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在缅甸做玉石生意的华侨尹正权说，三四年前，他玉石厂一位工人被深山老林里的一群“野人”抓去了，那群人穿的是用藤条做成的衣服，用的是弓箭，“后来他们听见我们说汉语，就用很简短的汉语和我们说话，比如国民党兵、打日本人等，我们猜测他们是当年留下的远征军。”
目录导读：恳乞祖国政府有关方面，给予追认远征军的史实和功绩
文章导读：一位缅甸的军官告诉张富鳞，他们有一次在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在森林时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
杨伯方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其它中国远征军老兵一起，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在这位中国远征军老兵手写的回忆录中，这句话被抄写在最为醒目的位置。
2009年3月中旬，当《瞭望东方周刊》来到缅甸曼德勒，寻访这位在二战后流落于此的远征军老兵时，却得知他刚刚在两个月前与世长辞，终年89岁。
这位多年来一直在为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家而奔走呼吁的老兵，最终依然没有逃脱客死异乡的宿命。
“二战结束后，有上千的中国远征军流落在缅甸，而如今，剩下的仅有十多人了，且年龄都在90岁左右。”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绝大多数老兵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和他的家人联系上。”
“我对得起祖国”
“杨伯方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居住在缅甸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张富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张富鳞特意穿上一件白色的别着两枚纪念章的上衣。
两枚纪念章中，一枚是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另一枚则是广西一个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颁发。
1941年，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富鳞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中去。“全校师生，只有女同学回家了，其它的都去参与抗日工作。”张富鳞回忆说。
张富鳞参加的是隶属于宋子文的中央税警团。1941年12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张富鳞担任的是师部通讯兵。
在接受采访时，张富鳞不断地向本刊记者纠正一个细节，“孙立人读的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而不是外界所说的西点军校。”
日本投降后，赴缅参战的张富鳞脱离了队伍，留在了当地，“我们参军是去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内战的。”这也是选择留在缅甸的大多数远征军的想法。
1950年，张富鳞和缅甸傣族的一位姑娘成婚，并在随后进入一家华文学校教书。张富鳞说自己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离开学校拿起枪打日本，二是放下枪拿起粉笔在异乡他国教授中文，“我对得起祖国。”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说过，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我为国家做了这两件事，我觉得，我对得起祖国。”张富鳞再一次激动地向《瞭望东方周刊》重申。
说到激动处，张富鳞总会反问《瞭望东方周刊》，“你说，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来采访我？为什么？”十多年前，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过张富鳞，但最后稿件并没有发表，“那个记者说时间不对，你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我们都死光了吗？”
在心平气和之后，张富鳞坦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这些远征军是“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把他们当回事，“现在好了，是美女照镜子，两边都喜欢。”
