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边谈边打
随着麦克阿瑟的解职，口口声声鼓吹扩大战争的人离去了。参议院听证会表明杜鲁门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大力支持限制战争，并尽快结束战争。到6月1日，整个南朝鲜几乎已肃清了共产党，因此通过某种谈判的形式来结束战争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于6月1日所发表的谈话就反映出了这种看法。他说，只要能为这个动乱的半岛带来和平，那么，大致沿三八线停火就将达到联合国的主要目的。差不多与此同时，国务卿艾奇逊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也表示愿在三八线解决争端。正是这个主张后来造成了麻烦。
艾奇逊认为通过联合国谋求停火不会成功，因而确定通过苏联来直接进行。5月间，美国向苏联驻法、德两国外交官员作出过一些表示，但没有成效。同样，通过香港对北京试探也没有见效。美国和瑞典驻苏外交官员在莫斯科所作的尝试也一一失败。最后，艾奇逊在5月中旬向乔治·凯南求助。凯南是国务院的苏联政府和苏联历史权威，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休假。凯南选择马立克进行接触。马立克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兼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凯南打电话给马立克，马立克邀请凯南于5月31日到他在纽约长岛的家中进行试探性会晤。凯南说美国既不愿对抗也不愿继续打下去。这次会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不过马立克却与莫斯科进行了联系。6月5日他们进行了第二次会晤，马立克告知凯南，他的政府愿意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是他说，苏联本身不能直接参与谈判，因而提议凯南同北朝鲜人和中国人联系。艾奇逊写道：“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一信息是可靠的，不过却含有某种神秘性，这使我们摸不透究竟预示着什么，对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也心中无数。”
两个星期后，即6月23日，马立克大使干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他在联合国为会员国发表公开声明而出资兴办的广播电台上露面，宣称苏联人民认为朝鲜冲突能够得到解决。作为第一步，他建议交战双方开始谈判停火与休战，如果双方都对和平抱有“真诚愿望”的话，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就不会付出太大的代价。
艾奇逊立即要求美驻苏联大使艾伦·G·柯克跟莫斯科外交部进行接触，问清马立克的建议是否代表苏联政策。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证实，马立克确是在阐明苏联的官方观点。葛罗米柯进一步向柯克建议，军事停战协议应由军事代表之间谈判签署，谈判只限于解决军事问题，而不涉及政治和领土问题。
葛罗米柯表示他不知道中国在停火方面的态度，但显然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已经互通了消息，因为克里姆林宫的人如不摸清中国人的情况，决不会说和平是有可能的。他们偶尔也许会是预言者，但却从来不是遇事“过分乐观的人”。
有了这一绿灯，艾奇逊按照葛罗米柯的意见，建议举行军事当局的谈判。在6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由李奇微将军通过广播电台邀请敌方司令官派代表参加一个会议。布莱德雷与柯林斯两位将军表示同意，但范登堡将军认为这表明联合国是在求和。由于敌人正在联合国军手中蒙受损失，他对结束战争的意见提出质疑。但他并没有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同僚的支持，这不仅因为往朝鲜派有军队的美国盟国都赞成谈判，而且因为布莱德雷看到，如果不抓住这一机会结束战争，就难以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这次联席会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为李奇微将军起草一份致敌方的广播文稿，要求敌方开始谈判。
该工作组迅即起草了一份文稿，并经第二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联席会议批准后，送李奇微过目。李奇微提出几点小的修改后，上报到杜鲁门那里。经杜鲁门核准，李奇微于东京时间6月30日上午8时，播发给了朝鲜的共产党部队总司令。内容如下：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贵军下列事项——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充分保证此种停战的实施。在接到贵方愿意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消息之后，我将派出我方代表，并将在那时提出一个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提议此类会议可在元山港内一只丹麦医疗船上举行。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出席联席会议的几位参谋长、国防部长马歇尔、国务卿艾奇逊以及他们的助手共同制定了一份表明美国立场的计划。由于顾问们对共产党不信任，所以他们对计划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疑点。这份计划经过6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联席会议的仔细推敲后，当晚由布莱德雷、马歇尔和艾奇逊送交杜鲁门审阅。总统批准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迅即发送给了李奇微将军。
