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非洲客的广州淘金梦
-国际先驱导报：数万非洲人长期非法居留广州
-美国之音：广州的2万非洲人－－警方大为头痛
部分非洲客商在广州已经有房有车。
南方都市报/7月17日，童心路金山象商贸城，一位非洲裔妇女在中国服务员的陪同下挑选衣服。
我们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生意。——Mika
一次一个中国男孩来到我们家，当着我的面说，以后要娶Nono做妻子。——Mika
发廊老板佐治夫妇：挣够20万衣锦还乡
●姓名：Georges
●年龄：35岁
●职业：卖碟小贩兼发廊老板
●国家：刚果（金）
●来广州时间：七年
午时刚过，广州登峰街，非洲裔客商多了起来。
他们在宝汉直街、新登峰宾馆、越洋商贸城、金山象商贸城、天秀大厦之间穿梭，眼神被那些琳琅满目的金项链、金手表、牛仔裤、杂牌电器、手机、服装所吸引。尽管广州人把这些小商品称为“流嘢”。可这些并不重要。在他们的祖国，这些价廉的日用消费品全部靠进口。只要批发运回非洲，他们就可以再用高出几倍的价格销售。
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初，在穗常住的外国人已超过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而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30%到40%的幅度飞速增长。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多人栖居在广州市的出租屋或居民家中。他们在天河、越秀、番禺、白云等区域生活着。其中，据官方统计，仅登峰街登记在册的境外人员已超过1700人，涉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
淘金梦想
非洲妇女在登峰街跟湛江店主阿青讲价。
1条项链、两个手镯、两个戒指。店主出价100元，她应道：“No、No，一共50元，”并做出要掉头的样子。阿青急了：“全部七十蚊！”非洲妇女露出了笑容。登峰街、矿泉街，皮具、服装、手表等小商品批发市场密密匝匝。非洲客商们远渡重洋，扎堆聚居，乐此不疲地在各个市场东挑挑，西捡捡。进出口贸易，几乎是他们共同的职业。
六年前，几内亚人Ommar在广州的足球俱乐部踢球。外援收入不菲，赚了点钱，他离开球队，开始学着四处应酬，做生意。几年下来，他已在非洲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在老家刚果，Rody的家族投资了一片热带雨林。来广州，他计划将热带雨林的木料做成硬木家具，再卖给中国的有钱人。即使商务签证很难续，喀麦隆的AlainGauche也不愿放弃生意。他说，不少非洲人来中国投资，都借了亲戚的钱，浪费了很丢脸。
几内亚人MadamBah开了家小型餐馆。菜肴的口味几乎涵盖了西部非洲所有国家的特色。女儿5岁了，几乎全呆在广州。MadamBah认真打理店铺，希望能赚够钱，送女儿回几内亚上国际学校。而他的同乡Fofana曾在美国从事IT业。2003年，他初次来到广州，就把生意做到了中国。五六年来，Fofana每年都来两次广州，将电子产品运回几内亚。
双赢的贸易
广州人阿晖说，2005年之前，他那栋楼500户人家当中，只住了十来位外国人。而2005年以后，外国人开始多了起来。到2008年，只剩十来户中国租客。到广州淘金，非洲客也让广州赚了个盆满钵满。
登峰宾馆的一二层原本是3800多平方米的房间。2006年初，中国老板郭年春将它们改成了128间商铺放租。装修工程还未收尾，所有商铺就被预订一空。九成租户为经营衣服、鞋子、丝绸、毯子、小家电、电子产品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中国人。租金也从2004年的40-50元/平方米/月，涨至100-150元/平方米/月。
后来，登峰街一带的越洋商贸城、金山象商贸城也于2006年10月和2007年4月相继开业。两座商贸城共400余个商铺，加上周边街巷逐渐形成的200余个商铺，在宝汉直街、恒安路、童心路一带形成对外贸易的集市。如今，这一带的铺租已稳定在200元/平方米/月，相比4年前的涨幅高达300%-400%.
