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
每扫出一片来，我们都要手拉着手，用脚在上面踩一遍，然后才移交给地方政府
十几年前第一次大扫雷的时候，傅秀堂还是班长，现在他已经是云南省军区边防某团的中校副团长。
1992年至1994年，中国政府在中越边境组织了第一次大扫雷。从1997年开始，云南和广西边境地区又展开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扫雷行动，即通常所说的第二次扫雷行动。
2008年，一支由傅秀堂带领的勘界扫雷保障队，和其他几支扫雷保障队一起，为中越边境勘界进行第三次扫雷清障。这也是中国第三次较大规模地清除残留在中越边境的地雷和爆炸物。
“我们这次扫雷，主要是为中越两国勘界服务，打通勘界通道，扫除新立界碑点以及周围的雷场，保障中越勘界人员顺利完成勘界立碑任务。”傅秀堂介绍。
按照要求，扫雷清障队将扫清后方通往新立界碑点之间、各新立界碑点之间的通道，并在新立界碑点处扫出一块200平米左右的安全区域，供勘界施工用。
2008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同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武勇在河内就中越陆地边界勘界剩余问题达成一致，历时八年的两国陆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宣告如期完成。
雷场变成万亩茶园
2005年11月2日，在中越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确定了两国陆地边界勘界立碑的最后时限，同时还表示，将把两国边界建成和平友好和长期稳定的边界。
要实现这个目标，中越两国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边境战争遗留下来的大量地雷和爆炸物。
“没有人知道，在中越边境到底有多少地雷。”傅秀堂说。有人说有100万枚，有人说可能有200万枚。仅文山州一个地区，自1979年以来，因触雷导致伤亡的就有近6000人。因为有地雷，文山还有数万亩土地不能耕种。
在文山州富宁县的砂仁寨，87名村民，被地雷炸得只有81条腿，成为全世界有名的雷患村。
“第一次大扫雷主要是清除边境口岸、通道，还有边防部队巡逻道路上的地雷。”傅秀堂回忆，当年，云南省军区组建了几支扫雷队，总部也派来了专家和指导小组。“每扫出一片来，我们都要手拉着手，用脚在上面踩一遍，然后才移交给地方政府。”
随着第二次扫雷行动的继续，中越边境地区有102.8平方公里的雷场面积被清除。更重要的是，这次扫雷行动以封围标示的方式，将存在地雷和爆炸物的159.46平方公里土地圈列起来，防止边民误入。
“从那以后，人触雷的事件就很少了，但是牲口跑进雷区被炸死的事情还是很多。”傅秀堂说。
在第二次扫雷行动中，军方一共扫除地雷50多万枚、爆炸物18万多发（件）。就在当年的主战场之一者阴山下，骷髅标志牌已被推倒，建起了一座万亩茶园，成为当地一个主要的茶叶加工基地。茶树长出的茶叶，已经采摘了好几年。
一些内迁的边民也重新回到了家乡，开始在原来的土地上耕种。
在麻栗坡县的老山，原来的雷场上修建起了“老山新村”，政府不但帮助边民修起了住宅，还修建了水窖，通了电和有线电视。摩托车成为边民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在很多边民的家门口，甚至停着不止一辆。
地雷的清除，为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中越边境，6个国家级、13个省级边贸口岸和30多个边贸互市点，290多条边境通道在两国之间陆续开通。
少量复杂雷场全部封围
但是，雷患并没有完全消除。由于中越边境地形复杂，很多地方无法完全彻底地扫除雷患。有的地方，为防止人和牲口踏雷，采取了封围措施，把危险区域圈了起来。
两次大规模的扫雷后，有人估计，圈起来的雷场大约还有40多平方公里，超过50万枚地雷和各类爆炸物。
在云南省军区边防某团的扫雷保障队里，教导员孙仕军一边介绍，一边展示了扫雷队扫出来的各型爆炸物。小小的房间里，有防坦克雷、防步兵雷、母子雷、连环雷、松发雷、跳雷等等十几个品种。很多都已经锈迹斑斑，但看上去仍然让人心生怯意。