这份表明立场的文件后来成为美国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基础。其关键条款如下：停战的主要军事用意是停止敌对行动，保证不再交火并保护联合国部队；达成的协议要“能长久为我方所接受，即便在政治和领土问题上达不成什么协议”；谈判要“严格限制在军事问题方面”，不涉及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建立一条横贯朝鲜，纵深20英里的非军事区，“该非军事区要以达成停战协议时双方军队的阵地为基础”；由双方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火；任何一方不得增加军事力量；战俘应在一对一的基础上尽快进行交换。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联席会议已经预见到将来会有麻烦，因为联合国军一般呆在三八线以北，而艾奇逊原先曾公开提到，美国将接受以三八线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有鉴于此，给李奇微的指示在这一点上便十分明确：“假如共产党司令官提到美国政府官员发表过的声明，即美国准备接受在三八线或三八线附近解决问题，你应坚持如下立场：此类声明不适用于战场上的停战，而可能是政府间就政治解决进行谈判的议题。另外，你还应当说明，你提出的军事安排在任何情况下都涉及到三八线以南某些受共产党军事控制的地区(如西边的瓮津和康翎半岛，临津江西边的地区)以及三八线以北某些由联合国军控制的地区。”
美国坚持以战线为停战线的不妥协态度，这一问题在未来几个月中将占很大的比重，因为共产党表示必须以三八线为停战线。因此，中国人在对李奇微的口信所作的反应里不提以三八线作为停火线便十分重要。
东京时间7月1日共产党作出了答复。李奇微就中国人的答复立即拍电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电文如下：
我向在朝鲜的共产党部队总司令发出的信息，现已收到了几种文本的答复。为保证协调一致，我建议以下列文本作为其正式的答复，同时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确认，在审议时也使用这个文本，即：“北京——这里有一则来自朝鲜前线的重要消息。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今天进行协商后，向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发出一份联合通知，以答复他在6月30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他表示愿意派代表与我方代表举行停火谈判。”该项通知的内容如下：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广播文稿已收悉。我们授权告知你，我们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举行和平谈判，我们的代表和你的代表会晤。关于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这是一个和解性的答复。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人显然需要和平，而且说服了(或者迫使)北朝鲜也一起行动。春季攻势中，中国人付出了很大代价，在试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中损失了数千人。但中国人却实现了他们主要的国家目标：把美国人从鸭绿江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使北朝鲜成为将来美国入侵时的可靠缓冲地。中国人以其意想不到的伟大胜利彻底吓坏了美国军事当局，同时他们至少也部分地使美国领导人相信，他们威胁要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去，可不是说着玩的。
在此之前，中国人对停火的努力是不屑一顾的。现在他们不但愿意谈判停战，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李奇微和远东司令部从文本中看到的)，他们事先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看下文)。根据远东司令部监听到的消息，他们在通讯中宣布谈判过程中愿意全面停止作战。事实上，中国和北朝鲜人所同意的正是美国领导人曾经坚持过的条件，即沿战线停火，而不是沿三八线。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对中国人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曾由李奇微将军明确表示过，但却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和总统的支持。正是这一怀疑才使双方通过协议一举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遭到了破坏。
李奇微接到北京答复之后不久，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份电报。在提到中国的广播时，他说：“他们的意图很清楚，即从停战谈判一开始，即应停止军事行动。这种做法很可能严重损害联合国军的安全和防卫措施，我认为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除非另有指示，否则我肯定会断然拒绝。”