每谈到打仗的经历时，张富鳞总是泪流满面。
“你见过大森林吗？你见过下大雨吗？”张富鳞习惯性地反问。在张富鳞对那段经历的记忆中，最深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逃亡中。1942年4月，首次进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全线溃败，一部分返回滇西，一部分退入印度。
“那时候雨季刚来，那不叫下雨，那就天漏了。”张富鳞说，“穿越原始森林，简直是恐怖，疟疾、蚂蟥、毒蛇，加上饥饿，45000人的大军，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
张富鳞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他在师部。
若干年后的2002年，一位缅甸的军官告诉张富鳞，他们有一次在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在森林时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那是你们中国兵。”
亲身的经历让张富鳞很容易还原出当年的细节：一群精疲力尽的士兵为了躲雨，发现了这个山洞，他们打算进入里面休息，就在他们放下枪抖落衣服上的蚂蟥刚刚躺下时，他们发现，再也站不起来了，“山洞里没有氧气。”
在杨伯方的回忆录中，同样记录着诸多悲惨的情景：一位驾驶员被车压断了腿，伤口已经生蛆，又无药医治，他们几位士兵抬着他缓慢地走在莽莽的从林中，但路越来越难走，他们也同样体力不支。这时候，从后面赶上的一位军官悄悄告诉他们，给他一颗子弹吧，因为留着不是饿死也是被野兽吃掉。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在这位伤兵不注意的时候，顺着他的脑袋开了一枪。
国殇墓园里有他的墓碑
对于战争的记忆，韩天海更多地是不断重复一句话：天天枪响，天天死人。
1938年，年仅16岁的韩天海被抓去当兵。那天，他正在老家重庆的一个学堂里读书，那时，他正在跟着老师唱着“抗日救国来当兵”，“几个抓兵的人冲进了教室，说我到了当兵的年龄，要去当兵打日本人。”
韩天海没有任何反抗。
“那时候好多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甩，自己把自己炸死的都不少。”韩天海说。韩天海所在的预备二师，是第一支打入敌占区的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在滇西的多场战斗中，功绩卓越，死伤惨烈。
在滇西的高黎贡山上，即使现在，当地的村民犁地时，还经常会发现当年死去的士兵的遗骨。
“上了战场，猪狗不如。”每到雨季来临，韩天海至今还残留着弹头的右腿总是隐隐作痛，也总是让他回到那场不堪回首的战斗中，“我们排在二台坡遇到敌人的伏击，全排人几乎都死光了。”
和其它远征军相比，韩天海更多一份让他心悸的经历。就在那次二台坡被伏击之后，韩天海被俘。因为他年龄太小，日军并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去做苦役，“被俘的战友中，有被活埋的，有被灌水的，我都亲眼看到过，太惨了。”
让韩天海心惊胆战的是，每次日军杀俘虏时，都会让他去陪杀，“大家都被蒙着眼睛，跪在地上，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杀。”
1944年5月，反攻腾冲的战斗打响，韩天海和被俘的其它士兵一起，趁乱杀掉三位哨兵后，逃出俘虏营，返回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天海离开部队去边境上做一些小生意，以此维持生计。他的另一个打算是，攒点钱后再回家看望父母。但局势逆转，身为中国远征军战士的韩天海已经难以再回到他的家乡。
若干年后，他因做生意在云南边境碰到了当年的一位战友，这们战友告诉他，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里，有刻着他名字的墓碑。他才知道，当年他被俘后，部队以为他牺牲了。2005年，韩天海专程前往国殇墓园，找到了那块苔藓斑驳的墓碑。
88岁的韩天海已经记不清自己家乡的具体名称，他只记得自己出生在重庆，后来家里搬到成都一个叫棉花街的地方开了一个织袜子的店铺，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叫韩天才，一个叫韩天元。
而同样来自四川且和韩天海同龄的刘朝回则清楚地记的，自己家在四川省岳池县广新场九区义民乡（音），“我有一个哥哥叫刘朝明，一个弟弟叫刘朝辉。”
和刘朝回同来参军的还有五个老乡，他们出发前，全县的学生都来欢送他们上前线，“用竹竿挑着长串的红炮仗，放个不停。”而这种“叭、叭”作响的声音在随后的多个日子里经常伴随着他，“我们守阵地，日本人往上冲，我们要不停地放枪，枪一不响，日本人就冲上来用刺刀刺我们，他们的刺刀比我们的要好，好多战士被他们刺死了。”
让刘朝回至今难以忘记的是，和他当年一起参军的五位老乡，在开往云南战场的路上，就因病而离世。