“这是中越边境扫雷面临的困难之一，雷的种类太多了。”孙仕军说。在当年的战争中，双方部队究竟在边境线上埋下了多少种型号的地雷，谁也不知道。由于不同种类的雷引发原理不一样，排爆手段也不同。由多型号地雷组成的混合型雷场，最让工兵头疼。
困难之二是时间的久远，从1979年算起已有近30年，很多地雷和爆炸物已经严重锈蚀。再加上云南、广西地区山高林密，雨水较多，泥石流和山洪频发，一场大雨过后，有的雷埋藏位置、深度都发生了改变。老兵往往会提醒新兵：地雷总是在你放松的那一刻出现。
这些被岁月和泥石流冲刷了几十年的地雷，可能裸露在路边，也可能深埋在土里。“我们在实际的排除过程中就遇到过，用排爆弹炸开浮土后，发现不止一层地雷，非常危险。”傅秀堂介绍，按照埋雷要求，地雷上的覆盖土层一般不超过30厘米。“理论上，超过30厘米，压发雷是踩不炸的。”
但傅秀堂有一次带领扫雷队排雷时，爆破组炸开了地表上面30厘米的浮土层，工兵手持探雷针上前一探，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就在刚刚炸开浮土的地方，下面一层一层地累积了好几十颗地雷。
后来分析，这些地雷是顺着山沟被雨水冲刷到这里，又受到岩石阻挡，就密密麻麻地堆积了起来。
每个扫雷兵都有“光荣疤”
按照战时的规定，工兵对地雷和爆炸物的扫除率，只要达到70%，步兵就可以发起冲击。而中越边境的每一次扫雷，要求的扫除率，都是100%。
“还是跟以前一样，扫完了我们的官兵都要先到地面上踩一遍，要炸先炸我们。”这几年来，像傅秀堂、孙仕军这样长期在一线扫雷的军官，已经不记得自己多少次去踩过了。
同样承担危险的，除了在一线直接扫雷的官兵，还包括每天背炸药上山的士兵。很多阵地和山头没有公路，扫雷爆破作业需要的炸药，全靠边防连队的士兵背上山去。有时候，需要动用一个连队的兵力，才能完成当天炸药的前送任务。
“身上背着几十斤炸药爬山路，不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都是一种考验。”傅秀堂说，炸药不可能计算得刚刚好，如果这些炸药当天没用完，还需要全部背下山来，“还要被考验一次。”
为确保不出现任何闪失，扫雷的时间一般都安排在上午8点到11点。“因为这个时间段，人的精力最好，注意力可以高度集中。”孙仕军介绍，晚上为了保障充足的睡眠，也会尽量少安排一些娱乐活动，按时熄灯睡觉。
孙仕军说：“从进入雷区那一刻起，不管是谁，都要严格按照规范来做，一个动作不能少，高度紧张。”
在人员的搭配上，扫雷队也进行科学的组合。扫雷兵都是从补充兵员中优先挑选的，新兵进入扫雷队后，第一年只做一些辅助工作，不直接进行排雷作业。在一线进行爆破和手工排雷作业的，都是经过工兵专业训练、心理素质好的老兵和技术骨干。
在孙仕军的队里，几乎每个士兵都不告诉家里人自己正在从事一项危险的工作。“说了之后，家里担心，反过来也影响自己的工作。”
以前，曾有士兵告诉家里自己是扫雷兵，结果父母火速赶到部队，请求首长给孩子调换工作。
因为南方潮湿的气候和数不清的蝗虫、毒蛇，在扫雷队的官兵中，被虫蛇叮咬很常见，皮肤病在雨季出现得也很多。部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全身洒雄黄酒，打预防针，扎绑腿等，但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上过几次山的队员，都会在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疤，有的是因为皮肤溃烂，有的是被蛇咬。
不过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到扫雷队来。和平时期，扫雷排障可以让年轻士兵近距离地嗅到硝烟的味道，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战士们把身上的伤疤叫做‘光荣疤’，只有我们扫雷兵才有。”孙仕军说。
到2008年11月，傅秀堂、孙仕军和所在的扫雷队，完成了中越边境140多个新立界碑点及通道的扫雷任务，打通勘界通道196条，扫雷面积达到450万平方米以上，销毁各类爆炸物近3万件（组）。
硝烟在中越边境升起，但这一次，是为了和平。
虽然要想彻底将边境上的地雷排完是不可能的，但目前绝大多数地雷已经被清理了，再不会对两国边民的生命构成威胁了
