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谈薄熙来：他算不上北大毕业 不是从政的料
-海外同学谈薄熙来：六亲不认什么事都干的出来
-仓立德：难忘与薄熙来“同窗之谊” 他是念旧的人
老同学谈薄熙来：他算不上北大毕业 不是从政的料
美国之音华盛顿 — 薄熙来案即将开审。不论这位前中共高官面临什么样的判决，有关他的争论定将持续下去。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中，薄熙来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个“另类”：身为家世显赫的“红二代”，他在不期而止的政治生涯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张扬个性。在许多人看来，他在政坛中的“高调”让他看起来不那么本土化，更像个西方政治人物；而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娴熟地将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些典型表现形式民粹化，赢得不少支持者。在薄熙来案即将开庭之际，美国之音联系到几位曾经在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窗的同学，请他们谈谈个人的感受。应受访者匿名要求，访谈记录中受访者姓名均以“老同学”替代。
这位曾与薄熙来在北京大学同窗两年的女士，在薄离开北大后再没有机会见过这个老同学。虽然已在北美生活多年，但至今谈起老同学，仍难掩最初的美好印象。
萧洵：那我们就从北大谈起吧。您与他同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同窗几年？
老同学#2：薄熙来是我在北大历史系的同班同学。后来因为他考了研究生，同学也就是一年多吧。以后没有直接见过面，但是通过其他同学（有所了解）；还有学校的reunion（校友重聚），虽然我没有直接去，但是他去了，所以大家还是有些来往。听说他每次和同学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把过去的同学每一个认认真真地问过来。
萧洵：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还记得么？
老同学#2：我对薄熙来的印象真是英俊潇洒呀！很西化！觉得他今天到了这一地步真是很可惜。而且，我觉得薄熙来真的是一个政治交易、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实在是不适合在中国，甚至是在美国，搞政治的。他太缺乏一种隐忍的能力，太张扬，太跋扈。做政治就需要妥协，在美国都需要妥协，那在中国就更需要学会左右圆滑做人，才能达到目的。我今天看了看新闻，所谓贪污在中国现今政治当中真的算是小菜一碟了。
萧洵：您刚到提到他个性中的张扬、跋扈，那您在大学时，当时有没有看到他表现出这样的个性特点？
老同学#2：没有！
萧洵：那当时您感觉他的个性是怎样的？
老同学#2：很阳光！很和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形容薄熙来，就是说，他看着你的时候总是笑嘻嘻的，高高兴兴的；所以大家跟他处的都很好。
萧洵：那么与您相熟的其他同学对他的印象是否也差不多？
老同学#2：我们班出国的人很多，只有一个女生留在国内了。她是唯一一个和薄熙来有些联系，而且请薄熙来做过一些事情的。不过那些事情也说不上与权力有关，反正是国内的一些事儿吧。她去找过薄帮忙，人家薄熙来每一次都帮。
萧洵：我还是很好奇，您说是国内的一些事，具体是帮哪一类的忙需要动用薄而不涉及权力？
老同学#2：好像是工作上的忙。实际上也是利用了薄熙来的权力。那是很多年以前，当时薄熙来还在北京，这个同学也是受人之托了，是工作上的事情，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就是说，他很念同学情谊了。
萧洵：我曾问过一位薄熙来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时的一位同学对他的印象，没有您对他的印象正面。这位薄的老同学说他有几次不愿意认从前的老同学。您听过类似这样的事吗？
老同学#2：没有这个感觉。而且我觉得吧，我们当时是７７级入学，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可能都是大家最珍惜的。他之后上了研究生，（是不是）他们之间的那种利益冲突会更大？
萧洵：那您对外间报道提到他的为人时，有没有偏颇的感觉？
老同学#2：就说他为人，我有一个表弟在商务部工作，就说他为人特别地厉害，总是让底下的员工加班。但是我也有知道这件事的同学，说他比员工加班加的都要多。他自己勤工勤力在工作，也对底下的人同样地要求。所以我说他不会做人就是这个意思了。