刘朝回住在缅甸北部的城市腊戌，据他讲，腊戌最多的时候有20多位远征军老兵，但现在除了他之外，仅剩下一位90多岁的河南籍老兵。
“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英雄。”提起当年参军时的情景时，刘朝回说。但这一切，随着时局的变化也在不停地变化着，在流落缅甸的日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刘朝回甚至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一些远征军沦为“野人”
坐在位于缅甸曼德勒35条街的店铺门口，老兵张家长左胳膊上的刺青十分醒目。上面刺的是他的傣文名字。在缅甸的傣族中，有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胳膊上的风俗。
“ 都是为了活下去。”张家长解释说。抗日战争结束后，张家长留在了曼德勒经商，为了能申请到缅甸的身份证，在别人的指点下，他临时认了一位傣族人为父亲，并依傣族的风俗习惯在胳膊上刺上自己傣文名字，然后到当地移民局，称他小时候因家庭生活困难，被卖给一个中国人，现在回来认亲。
“好多在缅甸的远征军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拿到了缅甸的身份证，要不你寸步难行，很难活得下去。”张家长说。
“其实谁也说不清在缅甸究竟留下多少中国远征军战士，好多人为了活下去，只好隐姓埋名，或者在深山老林里娶一个当地的老婆，苟且偷生。”张富鳞说，“好多远征军的后代，根本就不会说中国话，对那段历史更是不了解了。”
让张富鳞心碎的一件事情是，就在几个月前，一位高龄的中国人晕倒在曼德勒火车站，有热心的华人将其送到当地的华人会馆，虽然这位老人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但张富鳞看过之后确认，他肯定是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有90岁左右，听口音又是多省籍（缅甸当地华人将云南、广东、福建三省之外的地方统称为多省）的人，像这么大年龄的多省籍的人，一般都是当年打仗流落到这里的。”
现年74岁的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会长王荣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全家是1951年到缅甸做生意，刚开始在靠近印度边境一个叫克里谬的地方开杂货店，那里最多时有20多位老兵，目前还有一位分健在，名叫经明清（音），是浙江人。后来他又到一个叫法兰的地方开分店，在那里也见到好多老兵，“我经常和他们一起吹烟打牌。”
据王荣森透露，在曼德勒，还有一位名叫朱长江的远征军战士当了和尚。那位老兵曾经告诉他之所以当和尚，是因为当年他们当年躲藏在山上时，被缅甸一位当地人告发，随后遭到缅甸军方的围剿，死了好多弟兄，后来他的上司为了复仇，杀了那个缅甸人全家，“他后来觉得报复有些过了，就去做了和尚。”
《瞭望东方周刊》随后前往曼德勒的一个山上打探，当地的一位和尚称，的确是有一个叫朱长江的中国和尚，但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曾在缅甸当阳生活过多年的华侨王升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当阳，最多时有30多位老兵，有开赌场的，有镶牙的，有开汽车的，大概只有一半在战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而回到国内的只有五六个，“一个叫吴应光的老兵，家在四川内江，我帮他写信联系上了家人，但至死他都没能回去。”
“而早年回去的人，也不一定比留在缅甸好。”王荣森说，“1967年缅甸排华时，有一些远征军回到国内，好多都被抓去判刑甚至枪毙。”
更让《瞭望东方周刊》吃惊的是，在缅甸做玉石生意的华侨尹正权说，在三四年前，在他的玉石厂打工的一位工人被生活在当地深山老林里的一群“野人”抓去了，后来他们去交涉，发现那群人穿的是用藤条做成的衣服，用的是弓箭，“他们说的话根本听不懂，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后来他们听见我们说汉语，就用很简短的汉语和我们说话，我们听懂了几个词，比如国民党兵、打日本人等，我们猜测他们是当年留下的远征军。后来我们给了他们一些东西，换回了我们的工人。那个位置在印缅边境，是当年远征军撤退印度时经过的地方。”
身为师部通讯兵的张富鳞说，以前每次打完仗，在安葬好战死的兄弟们后，师长孙立长总会献上一束花，并留下伤兵守墓，说等到战争结束后，他会接兄弟们荣归，“但世事难料，后来孙立人自身也难保，那些奉命守墓的兄弟们，更是连自己都留在了异乡的丛林。”
不想就这么潦倒地回去
祖籍广东海丰的张家长回乡探亲已经是在离家整整45年之后。1943年，年仅18岁的张家长告诉自己的哥哥，家里兄弟三人，生活太困难，必须有一个人外出逃生，因此他准备去当兵。