而为了便利非洲客商的生意，2008年春节前后，登峰街提出要把连通3座商贸城的宝汉直街打造成“境外人员经商一条街”，进一步形成登峰地区独具特色的成熟商圈。
刚果（金）和中国两面小旗飘荡在电视旁，中国姑娘的“辫子头”和非洲女人的爆炸发型海报一起贴到店门口，35岁的Georges和妻子Mika一起经营着这家美发店。
从中非刚果（金）民主共和国家乡来到遥远的中国，Georges坦言，“我们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生意。”Mika说，等她们挣够20万元人民币，就回到刚果老家去继续生活。Georges梦想着两年之后可以在家乡开一个食品超市，“我们可以从小本生意做起，即便只有一万美元的成本”。
这个15平方米的铺面承载着他们的生活理想。小店位于广州越秀区童心路金山象商贸城3楼，一幅40个非洲各式发型的2平方米大海报贴在铺面玻璃墙上，左边是一台有7个刻录光驱的电脑主机，桌上摆满各式刻录光盘和非洲电影DVD；右边墙面镶着两面镜子，洗头剪发凳椅平排镜前。
丈夫卖非洲电影，妻子做非洲发型，夫唱妇随的中国生活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Georges一点也不能享受在广州的生活，在他看来，中国广州是个能挣钱的好地方，物质富裕，生活便利，但他更留恋家乡，“等我们挣够了钱就会离开”。
从2002年“初来乍到”，到现在认识广州小北一带满大街的刚果老乡，这名35岁的非裔外乡人如何度过他的广州岁月？淘金，几乎是他唯一的和所有的动力。
美好回忆：2002年的卡拉OK
2002年Georges孤身只影，从以前经商的南非来到中国香港，从重庆大厦得知，香港的不少穿着商品比南非贵好几倍，在失望失意的时候碰上“刚果老乡”，他最终来到广州，第一次见识了“Made in China”的便宜商品之利。此后5年，他频繁往返于刚果和中国，靠着倒卖衣服赚取差价。
在Georges的记忆里，那可能是他想到的比较开心的“广州岁月”。“初来乍到，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多非洲商人，不少留学生老乡更是带着我去酒吧和唱卡拉OK.”他对记者说，这是他目前为止对于广州的最温暖记忆之一。
2006年，Georges开始了长留广州的生活之路，“我留在这里，把货物邮寄回去，他们把货款再打到我的账户，”Georges说，这样自己甚至能赚到一半的差价。在他长留广州的第三个月，妻子带着两岁的女儿来到广州，一年后他们共同开了现在的发型屋。
发廊：只能维持生活
女儿每月学费1300元人民币，房租每月2800元，铺租每月2200元。Georges一家四口不吃不喝，每月最少也得花6300元。
关于收入，Georges说，自己每天大概卖30张光盘，每张5元，妻子每天平均做3个头，一般的发型50元/人，他们每月收入不足1万元。
Georges说，发型屋一个月如果收入11000元，其中10000用于日常开销，只有1000元能放进银行储蓄，他的主要储蓄来源仍旧是倒卖衣服，赚取两国间的差价，这样下来，“每年大概能挣8000欧元”。
抛开这些纷繁数字，Georges夫妇的日常工作是从下午2时一直干到晚上11时30分，中间很多时候只在下午4时30分吃一顿饭。
昨日下午，从3点到5点半，出入发廊的“兄弟姐妹”起码30人，男人们都习惯性地用右手与Georges击掌问好，女人们则盯着Mika的顾客议论上几句。
Georges的店铺绝对是附近刚果（金）老乡的集散地，她和丈夫会称那些来自祖国的男人女人们为“兄弟姐妹”，连每个月花700元请来的洗头助理，Mika都会亲切称呼她为“妹妹”。她甚至会把给自己帮忙倒掉洗头水的楼层清洁阿姨尊称为“妈妈”。
对于Georges来说，发廊的日常生活并不“美丽”，他利益至上，如果你问他最想念这里的什么，他毫不犹豫，一脸坦诚：“business（生意）”。
“最棒的故事”：拿到回扣和报酬
两个小时的采访不断被生意电话和来访朋友打断，Georges能想到自己来中国以来的“最棒”故事是在2006，他的一名刚果朋友从国内来广州做买卖，不会说英语拉上自己做翻译，最后和中国客户达成满意交易，结果是他获得1100美元（10%回扣）加上朋友给的100美元翻译费，他前所未有地觉得中国的钱是如此好赚。
Georges脑海中对于广州的所有好印象几乎都与“生意”有关，“中国人没有暴力倾向、不是危险人群，就算思想上和你有千差万别也能与你和平共处”，“中国的牛仔裤可能只卖100元，欧洲的200欧元才能到手，中国制造的商品意味着便宜，”“在中国开我们这样的发廊自由度挺高”。
他坦言自己没有真正的中国朋友，“在中国，平时相处的人不说英语，一说英语是因为要谈生意”，“生意”对于他来说，几乎是除了家庭生活之外所有的生活记忆。
在广州的7年生活记忆中，2007年住在番禺丽江花园的一场火灾让他耿耿于怀。2007年11月份一天凌晨4点，家里厨房突冒大火，他抱着小女儿带着怀孕5个月的妻子“穿过”火门逃出火场，由于没有缴纳房东要求的赔偿款，他们一家的所有物品一直未能取回。