萧洵：他父亲在文革时候挨过整。所以他的童年经历也不是那么好。那么你们在上大学的时候知不知道他的这段背景？
老同学#2：不知道。当然知道他是薄一波的孩子，但他在文革中的那段事情，就不知道了。
萧洵：您说他很阳光，和同学的情谊也很深。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老同学#2：那都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具体的例子也说不出来了。
萧洵：那有什么印象？
老同学#2：印象就是觉得他很漂亮！（笑）
萧洵：这对女孩子来说很重要吧？
老同学#2：（笑）蛮重要的，最后留下的印象就是：他是个高高大大，穿着军装，很精神的人。
萧洵：那么在大学期间，他与同班同学接触多吗？还是他有自己的事情，没有太多机会接触？
老同学#2：其实，他后来真正保持联系的呀，还真的都是这些高干子女，像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孩子，就没有什么接触。那我们呢，就是通过别的高干子女，能够间接间接地听说一些事情。他当时在北大的圈子，就是和一些当兵的，和一些比较时髦的人在一起。所以我和他真正一对一说话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
萧洵：当时在大学里应该有些集体活动吧？他在这些方面是不是热心？
老同学#2：他不是组织者。他是参加者。但是，他也只待了一年多，所以也没有很多机会。但是，我们班以后的同学聚会，都是围着薄熙来转的。那时候好像他已经是在大连了，所以得等他到中央来开会，我们才能搞同学聚会。但是这个责任也不能算在他身上，可能是我们这些北大历史系组织同学聚会的人比较趋炎附势吧，觉得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个高级同学。其实他都算不上是北大毕业的吧。
萧洵：后来他一路攀升，您有没有特别关注他的官运轨迹？
老同学#2：当然关注了！因为是同班同学，而且同班同学好不容易出这么一个大官儿，怎么能不关注呢？但是有的时候觉得他是那个打不死的洪常青似的。其实，他从大连到商业部，后来又到重庆，好像已经是贬了一下，放（逐）出去了。哎，没想到人家能够东山再起，又在重庆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真是觉得他的这个能力还是挺强的。
萧洵：为什么说他是“打不死的洪常青”？
老同学#2：因为他当时到商业部，然后贬到重庆去，好像有点儿被贬过去似的。所以他能在重庆那个偏僻的地方又重新做起来，就觉得这人真的是有点儿领袖魅力的，是有点儿能力的。
萧洵：很多人其实都认为他是有别于一般中共的领导的，不论是从外在形象气质，还是处事方式等等都不一样，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老同学#2：对！对！
萧洵：但是，对于他在重庆所做的一些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老同学#2：我觉得吧，挺惶惑的，包括这个唱红打黑。我不是特别能理解。我觉得薄熙来是个特别西化的人，据说当时弹钢琴，不知道是不是和谷开来，反正说和女朋友谈钢琴，四手联弹啊！
萧洵：所以这些轶事听起来让您觉得他是个蛮浪漫的人，是吗？
老同学#2：蛮浪漫，蛮西化的一个人。我觉得从他学世界史，到学新闻，都是一个蛮崇洋媚外的一个人。
萧洵：所以您认为他对于这些西方的东西还是比较有好感，比较认同的？
老同学#2：对！
萧洵：那么后来有人说他在重庆搞“唱红打黑”，是有政治上的企图和野心。您当时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老同学#2：我不觉得是。我觉得，他认为这种唱红歌之类的是在标榜一种精神吧！而中国现在这种精神实在是缺了点儿吧。不过，我离开中国时间太久，这个我觉得没办法回答。但是，薄熙来尽管崇洋媚外，如果他当了第一名的话，掌了最高权力的话，他不会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我觉得他如果能够效法一个人，或者能够效法成功的，也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
萧洵：所以还是一个威权社会的首脑。不过您前面说过，觉得他不应该从政。
老同学#2：我不觉得在中国他是个理想的从政材料。
萧洵：您是否曾经想过，一旦他有机会坐到目前习近平的这个位置上，中国会往哪方面走？
老同学#2：我觉得这对中国可能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前途。因为在美国待这么多年，看中国这么多年，我本人也是学政治的，真的觉得（中国）民主的土壤还不够肥沃，或者还根本就没有。
萧洵：那么您也觉得在中国现有的状况之下，还没有坚实的基础去搞西方的民主，还是您认为这个土质根本不一样？
