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19/非洲客的广州淘金梦:挣够20万就会衣锦还乡

-南方都市报:非洲客的广州淘金梦
-国际先驱导报:数万非洲人长期非法居留广州
-美国之音:广州的2万非洲人--警方大为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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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非洲客商在广州已经有房有车。

南方都市报/7月17日,童心路金山象商贸城,一位非洲裔妇女在中国服务员的陪同下挑选衣服。

我们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生意。——Mika

一次一个中国男孩来到我们家,当着我的面说,以后要娶Nono做妻子。——Mika

发廊老板佐治夫妇:挣够20万衣锦还乡

●姓名:Georges

●年龄:35岁

●职业:卖碟小贩兼发廊老板

●国家:刚果(金)

●来广州时间:七年

午时刚过,广州登峰街,非洲裔客商多了起来。

他们在宝汉直街、新登峰宾馆、越洋商贸城、金山象商贸城、天秀大厦之间穿梭,眼神被那些琳琅满目的金项链、金手表、牛仔裤、杂牌电器、手机、服装所吸引。尽管广州人把这些小商品称为“流嘢”。可这些并不重要。在他们的祖国,这些价廉的日用消费品全部靠进口。只要批发运回非洲,他们就可以再用高出几倍的价格销售。

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初,在穗常住的外国人已超过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而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30%到40%的幅度飞速增长。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多人栖居在广州市的出租屋或居民家中。他们在天河、越秀、番禺、白云等区域生活着。其中,据官方统计,仅登峰街登记在册的境外人员已超过1700人,涉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

淘金梦想

非洲妇女在登峰街跟湛江店主阿青讲价。

1条项链、两个手镯、两个戒指。店主出价100元,她应道:“No、No,一共50元,”并做出要掉头的样子。阿青急了:“全部七十蚊!”非洲妇女露出了笑容。登峰街、矿泉街,皮具、服装、手表等小商品批发市场密密匝匝。非洲客商们远渡重洋,扎堆聚居,乐此不疲地在各个市场东挑挑,西捡捡。进出口贸易,几乎是他们共同的职业。

六年前,几内亚人Ommar在广州的足球俱乐部踢球。外援收入不菲,赚了点钱,他离开球队,开始学着四处应酬,做生意。几年下来,他已在非洲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在老家刚果,Rody的家族投资了一片热带雨林。来广州,他计划将热带雨林的木料做成硬木家具,再卖给中国的有钱人。即使商务签证很难续,喀麦隆的AlainGauche也不愿放弃生意。他说,不少非洲人来中国投资,都借了亲戚的钱,浪费了很丢脸。

几内亚人MadamBah开了家小型餐馆。菜肴的口味几乎涵盖了西部非洲所有国家的特色。女儿5岁了,几乎全呆在广州。MadamBah认真打理店铺,希望能赚够钱,送女儿回几内亚上国际学校。而他的同乡Fofana曾在美国从事IT业。2003年,他初次来到广州,就把生意做到了中国。五六年来,Fofana每年都来两次广州,将电子产品运回几内亚。

双赢的贸易

广州人阿晖说,2005年之前,他那栋楼500户人家当中,只住了十来位外国人。而2005年以后,外国人开始多了起来。到2008年,只剩十来户中国租客。到广州淘金,非洲客也让广州赚了个盆满钵满。

登峰宾馆的一二层原本是3800多平方米的房间。2006年初,中国老板郭年春将它们改成了128间商铺放租。装修工程还未收尾,所有商铺就被预订一空。九成租户为经营衣服、鞋子、丝绸、毯子、小家电、电子产品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中国人。租金也从2004年的40-50元/平方米/月,涨至100-150元/平方米/月。

后来,登峰街一带的越洋商贸城、金山象商贸城也于2006年10月和2007年4月相继开业。两座商贸城共400余个商铺,加上周边街巷逐渐形成的200余个商铺,在宝汉直街、恒安路、童心路一带形成对外贸易的集市。如今,这一带的铺租已稳定在200元/平方米/月,相比4年前的涨幅高达300%-400%.