未来：女儿能讲流利中文
Georges的电脑桌面是他的“王子与公主”，2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相比于自己和妻子，他认为孩子们更喜欢中国，更能融入中国。
Mika说，女儿的普通话讲得很好，还经常教自己说“谢谢”和“干杯”，女儿最喜欢的明星是李小龙，她掏出相机里女儿摆着李小龙姿势的可爱照片微笑。女儿Nono就读于一所普通中国小学，班上只有4名非洲裔同学，她常常带着中国小伙伴来家里玩耍，Mika说，一次一个中国男孩来到他们家，当着她的面说，以后要娶Nono做妻子。
“就算孩子在这里长大，她也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孩子接触的中国人远远多于非洲人，他们看见中国人时可以滔滔不绝的谈话，碰到非洲人反而开始产生距离感。
“中国的生活成本太高”，夫妇两人并不打算长期留在中国，“尽管我女儿舍不得离开这里”，Mika说，等他们挣够20万元，也许就衣锦还乡，她继续在家乡开发廊，丈夫经商，真正地去生活。
服装店老板斯蒂芬：没有签证哪也不敢去
7月17日，童心路金山象商贸城，Geogres和他的太太Mika开了一间小店，他帮客人刻碟，太太负责理发的生意。
●姓名：斯蒂芬
●年龄：29
●职业：进出口
●国家：尼日利亚
●来广州时间：20个月
我们是来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我们买中国的东西，在这里花钱。
———斯蒂芬
29岁的斯蒂芬，没有签证，是非法居留者。
2007年10月，斯蒂芬从尼日利亚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广州。
“5—10年前，尼日利亚人拿中国签证很容易。我兄弟当时拿签证就不难。不过后来拿签证有点难了。我申请了许多次，仍然拿不到。”他所说的“兄弟“，实际上是“老乡”。在广州的非洲裔人员，彼此以兄弟相称。在异国他乡生活并不容易，尤其是没有合法身份的人。
迁居南海不敢串门
“如果有签证，我不会逗留在广州。因为没有签证，我哪里也不敢去。”斯蒂芬说他只能呆在他的非洲裔群落里，靠兄弟们的相助过日子。
刚来广州时，他在恒福路花1500元租了一个公寓，可是不到半年就住不下去了。“每个月警察都来敲门，”斯蒂芬说，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抵死不开。
无奈之下，斯蒂芬只好搬到南海。每天花两个小时来回于他在广园西路的小店。斯蒂芬每天6点半起床，7点多出门，花4块钱，从南海坐一个小时的大巴，到广园西路。他必须在9点前到达店铺，迟到会被场主罚50元。通常他会在店里呆一整天。因为担心被查，也不出去吃午饭，一般是叫外卖。
晚上6点半，斯蒂芬会关上店门，再坐一个小时的大巴回南海，自己买菜做饭。他自己住一套一室一厅，月租只要450元。“我自己买床，买电视机，买所有的家具，造我自己的家。”
斯蒂芬说，在非洲，他们晚上很喜欢到处串门。不过在这里他不敢，尽管他们在南海也是许多人聚居在一个小区里，但晚上他并不敢乱串门，还怕连累了兄弟。
尽管如此，斯蒂芬说，“中国人非常友善，我不怪中国警察，确实有非洲裔人员到这里来做坏事。”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向警察解释，我们是来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我们买中国的东西，在这里花钱。”
再也不想非法入境
斯蒂芬的家族生意，是做汽车配件。但他在广园西路的小店，却是卖服装的。实际上，他从事的生意五花八门。每天他都会接到来自尼日利亚的许多电话，要他去采购各种各样的东西。斯蒂芬的主顾大多也是非洲裔人员。“他们中很多人完全不认识中国生产商，他们就从我这里进货。”
斯蒂芬11岁时，母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13岁起，身为长子的斯蒂芬就开始为父亲工作。尽管他连中学都没上成，他最自豪的事情，却是供养四个弟妹上了大学。
斯蒂芬说，在广州的非洲裔人员，“部分人是通过与中国人结婚拿到签证的。”斯蒂芬说他自己不赞成为了签证而结婚，“结婚是为了爱情，”他很认真地说。所以，当他父亲打电话来，说他可以娶一个中国姑娘时，他拒绝了。
身为天主教徒，斯蒂芬每周日都去一德路的石室教堂做礼拜。“在教堂里，我提醒自己为什么来中国。为了挣钱，等我最小的妹妹读完大学，我就回国去。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的明天，我的未来。”
“我年底就回尼日利亚，明年就结婚。”以后还会来中国吗？斯蒂芬说会的，他还会来做生意，但再也不会用非法途径来了。
服装店老板Eroshion：我想娶个中国媳妇
能和老婆一起，早出晚归，努力工作，为家庭赚钱，这才是最浪漫的事。——Eroshion