当兵后的张家长被分配至预备二师，且和韩天海在同一个团，“有一次一位战友中枪，血就像水管漏了似地往外冒。”
1988年，张家长到中缅边境的云南畹町看望几个当年的战友，战友告诉他，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还是非常开明的，国民党老兵回国再不会受到限制和迫害了。
当年，张家长在经过几次辗转之后，终于回到了广东海丰。当他的哥哥见到他时，激动地说：“你当年说出去逃生，没想到一去这么多年，走了这么远。”
不过，张家长依然能感觉到异样：“有个老同学，见了我扭过头不敢认，生怕我会连累到他。”
在曼德勒街头开着一家布店的张家长，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的兄弟姐妹，有在台湾的，有在香港的，也有在大陆的，他们生活都不错，经常说让我去他们那里住，但我不愿意去。”
张家长说，他是广东海丰张氏家族的第12代人，而如今他成了第一代人，是缅甸曼德勒张氏家族的第一代人。这位在家中已经习惯于说缅语的远征军老兵会经常教育孩子“要懂得说中国话”，“因为这是他们的母语。”
同样回过家的还有钟云清。钟云清的家在广西北流县西垠乡新村九组。1938年，20岁的钟云清被抽做壮丁，打过长沙会战，后从昆明飞至印度编入新38师，之后从印度反攻缅甸。日本投降后，已升为少尉的钟云清有一次在领军粮时，他在电话里听到他所在的部队将要回国打内战的消息，“八年抗日，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泪还没干，又要接着打内战，我们不愿意，就开溜了。”
1989年，年逾60岁的钟云清终于回到了广西北流。但至此一别，回到缅甸后，他和广西的亲人再也没有联系上。
钟云清有一辆已经破旧不堪的Land Rover（陆虎）汽车，据称是二战结束后英国军队留下的。本刊记者在曼德勒宴请老兵时，钟云清就坐着这辆车前来。坐在汽车上的钟云清身板笔挺、精神矍烁，这位91岁的老兵，依然保持着一位中国远征军军官的尊严和体面。
老兵陈华的回家之路则充满了悲凉和伤感。
1937年，陈华在参军前，将自己的妻子送到娘家四川内江，他告诉妻子，等他打完仗，就接她回家，那时，陈华的二儿子还在母亲的肚子里。谁知这一去，就是50多年。
1990年3月18日，一位在缅甸经商的华人突然找到身在仰光的陈华，说他到云南进货时，碰到一位中国人，托付他找自己的父亲陈华，并转交给他一封信。写信的人叫陈传毅，就是陈华的二儿子。激动不已的陈华立即给儿子发去电报，并于一个多月后回国。
“ 我的妻子早已改嫁，回到四川内江后，我们俩人只能大哭一场。”陈华说。另一个让陈华内疚终生的事情是，因为他的一封信，让他的一位朋友丢了性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给云南的一位朋友写过信，这位朋友是位女士，结果她被她的弟弟告发，说是私通国外，一帮人就到家里去抄家，这位朋友很聪明，把信烧掉了。那帮人翻来翻去，最后在铺在床上的褥子底下发现一张《人民日报》，报纸上有一张毛主席的照片，这位朋友就被定为反革命罪，被批斗致死。”
陈华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还能回家乡看看，“但我不想就这么潦倒地回去，回去之后还要给孩子们添负担。”陈华说，他正在申请台湾方面发放的战士授田补偿金，有50万新台币，如果能领到这笔钱，他就回去，但目前台湾方面让他提供当兵时的证件，他全都丢了，“我的军官号是337006。”
来自广东梅县的老兵林峰原名林少京，在他读高二的时候，日本人侵占香港，逼近广东，他毅然走上抗日救国之路。从来没有回过家乡的林峰很想回广东去看看，但为难的是“没有美金买机票”。
共同抛弃历史的包袱
2009年2月，老兵陈达夫和边一帆在曼德勒相继去世。
两位老人的去世，让在曼德勒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刘雅馨有些难过。在来曼德勒留学之时，她曾受广西一家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委托，向他们发放纪念章，“我打听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刚刚去世。”
身为“80后”的刘雅馨，坦言自己对抗战历史了解得不够全面，“我们看的都是《地道战》《地雷战》等片子，而对远征军的历史，知之更少。”
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的父亲就是一位已经过世的远征军，让这位远征军后代伤心的是，在缅甸，经常会看到日本人前来悼念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死掉的士兵，日本人甚至连他们的战马都修有纪念碑，而怎么很少见到我们中国人来悼念那些为抗日牺牲在异乡他国的英魂呢？
“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去重新审视或者去纠缠。比如如何评价这支军队对抗日救国的贡献，还有，我们的远征军到缅甸是为了抗日，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缅甸人认为我们是侵略他们，这些工作，都要我们后人去做。”王玉顺说。