李奇微还就此指出了不少理由，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明他为什么想在停战谈判进行时继续开展军事行动。他列举的主要理由如下：敌人正在继续“集结进攻力量”；敌人的公路与铁路调动大大增多；平壤以东约45空里处的谷山有一支未经核实的中共机械化军队；根据“部分核实”的报告，朝鲜境内已出现了苏联防空人员和防空物资；还有未经核实的报告说，朝鲜有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国际旅；战俘在审讯中“一再说下次攻势计划在7月15日或之前展开”，估计届时天气情况要恶化；敌人在北朝鲜境内新建机场及修复旧机场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李奇微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拍发的电报继续说：“总起来看，最新情报清楚地表明，对方军事能力有发展的态势，从7月10日起，对方有可能随时发起攻势。如果发动攻势，估计会利用天气的有利条件。另外可以估计到，如果按照敌人建议的那样进行谈判，在整个谈判期间，敌人将会加紧努力增强这一发动攻势的潜力。如果这样进行谈判，我们就无法在朝鲜遏制敌人的军事行动，特别是难以遏制敌人准备发动的重大地面和空中攻势。请尽早批复我建议的行动。接到你们的批复后，我计划立即答复共产党司令官的来函，接受开城为谈判地点，并为汶山至开城公路一线以及开城地区停止敌对行动作好准备，但要敦促将谈判日期提前。”
尽管李奇微的语气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他还是应该受到赞扬，因为他担心共产党可能会发动另一次攻势。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中国人正在停止撤退，并已基本补充了武器弹药、食品和兵员。中国人并不了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意图，李奇微对共产党军司令部的意图也不了解。中国人正准备用主动进攻这一唯一的办法阻止联合国军进一步推进。如果李奇微怀疑中国人，中国人也有理由怀疑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暂停军事行动后，双方都有可能在各自的一侧集结军事力量。
按照李奇微那份共产党的答复文本，中国人愿意举行谈判，并愿意在谈判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这本是一种善意的姿态，而不是一种欺骗，以掩盖为新攻势集结兵力。此后中国人在朝鲜没有再发动攻势，这一点便是证明。自打他们宣布愿意停止军事行动时起，他们的军事态势就是防守现在的战线。
当然，李奇微无从了解中国人将来的政策，但他却不希望达成停火后战争就此停顿下来。这一点谁也无法估计到。停火可能会持续下去，因为双方都已厌倦了打仗，况且战争恢复后，双方谁也占不了多少便宜。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决定批准李奇微的要求(大概总统也表示赞同，因为他并未取消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李奇微的指令)。因而，停火是否会持续下去这一问题尚无法回答，因为战斗并没有停止。美国人坚持谈判时不停火，这对中国人的不妥协立场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也无从而知。不过对共产党来说，美国采取这种态度，从一开始便破坏了停战谈判的气氛。
7月1日，李奇微就共产党的广播答复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份电报(编号为CX66183)，随后又发了一份要求在谈判中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的电报(编号为CX66188)，参谋长联席会议于华盛顿时间7月2日回了他一份电报，一并作了答复。李奇微在电报中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可他发给华盛顿的中国与北朝鲜的答复文本，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本不理会这一要求，而是说了下面这段话：“关于你的CX66183号来电，北京发来的中文本，在北京用英文播发之前已在华盛顿译为英文，该文本与后来北京播发的英文本完全一致，已被国务院和国防部当作正式文本。其原文如下：‘你在本年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已收悉。我们授权告知你，我们同意会见你的代表，就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有关事宜进行谈判。我们建议，会晤地点在三八线上的开城。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们的代表会晤’。”
华盛顿当作正式文本的文稿中，漏掉了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根本没有提到远东司令部提供的文本中所包括的共产党同意先停止军事行动，再举行和平谈判一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华盛顿和东京这两个文本的重大差异并没有向李奇微作任何说明。既然两个文本有出入，就应澄清中国和北朝鲜信息的真实内容，比如迅即向北京发电询问，但却没有人提出来。相反，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李奇微的电报中却直接谈起了下一个要点，即李奇微提出的在停战谈判期间继续进行作战的要求，并未经讨论就表示了同意。这样一来，李奇微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李奇微和华盛顿的文本上存在的差异，以后就没有再提了。
结论显而易见：华盛顿方面决意说共产党来信中没有要求立即停火，这样，华盛顿便可免受批评，即怕人们说它在共产党提出停火时，它却坚持要继续战斗。