而为了便利非洲客商的生意,2008年春节前后,登峰街提出要把连通3座商贸城的宝汉直街打造成“境外人员经商一条街”,进一步形成登峰地区独具特色的成熟商圈。

刚果(金)和中国两面小旗飘荡在电视旁,中国姑娘的“辫子头”和非洲女人的爆炸发型海报一起贴到店门口,35岁的Georges和妻子Mika一起经营着这家美发店。

从中非刚果(金)民主共和国家乡来到遥远的中国,Georges坦言,“我们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生意。”Mika说,等她们挣够20万元人民币,就回到刚果老家去继续生活。Georges梦想着两年之后可以在家乡开一个食品超市,“我们可以从小本生意做起,即便只有一万美元的成本”。

这个15平方米的铺面承载着他们的生活理想。小店位于广州越秀区童心路金山象商贸城3楼,一幅40个非洲各式发型的2平方米大海报贴在铺面玻璃墙上,左边是一台有7个刻录光驱的电脑主机,桌上摆满各式刻录光盘和非洲电影DVD;右边墙面镶着两面镜子,洗头剪发凳椅平排镜前。

丈夫卖非洲电影,妻子做非洲发型,夫唱妇随的中国生活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Georges一点也不能享受在广州的生活,在他看来,中国广州是个能挣钱的好地方,物质富裕,生活便利,但他更留恋家乡,“等我们挣够了钱就会离开”。

从2002年“初来乍到”,到现在认识广州小北一带满大街的刚果老乡,这名35岁的非裔外乡人如何度过他的广州岁月?淘金,几乎是他唯一的和所有的动力。

美好回忆:2002年的卡拉OK

2002年Georges孤身只影,从以前经商的南非来到中国香港,从重庆大厦得知,香港的不少穿着商品比南非贵好几倍,在失望失意的时候碰上“刚果老乡”,他最终来到广州,第一次见识了“Made in China”的便宜商品之利。此后5年,他频繁往返于刚果和中国,靠着倒卖衣服赚取差价。

在Georges的记忆里,那可能是他想到的比较开心的“广州岁月”。“初来乍到,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多非洲商人,不少留学生老乡更是带着我去酒吧和唱卡拉OK.”他对记者说,这是他目前为止对于广州的最温暖记忆之一。

2006年,Georges开始了长留广州的生活之路,“我留在这里,把货物邮寄回去,他们把货款再打到我的账户,”Georges说,这样自己甚至能赚到一半的差价。在他长留广州的第三个月,妻子带着两岁的女儿来到广州,一年后他们共同开了现在的发型屋。

发廊:只能维持生活

女儿每月学费1300元人民币,房租每月2800元,铺租每月2200元。Georges一家四口不吃不喝,每月最少也得花6300元。

关于收入,Georges说,自己每天大概卖30张光盘,每张5元,妻子每天平均做3个头,一般的发型50元/人,他们每月收入不足1万元。

Georges说,发型屋一个月如果收入11000元,其中10000用于日常开销,只有1000元能放进银行储蓄,他的主要储蓄来源仍旧是倒卖衣服,赚取两国间的差价,这样下来,“每年大概能挣8000欧元”。

抛开这些纷繁数字,Georges夫妇的日常工作是从下午2时一直干到晚上11时30分,中间很多时候只在下午4时30分吃一顿饭。

昨日下午,从3点到5点半,出入发廊的“兄弟姐妹”起码30人,男人们都习惯性地用右手与Georges击掌问好,女人们则盯着Mika的顾客议论上几句。

Georges的店铺绝对是附近刚果(金)老乡的集散地,她和丈夫会称那些来自祖国的男人女人们为“兄弟姐妹”,连每个月花700元请来的洗头助理,Mika都会亲切称呼她为“妹妹”。她甚至会把给自己帮忙倒掉洗头水的楼层清洁阿姨尊称为“妈妈”。

对于Georges来说,发廊的日常生活并不“美丽”,他利益至上,如果你问他最想念这里的什么,他毫不犹豫,一脸坦诚:“business(生意)”。

“最棒的故事”:拿到回扣和报酬

两个小时的采访不断被生意电话和来访朋友打断,Georges能想到自己来中国以来的“最棒”故事是在2006,他的一名刚果朋友从国内来广州做买卖,不会说英语拉上自己做翻译,最后和中国客户达成满意交易,结果是他获得1100美元(10%回扣)加上朋友给的100美元翻译费,他前所未有地觉得中国的钱是如此好赚。

