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Underhill是半世纪前著名的加拿大历史学家，即使他现在几乎被人遗忘，但他说的一句话至今仍然正确。他说：加拿大人是第一个反美的，理想化的反美，反美到如同这是奉上帝的旨意。这句话在1968年以后是如此准确。
在那一年，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出任加拿大总理。他是一个新型领袖；一个衣着得体，约会漂亮女性的知识分子。但不同于大多数加拿大领导人，他不懂得美国，他认为加拿大应该和美国保持距离，正如加拿大和苏联关系一样。他不得不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周旋， 这绝非易事，而尼克松在加拿大很不得人心。
特鲁多不得不面对和应对越来越高的加拿大民族主义情绪，他的联邦政府为此设立了外商投资审查机构来控制美国人购买加拿大公司。尽管特鲁多在任时，莫斯科正处于一个气势汹汹的阶段，特鲁多还是把派驻欧洲的加拿大部队减少了一半，并很快取消了加拿大的核武器。所有这一切都使美国很不高兴。
特鲁多在1984年离任，进步保守党的布赖恩・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上台执政。马尔罗尼与美国总统里根是朋友，并宣布加拿大再次对商业实行开放政策。就这样，在马尔罗尼执政下，加拿大和美国于1988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巨大的贸易和经济协议中很多是19世纪50年代以来开创先河的条款。
只要条件许可，马尔罗尼总与美国领导人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进行密切合作。加拿大是一个小国，但马尔罗尼总理表明，一个总理是可以通过手腕而产生巨大影响力，例如，对柏林墙倒塌后德国的统一，马尔罗尼功不可没。
但是，许多加拿大人认为马尔罗尼似乎是在与美国人上床，当他1993年离任时，他毫不费力就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领袖。那一年大选中，让・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成为他的继任者，他是一个非常反美的自由党领袖。克雷蒂安清楚地知道加拿大必须与美国很好地相处：加拿大经济是那么密切联系着美国；但随着冷战结束，与美国国防的关系似乎不再那么重要。此外，他和克林顿总统合作，克林顿能干、聪明、平易近人，比尼克松和里根等总统更容易相处。因此克雷蒂安能够在公开场合谈论与美国保持距离，但私下里却和克林顿以朋友相称，一有机会就与克林顿打高尔夫球。
然而，他的政府经常让华盛顿方面感到恼火。其中一个问题是加拿大外交部长劳德・阿克沃塞（Lloyd Axworthy）推动关于禁止土地开采的一个国际公约；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国际刑事法院审判战争罪犯的计划。两个都是好主意，但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拒绝支持。
当小布什于2001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后，维持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的友好关系变得更加困难。克雷蒂安提供一个步兵营支持2002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但他的政府断然拒绝参加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并把加国部队撤回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他说美国人没有得到联合国批准发动反对萨达姆政权的战争，这是真的。但是一个非常反战和反美的魁北克省正处于大选中，这和非常强烈的全国性反布什情绪一样，可能有助于渥太华的选票，反美主义达到了高峰。
问题是，一个明智的加拿大在行事时必须始终考虑美国的感受。加拿大百分之八十的贸易来自于美国，如果在美国边境有所耽误，就会伤害到加拿大的经济。由于其国防依赖于美国的军事支持，加拿大需要知道美国是如何认识全球性威胁的。
平衡是一切。加拿大人想独立，他们不是美国人，现在不是，永远不是。但是他们不能太过反美，否则他们的言行会伤害美国。特鲁多和克雷蒂安的反美主义可能超越了可接受的界限，就像马尔罗尼有时在另一个方向似乎走得太远。同样，平衡就是一切，最成功的加拿大领导人必须始终明白，加拿大与美国必须维持良好的关系，但不是太过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