●姓名：Eroshion
●年龄：25
●职业：服装店老板
●国家：南非
●来广州时间：6个月
6个月前，25岁的Eroshion带着10000美金和一个梦想从南非来到广州。6个月后的今天，他在广州拥有一间小型的服装批发公司，与上海、深圳及马来西亚、新加坡、非洲等地都有贸易往来。
每天要和妈妈视频聊天
Eroshion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在店铺上，“我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筹备，才开了这家店。每个月要3500元的租金，换算成我家乡的钱要400000元呢！很贵啊！”这家不到3平方米的小店铺与Eroshion健硕的身体十分不相称，不过Eroshion对未来十分乐观：“这只是暂时性的，等资金足够了，我要回家乡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工厂。”
在许多人眼里，Eroshion绝对是个一等一的住家好男人，每天一处理完店铺的事，就急忙赶回家和妈妈视频聊天。“这是我每天都尽量坚持的事，和家人的沟通很重要，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Eroshion说，他不喜欢人特别多的地方，所以除了白云山，广州的旅游景点他几乎都没去过，更不要说购物休闲娱乐的地方。
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唯一会让Eroshion在下班时间上街的，只有教堂。只要一有时间，Eroshion都会去位于一德路的石室天主教堂祈祷。“上帝就是我的力量”，Eroshion甚至在自己的工作名片上印上了这句一直陪伴他的座右铭。
“我有很多非洲朋友都在这娶了老婆，我也想娶。我已经答应妈妈，要娶个中国老婆，再生个胖小子回去。”Eroshion笑着说。
待在广州虽然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但Eroshion还没有交往比较深的中国朋友。
娶个中国老婆，对于Eroshion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他说，在广州，续签6个月的护照就要花16000元人民币，如果老婆是中国人，只要150元“很划算呢！”
不喜欢住家媳妇的他，不想让老婆一天到晚就待在家里。Eroshion希望能和老婆一起，早出晚归，努力工作，为家庭赚钱，他说“这才是最浪漫的事”。
希望长久住下去
Eroshion说，他在中国很多地方停留过，都受到了当地人十分友好的对待。“警察会很友善地走过来，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需要我出示相关证件的时候，都会说‘请’；如果普通人走在路上会说你好，欢迎之类的话，很亲切。”
Eroshion坦言，自己宁愿花多点钱，也希望能合法完成所有签证手续，让工作、生活更加顺利。“广州是个好地方，环境很好，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在这里建立家庭，长久地居住下来。”
Eroshion表示，自己在努力地学习普通话，目前他只会说一些基本的语句，如“你好”、“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我不会说普通话”等等。离签证过期还有半年时间，对于能否顺利在广州续签，Eroshion乐观地笑着说：“我想在广州再待个三五年。”
数万非洲人长期非法居留广州 边批尾货边躲警察
国际先驱导报/很显然，这个非洲人不想搭理任何人，他选好的几百条牛仔裤必须赶在台风来临前上路，并且是以最轻的重量上路，线头和外挂商标一定要剪掉——他不想为此多掏一毛钱的运费。当中国女孩林雪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时，他反应过激地一甩胳膊，怒气冲冲。但等看清是谁，一下子又笑了。
这个高大的非洲年轻人叫帕斯特，来自刚果(金)，这两天，他正为自己快要到期的签证和贸易城越来越多的警察感到头疼。看到身后的记者，他一脸警惕，“不能拍照，我警告你”，汉语流利得惊人。
说这句话时，帕斯特已经大步流星地穿过人群到达下一个摊位，挤过身边的，大多是像他一样肤色的非洲男女，每个人都拖着一只类似于火车站拖行李的手拖车，车上黑色塑胶袋已经鼓鼓囊囊，但谁也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夸张的香水味和体味在拥挤的空间里混杂发酵。
这里是广州越秀区广园西路的唐旗服装城，不远处就是矿泉派出所。两天前，因为百余非洲人集体冲击派出所事件，这里曾是人们的注意力中心。
“跳楼不是稀奇事”
