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06/缺点就是女人和酒精:还原真实白求恩

新民周刊高仰止/白求恩是全世界的英雄却是亲属眼中的异类,朋友对他又爱又恨……

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不得不表示,白求恩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突然转变似的。”

白求恩和妻子弗朗西斯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子女。和他见过面的家人至今都已作古,《电影传奇》剧组曾找到他的侄孙杰弗里·豪阿兰日后这样描述和白求恩的初次见面:“白求恩在比弗山上的公寓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他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浴室,浴室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他的各种文凭,他让我把手按在颜料里,摁在墙上,并留下签名。”阿兰把白求恩当作自己的父亲,而后的18个月和白求恩形影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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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39年10月24日,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涞源县临时手术室里为伤员做手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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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38年5月,白求恩(左)从延安奔赴晋察冀前线时,在山西岚县与120师师长贺龙、美国大夫布朗(右)合影。 新华社发

“他是超级巨星”

“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蜚声海内外,但他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这是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The ScalpelTheSword)前言中的一句话。此书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本白求恩传记,作者之一泰德·阿兰(TedAllan)与白求恩相知甚深,曾和白求恩一起体验过西班牙战争的痛苦。

阿兰用了10年时间写“父亲般的”朋友白求恩的传记,并始终和白求恩的前妻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尼(Frances Campbell Penney)保持联系。弗朗西斯上世纪40年代回到苏格兰的家中,因精神问题住进疗养院,于上世纪50年代在院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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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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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38年5月,白求恩大夫率领医疗队东渡黄河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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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白求恩大夫(左)和聂荣臻司令员(中)在一起。 新华社发

阿兰如今已经去世,从他儿子诺尔曼·白求恩·阿兰(名字是对白求恩的尊敬纪念)写父亲的传记中,我们得知阿兰1916年生于蒙特利尔,比白求恩小26岁。他19岁开始为一份加拿大共产党的日报《号角报》(DailyClarion)写政治和劳工报道。阿兰原名阿兰·赫曼,典型的犹太姓氏,为了便于打入法西斯内部进行深入报道,他改名泰德·阿兰。以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在北美引起强烈反响。

阿兰和白求恩初次相识是在1934年。当时,18岁的阿兰在左翼的文学杂志《新边疆》(New Frontier)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吸引了白求恩的注意,他主动和阿兰打电话联系,并邀请阿兰参加自己44岁的生日派对。

当时,阿兰对白求恩仰慕已久,“他是蒙特利尔自由左翼界的名人之一,对我而言,他就是超级巨星……”这是阿兰的原话,也是事实。当时,白求恩是蒙特利尔北部不远的卡第维尔(Cartierville)圣心医院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擅长绘画,对艺术品的鉴赏力也非比寻常。更难能可贵的是,白求恩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上,以此保证这批潦倒艺术家的生计。白求恩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无论是医学、社会或是政治题目,他的出现总能吸引众多听众且久久不远散去。

阿兰日后这样描述和白求恩的初次见面:“白求恩在比弗山(BeaverHallHill)上的公寓有三层。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他在蒙特利尔开办了一所儿童美术学院)……他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浴室,浴室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他的各种文凭,另一面墙上是配有各种签名的众多手印,旁边放着一碟蓝色颜料。他让我把手按在颜料里,摁在墙上,并留下签名。然后他说‘现在你是我特殊朋友之一了。’……”阿兰把白求恩当作自己的父亲,而后的18个月和白求恩形影不离。

“我有时恨他,有时爱他”

1936年9月,得到德、意支持的西班牙叛军开始对马德里发动进攻。为保卫西班牙人民政权,世界上54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他同年10月从加拿大出发,于11月3日抵达法西斯军队包围的马德里,一个月后建立了“流动输血队”。

1937年初,阿兰也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达西班牙,两人于当年2月在马德里相遇。阿兰发现,白求恩虽然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脾气暴躁的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我有时讨厌那家伙,他昨晚又喝醉了,关门时震碎了玻璃。”这是阿兰1937年2月在西班牙的日记中的一句话。白求恩经常做噩梦,为此他有时半夜开车(甚至是救护车)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5天杳无音讯,这让“国际纵队”方面以及阿兰感到很尴尬。

