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摆脱了大英帝国的庇护，其外交政策带有莱斯特・比尔斯・皮尔逊（Lester B. Pearson）个性的特色。皮尔逊的昵称是迈克，他孩子气的外表和活泼的个性宣告了一个热情、创新的独立国家问世。
皮尔逊于1897年4月23日出生于安省的Newtonbrook（现多伦多的一部分），在多伦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完成历史学学业，于1923年起在多伦多大学任教。莱斯特・皮尔逊的职业轨迹在1928年时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年轻的他被招募到加拿大外国事务部。
1945年后，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的顽强作风将永远与皮尔逊联系在一起。皮尔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任加拿大驻美国大使；从1946年到1957年间则先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长；并于1963年到1968年（加拿大国庆100周年）期间担任加拿大总理。
在渥太华的Lester B. Pearson大楼大堂，即加拿大外交部总部所在地，悬挂着皮尔逊1957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嘉奖他在化解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以富有想像力的外交策略维护了联合国和平使命。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加拿大人。
1939年之前的加拿大显得那么渺小。金总理（Mackenzie King）的政府是大英帝国的好公民，谨小慎微，担心国际承诺会分裂加拿大人。除了英国，加拿大仅与三个主要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加拿大的近邻和主要贸易伙伴；法国——讲法语的加拿大人的祖国；日本——代表着加拿大在太平洋的利益。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加拿大大使的工作都由英国代理。
10年后，皮尔逊的加拿大却截然不同：富裕、团结、自信、强大（当许多其他国家被第二次世界大战蹂躏时）。皮尔逊和他的外交官称加拿大为中等强国，在他们看来更接近强国行列，而非无足轻重的弱国。他们重视国际承诺，并以此来抵消美国的强势。
加拿大政府是1947年签订的关贸总协定（GATT）主要设计师之一，并对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1949年为防范苏联攻击而成立的西方安全联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加拿大向联合国派兵，并组织了一支先进军队参与北约在欧洲的服务。
加拿大的调解技能在摆脱垂死的大英帝国、建设一个多种族的富强国家中起了关键作用。加拿大锻造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很快在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国家推出外国援助方案。
皮尔逊领导的对外事务部，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年轻的加拿大人都希望自己像皮尔逊一样，具有全球影响力。
当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在1968年接替他担任总理的时候，皮尔逊的国际主义在渥太华过时了。特鲁多削减了加拿大对北约的承诺，并缩小对外事务部的规模。加拿大变成一个温和的国家，而不是中等强国。
特鲁多早期的外交政策强调把经济增长作为其首要目标。巨大的中国市场潜力是加拿大1970年在外交上承认中国的动机。
特鲁多很快回到了皮尔逊的轨迹上来。就好像20世纪70到80年代一样，北约、英联邦和新的法语国家组织等是特鲁多国际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4～1993年的布赖恩・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政府非常重视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同时也建设性地参与到多边机构中，成为受尊重的一员。加拿大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谴责对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在冷战后加入第一次海湾战争联盟击败伊拉克；派遣了数千名维和人员在全球各地参加维和任务。
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和他最重要的外交部长Lloyd Axworthy，继承了皮尔逊遗志，成功地推动了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和国际禁止地雷运动的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末，皮尔逊又以另一种方式被人们记得。批评者说，加拿大的国力和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已日渐减弱。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的领导者、皮尔逊的外交活动以及他所获得的令加拿大人感到骄傲的诺贝尔奖的抱怨，是多么惊人的反差。
当21世纪初马田和哈珀总理表示将恢复加拿大的国际影响力，他们承诺要让世界倾听加拿大人，如同回到皮尔逊时代一样。皮尔逊式的国际主义微笑比以前少了很多，但它仍然深深扎根在加拿大人心里，作为其世界地位的判断标准。
作者介绍：Norman Hillmer是Carleton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更多关于在这历史期间加拿大与英国关系的资料可以在Norman Hillmer和JL Granatstein所着的《帝国裁判：加拿大和世界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多伦多：汤姆森尼尔森，2007）中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