老同学#2：我觉得土质不一样。当然人家台湾出现了，也不能说将来就没有希望。但至少在薄熙来这一代，还不如出个李光耀，把国家经济搞好一些，秩序搞好一些。
萧洵：对他落马，还有他太太的事，整个事情，您怎么看？
老同学#2：（长叹）觉得真是挺可惜的！我觉得谷开来也是挺可惜的！年轻时候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儿。但是薄熙来如果有女人，那妻子肯定是不高兴。但是，要想做一个政治家的女人，一定要有Hilary（希拉里）的度量才行呀！
萧洵：听起来是个风流倜傥的人，或者说生性风流？
老同学#2：中国官位上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呀？
萧洵：所以您认为他有女人不出乎您的意料，但并不代表您认可他的做法？
老同学#2：对！可以这样讲。并不觉得奇怪，也不觉得作为一个干部，会是一个致死的原因。
萧洵：您提到希拉里的度量，是不是说，由从政的角度上来看，基于这样一个现状，既然你没有办法避免，作为夫人还是隐忍一些好？
老同学#2：对！红旗不倒，彩旗飘飘嘛！反正你能够保持住大奶地位你就算了嘛！
萧洵：您觉得他在钱方面是个很贪的人吗？
老同学#2：我没有任何接触，没有这样的印象。但我觉得太贪财的人走不到后来他走到的那个地步。
萧洵：人们都说官场上难有干净，说的是为官难免作出见不得人的事，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老同学#2：对！但是在经济方面，在中国官场上，有的时候贪财，有的时候都不是自己能够控制住的了。你想，他们俩到这种地步了，得有多少人往里进贡东西呀！
萧洵：除了最初他风流倜傥的外表给您留下的深刻印象，还有没有其他因素让您觉得这个人还是值得同情的？
老同学#2：我看了一些报道，觉得重庆的老百姓对他的感觉很好。
萧洵：是，这些我们也常听到读到。重庆老百姓或许能够感觉到周遭实实在在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社会治安，市容市貌等等。但也有很多报道将焦点放在他在重庆“打黑”中无视司法正义，践踏司法程序的做法。比方说搞运动式地抓一批人，不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就下狱收拾了。那样当然会有很多人拍手称快，但对于整个社会的法治秩序而言是非常有害的。您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
老同学#2：这些事情，任何事情总是会招来各种各样的议论。我还是比较相信老百姓说的话。当然我也不知道所有的事情啦。但是看大连，看重庆，这两个他曾经当政的地方的老百姓对他的怀念吧，其实蛮说明问题的。
我这么说他，是不是也有一些趋炎附势的可能？
萧洵：我听了这么多，并没有这种感觉。我尊重您能够把自己的感受真实地表露出来。我个人看，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欣赏。
老同学#2：是呀，如果我真的想趋炎附势，回国一定会去找他。我没有这样做过。而且，我想即便有一天薄熙来真的被“流放”到美国了，我一定会以一个老同学的身份去看看他。
以上访谈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海外同学谈薄熙来：六亲不认什么事都干的出来
美国之音/薄熙来案即将开审。不论这位前中共高官面临什么样的判决，有关他的争论定将持续下去。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中，薄熙来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个“另类”：身为家世显赫的“红二代”，他在不期而止的政治生涯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张扬个性。在许多人看来，他在政坛中的“高调”让他看起来不那么本土化，更像个西方政治人物；而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娴熟地将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些典型表现形式民粹化，赢得不少支持者。在薄熙来案即将开庭之际，美国之音联系到几位曾经在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窗的同学，请他们谈谈个人的感受。应受访者要求，访谈记录中受访者姓名均以“老同学”替代。
第一位受访者是薄熙来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就读期间的一位同届校友。该受访者目前定居海外。
萧洵：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我们就从头谈起吧。你们最初是怎么认识的？