家住广西凭祥卡凤村渠历屯17号的李承良笔直地伸着一条“腿”，坐在自家院里的梯子旁。这是近20年来，他惯常的坐姿。
这是一条假肢。1988年6月，李承良在前往越南帮人联系生意时，不小心踩上了地雷。
“现在好了，勘界排雷结束了，做生意的人不用担惊受怕了，放牛的、砍柴的也不用边走边自己排雷了。”李承良告诉《望东方周刊》。1992年至今，中国军方已在中越边境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排雷行动。
至2008年底，为中越两国勘界立碑服务的勘界清障排雷基本结束，目前只剩下了广西龙州县科甲马鞍山雷区。
没被炸死，就知足了
凭祥市卡凤村是受雷害较为严重的村子。村里的文书黄振民掰着手指头数着，十几秒钟后，抬头告诉《望东方周刊》，卡凤村大约50多人被炸，仅布兰屯，就有六人受伤、两人死亡。
“当年，甚至连一些老百姓，也用墨盒等塑料容器装上炸药，制成土雷埋在地里。”黄振民透露，直到1986年，还有人埋雷。
“那时候谁都害怕啊，放牛的、砍柴的、做生意的，都有被炸的。很多庄稼地就荒废在那儿，没人敢去种。大家走起路来都小心翼翼的。”卡凤村布兰屯村民岑容安跷着的脚上穿着一只深绿色袜子，“看得出来吗？这是假肢。我的右腿1983年做生意时被炸了。”
岑容安当年踩到的是一颗烧饼大小的压发雷。
“前些年，我和两个朋友吃饭。吃到半截突然发现，我们三个人，只有三条腿。”岑容安用笑话打破了空气中的凝重。2007年，当地残联给残疾的村民们发了假肢。在此之前，岑容安等人只能拖着一条空荡荡的裤腿。
“没被炸死，就知足了。”在当地百姓口中，本刊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感叹。
三次排雷
南宁市近郊广西军区某部的一个大院里，暂时完成排雷任务的一班长韦联海和战友们一脸轻松，“勘界清障排雷结束了，我们被抽过来为自治区50大庆帮忙。”
这支临时组建的排雷小组有20多人，属于广西军区边防某部。这支部队，先后参加两次边境大排雷，功勋显赫。
雷场就是战场，踏入雷区一步，战士们每次都得把心提到嗓子眼。排雷小组二班长欧阳皇作为第二次大排雷的亲历者，感触颇深。“血沃和平，是我们排雷兵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今，英雄部队抽出来的这20多个小伙子跟前两次一样，承担着危险且艰巨的排雷任务。
“这是勘界清障排雷，主要是为勘界清除障碍。”入伍八年的欧阳皇是个瘦高的小伙子，很爱说话。他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说，第一次排雷是从1992年到1994年，主要为了清除边境口岸、通道，还有边防部队巡逻道路上的地雷。第二次从1997年开始，同样是为边贸、老百姓服务的。
相关数据显示，勘界清障排雷从2002年开始。六年来，广西边防部队先后完成了中越边境的峒中、法卡山、友谊关、平而关、德天等边境要道、通道、关隘前后两旁及纵深地带的雷障排除，开辟人行、运碑通道401条，排除地雷数千余枚。
“我们一开始学的就是工兵专业，新兵训练结束后，就主攻排雷了。”欧阳皇说。
最密集的地方一平方米有四五枚
尽管是“科班”出身，但实际操作中，复杂的地形和种类繁多的地雷仍让排雷战士们感到头疼。
“因为地形太复杂，很多时间都耽误在路上了。”一班长韦联海举着例子说，“当时在公母山排雷，每人背着100多斤的炸药和排雷器材往山上爬。出发的时候八九点钟，等爬上去的时候都下午一两点了。上山时穿着单衣，到了山顶连棉袄都得套上，上面风大，很冷。”
由于边境雷区环境复杂，加上时间跨度太大，雷场资料变得残缺不全。队长孟祥辉告诉《望东方周刊》，有的地雷是当年成筐被倒下去的，有的是之后被埋在山间小道上的，还有一些是老百姓自己埋的土雷，“分布很混乱，在一些重点雷区，最密集的地方一平方米之内就有四五枚地雷。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先向村里老百姓打听，看这一带谁家有人、有牲口被炸到。”
“我们发现的地雷，大的有小西瓜那么大，小的也就子弹这么点儿。”某团副团长李本福笑着向本刊记者比划，“地雷作为一种常规武器，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密集埋设，消耗对方战斗力。”
边民已无生命威胁