事实上，正是7月15日下午百余名非洲人冲击矿泉派出所的事件令帕斯特开始感到担忧，“非洲人在广州首先应该学会与警察相处，他们太冲动了，这样只会让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帕斯特在为自己签证的事情担心，他和我男朋友是好朋友，两人先后来到中国，去年年初我男朋友的签证就到期了，生意好的时候还可以交罚款，但年底淡季实在支撑不住，只能回国。到现在，轮到帕斯特了。”林雪一脸伤感地说。
林雪希望男朋友赶快回到中国，但是在刚果(金)、在尼日利亚、在加蓬……每天凌晨不到，就会有黑压压的人群涌向中国使馆，人们排起长队等待好运降临，但另一方面，签证却一天比一天难拿。
其实，依靠非法途径进入广州的非洲人实在不算少数，这些人的生活也往往更加艰难——装箱、搬运、送外卖，或者一天到晚待在仓库里，只有晚上才敢出来，拿着微薄的收入，到大篷车那些便宜的酒吧买点乐子。当然，犯罪似乎也更容易一些，兑黑币、贩毒、抢劫、性骚扰……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一部分人犯了错误，当地居民便对整个非洲群体充满敌意，由此而来的是警方越来越严密的监管。
“下塘西有个小非洲，有一天看见他，我大吃一惊，两条腿包扎得像木乃伊。原来他和室友一大早听到警察敲门，就从7楼跳下来了……”当记者露出不肯相信的神情时，旁边的帕斯特说：“警察追就跳窗跳楼，我们跑得快，没什么稀奇。”
在帕斯特看来，令他不安的不是跳楼，而是这些事情传递出的信号——也许，广州不再欢迎他们。
“中国制造”的诱惑
在一个卖花饰的摊位前，帕斯特停下脚步，“这些小东西已经不赚钱了，家乡现在流行的是数码产品。”帕斯特更怀念的是从前的时光，那时非洲的消费时代刚刚开始，人们对于一切外来产品都报以狂热的尖叫，卖得最火的是一款闪闪发光的“凤凰牌”自行车以及与之配套的把手装饰鲜花。
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想像一下吧，在家乡集市上，我的兄弟姐妹们能买到粉红色的指甲油，白色的牙膏、价格公道的耐克球鞋。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而在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巧克力城”，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骄傲的帕斯特”出没。中午时分，他们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拎着超大黑色塑料袋，吃着油炸火腿肠，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辗转数日后，这些“尾货”会到达万里之外的非洲，在硕大的金合欢树下，人们像过节一样等待着交易时刻的到来。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日报》在去年年底报道称，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但这个数据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在非官方统计的版本中，这个数字已经高达20万之多，其中以尼日利亚人最多。
“巧克力城”的困惑
因为一段非洲情缘，林雪对于广州城市中的“非洲版图”了然于心，“有人说大概有20万，但是经常接触就会发现，绝对不只是这个数字。”
林雪甚至对于非裔族群的分布作了一个详细的划分：在广州的外国人有三派，中东和欧洲的主要在荔湾区的东风路和天河，黑人就分布在环市中和火车站旁的服装批发城，其中尼日利亚人主要活动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园西，居住在环市路附近的下塘西，刚果(金)和安哥拉、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人则在环市中的天秀大厦和童心南一带。
由于肤色，这些人被当地人称为“巧克力”，但是现在，这些“巧克力”人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
事实上，金融危机给非洲贸易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天秀大厦曾有数十家摊铺一夜搬空，就连一楼角落24小时营业的兑币黑市都短暂停业。“就拿尼日利亚商人来说，因为美元与奈拉汇价的关系，很多人对投资持观望态度，没有人轻易下定单。”林雪说。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状况不断，管理者与非裔群体之间的矛盾也一天天在加深。“周二、周四经常会有警察大规模出动，每天都听到尼日利亚人在说哪里又抓到多少人，哪个又受伤了？上个礼拜听说有西方媒体在广园西一带访问黑人，问及他们的生活现状，很多人都吐了苦水。”林雪就曾经亲眼目睹一位黑人朋友在办公室的纸箱里睡了2个星期，甚至还听说某办公室一晚睡了8个人。