老同学#1：1979年至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就读期间，薄熙来是国际新闻报道专业的学生。我是英文新闻写作专业。有的时候外教上大课，他们国际新闻报道和我们英文新闻写作的学生坐在一起。
萧洵：那您个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知道这个同学，还有他的家世背景麽？
老同学#1：我知道他是谁。薄熙来在北大是历史系，大二上完就考进了（社科院）研究生院了。在进研究院前，我已经是职业翻译了。但是他英文口语肯定不灵。所以，外教上课的时候，他就夹个本儿，跟我说：“哎，老X，老X，我坐你边儿上。”那么这不是有个免费翻译么？
萧洵：您当初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老同学#1：我谈不上。我从心里看不起这种人，这不是凭本事考进来的，所以我没有主动去巴结他们。这三年里面我从来没有主动找他去聊过天。没有。
萧洵：他有没有找过您聊天？
老同学#1：没有，也没有。
萧洵：为什么说他不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老同学#1：就是我1979年入学以后，听说过一件事，就是薄熙来考研究生的分数不够，结果是靠“落实政策” 录取的。大家都知道这事。
萧洵：同学间传这件事时，是基于什么样一种心态? 是不是有些不满？
老同学#1：对呀，大家肯定不满意了。这属于特权了。实际上这个消息是老师们透露出来的。同学怎么会知道这些消息呀？
萧洵：除了这件事，您当时对他的总体看法是什么样的？
老同学#1：那个时候总体的看法就是：这是一个走后门进来的学生，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就是这走后门的也不是他一个。所以，我有我自己清高的地方，我不跟他混就完了。
萧洵：他的个性方面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老同学#1：那就说不上了，因为我跟他之间没有什么往来。
萧洵：那总会有耳闻吧。
老同学#1：耳闻是有，就是这人，这小子绝对是六亲不认的主。为什么说六亲不认呢？就是说，他在大连当市长的时候，曾经带着大连的招商团去美国招商。在洛杉矶有一个记者，就是我们当年的一个同学，名字我就不说了。那个时间应该是在九十年代，也就是我们毕业顶多十年之后。当时在美国做记者的同学和薄熙来当时在学校肯定是认得的。结果呢，那时薄市长在那儿，牛X烘烘的。那个记者就问他了：“薄市长，您还记得我是谁么？”薄熙来瞥了他一眼，就说了一个字儿，No！
第二件事儿，是2005年了。这是我亲历的事。2005年，薄熙来是商务部长，已经是中央委员了。那年商务部搞了个座谈会。那天开会的时候，薄部长去了。我是商务部请的客人，也去了。正好散会的时候我跟他就撞上了。我就说：“多年不见，薄部长可好？”结果这人就装孙子了。他踅摸了我一眼说：“哟，您是谁呀？我不认识您呀！”后来我就挺尴尬的，就把我的名片掏出来，说：“兄弟叫xxx，1979年英文新闻写作专业的。”我说你要想得起我是谁呢，你回我一电话。要想不起来呢，兄弟高攀了。”这么着我就走了。我就算知道这人了。
萧洵：结果也就没了消息，没有下文？
老同学#1：当然，当然！
萧洵：您觉得他会不会真的不记得了？
老同学#1：就是装不认得！道理很简单。他当了官，就目空一切了，以为天下就姓薄了。（他）就（是）这种人！
根据三年同学对他的观察，和以后的发展，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人六亲不认，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还有，他在大连搞个什么玩意儿，就会立个碑；另外，后来他到了重庆，他玩儿的什么唱红歌，让和尚都去唱红歌。那都是有悖于常理的，太假了。根据所有的这些征兆，我感觉这人的胃口是中国的一国之君。这是他的目标。
萧洵：您对他如今的境况怎么看？
老同学#1：要我说呢，中国现在的这个法制体系，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缺少一个量刑尺度，只是用什么“巨大”、“特别巨大”（这样的词），却没有一个尺度 – 比如说，（贪污受贿）1千万，或者5百万，这人就非死不可 – 现在没有这个尺度。所以说这个人判不判死刑，我真的没有多大兴趣，看看新闻也就完了。 我认为司法公正不在于判谁死判谁不死；司法公正应该有个准确的量刑尺度。
萧洵：那么您对他个人的命运有什么样的感受？