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李奇微不要显出想把会晤日期提前的样子，要他按下列说法回答金日成和彭德怀：“我已收到了你们对我6月30日文稿的复函。我准备于7月10日派代表与你方代表在开城会晤。假如你们的代表能提前完成准备工作，也可提前进行会晤。既然在停止敌对行动前要先达成停战协定，那么会晤与达成协定如果拖延，将会使战斗延续下去，并将增加损失。”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就此作罢，他们又告知李奇微：“切不可放松我方军事努力，直到达成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在内的正式停战协定时为止。”
如此看来，乃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动机抱有疑虑，才使得战斗一直持续到双方最后达成解决方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曾建议不搞政治谈判，结果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政治谈判。假使葛罗米柯建议的纯军事解决方案能够得到完全实施，那么中国人提出的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假定李奇微的文本是准确的)肯定会像两年后那样，立即有效地沿战线结束战争。此后，双方就可尽情地谈判，而毫不影响和平现实。更重要的是，双方年轻人也不会再战死或伤残了，因为停战谈判开始后的人员伤亡远比停战谈判前要多得多。
如果双方没有合作的意愿，没有结束战争的真诚愿望，停火协议往往可能会使双方在暗中进行军事集结。问题是双方都以不同的观点来参加和谈。
美国的和谈立场是，沿现存的战线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停战委员会可在朝鲜境内不受限制地进行视察，由军事观察小组监督部队和武器的集结情况。共产党的立场是，所有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军队和联合国军队，统统撤出朝鲜，沿三八线来划分界线。难怪和平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充满了分歧。
7月10日，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C·特纳·乔伊中将率代表与共产党第一次会谈时，双方便在议程问题上陷入了一场争论。共产党方面坚持，议程中要包括讨论以三八线为分界线以及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的问题。联合国军代表却反对将这两项列入议程。不过关于三八线的问题到7月16日时暂时获得了解决，当时共产党方面同意了一项有关分界线的议程，尽管他们并未放弃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的主张，但却没有特别提出三八线。
但是撤出外国军队却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正如施纳贝尔和沃森在他们合著的《朝鲜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史》中所说：“敌人坚持所有外国军队撤离朝鲜，这成了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难怪中国人感到美国人在跟他们打交道时不老实。毕竟说来，联合国停火委员会曾于1月11日在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那正是美国同意过的。该项联合国计划特别号召所有武装部队从朝鲜撤出。美国当时曾公开赞扬过这项计划，并曾投票赞成。毫无疑问，中国人不知道美国之所以同意此项计划，完全是由于艾奇逊深信中国人会加以拒绝，正如北京所做的那样。出于天真，红色中国人也许认为，停火时双方共同撤出外国军队这一点一定会为美国所接受。
可是现在对于李奇微和五角大楼来说，这一点都是不可接受了，理由是怕联合国军撤出朝鲜后，中国会又从满洲派大量增援部队到北朝鲜。美国人完全改变了原先的公开立场，而且在共产党代表明确提出要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时，美国却固执己见。这就反过来增加了中国人的怀疑，认为美国人所以要在朝鲜保留军队，可能是要在将来进行侵略。共产党要求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可能主要是以此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使美国人尴尬为难，而不是将其当作一项坚决的要求。但中国人也着实担心南朝鲜继续被一支强大的联合国军所占领；这支军队必定全是美国人，因为其他在朝鲜有部队的联合国成员国都没有在这个半岛上长期建立军事设施的念头。如果美国害怕中国人利用外国军队撤出之机，从鸭绿江涌过来威胁南朝鲜，那么中国人同样也担心留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再次威胁北朝鲜，从而危及中国边境前方的缓冲带。
因此，双方以尖锐对立的立场进行谈判，必然会发生冲突。美国坚持在停战谈判过程中，不停止敌对行动，这使冲突更趋激烈。结果，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为谋求停战而进行的谈判就此中断，会场也成了双方针对对方进行激烈宣传战的阵地。双方互不信任，甚至完全怀疑对方。这一点在要求对方保证不再恢复敌对行动方面表现得十分清楚——美国要求成立一个停战委员会，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共产党方面则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安德烈·葛罗米柯所建议的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协议可谓是一个极好的方案，美国在1951年7月也许就可能实现，就是沿实际战线停火，而且用不着双方撤军。共产党可能会抱怨美国背信弃义：一边宣扬退回到三八线，一边却不付诸实施；但按实际战线划定界线对共产党和联合国来说也满不错，因为共产党已沿现有战线构筑了一条牢固的主要防线，而沿三八线反倒没有这样的防线。共产党在当时很可能会像两年后那样，同意双方各后撤2公里，形成一个非军事区。这样的话，双方的主要防线就不必放弃，只不过各自后撤2公里罢了。简单的停火不会解除美国的顾虑，美国仍担心共产党会在北朝鲜集结军事力量，但是反过来说，简单停火也挡不住联合国在南朝鲜集结军事力量。因此联合国司令部也跟共产党司令部一样，都将拥有预防重起战端的保障。说到底，任何停火都要靠双方的诚意才能实现。