Georges脑海中对于广州的所有好印象几乎都与“生意”有关,“中国人没有暴力倾向、不是危险人群,就算思想上和你有千差万别也能与你和平共处”,“中国的牛仔裤可能只卖100元,欧洲的200欧元才能到手,中国制造的商品意味着便宜,”“在中国开我们这样的发廊自由度挺高”。

他坦言自己没有真正的中国朋友,“在中国,平时相处的人不说英语,一说英语是因为要谈生意”,“生意”对于他来说,几乎是除了家庭生活之外所有的生活记忆。

在广州的7年生活记忆中,2007年住在番禺丽江花园的一场火灾让他耿耿于怀。2007年11月份一天凌晨4点,家里厨房突冒大火,他抱着小女儿带着怀孕5个月的妻子“穿过”火门逃出火场,由于没有缴纳房东要求的赔偿款,他们一家的所有物品一直未能取回。

未来:女儿能讲流利中文

Georges的电脑桌面是他的“王子与公主”,2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相比于自己和妻子,他认为孩子们更喜欢中国,更能融入中国。

Mika说,女儿的普通话讲得很好,还经常教自己说“谢谢”和“干杯”,女儿最喜欢的明星是李小龙,她掏出相机里女儿摆着李小龙姿势的可爱照片微笑。女儿Nono就读于一所普通中国小学,班上只有4名非洲裔同学,她常常带着中国小伙伴来家里玩耍,Mika说,一次一个中国男孩来到他们家,当着她的面说,以后要娶Nono做妻子。

“就算孩子在这里长大,她也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孩子接触的中国人远远多于非洲人,他们看见中国人时可以滔滔不绝的谈话,碰到非洲人反而开始产生距离感。

“中国的生活成本太高”,夫妇两人并不打算长期留在中国,“尽管我女儿舍不得离开这里”,Mika说,等他们挣够20万元,也许就衣锦还乡,她继续在家乡开发廊,丈夫经商,真正地去生活。

服装店老板斯蒂芬:没有签证哪也不敢去

7月17日,童心路金山象商贸城,Geogres和他的太太Mika开了一间小店,他帮客人刻碟,太太负责理发的生意。

●姓名:斯蒂芬

●年龄:29

●职业:进出口

●国家:尼日利亚

●来广州时间:20个月

我们是来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我们买中国的东西,在这里花钱。

———斯蒂芬

29岁的斯蒂芬,没有签证,是非法居留者。

2007年10月,斯蒂芬从尼日利亚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广州。

“5—10年前,尼日利亚人拿中国签证很容易。我兄弟当时拿签证就不难。不过后来拿签证有点难了。我申请了许多次,仍然拿不到。”他所说的“兄弟“,实际上是“老乡”。在广州的非洲裔人员,彼此以兄弟相称。在异国他乡生活并不容易,尤其是没有合法身份的人。

迁居南海不敢串门

“如果有签证,我不会逗留在广州。因为没有签证,我哪里也不敢去。”斯蒂芬说他只能呆在他的非洲裔群落里,靠兄弟们的相助过日子。

刚来广州时,他在恒福路花1500元租了一个公寓,可是不到半年就住不下去了。“每个月警察都来敲门,”斯蒂芬说,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抵死不开。

无奈之下,斯蒂芬只好搬到南海。每天花两个小时来回于他在广园西路的小店。斯蒂芬每天6点半起床,7点多出门,花4块钱,从南海坐一个小时的大巴,到广园西路。他必须在9点前到达店铺,迟到会被场主罚50元。通常他会在店里呆一整天。因为担心被查,也不出去吃午饭,一般是叫外卖。

晚上6点半,斯蒂芬会关上店门,再坐一个小时的大巴回南海,自己买菜做饭。他自己住一套一室一厅,月租只要450元。“我自己买床,买电视机,买所有的家具,造我自己的家。”

斯蒂芬说,在非洲,他们晚上很喜欢到处串门。不过在这里他不敢,尽管他们在南海也是许多人聚居在一个小区里,但晚上他并不敢乱串门,还怕连累了兄弟。

尽管如此,斯蒂芬说,“中国人非常友善,我不怪中国警察,确实有非洲裔人员到这里来做坏事。”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向警察解释,我们是来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我们买中国的东西,在这里花钱。”

再也不想非法入境

斯蒂芬的家族生意,是做汽车配件。但他在广园西路的小店,却是卖服装的。实际上,他从事的生意五花八门。每天他都会接到来自尼日利亚的许多电话,要他去采购各种各样的东西。斯蒂芬的主顾大多也是非洲裔人员。“他们中很多人完全不认识中国生产商,他们就从我这里进货。”