老同学#1：不瞒你说，其实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从中国现在混乱的局面来讲，真要是薄熙来当了一国之君，我猜想他可能会搞一个类似于第三帝国那样的模式，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就是NAZI（纳粹）么？这条路要是走下去的话，也可能把中国现在混乱的局面，什么人心道德沦丧、各自为政这种风收一收；用强权，用铁腕把中国的乱劲儿给治一治。但是，下一步的发展就不得而知了。比方说，治完之后国内团结了，实力进一步增强了，那么下一步闹不好，会不会是第三帝国的模式？当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也是这样么？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最后呢？得！把一战以后德国人心给收拢了，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当然，这是坏事，是一种坏的形式。但是这种坏的形式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会不会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也很难说。
萧洵：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老同学#1：你比方说，薄大人要真的主政了的话，真要当了一把手的话，他会不会采取措施收复民心。搞一些这样的事。
萧洵：说起施政手段，那么他在重庆主政期间的做法，还有在大连时所做的事，是和他个人性格有关，还是他个人野心使然？
老同学#1：我觉得这两个互相都有些关系。还有就是，中国有老话说乱世出英雄啊！是吧？不过也可能出的是枭雄。现在是个乱世，但很难说他会是个英雄还是个枭雄。他要是进了政治局常委的话，可能一下还当不了一把手。可能的目标是政法委书记，管政法委，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 – 天子要不听话的话，就把天子废掉，或垂帘听政。但是我心想，你是薄一波的儿子，那边儿是习仲勋的儿子。你这么瞎玩儿，肯定不行，肯定是犯了规矩的。
以上内容根据访谈纪录整理。
仓立德：难忘与薄熙来“同窗之谊” 他是念旧的人
作者仓立德是联合早报新闻编辑 文章刊于《联合早报》2010-09-25
在北京探亲，忽闻老总找我。电话中传来“你的老同学问候你”。我一愣：“谁啊？”“薄熙来。总理在重庆访问，薄熙来私下打听你，还要给你带礼物呢。”
飞回新加坡，两天后接到早报驻重庆记者快递来的邮包。打开邮包，先看到一本反映重庆自然社会风貌的影册，扉页赫然几行大字：“欢迎老仓得空到重庆一游，同窗之谊难忘！熙来二O一O年九月”。没错，确是我熟悉的笔迹，只是更增几分力度，更添一番洒脱了。
打开另一只“乌木镇纸”盒子，随着一股幽香，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便笺，上书“此乃长江底之木，已有四千年，刻大观楼长联”——这是老同学心细，先以三言两语告我此物的特点。
两条乌木呈暗红褐色，纹理清晰，沉甸甸的，以指轻叩，有金石声。细读说明，原来是远古生于四川巴渝的硬木，如红椿和金丝楠，落入长江，因特殊的地质条件而形成，实在是罕见的自然奇迹。
望着越过千山万水而来的字迹和礼物，我的心头热了起来，思绪回到了1979年的北京——我们“同窗之谊”的开端。
那年我从内蒙古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国际新闻报道。这个专业是首次设置，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在国际新闻方面的人才荒，因此大部分学生都有大学外语教育基础。
一同住进317号寝室的还有来自山西、安徽和北京的三位同学。四张单人床分列墙壁两侧。那个一身草绿色军便装、外表俊朗的大个子北京同学，他的床恰好和我的头尾相连，中间仅隔一个小木桌。
很快就得知，他就是薄熙来，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
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十年文革摧残，百废待兴，也催人奋起。学界思想活跃，气氛宽松。各种讲座、交流层出不穷。例如美国驻华大使曾给我们讲解美国国内政治与美中关系；一位印度学者论述了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并提出了至今仍发人深省的问题——除了“四个现代化”这个物质主义目标，中国追求的未来政治社会理想到底是什么？
争论常常很热烈。记得我们曾讨论过什么才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社会；如何对待刚刚兴起的“私人商贩”问题。对于后者，同学们的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一派认为“长途贩运、异地销售”就是“投机倒把”的个人套利，未给社会增加任何价值，应予限制；反对者则说，这种行为可为各地调剂余缺，互通有无，有利于活跃经济、改善生活，应予鼓励。要知道，这个市场经济中至为简单的供求关系道理，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可是一大“禁区”呢。