《南方周末》时事观察员曹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非洲人在广东跟当地警方的冲突涉及到的是颇为复杂的问题。
作为个体，帕斯特已经能隐约感受到“巧克力城”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所面临的压力，而7月15日百余名尼日利亚人聚集在矿泉派出所前所表达的愤怒，则是他们的一次回应。
必须正视的管理难题
很显然，性格奔放的非洲人对广州抱有充分的归属感：他们按照收入的区别住在城中村或国际公寓，穿着短裤拖鞋去街口的超级市场、在公司里听周杰伦、上火的时候还懂得到凉茶店喝一杯“斑痧”……
有人因此将广州称为“第三世界的首都”，或者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关于这个称号，《新周刊》曾经这样描述：在理想的第三世界首都，不同肤色的临时居民应该和本地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看来，“一个城市成为第三世界首都的难度远远大于成为富人的天堂，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物质生活条件问题，而是一种对城市生活理念的梳理。”
与文化上的隔阂相比，非洲黑人群落带来的社会治安和管理等问题更值得关注。
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提出的是管理者们的困惑：“现在广州的黑人每年以30%-40%速度递增，他们已经自然地形成了很多集聚点，同时，贩毒、抢劫等刑事案件上升很快，要不了几年，问题会很严重，现在该是正视的时候了。”
在黄石鼎看来，对黑人管理的难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像。这首先与我国对在华外国人士的管理体制有关，“ 原来统一由出入境管理机关管理，但现在出入境管理机关只管出入境事项，把境内的管理交给了外国人居住辖区的派出所，公安部门大多没有涉外管理经验，也没有相对应的外语人才。”管理机构信息沟通不良，导致很多黑人“一入境后就消失了”。面对如此庞大的“三非群体”，管理者究竟应该怎么办？遣送回国？万人以上的遣送，机票等费用哪来？根据递解出境的规定，要有人陪同，广州哪来那么多人去陪同？对在华外国人士的管理，还涉及外交、出入境、公安等等十几个部门，任何一个问题的处理都让管理方头痛不已。
学者连清川曾在《彷徨的帝国》一书中针对“移民理想国”作过专门的论述。在他看来，广州成为非洲人聚集地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化，对外来人口在理念上实行开放透明的管理是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在管理上，对非洲人应主要实行流动性管理，首先是提供签证合法延续的服务。其次是根据外来移民聚集区的当地社区文化进行特殊管理，让他们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他们才会主动配合你的管理。”
广州的2万非洲人－－警方大为头痛
美国之音/广州上周三发生数百名非洲人包围派出所事件。观察人士认为，现在怎样有效对外国人进行管理令广州警方感到头痛。
据中国官方统计，目前广州约有2万名常住非洲裔人士，但是非法居留的非洲裔人士数量据信远远超过这个水平。有相关的研究专家预计，目前住在广州的非洲人达 20万，而且仍然以每年30%至40%的速度增加。这些非洲人大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等国家。
中国政府今年收紧签证政策，使不少非洲裔人士失去在中国的居留权，这在非洲人社区引起强烈不满。根据广州海关及公安的数据，今年以来，非洲籍人员贩毒、诈骗案例均呈现倍增趋势。
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一位广州市警官有关当地非洲人的情况。
记者：“现在广州黑人闹事很多吗？”警官：“应该没那么多吧。”记者：“您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是吗？”警官：“那也不是。”
上周三闹事的非洲人大部分是尼日利亚人，当时在场的尼日利亚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警察几乎每天都查看他们的护照，有时候在街上看见非洲人就会截停他们查验护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