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麦克阿瑟晤见蒋介石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麦克阿瑟和华盛顿之间产生了新的危机，这次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杜鲁门极为恼火，甚至认真地考虑要把麦克阿瑟就地免职。他们在两个层面上存在着分歧，一个是在政治层面，另一个是在军事层面，前者主要关于台湾问题，它使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跟麦克阿瑟形成对立；后者关于仁川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的同盟跟麦克阿瑟作对。这一双重分歧在7月末和8月间，使华盛顿领导层深感不安。这次危机证明，麦克阿瑟当时和整个对手旗鼓相当，在逐渐公开化的台湾问题上，他也成为共和党和“中华民国”说客的宠儿。正如戴维·麦克里兰在艾奇逊的传记中所写，它还把麦克阿瑟的地位提高到了“可以与总统及其在华盛顿的顾问们并驾齐驱的政策制定者”的地步。麦克阿瑟所寻求的目的与政府的全然不同，这为以后出现更大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6月27日，杜鲁门政府改变了不插手台湾的政策之后，台湾危机便从其对待蒋介石的逻辑谬误中显现了出来。虽然美国已正式让该岛“中立化”，但是单方面创造一个“远东的瑞士”，一个中立化的台湾和一个由强权保护下的台湾之间的差别用肉眼是难以看得出的，尤其是在北京看来。
另外，一旦台湾变成过去的19世纪式的帝国主义保护国，就难以限制对保护国讨人喜欢的统治者蒋介石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但是，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约翰逊一再催促，杜鲁门总统还是没有批准这样的援助。
显然，军事援助的事需要加以核查。6月25日，杜鲁门批准从麦克阿瑟司令部派出一个考察团前往执行此项使命。朝鲜局势的压力使得任何事情都无法立刻着手去做，但是，当柯林斯和范登堡在7月中旬访问东京时，麦克阿瑟告诉他们，一俟朝鲜局势许可，他便计划亲赴台湾一趟。
同时，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在台湾对面的大陆，中共军队有大量集结的迹象，他们集结了多达20万人的军队和4000艘舰船(当然大部分是舢板和帆船)。7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麦克阿瑟把第7舰队派往台湾水域示威，虽然这意味着从支援朝鲜的兵力中撤出军舰。在7月27日发给国务院的信件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立刻把蒋所急需的军事物资运送过去，并迅速把美国考察团派往台湾，以确定防御方面其他的需要。7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信国防部长约翰逊，如果红色中国执意进攻台湾，单靠第7舰队是难以完全抵挡住的，红色中国的一些士兵或许会突破进入该岛，危及蒋的政府并在国民党军中引发叛逃；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授权蒋的军队对大陆的两栖集中地实施空袭，并在台湾对面的大陆水域布雷。
国防部长约翰逊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但国务卿艾奇逊却坚决反对。艾奇逊说：如果提醒国际航运业，布雷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轰炸大陆，即使完全由中国国民党飞机去实施，也是不行的，因为显然美国要对此负责，这样便会激怒友邦(特别是英国)，甚至可能会挑起与红色中国的战端。
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向台湾提供援助及派出考察团的建议在7月27日获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但艾奇逊坚持不让麦克阿瑟本人前往台湾。然而，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谈及此事时，将军说他计划在7月31日对台湾进行一次个人的“短暂形势侦察”。尽管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试图让他另派别人，但却没有明确禁止麦克阿瑟前往。麦克阿瑟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到来自该岛的“许多自相矛盾的报告”，他认为亲自前往是明智之举。这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之间关系破裂的开端。
在当时正在保卫台湾的第7舰队司令亚瑟·杜威·斯特鲁布尔中将的陪同下，麦克阿瑟到达了台北，就像奥玛·布莱德雷在其自传中所写的那样，在两天的逗留期间，麦克阿瑟“像个造访的国家元首，并受到了与其相应的接待”。中国国民党官员发表的声明丝毫也不掩饰麦克阿瑟本人的暗示给人留下的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正日益寻求与国民党之间的共同利益。然而，麦克阿瑟回到东京后，却矢口否认他的访问具有任何政治意义。
麦克阿瑟的来访给了蒋一个让美国难堪的机会，他暗示他和麦克阿瑟之间存在一个秘密协议，并宣称“已经奠定了……中美军事合作的基础”。这使得杜鲁门和已经承认了红色中国政权的英国大为恼火。但是，最大的危害来自于对红色中国所产生的后果，红色中国很自然地把远东司令亲自访问台北看做是一个证据，证明蒋与美国之间结成了新的、可能是进攻性的联盟。
国防部长约翰逊还怀着这样天真的希望，麦克阿瑟以下犯上、不甘人下这件事会很快被淡忘，因为他请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一则电文，授予麦克阿瑟永久权力，任何时候情报部门发现中共攻台在即，他便可批准国民党进攻大陆。