简单停火同样解决不了战俘问题，这一问题后来竟花费了一年半的谈判时间。不过炮声如果停下来，谈判战俘问题时就不会有年轻人在战斗中伤亡了。
然而，疑心重重的美国领导层却拒绝简单停火，停战谈判便以艰难持久而带有宣传色彩的方式进行；战斗也以血腥的悲惨方式继续展开。一切战争都是悲剧性的，但最后这两年的朝鲜冲突，其悲惨程度却难以描绘，因为任何一方在停战谈判开始后的一切战斗中都一无所获。虽然范·弗利特将军向一座座山头和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但联合国军司令部却不愿承受全线向北推进时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同样，中国人要将第8集团军逐出阵地，再次赶回到南朝鲜去，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他们也不愿这样做。
于是，双方很快便形成一种对峙局面。可悲的是，这种对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西线在那恐怖岁月中的堑壕战一样。在对峙情况下，不时会有对敌方阵地的炮轰，间或发生个别的战斗和摩擦，也时有巡逻战和小部队的出击，几乎完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翻版。而且像一战那样，这种作战方式要不断有人流血牺牲。
从实际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在开城举行和平谈判时就已结束。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已得到了各自原先打算得到的东西，而且也决不会再得到更多的东西。随后进行的两年战争，真是可悲可叹，令人难以想象；它简直不能叫做战争，因为基本上毫无目的可言，尽管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这两年的冲突中，双方都一无所获。要防守或夺取一座山头，实际上都要付出数千人的代价，但是这种战斗实质上并没有加强己方的阵地，也没有削弱对方的阵地。为争夺山头而进行的无数次血战，只会对局部战术形势产生影响，而敌对双方的整体战略形势却未受到影响。因此，在这两年的冲突中，双方参战官兵都有一种独特的、几乎可以感觉到的绝望情绪，好像双方都在黑暗中朝着一个无法找到的出口摸索，但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双方又不断地互相进行盲目的猛攻拼杀。
朝鲜境外的人们对这场冲突愈来愈冷漠，这更加剧了在朝人员的这种绝望情绪。在和谈很快陷入僵局，大规模的攻势结束，而代之以争夺无名高地的局部战斗时，朝鲜的消息已不再是头条新闻。由于美国并没有真正进入战争状态，而且与二战中国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相比，此次冲突只牵涉到很少一部分人，所以朝鲜战争很快就变成了人们所说的“被遗忘的战争”。远在越南战争前，美国的陆、海、空三军人员在国内对本国所进行的战争都觉得与己无关，也不感兴趣。不像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甚至没有在国内引起反战情绪，引发示威和请愿。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只是那些有孩子在朝鲜的家庭才显出关切的样子。随着1951年末部队实行轮换制，人员开始大批轮换，1952年轮换又有所加快，有人在朝鲜的家庭开始关注家里人什么时间能轮换回来，而不是想方设法为所有人寻求结束战争的办法。朝鲜战争没能像后来的越南战争那样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反应，也许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国防部反对把战争升级，不同意向朝鲜增兵。这当然也与中国人不再发起新的攻势有关。朝鲜战争没有像越南战争那样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反应，也是因为它是美国第一次抗击共产党的战争。许多美国人模糊地认为共产主义在亚洲已被战线遏制住了。另外，部分是由于当时麦卡锡主义正在盛行，美国政要没有一个敢挺身而出，反对与共产党作战。国内对共产主义广泛而持久的恐惧，使得美国的当权人物都不愿提出与共产党妥协，特别是不愿跟正与我们的“孩子”作战的共产党妥协。其结果是，美国很少做出让步，中国方面也同样很少让步。中国人的不妥协，部分是由于东方人极其看重“面子”，因此中国人总想造成一种由他们决定事态发展的印象。另一部分原因是，红色中国人决定利用和平谈判进行宣传，来支撑其新近建立、在中国国内尚不稳定的地位，并在未参与(朝鲜战争的)国家中提高自己的威信。另外一个原因是，华盛顿表现出的不妥协在北京产生了反响：一些领导人坚决主张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因为有的共产党中坚人物怀疑资本主义者的动机，和资本主义者怀疑共产主义者的动机一模一样。一方在某件事上不妥协，便会招来对方更为强烈的不妥协反应，不妥协便愈演愈烈。直到1951年8月10日，双方代表在和谈中隔桌而坐，长达2小时又11分钟竟一言不发，直至休会，因为联合国司令部拒绝讨论以三八线为基础的分界线，而共产党则拒绝讨论三八线以外的任何其他分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