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人口地理版图上，有一条重要的分界线——“胡焕庸线”。这条自黑龙江黑河至云南腾冲的直线，于80多年前由中国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无论外部条件如何变化，“胡焕庸线”依然“岿然不动”。“胡焕庸线”的奥妙在哪儿？
胡焕庸（1901—1998），字肖堂，江苏宜兴人。1919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后更名为东南大学，并成立中国第一个地学系）。1920年，竺可桢（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来校任。胡焕庸成为竺可桢的学生，不久便脱颖而出。
1926年，胡焕庸赴法国进修。受法国学派的影响，归国后的胡焕庸致力于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也导致他将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科研方向。
1935年，34岁的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论文：《中国之人口分布》。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有一张中国人口分布地图，并提出了一条区分人口稀密程度的界线，一头是东北黑龙江的爱辉（旧名“瑷珲”，今黑河市北部），一头是云南的腾冲。
这条45度倾斜的直线，把中国版图一分为二，线的东南侧，国土面积占当时版图的36%，人口却占96%，线的西北侧，面积占64%，人口只占4%，两侧人口密度相差了40多倍。这就是著名的中国人口分界线：“爱辉-腾冲”线（1949年后称“黑河—腾冲线”），在国际上，命名为“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被称为20世纪中国地理最重要发现之一。“胡焕庸线”之所以著名，其中很重要一部分，源于其绘制的科学性。很难想象，在战乱频起、民生凋敝的年代，完成这项工作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据胡焕庸的学生吴传均院士回忆，当时中国的总人口约为4.75亿人，胡焕庸以1个点表示2万人，将2万多个点落在地图上，再以等值线画出人口密度图。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用手工画2万多个点，再计算等值连线，耗费的功夫是惊人的。
更令世人惊奇的是，八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无数变化，人口从4.7亿变成13.8亿，经济规模增量巨大，国家的区域发展规划和人口政策更是数度适时调整……然而，无论外部条件怎么变化，“胡焕庸线”却总能“岿然不动”。
1935年，“胡焕庸线”东侧人口占比为96%；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东侧人口占比是94.2%；1990年第四次普查时东侧人口占94.1%；2000年第五次普查时东侧人口占93.9%；到2010年第六次普查时东侧人口占93.7%。
70多年间，“胡焕庸线”东侧人口占比仅仅减少了2.3个百分点。
“胡焕庸线”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二战期间曾被译成英文，供当时军民利用与参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这条人口分割线具有多重价值叠现的特征。
首先，它是中国自然景观的一个分界线：由东向西，跨过“胡焕庸线”，东部的优美变成了西部的壮美，东部的幽景变成了西部的旷景，东部的由田园变成了西部的草原，东部的由青山绿水变成了西部的雪山大漠。
其次，它是中国社会人文景观的一个分界线：以东是农耕文明主流的的小巧玲珑、秀美细腻的景象，以西则是唐代边塞诗描写的景象，那里是游牧民族粗犷、豪迈、辽远的风情。由东向西，生活方式、人文景观在此线为界发生变化，农耕文化转换成游牧文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分布也以此线分出多寡。联系到历史文化，似乎可以发现，这条线也是中原王朝直接影响力和中央控制疆域的边界线，是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战争与和平的生命线。
再次，它甚至还是中国地震的多寡划分线：此线以西多地震，此线以东地震少。
“胡焕庸线”是通过人口表现出来的自然。人追逐低海拔的平原盆地，追逐风调雨顺、阳光灿烂的地方。中国地势的三大阶梯，无疑，海拔最低的第三阶梯最受人欢迎；第二阶梯的南半部分，虽然海拔高了，但由于地处亚热带降水丰富的地区，因此还是农耕的好地方；但是第二阶梯的北半部就不受人欢迎了，海拔高了，温度低了，纬度也偏北，冷上加冷，降水又少，已经不适合农耕了，因此人口减少。
人口学者研究认为，公元2年，中国人口重心仍在陇海铁路张茅(属河南省)火车站附近，此后，人口重心开始向东南方移动。
人口重心又称人口中心，如果把中国人口分布形象地理解为人口分布图上具有确定的点值和位置的散点群，则在平面上全部力矩达到平衡的支点就是人口重心。地区总人口可看成为集中在人口重心点上的一个人口总体。（注：美国学者沃尔克于1874年首先使用这个概念，这一术语可以清楚地表明特定地区人口分布的总趋势。）
西汉末年，中国人口达到5059万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东汉末，人口重心进入淮河流域。隋唐时期人口在4600万左右，唐末，人口重心越过江淮分水岭进入湖北省；元末，人口重心更向东南移动到安徽省。到了明朝洪武年间，人口重心已经移到安徽省大别山的主峰白马尖以南14公里处。
中国人口重心长期往南迁移，是因为中国的人口一直在大规模南迁。造成人口南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天灾人祸引起的自发迁徙是比较普遍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都会引起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最大规模的三次人口南迁浪潮分别是西晋“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后的永嘉南迁、唐中后期的“安史之乱”和北宋“靖康之乱”后的大迁徙。
不过，自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京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大批人口随之北迁，再加上这段时间，西部和北部得到进一步开发，人口重心开始往西北转移。
1578年，人口重心往北逆向移动到河南省罗山以南。到1953年人口普查，中国人口达到5.83亿，人口重心已经转移到湖北省枣阳地区。在这100多年里，人口重心往西北移动了360公里。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人口是南北纵向流动问题的话，那么，现在则转变成了东西间的横向差异问题。新中国建立后，政府曾有组织地从东部地区城市调出各种人员，支援西部和边疆地区建设。而且，解放初期，黄淮地区灾害严重，导致河北、山东的贫苦农民就向东北迁移，山西向内蒙古迁移，甘肃向新疆迁移。
随着东部的经济腾飞，四川、江西、安徽等农业人口多的省成为民工主要的输出地，上海、北京、广东等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民工的主要输入地。
“胡焕庸线”这条神奇的分界线，在问世已70多年、中国人口已超过13亿的今天，它勾勒的人口疏密关系仍稳固不变。
胡焕庸早年就意识到人口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口数的适宜上限应是7亿。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估测，中国人口承载的最大极限约为16亿，最理想的人口数量是7亿-10亿。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确定的远景规划是，到本世纪末，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2.94亿；到2021年，总人口期望控制在14.5亿；到2049年，总人口期望控制在16亿，并且总人口规模不再增加。
这个艰巨的任务，要求人口稀疏区和密集区都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面对中国严峻的人口压力，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稀疏区的人口压力会小一些，人口稠密区的人口压力会大一些，提议向人口稀疏区转移人口。
但现实情况是，人口稀疏区容纳不了更多的入迁移民——而这正是“胡焕庸线的限制或者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