斯蒂芬11岁时,母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13岁起,身为长子的斯蒂芬就开始为父亲工作。尽管他连中学都没上成,他最自豪的事情,却是供养四个弟妹上了大学。

斯蒂芬说,在广州的非洲裔人员,“部分人是通过与中国人结婚拿到签证的。”斯蒂芬说他自己不赞成为了签证而结婚,“结婚是为了爱情,”他很认真地说。所以,当他父亲打电话来,说他可以娶一个中国姑娘时,他拒绝了。

身为天主教徒,斯蒂芬每周日都去一德路的石室教堂做礼拜。“在教堂里,我提醒自己为什么来中国。为了挣钱,等我最小的妹妹读完大学,我就回国去。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的明天,我的未来。”

“我年底就回尼日利亚,明年就结婚。”以后还会来中国吗?斯蒂芬说会的,他还会来做生意,但再也不会用非法途径来了。

服装店老板Eroshion:我想娶个中国媳妇

能和老婆一起,早出晚归,努力工作,为家庭赚钱,这才是最浪漫的事。——Eroshion

●姓名:Eroshion

●年龄:25

●职业:服装店老板

●国家:南非

●来广州时间:6个月

6个月前,25岁的Eroshion带着10000美金和一个梦想从南非来到广州。6个月后的今天,他在广州拥有一间小型的服装批发公司,与上海、深圳及马来西亚、新加坡、非洲等地都有贸易往来。

每天要和妈妈视频聊天

Eroshion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在店铺上,“我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筹备,才开了这家店。每个月要3500元的租金,换算成我家乡的钱要400000元呢!很贵啊!”这家不到3平方米的小店铺与Eroshion健硕的身体十分不相称,不过Eroshion对未来十分乐观:“这只是暂时性的,等资金足够了,我要回家乡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工厂。”

在许多人眼里,Eroshion绝对是个一等一的住家好男人,每天一处理完店铺的事,就急忙赶回家和妈妈视频聊天。“这是我每天都尽量坚持的事,和家人的沟通很重要,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Eroshion说,他不喜欢人特别多的地方,所以除了白云山,广州的旅游景点他几乎都没去过,更不要说购物休闲娱乐的地方。

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唯一会让Eroshion在下班时间上街的,只有教堂。只要一有时间,Eroshion都会去位于一德路的石室天主教堂祈祷。“上帝就是我的力量”,Eroshion甚至在自己的工作名片上印上了这句一直陪伴他的座右铭。

“我有很多非洲朋友都在这娶了老婆,我也想娶。我已经答应妈妈,要娶个中国老婆,再生个胖小子回去。”Eroshion笑着说。

待在广州虽然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但Eroshion还没有交往比较深的中国朋友。

娶个中国老婆,对于Eroshion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他说,在广州,续签6个月的护照就要花16000元人民币,如果老婆是中国人,只要150元“很划算呢!”

不喜欢住家媳妇的他,不想让老婆一天到晚就待在家里。Eroshion希望能和老婆一起,早出晚归,努力工作,为家庭赚钱,他说“这才是最浪漫的事”。

希望长久住下去

Eroshion说,他在中国很多地方停留过,都受到了当地人十分友好的对待。“警察会很友善地走过来,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需要我出示相关证件的时候,都会说‘请’;如果普通人走在路上会说你好,欢迎之类的话,很亲切。”

Eroshion坦言,自己宁愿花多点钱,也希望能合法完成所有签证手续,让工作、生活更加顺利。“广州是个好地方,环境很好,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在这里建立家庭,长久地居住下来。”

Eroshion表示,自己在努力地学习普通话,目前他只会说一些基本的语句,如“你好”、“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我不会说普通话”等等。离签证过期还有半年时间,对于能否顺利在广州续签,Eroshion乐观地笑着说:“我想在广州再待个三五年。”

数万非洲人长期非法居留广州 边批尾货边躲警察

国际先驱导报/很显然,这个非洲人不想搭理任何人,他选好的几百条牛仔裤必须赶在台风来临前上路,并且是以最轻的重量上路,线头和外挂商标一定要剪掉——他不想为此多掏一毛钱的运费。当中国女孩林雪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时,他反应过激地一甩胳膊,怒气冲冲。但等看清是谁,一下子又笑了。

