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作者：云山）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而立之年，对于旅居加拿大的华人来说，最大的感受莫过于亲历中加关系的冷暖变迁，两国由最初的仅仅局限于小麦和化肥的贸易，发展成为今天的战略伙伴。笔者自1993年移民加拿大，至今已在枫叶之国生活整整15年。作为一名历史见证人，愿意与读者一起回顾这段历史，从中加关系的发展历程感受中国的改革开放！
笔者初来加拿大时，中加两国的各种交流活动不多，大都限于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上。中加两国的关系在过去一直是不错的，加拿大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在中国派驻加拿大的大使人选中，前六名大使有四人是副部级外交部官员，由此可见中国对加拿大的重视。
但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使中加两国的关系急剧下降至冰点，之后的几年间，两国在政府层面的高层来往基本上中断，只剩下民间交流。直到1993年，也就是我移民那年，两国才恢复政府之间的交往，朱镕基副总理的访加，可以说是两国关系好转的标志性访问。
**朱镕基访加是破冰之旅
朱镕基副总理1993年5月的访加行程，带动了两国政治、文化、科技、经贸全面交流与合作，中国银行就是跟随朱镕基访加而在多伦多设立其加拿大总部的。朱镕基知识之渊博、谈吐之风趣，给加拿大工商界及政府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加拿大的大型公司，如北方电讯、皇家银行、ACE模拟飞行公司、AECL 加拿大原子能公司，都是那时开始摩拳擦掌准备进军中国市场。
中加两国关系的停滞使加拿大各界人士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气象显得非常好奇。记得朱镕基副总理应古德曼律师行的邀请，为加拿大工商界人士作演讲，出席的全是大公司高级行政人员，大家对朱镕基的一言一行都颇为好奇，甚至对随团的翻译都要刨根问底。
当时的翻译是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合办的口译班的高材生朱彤，一口流利的带有英国口音的英文令加拿大的CEO们非常折服，事后拼命打听她的英文是在哪里学的。演讲后有大公司总裁问朱镕基，中国是不是只跟北电做生意？其它公司在中国还有没有机会？
六四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出现外交困境，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情况也很不了解。对于朱镕基的访问，加拿大方面显得很紧张，皇家骑警对于朱镕基的保护工作做得很足。他到多伦多时，省政府礼宾司到了前几个小时才通知媒体采访，媒体代表与侨界代表一起乘车前往机场迎接他的专机，附近的高层建筑物顶楼都有皇家骑警的狙击手。侨社拿去准备献给朱镕基的鲜花都要先拿到贵宾室由安全人员检查，确定没有问题才还给侨社，所有欢迎的侨社代表也是经过挑选，并且经过皇家骑警审查。
朱镕基访问加拿大好象一股旋风，带动了两国全面交流与合作。在他之后，负责工业的副总理邹家华、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在1994年先后访问加拿大，而1995年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加拿大，那年还有加拿大总理克里靖率领加拿大团队（Team Canada）首次访问中国，更是把两国关系推动一大步。
**李鹏搭乘私人飞机去蒙城小岛
李鹏到加拿大访问没有来多伦多，只去了渥太华和蒙特利尔，其中访问的重点是在蒙特利尔市，加国政坛重量级人物都前往蒙城与李鹏共进晚宴。在中加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加拿大前总理杜鲁多也到会场发言，当时杜鲁多的身体不是很好，已经处于退休状态，平时也很少露面，他的出现引起轰动。
李鹏访加如同给自由党一个开全国大会的机会，加国东西两岸的自由党高层几乎全跑到蒙特利尔。李鹏住在蒙特利尔喜来登大酒店，来自全加各地的工商界巨头们和政要几乎把喜来登全包了下来，电梯里都有皇家骑警把守。李鹏发表重要讲话那天，皇家骑警早早就把采访的记者集中在酒店某层楼的一个大厅里面，吃完简单的便餐之后由皇家骑警人员检查每名记者随身携带的设备，尤其是照相和录影器材，然后带着大家在酒店里绕来绕去，一会穿过厨房，一会又爬上很窄的楼梯，最后大门一开，原来已经到了酒店的宴会大厅，上千人的宴会已经开始，记者们刚刚就座，李鹏就开始讲话了。
