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04/中国领导层不再把六四视为一个问题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1989年天安门学运至今20周年,中国社会已经历了大转变,但平反六四的日子仍难以预见。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骆思典(Stanley Rosen)对多维社说,比起20年前,中国政府更懂得管理公众,但由于政府高层无法从平反六四上获益,因此他们也没有理由再把这个议题带上台面。

美国南加大(USC)东亚研究中心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若把中国高层的态度与六四事件刚发生后做对比的话,现在的态度可说比较软化。

“因为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还有得到公众广泛的支持,他们(中国政府)多了很多的自信,而年轻一代看起来对六四不感兴趣,很多人也不谈论,虽然这是可以改变的,例如赵紫阳回忆录的出版就引发话题,但比起以前,他们比较不担心了。”骆思典说,虽然中国政府仍不希望引发六四的讨论,但对于“平反”这个在过去令他们担心的议题,现在变得不太担心。

因此,骆思典认为天安门平反的日子还无法预见。“很明显地,这取决于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世界其他地方又发生什么事,只是现在还没有平反的迹象。对领导层来说,无法从平反中获益,只会引发问题,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会说还不能平反,只有在领导层发生分歧的时候、有人说他们可以从平反中获益的时候,才有可能。”

不过,骆思典对多维社说,中国领导层已经不再把六四事件视为一个问题,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再将此议题带上台面。“现在这个时候,显然还有很多与六四有关的人,比如天安门母亲、曾经经历过事件的人,他们能将这事再度搅动起来,但不会是一个能激起骚动的议题,因为这件事没有那么多的‘愤怒’。”

骆思典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就是藉由激起愤怒动员人们,而和六四相比,只要看看中国的其他事件,就能发现滥用职权等议题更令人愤慨。“例如前几天《人民日报》上,人们谈论最近两个事件,一个是在卡拉OK工作的女性(邓玉娇)刺死强迫她性交易的官员案,另一个是杭州的车祸(市政协副主席的儿子赛车撞人致死案),公众对高层子女任意而为或是滥用职权的人非常愤怒,这都是中国目前的愤怒所在,是能导致事件爆发的愤怒,而不是天安门这种发生在很久以前的议题。”

另一方面,中国高层如今也了解到,面对公众时,内部必需有凝聚力、抛开分歧,也应及早掌控情势。“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面向,一个是凝聚力;问题可能会来临、可能会变得严重,如果这个问题在领导层中造成分化,后果很严重。另外,社会主义、社会稳定方面也很重要,在事情变严重前,应早一点掌握公众的目光。”

这20年来,中国社会也发生许多变化。骆思典指出,六四后中国政府重塑政权的合法性,一方面带动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两个必需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这两件事也是为了在1989事件后重塑合法性。一是崛起,利用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力量让中国在世界上崛起,二是财富,提升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如果你看1989年之后的情况,他们曾在寻找合法性上一度遇到困难,特别是没有人真的相信共产主义,但他们后来做得很好。”骆思典对多维社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谈论中国的时候,会觉得他们迅速复苏,只是在民主方面仍未改善。 “如果你看一些中国的调查,当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被问到西方的分权制民主时,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因为他们也希望寻找某些能整治中国贪腐或权力滥用的方法。”骆思典说。

因此,骆思典表示,有的事情仍存在,仍会引发愤怒,但若是谈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让中国崛起,中国政府做得很好。

不过,这不代表中国的政治形态毫无变化,相反地,骆思典认为政治上的改变不断发生。“它正在进行,只是不一定会到达哪一个层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决策,公众观点也变得更重要。”

骆思典对多维社说,中国政府从1989年的事件学到很多,在管理公众时也更成功,例如让人们更有机会出国、也带进许多外国文化。“比如美国好莱坞电影从1994年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也开始有夜生活,卡拉OK店、夜店,他们改革了很多方面,自从1992年冬天邓小平南巡开始的改革计划,引进大量的投资者后,与1989年相比,现在的中国已经很不一样了。”

骆思典说,六四时的学生推崇西方、严厉批评自己的政府,一部份原因是政府封锁西方的消息,现在,虽然政府仍试图封锁很多消息,但也开放了许多讯息,不只更了解西方、也更了解自己,这些都让中国从中获益。

骆思典研究比较政治、中国政治、东亚社会、政治教育等。骆思典为美国政治学会、亚洲研究协会成员,曾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编著有《21世纪中国国家与社会》、《中国电影艺术、政治与商业间的交互作用》等多本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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