入伍12年的韦联海是排雷小组中惟一参加过第二次排雷的战士。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术让他成为了这支队伍中的佼佼者，并屡次立功。
“我第一次排雷是1998年3月，跟着一线连队在法卡山。其实之前的训练中已经模拟过很多次现场排雷的情景了，但真到了节骨眼上还是紧张。”韦联海回忆着，“那天搜排结束后，我的探测仪器发出讯号，自己当时特别紧张，跟首长汇报的声音都跟平时不一样，打颤。好在最后还是稳住了，没出什么事。”
队长孟祥辉告诉《望东方周刊》，探测过程中，一般不会出什么事，“探测仪探测距离在20—40厘米，这个范围内的所有金属物，包括地雷都会发出信号。我们雨天很少作业，因为路滑，容易滑到雷区。”
随着排雷技术的发展，以及边境地区恶劣的地理环境，炸药爆破成了比较常用的排雷方法，即把炸药捆绑在木棍上形成直列装药，投放于需排除的雷障区域排除地雷。这一看似简单的动作，操作起来难度极大。
欧阳皇说，一些在界碑旁边或是有研究价值的雷，就需要人工排除，“太危险了，必须做到百分之百安全。”
经验丰富的韦联海是人工排雷的专家。他告诉本刊记者，人工排雷时要穿上防护服，用专门的小铲子把伪装层的土慢慢去除，之后把地雷旁边的土拓宽，看看里面有没有引发地雷爆炸的装置。全部清除后，慢慢将其取出，“锈了的雷是很难排的，有的螺丝稍一松动就会出事。还有的一颗雷下面还埋着一颗雷，很复杂。有时候人工排一颗都需要几个小时，排完后全身都是汗，跟冷水冲过一样。”
据了解，勘界清障排雷过程中，并无人员牺牲。但参加过第二次排雷的韦联海，却亲眼目睹了两位战友的牺牲，“我记得是1998年8月，我们在凭祥一带排雷。当时拉了警戒线，炸药已经点好了。刚好那时，有个边民从越南那边做生意回来，进入了我们的作业区域。我们两个战士一看危险，赶紧上前把他推出这一区域。而这两名战士不小心滑入了雷区，当场牺牲。”
“第三次扫雷，主要是为中越两国勘界服务。”副团长李本福对本刊记者说。公开的资料显示，2002年，中越陆地边界实施勘界后，中方及时组织边防部队实施分段排雷，并彻底排除了该地区共约10多万平方米的雷障，开辟勘界立碑通道八条长次6000米，立碑工作区10多个。
“随着中越关系的日益友好，排雷工作进展也很快。虽然要想彻底将边境上的地雷排完是不可能的，但目前绝大多数地雷已经被清理了，再不会对两国边民的生命构成威胁了。”李本福说。
一件亲历的事情让陆尉群至今心有余悸，“一个越南妹和我定了交货地点，我老远都看见她走过来了，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她的整个头都炸飞了。”
322国道在友谊关往南200多米处走到了尽头。
路碑躺在一旁乱石堆中，周围杂草丛生。将公路拦腰截断的是地上一条笔直的线，线的这端，“中国国道322线终点”几个字依稀可辨。一线之隔的，是越南1号公路起点，终点河内。
2008年12月9日，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路碑两侧的土丘上，被挖出两个硕大的坡。当地人称，友谊关一带的勘界已经结束，新界碑即将在此落成。随后的12月22日，越南外交部会同越南谅山省政府在友谊关举行仪式，庆祝越中陆地边界第1116块界碑落成。
就在中越陆地边界立碑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刻，12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召开，与其比邻的越南亦发来贺电。
边民以命博财，出了中越边贸“血路”
生意冷清时，浦寨人阿帮会把摩托车停在红木家具市场门口，一边蹲点，一边操着当地土话和旁边的摩的司机闲聊。阿帮说，他的全部家当就是这辆红色摩托和两个黄色安全帽。除了开摩的，他还从事另一项“生意”—帮越南人偷运红木家具，从中拿点提成。
“谁都是为多挣几个钱嘛。”阿帮知道这样做不大好，但还是努力为自己开脱。
浦寨是广西凭祥的一个边贸点，紧邻越南。
在中越边境一带，当地边民大多做着诸如此类的工作—当搬运工或摩的司机、帮人逃税、在家种地。“连出租车司机这行，80%都被外地人抢去了。”阿帮皱着眉头，告诉《望东方周刊》。
边民交易的辉煌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那些年，当地人用手电、钢笔等日用品去换越南人的芭蕉油等农副产品。边境满布地雷的羊肠小道上，边民们以命博财，小心翼翼地出了中越贸易的“血路”。
