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王泰平简历：1941年出生，曾任驻日本大阪总领馆总领事(大使衔)。
1969年，年轻的王泰平第一次被派到日本时，身份是记者，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若干年后，曾6次赴任日本、在日本前后工作了22年的他，回想起几十年往返于中日之间的亲身经历，不禁感叹沧海桑田、世事变迁。
“学日语本非我所愿”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民众对日本还普遍存在反感和排斥情绪，王泰平也不例外。所以当他被外交学院安排去学日语的时候，他十分不解。王泰平说：“学校的理由是我们有基础，因为我们是东北来的。我说我们虽然当过亡国奴，但是并没有学习日语。学校仍然坚持，我们也就不再辩驳了，就这样开始了日语学习。”
毕业后，王泰平进入外交部工作。1969年5月,王泰平作为记者被派到了日本。其时，中国正在闹“文革”，物资匮乏，温饱问题突出；日本却正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王泰平看到，日本商品充足，市场一片繁荣。电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音响设备、录音机进入寻常百姓家；家用小汽车热销全国，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交通拥堵，甚至出现了上下班高峰时段步行快于行车的现象。到了1970年，大阪举行了世博会，这成为日本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的又一个标志。
在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面前，王泰平受到了严重的刺激，他想：难道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短缺经济吗？中国什么时候能赶上日本呢？
用洗衣机曾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看到一个个日本家庭里的洗衣机，王泰平当时觉得这太奢侈了：“衣服自己不洗，让机器代劳，这不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我们中国人一辈子都不会去买它！”回忆起当年的想法，王泰平现在也觉得很可笑。
不过，这种想法在当时却是主流，有些同志比他的想法甚至更“纯洁”。在讨论王泰平入党的会上，就有人对他从日本带回来9英寸黑白电视机一事提出了严厉批评，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尽管如此，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还是占据了“上风”。王泰平说：“话说回来，我这台小电视机带回国后，还是很受欢迎的。当时我住在外交部招待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天天夜里挤满了观众。当时，国内有几家人有电视机啊？”
“中国货就是低档货”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轻工产品越来越多地在日本市场上出现，改变了中国销往日本的只是农牧渔业产品的局面，结束了过去那种宁肯自己不吃，也不得不用一吨大对虾去换一吨钢材的历史。
王泰平介绍说，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服装、鞋帽还是根本进不了“三越”、“高岛屋”等日本一流大商店，只能摆在“马食町”那样专卖便宜货的商店街摊位上，当处理品甩卖，日本中产阶级从不问津，更有钱的人当然是不屑一顾。那时，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货就是低档货，加上有抵触心理，价钱便宜也不买。
甭说日本人，在日本的中国人也是如此，他们宁肯咬咬牙去买件“日本制”的西服，也不买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这也难怪，因为那时的中国货质量的确不如日本。
从低档货到物美价廉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货像潮水一般涌入日本市场，且在“三越”、“高岛屋”等大商场里占了一席之地。不仅是服装、卧具、餐具、玩具等生活用品，还有彩电、音响、电冰箱、自行车、工具等机电产品。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日本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大国，它生产的上述产品享誉天下，日本人用惯了自己的国产品，对外国货一向是很挑剔的，“中国制造”若无相当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是很难打入日本市场的。
中国货打入日本市场的奥妙在哪里呢？王泰平说，奥妙就在于“物美价廉”4个字。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商品，都是按日本进口商的质量、品种和规格要求生产的，外观、质量都好。当时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相当于日本劳动力价格的1／25，所以同样的产品，在中国生产比在日本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随着对日出口的迅速增加，“中国制造”的小商品充斥日本的“百(日)元店”。100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7元多。在中国卖几角、一两元钱的东西，进了日本的百元店，就身价几倍、十几倍；而这些东西若在日本国内生产，成本也不止100日元。这就是中国小商品既受商户青睐又受消费者欢迎的秘密。
“回国行李越来越少”
上世纪80年代，外交人员回中国休假或任满回国时，一般都要带回十来个纸箱子，从各种家电，到塑料盆、衣架、窗帘等等，应有尽有。当时国内的经济虽因改革开放而有所改观，但物资短缺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产品质量也普遍不高，国内市场仍是卖方市场。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王泰平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给驻日本的外交人员带来的一个方便是，他们回国时的行李数量比以前大大减少了，颇有一种解放感。要用的东西国内都有，价钱又便宜，何必费力气从日本带回呢？”
外交人员在获得“解放”的同时，又生出一种烦恼：回国给家人和亲友带什么礼品呢？以前不管送什么东西，国内的人都感到稀罕；到了90年代后就不同了，除非你送照相机、摄像机、金项链一类的高级礼物，一般生活用品是拿不出手的。以至于许多人向使馆咨询回国带什么礼品合适。
“中国威胁论”源于心理失衡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日经济的差距不断缩小。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日本的1／8；到90年代末，就奇迹般地缩小为1／4了。日本人震惊之余，感到了危机，“日本经济空洞化”的论调一时甚嚣尘上。有人指责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导致日本国内经济“空心”；更有不少日本企业抱怨说，中国商品潮水般涌入日本，抢走了它们的市场份额。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短短20年就改变了亚洲的经济地图。王泰平分析，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落后，中国人穷，而日本在亚洲是老大，居高临下，颇有优越感，骨子里根本瞧不起中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不少人日本人感到日本在亚洲的领先地位被动摇，他们因失去自信而困惑，不知道应如何同中国打交道。
一部分人心理失衡，不承认，不服气，甚至感到焦虑和恐惧，担心将来遭报复。于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出现了。一些右翼政客借机煽动民族情绪，蛊惑人心，说什么“日本将来有可能沦为中国的属国”，鼓吹对中国说“不”。小泉纯一郎上台后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正是在中日关系的旧平衡被打破、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日本的危机感加深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日本瞄准中国人的钱包
在看到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日本人也切身感到，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给日本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连小泉纯一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事实也正是如此：2006年，中日贸易总额已达2000亿美元；2007年增至2500亿美元，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王泰平说，近几年来，日本开始瞄准中国人胀鼓鼓的钱包，对中国扩大开放旅游市场，中国旅游者涌入日本观光消费，乐坏了日本商家。中国人以前只能用现金，现在可刷卡消费，日本可使用中国银联卡的商店、饭店迅速增加，目前已达一万多户。30年前,东京一些商店甚至在门口挂上“中国人不准入内”的牌子，而今，中国游客光顾任何一家商店都会受到热情欢迎，他们的购买力之大令许多日本人惊叹。
中日间经贸和人员往来的空前密切，对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对日本而言，中国的存在也像美国一样，“一方感冒，另一方就要打喷嚏”，可见中日经贸的相互依存度之高。
在关乎日本自身发展的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日本需要倚重中国或同中国协调的问题很多。他们看到，中国早已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中国的分量、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在政治上与中国对着干，吃亏的只能是他们自己。于是，日本不得不采取更加现实、务实的态度，调整对华政策。 (记者 杨丽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