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纪群编译报导/上世纪50年代，四川的刘家因为太穷，只好把一位年幼的儿子过继给人家抚养。
但是如今，他们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家庭。在经历了文革带来的动乱和屈辱后，刘家四兄弟从一家小小的鹌鹑饲养场起步，打造出了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然后一分为四。
中国何以没有更多的刘家
“正是早年的艰辛，使我们变得坚强起来，”现年60岁的刘永行说。刘永行最初只是一名国营工厂的职工，如今，《福布斯》财富榜把他列为中国首富，身家估计高达30亿美元。
纽约时报近日刊登记者戴维·巴博萨（David Barboza）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矛盾和亿万富豪家族的崛起”（Contradictions in China, and the Rise of a Billionaire Family）的报导，记述了中国首富刘永行及其兄弟们的成功致富之路，以及他们的后代正走向世界舞台的动向。
报导说，这刘家兄弟，是中国的第一代亿万富翁，他们出生在流行穿毛装、用粮油票、物价控制和盛行共产主义口号的年代。后来他们又如何白手起家致富的故事，一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神话之一，用来象征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变化。然而，他们的故事也泄露了现代中国的存在的贫富差距的矛盾：同在一个国家里，如今普通工厂工人平均每周的收入，还不到50美元。
“迷题并不是为什么刘家兄弟能成功，而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出更多的刘家兄弟，”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的中国企业家问题研究专家黄亚生（Huang Yasheng，音译）说。“中国广阔的农村里，广泛潜藏着的企业家才能和无数商机。”
新路需要更多农村企业家
当全球经济在从中国向世界开放以来首次进入戏剧性的衰退期，分析师说，中国正在寻找能够更好持续增长的路径。
海外需求的减少，威胁到中国经济奇迹的延续，与此同时，北京领导人也在想方设法解决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贫富差距拉大和生态环境恶化。
“旧游戏已经开始崩溃，”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商学院的经济教授许小年（Xu Xiaonian，音译）说，这个含义就是，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低效经济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我们现在处在转型期间。我们需要找出新路子来。”
巴博萨的这篇报导指出，中国经济学家们所期望的是，中国今后一条新的致富之路，应当是在农村地区，激发出更多的和更具创意的企业家群体，使得中国更多的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现状得到改善。
对刘家来说，从贫穷的过去走到现在的这个旅程，在当年看起来，曾经是那么的缥缈和遥不可及。
如今他们的致富经历，全都记录在他们在古家村首家饲养场原址上建造的一个小型博物馆里。馆内展出四兄弟在检查生产过程的照片，以及他们与江泽民、克林顿、布莱尔和希拉克等中国和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合照。
得益于父亲和邓小平
他们还在古家村往东200英里远的邓小平，这位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的前中国领袖的故乡，建造了一个纪念馆。邓小平也是刘家心目中的英雄和恩人。
就像许多中国企业家一样，刘家兄弟的发家，也是始于1978年12月。当时，邓小平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他在对党内领导们的一次有关键意义的演说中，大胆地呼吁中国开放国门，加强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展开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后来，这些政策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是我所读过的中国领导人的演讲中，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次，”刚刚出版了一本以中国经济改革为主题的著作的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说。“讲话的第五点说，政府应该允许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当时，这是非常激进的。”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和对资本主义的鲜明的敌意后，中国突然开始放宽了国家对经济和民生的控制，鼓励公民致富。随之而来的，是持续30年的惊人增长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财浪潮。世界银行说，这股浪潮使得4亿人脱贫致富了。
这个刘家四兄弟包括刘永言、刘永行、刘育新、刘永好，他们说，1978年前，他们都分别在国营农场或者国营工厂里工作，因为他们父辈是富裕的地主，他们常常因为“反革命”的家庭背景受到侮辱。
在长达十多年的文革期间，他们的父亲被押到劳改营接受“再教育”。他们的母亲也被公开批斗。
不过，在1978年，刘家兄弟中有3人考上了当地的大学。不久，他们就开始计划如何创业。
当时，33岁，平时沉默寡言的刘永言在学习工程专业。30岁的刘永行很会修收音机；开朗外向的刘永好当时27岁，在一家技校教书。
他们全都继承了父亲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
刘育新当时28岁，就是小时候被刘家过继给别人家的那个小孩，他在古家村务农。但是，不久他也加入到几个兄弟的事业中，一起开始新的人生之路。