卡凤村布沙屯村民小组长韦盛宏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像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这是1986年大年初二和越南人谈生意时在路上被炸的。”
上世纪80年代初，韦盛宏给中越两国商人当中间人，自己偶尔也做几笔小生意，“当时市场很小，就是一个老板过来，告诉我要什么货，开个中间价，我帮他成交。过关也简单，交一两块钱，买张票就行了。那时这儿的路坑坑洼洼的，送货的顶多开辆拖拉机。越南那边更惨，全是汽轮车。”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批外地客商涌入弄尧、弄怀、浦寨等边贸点，原始的边民交易变得举步维艰。
“双方客商接触时间一长，也就不需要中间人了。而且后来联系都用大哥大，我们这些边民家里连电话都没有，不方便联系。发展到现在，外地人都开上汽车了，边民还在原地踏步。”韦盛宏说，他现在有时帮当地电信局打点儿闲工，有时在家种种地，“不过这几年政府征地太厉害，老百姓连地都没得种了。”
15岁就开始和越南人做生意的隘口村村民陆尉群，直到最近两年，才敢继续踏上边境上的那些小路。曾经做生意的经历，让她实实在在体会到了人如草芥。
“当时都是在山里交货、拿钱。”陆尉群对《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白天偷偷地看越南部队把雷埋在了什么位置，有雷的路就避开。但那些人很鬼头，总是按照人走路的规律来布雷。所以我们得自己学着排雷，边走边挖。”
一件亲历的事情让陆尉群至今心有余悸，“一个越南妹和我定了交货地点，我老远都看见她走过来了，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她的整个头都炸飞了。”
“现在好了，雷基本排完了。”陆尉群走了两步，指着远处的一座山说，“喏，翻过那个山头就是越南。我常去走亲戚，我姑妈很多年前就嫁去越南了。”
卡凤村的理发师黄雪民，十几年来一直单腿站在铁路边的大榕树下帮人理发。直到2007年，当地残联送了他一副假肢，“我被炸时才20出头。那年头，当地老百姓不管男女老少，都冒着生命危险做生意，被炸是常有的事，就看谁命好了。”
早上八点刚过，浦寨就热闹起来
号称“南疆国门第一路”的南友公路（南宁—友谊关）已在2005年5月竣工。最近，这里沿途随处仍然可见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标语，一张红色条幅用汉字和壮文写着“50年团结、50年奋进、50年辉煌”几个大字。
边陲城市凭祥，西南两面与越南谅山省交界，有着97公里的边境线。
“20年前，有个关于凭祥的顺口溜，说是一条路、两排树、到了凭祥没吃住。那时，凭祥最高的楼只有三层。”凭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扬告诉《望东方周刊》，1996年之后，凭祥发展突飞猛进。而今，这里有了友谊关、车站、平而关三个地方口岸和弄怀、浦寨等五个边民互市点。
从前的浦寨，是一个只有17户人家的小村子。阿帮回忆说，那时候，他家就在现在红木市场对面，“当时我们住的是竹子搭起来的棚子，再加些羊毛砖，就是那种用沥青盖过一层的砖。”
上世纪90年代后，中越贸易的发展让浦寨顷刻变得喧嚣。
浦寨管委会纪检书记梁德腾向《望东方周刊》介绍，目前浦寨常住人口3000多人，以流动人口为主，“2002年以前还要热闹，那时中越是可以自由来往的，只需登记一下身份证就行。2005年，因为限制境外赌博，出入境没那么方便，就冷清了些。不过据说不久又要开关了。”
2008年奥运会前，浦寨入口处多了一个监管站。阿帮告诉本刊记者，奥运前设这个监管站，目的是不让越南人随意从浦寨进入中国内地。奥运后，原本要撤，但由于发现了毒品走私等问题，监管站保留至今。
穿过仅有的两条街，边防线近在咫尺。通过边检的越南货车不断驶入，一些准备出境的商人们大包小包地扛着货物等待检验。一个小伙子向本刊记者透露，从这里过关的，都是有通行证的人，几百块钱办一个。“有些人为省钱，就从山上偷渡。”
紧靠边检站的山上，可以看到一名正在巡逻的边防军战士走来走去。右侧的牌子上，蓝底白字地写着“严禁中国公民出境赌博，违者严厉惩处”。跨出国门20米，便进入越南边贸区—新清。