和其它远征军不同的是，张富鳞称自己不想回家。在被问及原因时，他反问本刊记者是否读过《桃花源记》，“里面的人在回答外面的人的问话时说，‘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
张富鳞的家在山东省济南市离明街。“几年前，曼德勒来了一个山东的艺术团，我问他们济南离明街的老房子还在不在，他们说早就拆了盖成大洋楼了。”张富鳞说，“原来的家都没有了，所以我也不想了。”
张富鳞说自己有个妹妹叫张华清，她的丈夫叫王普光，是唐山人。
对张富鳞的境况比较了解的王荣森说，“叶落归根，谁不想回家看看呢。张富鳞几年前骑自行车时摔伤了腿，行动不方便了，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钱，他觉得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还不如不回去。”
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情况引起了中国官方的重视。2002年，在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的组织下，由9名老兵组织的中国远征军回国访问团终于成行。
当时参与组织此次活动的王荣森称，他开始找老兵说此事时，好多老兵都不愿意回去，“虽然那是他的祖国，但毕竟是共产党执政的地方。”经过多次做工作，终于有11位老兵答应回国访问，“就在临出发前，又有两位老兵因为孩子的反对未能成行。”
中国远征军回国访问团的成功访问，打消了众多远征军心中的疑虑，一些老兵为此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提出，花那么多钱回国访问，还不如花几块钱人民币给他们发一张证明，“只要说我们打过日本鬼子，为国家做过贡献就行。”
随后，几位老兵以缅甸现生存之抗日远征军全体退伍老兵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递交请愿书：……可惜胜利之日，即是中国远征军冰消云散被人遗忘之时。现尚健在的抗日远征军，都已逾八十，老弱病残，不复有当年之气魄繁华，更不敢自谈远征军的功绩，只有让后世去评论，让历史去见证。但为了不让保家卫国血洒海外河岳的英雄儿女们被人遗忘，故我等发起请愿，恳乞祖国政府有关方面，给予追认远征军的史实和功绩，有所表现，以慰炎黄儿女血洒异域的壮烈事实……
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领事张建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向中国远征军老兵发放纪念章一事，他们早就有想法，到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们向中央提出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每每说到这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纪念章，张富鳞总是很激动，“中国俨然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因为他的发展开始遵循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允许多元，允许蝴蝶成群，也允许蜜蜂存在。”
谁也难以忘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事情：每有大陆的领导人访问缅甸，支持台湾的白派要被暂时关押起来；反之，支持大陆的红派就会被关押。
仰光云南会馆副理事长陈自廷在当时就属于白派。1951年，几代人均为村里头号地主的陈自廷一家，不得不被迫逃离家乡云南腾冲，来到缅甸。
“ 你说我不恨共产党，那是不可能的，但这毕竟是历史，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客观，更需要包容，需要抛弃个人的偏见。”陈自廷说。在以前，仰光有两个云南会馆，一个属于白派，一个属于红派，双方经常会因立场的不同而争吵甚至打斗。1996年9月，在陈自廷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两个会馆终于合二为一，“持不同政见的双方能走到一起，是因为大家能共同抛弃历史的包袱。”
“只有放下包袱，我们才能快乐。”陈自廷说。整天忙于慈善事业的陈自廷并不相信人会有来世，但他相信天堂的存在，“我们的快乐就是天堂。”
（感谢云南普洱德福经贸公司董事长高飞、仰光云南会馆副理事长陈自廷、曼德勒明德学校副校长潘体惠、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会长王荣森等对此次采访的帮助。）
(作者：孙春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