上世纪50年代，四川的刘家因为太穷，只好把一位年幼的儿子过继给人家抚养。但是如今，他们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家庭。在经历了文革带来的动乱和屈辱后，刘家四兄弟从一家小小的鹌鹑饲养场起步，打造出了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如今现年60岁的刘永行被《福布斯》财富榜列为中国首富，身家估计高达30亿美元。
缺地少钱，就从养鹌鹑起步
报导说，刘家四兄弟第一次创业是开一家电器店，但是很快就关了门，他们说，主要因为一名共产党干部认为它“太资本主义”了。当时，个人不能经营工厂或者电器店。政府鼓励民众去做“社会主义企业家”，而不是资本家，那时，资本家还是一个贬义词。
不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多中国人都清楚。
不久之后，兄弟四人凑够了相当125美元的资金，然后开始在古家村饲养鹌鹑。
当时，古家村是四川最贫困的村子之一，位于成都东北17英里远的地方。那里即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住房都是用泥土和稻草糊成的小屋子。但是，这种条件饲养鹌鹑，已经足够了。
“饲养鹌鹑的话，是不需要太多饲料的，”刘永行说，这也是他们选择养鹌鹑的原因。“鹌鹑很小。而且，我们的土地和资金都很少。”
突然，其他村民也开始养起鹌鹑，来这里买鹌鹑蛋的人愈来愈多，许多大城镇的客户都排着队。古家村变成了中国“鹌鹑之乡”。同时，刘氏兄弟发家致富了。
不久后，他们成为四川第一批受到当地政府官员表彰的“万元户”，也就是积累起财富的社会主义模范企业家。
“如果是在文革期间，你敢做生意，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邪恶的人，会被拉去游街，人们会向你扔垃圾，”53岁的古家村村长高培能说，他是刘氏兄弟的老朋友。“但是，1982年后，政府开始表彰他们，颁给他们‘致富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让他们坐在卡车上，戴上大红花和金牌奖章。
刘永行说，他们也碰到过困难的时候，例如，有一次他们把数千个鹌鹑蛋运给了买家，结果，买方的支票跳票，那次几乎让他们倾家荡产。
但是，改革初期市场的混乱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机遇。
抓住了早期的机会
由于农业被定为最先搞市场化改革开放的领域，刘氏兄弟决定将经营范围迅速向家禽养殖业扩展。
那时候，许多农民还处在用剩菜潲水来养家禽的时代，刘氏兄弟已经在借用早期中国最大的外资投资企业，泰国的正大集团的新的养殖饲料和技术来进行生产。
然后，刘氏兄弟说服了农民，说购买他们的饲料家禽会长得更快。他们以价格低的优势压倒正大集团，在市场上站稳脚跟。随着中国肉食消费量飞升，饲料的需求量暴涨。
从1978到1990年间，中国的谷类出产量上升了超过30％。
此后，刘氏兄弟让农民们确信购买他们的饲料可以让动物生长更快。他们通过让饲料定价远低于正大集团的产品，抓牢和扩展市场份额。随着中国肉食消费剧增，对饲料的需求也在水涨船高。
“刘氏兄弟非常聪明，抓住了初期的机会，”四川畜牧研究所所长万兆军（Wan Zhaojun，音译）说。“那时，生活水准大幅提高；肉食消费量在上升。是养殖业的黄金时期，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
1994年，他们的成功得到了共产党的肯定，政府中一名主管科技的官员宋健访问了他们养殖场，并宣布“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将要依靠这些社会主义企业家。”
不久后，他们给自己的家族企业起了个新名字：希望集团。
政府最终决定企业成败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导指出，宋健这次访问，表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现象：政府官员是企业成败的最终决定者。虽然，刘氏兄弟把成功归于市场改革，但是，他们在演说中和他们办的博物馆都承认，党也在他们的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到1984年时，几乎所有四川省政府干部都来过我们的养殖场，”刘永行说。“对我们来说，这就像最好的广告一样。”
他们的事业在四川迅速扩展后，兄弟四人又开始在全国各地建造养殖场。如今，四川已是全球最大的食用猪生产地。
到1992年时，希望集团的规模已经扩张过大，刘氏兄弟于是决定分家。依据地理位置，分为东方集团、华西集团、新希望集团和大陆集团四家公司，允许每位兄弟追求自己的利益，让这个家族企业的产业更加多样化。
刘永行到上海发展，并开始投资铝业、发电站和金融业。经营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于10月份登上中国富豪榜第四位，身家22亿美元，在房产、养殖和银行等领域都有产业。陈育新（他跟着养父姓）经营华西希望集团，以饲料工业为主，还涉足食品、电子、建筑、房产、商贸等，旗下有原本在四川的养殖场和成都的一家5星级酒店和零售地产。而刘永言拥有养殖和电器产业。刘氏兄弟唯一的妹妹—-刘永红则负责家族企业的所有财务会计工作。
至少要挺进东南亚
报导还说，尽管，如今他们都已是亿万富翁，但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们都说，刘氏兄弟依旧十分节俭。刘永行尽管已经是中国首富，但是凡乘飞机都是坐经济舱，而陈育新甚至连一名私人助理都没有雇。
他们像许多中国企业家一样，坚持不显摆，也不沉醉于奢侈的生活方式。
“摆阔，是愚蠢的行为，”在上海的办公室里，刘永行一边饮茶一边说，他一贯都是穿着便装上班的。
这个家族的下一代，共有四女一男，唯一的男性就是刘永行的儿子刘相宇。
33岁的刘相宇曾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与一名来自德州的女子结了婚，正着手准备接手父亲的位置。
两名集团创办人的女儿在她们父亲身边工作，参与集团的经营管理，另两名则在美国居住，不过问集团事务。
“我的目标是想办法让集团向国际化发展，”刘相宇说。“就算不能进军国际化，至少要进军东南亚。我们现在正在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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