在加中两国经贸交流领域，不能不提一下德马雷先生，其家族在蒙特利尔很有名望，他是加中贸易理事会的创办者之一。30年前，德马雷和一批与中国做生意的加商创办了加中贸易理事会，他和儿子小德马雷创办的鲍尔集团（Power Group）在中国业务广泛，经营的发电站、高速公路等项目，投资动辄上百亿。
德马雷与中国政府高层的关系非同小可。李鹏在蒙特利尔只呆不到3天，其中一天早晨，德马雷父子俩用私人飞机把李鹏接到自己在蒙特利尔附近的小岛上吃早餐，他们之间谈些什么就没有人知道了。
**江泽民访多保安严密
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到温哥华出席APEC亚太首脑峰会，之后顺便到多伦多访问，江泽民是中国政府首脑，他的访问，使加拿大人对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刻全面。江泽民讲话虽然没有朱镕基般妙语连珠，但是很容易动感情，无论是对侨界代表的讲话，还是对使领馆人员和中资机构人员的讲话，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江泽民的急智也让人看到他轻松诙谐的一面，记得他在Crowne Plaza酒店与几名加拿大政府官员一起搭乘电梯，电梯突然出了问题，停在空中不动了，可能是外交部紧急联络酒店方面马上检查，过了几分钟电梯又恢复正常。出电梯门时江泽民说，这部电梯一定不是中国生产的，也不会是加拿大生产的，引得随行人员哈哈大笑。
加拿大是西方民主国家，对于政府首脑的保安远远不及中国般严密。记得朱镕基到多伦多住在市中心的四季酒店，笔者打电话到酒店，问朱镕基是不是住在这里，酒店的职员以为客人保密为由不予作答。后来笔者亲自到酒店大堂接待处去问，接待处的职员查看记录后称，朱镕基确实住在这里。后来看到帮朱镕基定房的是加拿大联邦外交部，尤其是看到朱镕基的身份后才傻了眼，马上改口说不能透露。
中加关系发展初期比较单纯，那时中国领导人出访，不像现在有这么多抗议声。朱镕基、邹家华等人不仅在酒店内部活动自如，就算出了酒店，也没象后来这么大阵仗。到了江泽民访问加拿大时，保安就不一样了，为了保证江泽民出席会议方便，加拿大方面安排江泽民入住与会议中心有秘密通道相连的Crowne Plaza酒店，论档次还不如四季酒店。
当时多伦多只有两间五星级酒店，四季酒店算一间，还有一间是位于卑街的瑟顿酒店（Sutton Hotel），Crowne Plaza充其量只能算是四星级酒店，不过胜在安全，不用出酒店就可以参加会议，与加拿大官员会晤，接见侨界代表、留学生代表和中资机构代表，都可以在酒店里面搞定，安全性绝对一流，根本不用理会门外的抗议声。
皇家骑警对江泽民的保安工作十分重视，江泽民把酒店中间一层全包了下来，皇家骑警与跟随江泽民访加的中央警卫团商量，把江泽民入住的上下2层楼全包下来，据说是担心有人从上面或者下面制造意外。
**官员们逐渐敢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政治层面的开放，尤其是官员的敢言往往令人印象更加深刻。
六四事件之后，出访的中国官员大都十分谨慎，尤其是与媒体打交道时更是噤若寒蝉。记得当时有名国务委员率领的经贸代表团访多，笔者与代表团成员交谈时看到他们手里都拿着一张纸条，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后来大家熟络了，我问他们把纸条要过来一看才知道，是出国前外交部发给代表团成员的，每人一张，都是告诉他们碰到记者时要如何回答。
还有一次，国务委员李铁映访问多伦多，只停一天，中文传媒知道了马上要求采访。李铁映通过中国驻多总领事馆新闻组要求中文媒体先把题目报上去，再决定是否接受采访，结果采访之后有中文报纸大字标题：李铁映见记者，总领馆先砍题，令总领馆十分不快。
这种事情后来越来越少，到了90年代后期，出访的官员慢慢变得比较随和，也敢讲话了。记得从副总理的位置上退下来的田纪云率领人大代表团访多时，华文媒体记者在宴会上冲到主桌向田纪云提问，他也笑咪咪的回答，毫无架子。
在中国封闭的年代，对于国外的一切充满着好奇，又颇为紧张，一名中资机构派驻加拿大的官员告诉笔者，早期被派到国外的员工，上街都要两个人一起去，免得单独见人说不清楚。领事馆内部也由外交部专门派厨师为工作人员打理伙食。外交人员的家属可以跟来，但是孩子必需留在国内，外交人员把孩子生在国外是不允许的，中国驻加大使馆曾经把探亲怀孕的家属紧急送回国内，免得把孩子生在加拿大，这种例子并不罕见。
现在，这种情况得到很大改善，外交人员的孩子早就可以跟随父母到国外读书，外交人员与海外华侨结下深厚友谊，回国后还保持密切联系的比比皆是，通过这些小事，都可以反映出中国在进步。
（编者注：本文作者云山为多伦多资深媒体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