结果却是，约翰逊的提议惹得杜鲁门怒火中烧，由此进一步削弱了约翰逊本人在总统心目中日益下降的地位。麦克阿瑟本人则惹得杜鲁门横下心来，禁止任何人越庖代行总统权力。8月5日，根据杜鲁门的命令，以约翰逊的名义发出一份电文，告知麦克阿瑟，杜鲁门7月27日发布的台湾中立的命令仍然有效，台湾的地位没有改变。电文中还说：“除了作为军队统帅的总统之外，任何人均无权命令或授权实施针对(中国)大陆集结的防御行动。你须及时急报有关此类集结的情报，并竭力提供最新侦察报告。根据所报事实如须采取适当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愿听高见。最高国家利益要求我们，不得采取任何引起全面战争的行动，也不得给他人以口实挑起全面战争。本电文已经总统和国务卿批准。”
麦克阿瑟很快便低头谢罪。第二天，他回电说：“本人彻悟总统27日之决定。本司令部一贯剖丝析缕据此照办……本人尽知身为战区司令官之权限，谨请毋虑会有任何僭越之举动。唯愿总统与您不致为源自任何官方或非官方之谎报及臆断所迷惑。”
麦克阿瑟小心翼翼，又回头扮演起唯命是从的下属的角色，此举平息了杜鲁门的怒气。为了彻底了结此事，总统派W·艾夫里尔·哈里曼为特别代表，前往东京详述政府关于台湾的立场，并力求与麦克阿瑟在意见上完全达成一致。在杜鲁门一方，这是宽宏大度的姿态。
借哈里曼此行之机，参谋长联席会议派了两名代表，陆军副参谋长马修·B·李奇微中将和空军代理副参谋长拉里·A·诺斯塔德中将一同前往，以便从将军那里了解入侵计划和部队需要的具体情况。
访问是在8月6日至8日进行的，将军简直让客人眼花缭乱。李奇微曾把仁川计划叫做“5000比1的赌博”，在听了麦克阿瑟两个半小时关于仁川的总体计划的讲解之后，他被麦克阿瑟的观点征服了。哈里曼和诺斯塔德也一样被征服了。他们甚至同意麦克阿瑟关于立即派出第3步兵师的意见，尽管李奇微承认在离开五角大楼时他也强烈反对把该师派给麦克阿瑟，因为该师“兵力极为匮乏，完全没有作好战斗准备，并且抽调该师将会使国家的总后备军减少兵力，只剩下第82空降师这一支队伍”。哈里曼大使也同意麦克阿瑟增兵的要求。他告诉李奇微：“应该摈弃政治因素和个人意见，政府应该把麦克阿瑟像国之瑰宝一样加以对待。”
但在返回华盛顿后，哈里曼对麦克阿瑟将军关于台湾的观点却流露出了许多疑虑。他对总统说：“由于难以言表的原因，我认为在处理福摩萨和委员长(蒋介石)关系的问题上，并未达到我们所相信的意见完全一致的程度。他接受了总统的意见，并将据此行动，但并不是全心全意。”
然而，杜鲁门认为意见已经达成一致，并在8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道：“我和麦克阿瑟将军意见完全一致，自从他担任现职以来也一直意见一致。”总统或许不该如此乐观，此后不到两个星期，两人远远不是“完全一致”。
麦克阿瑟与哈里曼会谈中提及的另一个话题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可是迪安·艾奇逊和杜鲁门总统本该看得出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麦克阿瑟打算在仁川登陆之后，将长驱直入北朝鲜，尽管美国官方的政策仅仅是将北朝鲜人驱回到三八线，而不是超过三八线。7月13日麦克阿瑟就曾告诉柯林斯和范登堡将军，他打算摧毁，而不是仅仅击败北朝鲜军队，这就意味着占领整个北朝鲜。哈里曼的报告引述了麦克阿瑟计划在战争之后举行全朝鲜大选的观点，并引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倘使北朝鲜人保证不受俄国人或共产党的干涉，他们也将投票支持非共党政府。”麦克阿瑟曾有两次吐露他心目中的美国政策：一次是在7月13日，另一次是在哈里曼访问的某个时候。在他看来，美国应该摧毁北朝鲜政府，并使之并入联合国主持选举的统一的朝鲜。
杜鲁门政府本该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立即着手处理并解决这一问题。麦克阿瑟的计划和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一样，都是侵略性的，并且潜藏着引发俄国和红色中国干预的危险。美国有可能在亚洲卷入一场大规模地面战争，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有责任对此可能的含义进行研究。结果是，政府直到9月27日才作出最后决定。这个决定不是基于对美国国家长期利益的严密推理和仔细判断，而是基于心存侥幸、一厢情愿的政治宣传。
麦克阿瑟向杜鲁门政府和美国政策以及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提出了挑战，在处理这种挑战中，迪安·艾奇逊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可悲的。不知道艾奇逊是否曾经实事求是地估量过，采取麦克阿瑟式的侵略而不再局限于旨在恢复战前局势的“警察行动”时美国将要面临的危险。然而，正如艾奇逊的传记作者戴维·麦克里兰所说，国务卿是“政府中唯一一位不遗余力地向麦克阿瑟提出挑战的人”。由于朝鲜战争是一场实质上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有限战争，艾奇逊拒绝干预。麦克里兰说，这“大大地贬低了政治家责任”。其结果是使麦克阿瑟处于无与伦比的境地，没有哪个美国领导人能够与他比肩并同他抗衡。将军在他的同代人面前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派往东京去说服麦克阿瑟的美国领导人反而一个个被他说服，有时甚至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就这样，麦克阿瑟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作为一个战区司令官所具有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