“浦寨这地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海关、边防、边检、检验检疫等。夸张点儿说，穿制服的比不穿制服的还多。”边检站上一名正在值勤的边防战士告诉本刊记者，山上偷运货物的大多是越南人，背些中国货回去。
“越南的税收没有中国正规。”广西自治区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刘建文对中越贸易颇有研究，他告诉《望东方周刊》，“在越南，随便一个穿制服的人都可以找这些生意人收点儿钱，交了钱就让过去了。他们运过去的商品，有的在本国卖，有的卖到柬埔寨等国家。”
早上八点刚过，浦寨就热闹起来。临街的商铺陆续拉开卷闸门，做起红木、玉器、越南食品等生意。中国农业银行的门口，两三个女人抱着书包，专门兑换外币。“她们的包里经常装着上百万人民币，就那么揣着，也不怕被抢。”阿帮小声嘀咕着。
夜幕下的浦寨比白天更为喧嚣。饭馆老板一到晚上，就把饭桌搬到街上，摆成了大排档。临街的商铺尽管零零落落地关了几家，但咖啡馆、酒吧依然红火。个别半遮半掩的店铺里，会偶尔探出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毫无顾忌地向过路的男人投去暧昧的目光。
弄怀有八九百个商铺，300多家是浙商的
从浦寨到弄怀边贸点，需要翻过几座山。
“这里以前根本就没有路，就是条小土道。后来一个富起来的老板，出钱修了这条柏油路。”阿帮一边开摩托一边介绍。
“我1975年就来广西了，先是在凭祥这边给人家做木工。做了几年手艺后，有华侨建议我到边境上做生意。”浙江东阳人吴明星是最早参与中越边贸的外地人之一。他的明星外贸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榨汁机、电饭锅等小家电。店铺就开在边检站的广场附近，是个极佳的位置。
在其他浙江老板口中，吴明星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刚来的时候，边贸点还是在弄尧，没水没电。晚上得点蜡烛，水得自己去买，五毛钱一桶。语言不通，出门还怕踩地雷。我老婆说，这地方简直跟坐牢一样。”吴明星笑着对《望东方周刊》说。
做过小百货、床上用品、文具生意后，吴明星锁定了家用小电器这一领域。聊至一半，吴明星操着熟练的越南话接了个电话，“我现在会很多种语言，越南土话、越南官话，还有家乡话、普通话。”
刘建文向本刊透露，和越南人做生意风险比较大，货过去了不给钱是常有的事，“边贸就像个大集贸市场，靠的是个人信誉。”
吴明星也有这样的体会，他笑着说，其实十几年前，越南商人还是很实在的，比如欠你钱，他肯定会想法还上，“现在不行了，他们也学会了拖，要是催急了，他们会说，‘你们这些钱不也是从我们身上挣的嘛。’”
2008年，吴明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上半年，越南经济遭遇困境—通货膨胀，股市狂跌；下半年，中国经济同样不景气。
“20多年来，200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做针织生意的可能好些，家电这种消耗品就差些。往年现在是最忙的时候，今年都闲得没事做了。”吴明星说，他在谅山省同登县还有另一家公司，由他的老婆打理，“今年生意也不大好，将就着过吧。”
广西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朱世友告诉《望东方周刊》，弄怀有八九百个商铺，其中300多家是浙商的，“浙江商人都比较低调。”
浦寨边检站对面，尚未启用的国门大厦看上去很是气派，上面的“浙江永康”几个大字更是当地所有浙商的骄傲。这一次，浙商们打破了一贯的低调。
多少还存在一些芥蒂
2008年12月7日～9日，正值第十五届2008中越(凭祥)科技贸易博览会举行，前往凭祥物流园的人瞬间多了几倍。
据介绍，此前所谓的博览会，不过是老百姓摆地摊进行简单的物品交换。
“这两年我们把它正规化了，要做成一个有规模、有档次，质量比较高的展会。”主办方广西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韦洁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说，物流园2007年投入使用，当年的货物吞吐量达110万吨。