这个高大的非洲年轻人叫帕斯特,来自刚果(金),这两天,他正为自己快要到期的签证和贸易城越来越多的警察感到头疼。看到身后的记者,他一脸警惕,“不能拍照,我警告你”,汉语流利得惊人。

说这句话时,帕斯特已经大步流星地穿过人群到达下一个摊位,挤过身边的,大多是像他一样肤色的非洲男女,每个人都拖着一只类似于火车站拖行李的手拖车,车上黑色塑胶袋已经鼓鼓囊囊,但谁也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夸张的香水味和体味在拥挤的空间里混杂发酵。

这里是广州越秀区广园西路的唐旗服装城,不远处就是矿泉派出所。两天前,因为百余非洲人集体冲击派出所事件,这里曾是人们的注意力中心。

“跳楼不是稀奇事”

事实上,正是7月15日下午百余名非洲人冲击矿泉派出所的事件令帕斯特开始感到担忧,“非洲人在广州首先应该学会与警察相处,他们太冲动了,这样只会让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帕斯特在为自己签证的事情担心,他和我男朋友是好朋友,两人先后来到中国,去年年初我男朋友的签证就到期了,生意好的时候还可以交罚款,但年底淡季实在支撑不住,只能回国。到现在,轮到帕斯特了。”林雪一脸伤感地说。

林雪希望男朋友赶快回到中国,但是在刚果(金)、在尼日利亚、在加蓬……每天凌晨不到,就会有黑压压的人群涌向中国使馆,人们排起长队等待好运降临,但另一方面,签证却一天比一天难拿。

其实,依靠非法途径进入广州的非洲人实在不算少数,这些人的生活也往往更加艰难——装箱、搬运、送外卖,或者一天到晚待在仓库里,只有晚上才敢出来,拿着微薄的收入,到大篷车那些便宜的酒吧买点乐子。当然,犯罪似乎也更容易一些,兑黑币、贩毒、抢劫、性骚扰……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一部分人犯了错误,当地居民便对整个非洲群体充满敌意,由此而来的是警方越来越严密的监管。

“下塘西有个小非洲,有一天看见他,我大吃一惊,两条腿包扎得像木乃伊。原来他和室友一大早听到警察敲门,就从7楼跳下来了……”当记者露出不肯相信的神情时,旁边的帕斯特说:“警察追就跳窗跳楼,我们跑得快,没什么稀奇。”

在帕斯特看来,令他不安的不是跳楼,而是这些事情传递出的信号——也许,广州不再欢迎他们。

“中国制造”的诱惑

在一个卖花饰的摊位前,帕斯特停下脚步,“这些小东西已经不赚钱了,家乡现在流行的是数码产品。”帕斯特更怀念的是从前的时光,那时非洲的消费时代刚刚开始,人们对于一切外来产品都报以狂热的尖叫,卖得最火的是一款闪闪发光的“凤凰牌”自行车以及与之配套的把手装饰鲜花。

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想像一下吧,在家乡集市上,我的兄弟姐妹们能买到粉红色的指甲油,白色的牙膏、价格公道的耐克球鞋。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而在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巧克力城”,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骄傲的帕斯特”出没。中午时分,他们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拎着超大黑色塑料袋,吃着油炸火腿肠,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辗转数日后,这些“尾货”会到达万里之外的非洲,在硕大的金合欢树下,人们像过节一样等待着交易时刻的到来。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日报》在去年年底报道称,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但这个数据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在非官方统计的版本中,这个数字已经高达20万之多,其中以尼日利亚人最多。

“巧克力城”的困惑

因为一段非洲情缘,林雪对于广州城市中的“非洲版图”了然于心,“有人说大概有20万,但是经常接触就会发现,绝对不只是这个数字。”

林雪甚至对于非裔族群的分布作了一个详细的划分:在广州的外国人有三派,中东和欧洲的主要在荔湾区的东风路和天河,黑人就分布在环市中和火车站旁的服装批发城,其中尼日利亚人主要活动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园西,居住在环市路附近的下塘西,刚果(金)和安哥拉、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人则在环市中的天秀大厦和童心南一带。

由于肤色,这些人被当地人称为“巧克力”,但是现在,这些“巧克力”人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

