生动地展示了全球化的危险。突然间，资本主义变得并不能万无一失地确保繁荣富强。进而，在1999年，北约“误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在普通市民和游行的学生中激起了愤慨。中国的新左派採取了强硬的民族主义姿态，而自由派则为潮起的民族主义而忧心不已。伴随著市场化改革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贫富的两极化震动了新左派，他们决心维护贫困层的利益，要求改变改革的方向，主张国家採用强有力的力量保护贫困层。
新左派认为，中国捲入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他们声称，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别的，就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西方传染病和市场传染病。新左派相信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外部，其根源是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在全球化问题上，一些新左派加入了民族主义大军。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也是近年来的讨论热点。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彻底地背离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收入再分配理念是无情的、不道德的。
有关产权改革的争执也激发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辩论。私有化过程中伴随著国有资产流失，这已备受指责，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融教授郎咸平使用会计方法以及知名企业如海尔、TCL和科隆的数据，展示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些新左派很快给领导层写信，呼吁调查郎咸平所指控的问题；最终中国证监会发现确有违规行为。
当然，新左派也各有不同，有的相对温和，有的则激进得多。有的强调国家的角色和民族主义，有的重视社会公正，还有一些强调毛主义的实践。而且新左派观点的影响力也正在向中国思想、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拓展。
2007年，在接受《远东经济评论》记者雷思莉·虎克採访时，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表示，中国正处在一个“引爆点（tipping point）”上。“我称之为‘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 他解释说，“除了经济政策外，中国如今第一次有了社会政策。”他说，因为社会和经济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在经济改革之前并没有必要拥有一个独立的社会政策。
这位思路清晰的前耶鲁大学教授是“新左派”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们的矛头指向收入增长不均，并认为国家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揉入实施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这一政策目前恰恰开始出现。
“在社会主义时代，经济和社会是嵌在一起的，后来彼此剥离，如今正重新嵌到一起，”王绍光说，“在卫生保健和教育领域，尤其可见。”他解释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那段快速经济改革时期，政府从诸如卫生保健和教育这些领域的撤出导致了巨大的不公平，现在就要开始填补这些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