中越边境上的贸易比较特殊。除正规的国贸外，还包括边境小额贸易，即由本地公司搞些海关指定的日用品贸易，关税减半。另一种则是边民互市贸易。有边民证的边民，每天可以进行不超过人民币3000元的日用品交易。
“其实就是给些特殊政策，照顾边民。”韦洁认为。
韦洁指着远处停放的几排重汽商用车说，“2007年出口1000多辆，2008年上半年就达到8000辆了。如果不是因为下半年经济动荡，突破两万辆都有可能。国产货车这类产品现在开始流向东盟市场，且出口量会越来越大。”
刘建文称，“越南只认便宜货，那我们生产的产品质量肯定不会有多高，物美和价廉难以兼顾。”
近年来，逐渐升温的中国—东盟“贸易热”、“旅游热”，加速着中越交通的发展。2009年1月1日，南宁至越南首都河内的旅客列车正式开行。这使南宁成为除北京外中国第二个国际列车始发站城市。
“这些年的中越贸易中，中国基本处于顺差，越南则是逆差。对这一点，越南人意见一直比较大。因此现在，他们的煤炭即便出口，也不会出口到中国，锰矿也不会卖给中国人。”刘建文认为，尽管战争硝烟散尽，但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对强大邻国的隐忧，仍不言而喻，“总的来说，两国高层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但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多少还存在一些芥蒂。比如中国人在越南的一些投资项目，上面已经批下来了，结果中间卡住了。这和越南之前的教科书也有些关系。”
“邻村”百姓
在友谊关的墙壁上，依然能看到当年留下的弹痕。站在关楼上，可以看见不远处隐匿在山坳里的迷彩帐篷。
“2008年最后一天，中越双方宣布如期完成了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存在争议的德天瀑布和北仑河口一带也达成一揽子协议。”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孙小迎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说。
2008年6月，孙小迎带领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的几位研究人员，完成了《西南边疆（广西段）历史与研究现状报告》。
孙小迎说，边民们的守土护边意识一直感动着她。在德天村，一些老人晚上常会带着铺盖到53号界碑处守夜，防止界碑被移动。
除边民外，当地的生意人对勘界立碑工作也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36岁的陈秀桃说着略带南方口音的中国话。六年前，她从越南来到中国，一边做红木等生意，一边开咖啡馆，“两国关系好了，生意也就好做了。”
陈秀桃告诉本刊记者，她的中文是自学的，“我家就在河内附近，母亲和两个哥哥还在越南，我和姐姐来了中国。”
陈秀桃透露说，她的男朋友是北京人，“你说，以后我到了北京，开个咖啡馆行吗？”
“他们和我们就像是邻村。长得差不多，说的是当地土话，都能听懂。”浦寨人阿帮说，他从小就没觉得越南人和自己有什么差别，“即便打仗，边民们的关系也都很好。我们壮族和他们京族，以前都是一个民族的。”几乎没上过学的阿帮很早就听到过这一说法。
京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
世代通婚，也让两国边民们“走得更近了”。卡凤村布沙屯的韦盛宏告诉《望东方周刊》，他们村260多人，七八家娶了越南女人，“娶越南人的家庭都比较贫困，因为越南女人彩礼收得少，一两千块钱就能娶到，有的甚至不要钱。中国老婆得花七八千娶回家。”
卢永全是个在中国做生意的越南华侨。他的曾祖辈，就举家从广东迁到了越南。1968年，卢永全在越南出生。但平时家人之间说的还是客家话。
卢在交谈中不时夹杂着英语，并称自己是个有文化的人。对于那段战争，这位越南籍华侨，有着很轻松的解释，“两个孩子打架，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记什么仇呀，都经济危机了，还不谋划着怎么合作去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