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高嵩／中国昨天为中国改革30年前重要的标志性人物华国锋举行了高规格的葬礼。现任九位常委，悉数到场为他们的前辈送行。江泽民和朱镕基、李瑞环等退休高官，也前往道别。
87岁的华国锋，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后第12天悄然离去。28年前，在他任上，中国曾因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与西方阵营一道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今天，苏联早已消失，驻在阿富汗的，是美国及盟国的军队，而中国则已不再似30年前的黑白分明，小心地在格鲁吉亚事件中，与东西方维持着谨慎的平衡。
上世纪70年代末，华国锋的头像，曾与毛泽东的画像并列，在中国各地的政府、学校、家庭以及各类活动中出现。今天，在官方举办的遗体告别会上，似乎没有选到一张更清晰的近照——年迈的他面向左前方，微露笑意，穿着中国政坛今天早已少见的中山装。
中国的现任领导者，在华国锋当政时代，或正在基层的单位中，默默无闻，还未等到擢升机会；或刚进入重新招生的高校读书；或离开学校不久，正从杂务做起——那时，他们距离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心，还有遥远得难以想象的距离。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华国锋都应是标志性的人物。他是中国1949年后第二任最高领导者，也是毛泽东指认的第三个接班人，他指挥的抓捕激进左派的行动，不止让4个当时中国权力核心圈的热门人物突然下狱，也让中国最终舍弃革命式的原教旨主义，走向市场和开放消除了障碍。
不过，这位按当时中国政治气候具备合法接班地位的领导人，在1978年其后几年的关键转型时刻中，黯然离任。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经常可在电视上，看到前党中央主席的凝重表情，他的身份已然换成了党的副主席，到后来则只是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按照严格的文字程序给这位已远离政治中心26年的前国家元首做了结论。在新华社公布的生平中，他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过，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前，没有加上“伟大”作为定语。生平亦未将其称为“卓越”或“杰出”的领导人，而是以“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白描方式来对华的身份予以界定。
不过，在华国锋生平里，也未有提及他在“两个凡是”方面“所犯错误”，而对华国锋的贡献做了更多强调：“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此种结论，对这位当年推动历史转折的老人所起的历史作用，完全是高调的肯定。
中国媒体在不同角度的文章中，小心翼翼地就华的离去展开报道。华国锋的个人品质被再三提及。媒体引用退休官员谷牧的说法，他是个好人。有媒体用“过渡性人物”来为他的政治地位给予定位。亦有媒体对他在离开权力中心后的生活做过报道——前人国家元首的退休生活低调、朴素，且不妄议朝政。
财经网则于今日临晨发表《炎黄春秋》杂志社长杜导正的评价：一、他是一个宽厚的人，不是那种过分追逐个人名利的人。他老老实实，朴朴素素，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小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工农型的大干部。二、不管他在“两个凡是”问题上、个人崇拜问题上，以及其他具体工作上，要负多么重大的责任，他参与领导粉碎“四人帮”，起了决定性作用，就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单凭这一点，即可以在历史上立得住，他的过失就应该得到谅解。
1949年后的中国，发生过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社会改造运动——城市无所不在的“单位”垄断一切资源，包括个人的隐私和内心；农村曾经持续上千年的精英阶层被彻底铲除，社会结构被翻晒了大饼；意识形态的冲撞，不惜四处为敌，自我封闭——一切以“革命”之名重新解构，革命的浪漫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四处冲撞。临近华国锋时代，这场曾被西方左派浪漫化和理想化的运动已然到了苍黄的尾声。
华国锋的历史价值，体现于他在关键时刻，下令逮捕了激进的“四人帮”，这为其后的改革开启，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中国其后发生的深刻调整，正赶上最近一轮全球化的早班车。革命时代带入中国政治棋盘的华国锋不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面前是小字辈，在邓小平、叶剑英面前亦是如此。他在后毛泽东时代迟疑于变革的态度，既令那些在激进的冲击中，受到各种政治迫害的资深革命家们感到焦躁，也让那个转型前夜面对破旧山河，急于寻求变化的年轻人失望。
华国锋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代表，他们笃信革命能带给中国开天辟地的变化；但不想个人独断式行政日益颟顸，而原教旨式的治国，不仅紊乱了正常的演进，也成为变革的桎梏；封闭的体制，堵塞了真实信息的获取与判断，以至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的高级干部们开始出访西方，发现世界的变化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四个现代化”是华国锋时代就提出的口号。这足可证明他接纳现代的决心和意愿。当然，当时的中国，所能想到的是吹糠见米的方法——进口现代化的设备。没有体制的变革，这些机器和晚清时代的洋枪洋炮一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
华国锋的主帅位置，在实质上被邓小平取代，其法律上的地位，则由胡耀邦接替。和之前的充满冲突的交接不同，华国锋平和地离开核心，从公众的视野之中消失。他经历过波诡云谲的1980年代以及两位“一把手”的离任；他经历过险些倒退的1990年初，以及之后高速增长的黄金周期。最后，他在不寻常的2008年离去。
细心的财经杂志注意到，华国锋在已故中共“一把手”中，最为长寿。过去20余年间，中国媒体上，几乎听不到这位老人的声音；他的名字，则在各种回忆和对话中出现，成为中国转折期的重要符号。
直到晚年，白发苍苍的华国锋仍然坚持每年去毛泽东的陵寝前鞠躬。陵寝外的中国，早已不是1976年权力易手时的情形。昔日在他担任党主席期间，从金门游向大陆的台湾年轻人林毅夫，现已在遥远的华盛顿，任职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从前愤激而令权力层不安的的知识群体，很多在今日被认为是稳定主流的精英；而在向他哀悼的名单中，包括从殖民地回归的香港和澳门的特首，以及奋斗海外10余年才归国的非中共要员万钢。
对今天35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华国锋”不止是个政治家的姓名，更是逝去时代的集体记忆。尽管在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中，华主席已经非常陌生。然而，华国锋仍是应该记忆的人物，因为在其生前，如此多的重大历史惊险集纳于一线，而在其身后，昔日他主政时面临的困扰依然存在：中国何处去？中国怎样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