事实上,金融危机给非洲贸易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天秀大厦曾有数十家摊铺一夜搬空,就连一楼角落24小时营业的兑币黑市都短暂停业。“就拿尼日利亚商人来说,因为美元与奈拉汇价的关系,很多人对投资持观望态度,没有人轻易下定单。”林雪说。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状况不断,管理者与非裔群体之间的矛盾也一天天在加深。“周二、周四经常会有警察大规模出动,每天都听到尼日利亚人在说哪里又抓到多少人,哪个又受伤了?上个礼拜听说有西方媒体在广园西一带访问黑人,问及他们的生活现状,很多人都吐了苦水。”林雪就曾经亲眼目睹一位黑人朋友在办公室的纸箱里睡了2个星期,甚至还听说某办公室一晚睡了8个人。

《南方周末》时事观察员曹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非洲人在广东跟当地警方的冲突涉及到的是颇为复杂的问题。

作为个体,帕斯特已经能隐约感受到“巧克力城”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所面临的压力,而7月15日百余名尼日利亚人聚集在矿泉派出所前所表达的愤怒,则是他们的一次回应。

必须正视的管理难题

很显然,性格奔放的非洲人对广州抱有充分的归属感:他们按照收入的区别住在城中村或国际公寓,穿着短裤拖鞋去街口的超级市场、在公司里听周杰伦、上火的时候还懂得到凉茶店喝一杯“斑痧”……

有人因此将广州称为“第三世界的首都”,或者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关于这个称号,《新周刊》曾经这样描述:在理想的第三世界首都,不同肤色的临时居民应该和本地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看来,“一个城市成为第三世界首都的难度远远大于成为富人的天堂,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物质生活条件问题,而是一种对城市生活理念的梳理。”

与文化上的隔阂相比,非洲黑人群落带来的社会治安和管理等问题更值得关注。

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提出的是管理者们的困惑:“现在广州的黑人每年以30%-40%速度递增,他们已经自然地形成了很多集聚点,同时,贩毒、抢劫等刑事案件上升很快,要不了几年,问题会很严重,现在该是正视的时候了。”

在黄石鼎看来,对黑人管理的难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像。这首先与我国对在华外国人士的管理体制有关,“ 原来统一由出入境管理机关管理,但现在出入境管理机关只管出入境事项,把境内的管理交给了外国人居住辖区的派出所,公安部门大多没有涉外管理经验,也没有相对应的外语人才。”管理机构信息沟通不良,导致很多黑人“一入境后就消失了”。面对如此庞大的“三非群体”,管理者究竟应该怎么办?遣送回国?万人以上的遣送,机票等费用哪来?根据递解出境的规定,要有人陪同,广州哪来那么多人去陪同?对在华外国人士的管理,还涉及外交、出入境、公安等等十几个部门,任何一个问题的处理都让管理方头痛不已。

学者连清川曾在《彷徨的帝国》一书中针对“移民理想国”作过专门的论述。在他看来,广州成为非洲人聚集地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化,对外来人口在理念上实行开放透明的管理是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在管理上,对非洲人应主要实行流动性管理,首先是提供签证合法延续的服务。其次是根据外来移民聚集区的当地社区文化进行特殊管理,让他们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他们才会主动配合你的管理。”

广州的2万非洲人--警方大为头痛

美国之音/广州上周三发生数百名非洲人包围派出所事件。观察人士认为,现在怎样有效对外国人进行管理令广州警方感到头痛。

据中国官方统计,目前广州约有2万名常住非洲裔人士,但是非法居留的非洲裔人士数量据信远远超过这个水平。有相关的研究专家预计,目前住在广州的非洲人达 20万,而且仍然以每年30%至40%的速度增加。这些非洲人大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等国家。

中国政府今年收紧签证政策,使不少非洲裔人士失去在中国的居留权,这在非洲人社区引起强烈不满。根据广州海关及公安的数据,今年以来,非洲籍人员贩毒、诈骗案例均呈现倍增趋势。

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一位广州市警官有关当地非洲人的情况。

记者:“现在广州黑人闹事很多吗?”警官:“应该没那么多吧。”记者:“您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是吗?”警官:“那也不是。”

上周三闹事的非洲人大部分是尼日利亚人,当时在场的尼日利亚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警察几乎每天都查看他们的护照,有时候在街上看见非洲人就会截停他们查验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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