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许知远／大约两年半前，我问学者曾锐生，奥运会将怎样改变中国？谈话是在牛津大学的一间教师休息室里进行的，印度女人端来的咖啡、正在翻阅《泰晤士报》白发满头的教授，令我印象深刻。
‘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曾锐生说，‘中国政府将不惜成本使之成功，这种成功将继续增加政府的合法性’。我不置可否。那时，对于零八年北京奥运会的类比已经流行。最常见的是一九六四年的东京与一九八八年的汉城，它们都是这两个国家兴起的标志——是西方对于亚洲的承认；
一九六八年的墨西哥有时也和汉城作为一组出现，奥运会的举办促进了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变革；而最后一组则是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和一九八零年的莫斯科，这两个极权体制试图向世界展示自身模式的优越性，结果却被证明是溃败之前的亢奋，而且其间的时间都是九年，柏林在一九四五年陷落，而苏联帝国在一九八九年开始陷落。
人们喜欢类比，既是出于趣味性，也是试图以更简化的方式来理解新事物。此刻的中国令人如此费解，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关于她的种种判断，总是轻易落空，她所表现出的灵活性，也总是令人难解。
在一九八零年代初，外来者很惊异的发现，昨天还在满口政治语录的人们，已经热火朝天的投入市场经济中，昨天人们以资本家为耻，今天人人都希望成为万元户；在一九九零年初，旁观者相信，中国注定陷入崩溃，因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而且天安门广场的尸体与血迹，足以压垮整个国家，但是中国却开始了她令人大吃一惊的经济腾飞；
而在九十年代末，人们开始相信，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网络技术、全球交往，将必然导致共产党政权的消退、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到来了，但是到了二千年初，北京政权不是变得脆弱、而是更强大了，经济成长没有带来了政治民主与社会多元化，全世界反而在谈论的是‘北京共识’——政治专制和经济自由可以并行不悖，它们的联盟甚至可能导致更有效率的结果，这种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有举发……
这些眼花缭乱的变化，经常让人失去对中国的判断能力。那些不断拿出的标签，总是很快失去作用。对于外来的旁观者来说如此，对于一个生活其中的中国人同样如此。前者可能被表像所蛊惑，而后者则可能因为长期身处其中而缺乏敏感，或者说因为长期接受被筛选、扭曲的资讯，而丧失掉思考能力。
北京奥运会为理解中国增添新的迷雾。中国建设了标新立异的场馆、延迟了降雨、举办了幻境式的开幕式、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取得了五十一块金牌……
你可以说，只有一个极权体制才能调动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但是北京看起来绚烂多彩，充满了时髦的建筑物与俱乐部，不似当年的莫斯科那样肃杀。即使不断的使用‘中国威胁论’、‘极权体制’标签多年的人也要承认，中国从未像一九三六年的德国与一九八零年的苏联一样，表现出向外扩张的咄咄逼人。人们总是不禁把此刻和毛泽东时代相比，此刻中国人比那个时刻享受到多得多的个人自由。一些外来的评论者甚至准备再一次相信：中国人的人权观念和我们不同，他们有特殊的国情，我们不该以西方的方式来衡量。
你感觉得到中国人对这个国家、还有政权的自豪感。他们甚至也相信，目前的中国的确是两百年来最强盛的时刻，如果对比起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全球金牌第一的现实，实在令人赞叹不已，中国人很轻易地在这种集体荣誉中，获得个人的巨大满足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曾锐生的判断没错，北京奥运会获得了成功，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增加了。但它不是中国人的成功，而是中国那历史特性与体制的成功。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个人的价值与独特性轻易被吞噬，一代代人的热忱与创造力也并不重要，权力与传统主导一切领域；而在毛泽东时代，则是赤裸裸的极权统治，国家权力深入社会每个角落，摧毁个人思想与价值。如今的中国，这种昔日的力量都在退却，却并未消失，很多时刻，它们披上了一层现代的时髦外衣，仍强有力的在发挥作用。奥运会开幕式上，在现代科技幻影之中，那古代服装下的万人体操，不正是其印证吗——个体没有价值，只有群体才有整体效果。
即使在五十一块金牌背后，又有几位中国运动员是以其独特的个性与历史，让我们铭记在心？他们的表达、姿态、还有成就，国家的力量似乎远远超越个人的光辉。此刻的中国，呈现给世人一种新型的国家主义的胜利。它可能创造在某个单一行为上的集体辉煌，但这种辉煌背后是惊人的浪费。在这一切浪费中，最令人叹息的是对于人的浪费，对于个人原则和信念的粗暴蔑视，所有人都只是实现更高目的的某种手段。
但在胜利的光环之下，人们暂时想不起这一切。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