亨宁·索伦森是《新联邦》和《加拿大论坛》驻马德里记者,也是白求恩在西班牙期间的翻译。这位丹麦裔加拿大人1980年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表示,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不得不表示,白求恩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突然转变似的。”

一旦和病人有关,白求恩就会把一切抛掷脑后,包括个人安危。1937年3月的一天,白求恩开着救护车和阿兰、索伦森以及摄影师戈扎·卡帕西(为白求恩拍摄纪录片《西班牙心脏》的人员之一)去救助伤员,却开错方向进了敌人控制区域。救护车顿时成了机关枪的靶子,子弹在四人身边穿过。索伦森不得不跳车躲进沟渠,白求恩这才悠闲地把车停下,卡帕西的脸都吓白了,和阿兰一起也躲进沟渠。

此时,一辆意大利坦克向他们开过来,白求恩却异常镇定地让三人把身边的伤员搬进沟渠。只有21岁的阿兰十分害怕,大叫:“天呢,我们都会被杀的!”白求恩却说:“不一定,他们看到我们的医学徽章,只会逮捕我们。”幸好西班牙共和军的坦克随即赶到,意大利坦克撤退了。白求恩等人立刻把伤员送上救护车,他给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伤员输液,并递上香烟。“我有时恨他,有时爱他。”这是阿兰当时对白求恩的真切感受。

斯图尔特1934年生于加拿大,30岁时才真正认识到白求恩的价值。他在1973年接受CBC采访内容,侧面反映了加拿大人对白求恩认识的转变过程。“1964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拍摄了电影《白求恩》。我当时是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学校里两个班级学生还有一些医生看完这部电影后非常感动,在我办公室畅谈良久。有个学生告诉我,他从未想过献身医务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个医生,买了3个车库,这就是一名医护工作者的成就吗?《白求恩》这部电影也震撼了我,学生的话更让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开始写有关白求恩的书。”

为了写好白求恩,斯图尔特曾到过中国,“我到中国说起‘加拿大’,中国人就会提到‘白求恩 ’,这令我非常震惊。白求恩成了加拿大的代名词,我和一些医护人员谈起白求恩,有些人还会落泪。白求恩曾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所有中国人都喜欢他。 ”2005年,71岁高龄的斯图尔特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已是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的顾问的他,准备再写一本有关白求恩的书。

白求恩的战友、传记作家阿兰·泰德和希尼·戈登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在全世界卖出几百万册,但在加拿大本国的销量只有1.6万册,这一局面自中加两国建交而改变。

阿兰1972年在接受CBC采访时说:“如今,很多人看了我的书会生气,因为他们感到怎么这么晚才知道白求恩这位英雄人物。1970年,中加两国建交,我的书在1971再版发行,3个月就在加拿大卖出5000册。特鲁多(PierreTrudeau)总理也看了这本书,于1972年白求恩去世33年后追认他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至此,加拿大政府不再因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而回避。”

阿兰认为白求恩的“正名”来得有些晚:“唯一奇怪的是加拿大怎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承认白求恩。时代变了,中国人喜爱白求恩,加拿大人也承认他是一名了不起的医生。他在中国的最后岁月,做出巨大牺牲,很少有人能这么做。他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家伙,也是一名严肃的共产主义者。我也是共产党员,当年在西班牙开党会时,马克思的话他信手拈来。他是一个少有的人,共产党员就应该像白求恩这样。”

当白求恩终于成为加拿大人眼中的“英雄”时,他的家人也感到欣慰。贝蒂1973年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和我们聊过舅舅白求恩,他邀请我们去中国。这是我们一家最大的心愿,一直都是。我们想去看看白求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并沿着他的路走下去。”

白求恩在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的故居也成为加拿大一大景点。有趣的是,白求恩1939年在中国去世后不久,这里就转卖给了别人。70年代初,这里是约翰·休斯顿的家,他和6个孩子住在一起。自1971年开始,他就发现络绎不绝的中国人慕名来到这所房子前,以为是白求恩博物馆,还会摸摸孩子的脑袋以示友好,后来这些中国人发现此处是私人住宅时显得十分尴尬,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于是在1973年,加拿大政府买下此处,改为白求恩纪念馆,于1976年8月30日起正式对外开放。1996年,白求恩出生地被列为国家历史名胜。1998年,白求恩的名字被载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册。如今,安大略省的加拿大人因和白求恩是“老乡”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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