印象中，薄熙来在各种讨论中不仅思维敏捷，踊跃发表见解，而且也会用心听取其他同学的发言。
对待学习 薄熙来认真而刻苦
对待学习，薄熙来无疑是认真而刻苦的。我想，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要弥补因文革而失去的十多年求知时间，二是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全面改革开放新时代储备学识。
熙来长我一岁，入学时已到“而立”之年。文革中他父亲被打成“大黑帮”而遭长期关押，他自己也蹲过监狱，后来当过工人，进北京大学已是文革结束之后了。
我们当时的硕士课程学制为三年（比欧美要长得多），要读的科目很多，如新闻学方面的历史、理论、写作，英语方面的听说读写译，还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门门要听课，课课有考试。而最富挑战性的，莫过于长达两年多的西方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综合课程，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学教授SteveMackinnon讲授，我们称他为“老麦”。
老麦的课不仅是全英语，而且内容丰富新颖，学理性强，而熙来入学之初英语底子较薄，这门课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几乎每次课后，他都把笨重的录音机搬回宿舍，放在床后的小木桌上，皱着眉头，从头听到尾，一遍又一遍。遇到问题，他会主动招呼我们几个同室为他答疑解难。到了学习的中后期，他不仅听课无碍，还常常抢答问题，参与讨论，笔试也过了关。可以说，三年学业，他在英语上用功最多，用力最勤，这为他日后在中外交往时折冲樽俎，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和知识根底。
当年的学生生活，以现在的标准看，堪称艰苦。工资只有几十元，吃饭穿衣还凭粮票布票定量供应，在食堂偶尔吃几块红烧排骨，就是难得的享受了。
熙来个子高，饭量大。他常苦笑着自嘲：“我就是嘴有点馋。”记得有一回，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一些皮蛋，倒在桌上。我们几个一哄而上，美美地打了一顿牙祭。
在性格上，熙来有活泼开朗的一面。他爱开玩笑，谈起喜爱的电影、音乐、诗词，眉飞色舞，笑声颇有感染力。但也有谨慎的一面，知道事情的分寸，比如对自己的家世和个人不幸就从不提及。一次我在港刊上看到一篇描述他父亲在秦城监狱的文章，跟他谈起，他只淡淡一笑：“别信那些。”
同窗三年，尽管无从预料他毕业后在政坛的作为，但言谈举止中，同学们对他胸怀理想、志向高远还是颇有同感的。
犹记得在宿舍里，他曾抑扬顿挫地吟诵李白的诗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否抒发了他不甘岁月蹉跎、期待施展抱负的雄心壮志？还记得在一次会议上，他曾郑重表示：“我要为国家健康地服务50年。”我们看到的是，毕业后近30个春秋，他一步一步走过，也留下一串令海内外印象深刻的印记。
近年来，描写薄熙来的文字无数，其中一篇将“念旧”列为他的几大“特质”之一。其实，他在求学时就很念旧。记得他常惦记一位做工人时结识的工厂老师傅，逢年过节，他总是骑着脚踏车，风雨无阻，前去探望。
听同学们说，前些年，他特地看望过社科院的师长。几年前，北京的同学相约一起探望一位早已退休的英语老师，他抽身前往，尽管因工作忙而不得不中途退席；研究生院的30周年大庆，他也参加了。
至于我们俩，自八十年代他到大连任职，虽只有过两次短暂的叙旧机会，但我知道，这段同窗之谊都藏在彼此的心里。
第一次是九十年代初，我“主动上门”，为北京的同事（其中不少是同学）联系参观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去信后接到他的亲笔回信，我到了大连。当晚，他赶来看我，除安排参观事宜，主要还是询问老同学们的近况。
另一次则是我南来新加坡后，大约七年前，他率辽宁代表团到访的最后一晚，邀我同游新加坡河。我们站在船头，迎着海风，远眺岸外明灭的灯火，谈同学，谈家庭，谈事业，在夜色中互道珍重。
人生一世，聚散离合。我想，有那么一种默默陪伴你的友情，它总是悄悄地触发你的关爱和思念。那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一种心灵的默契，一种感情的寄托。它在追求知识和理想的年代因同甘共苦、互助互勉、相识相知而自然形成，纯真而诚挚，可遇而不可求。它少有世俗羁绊，无涉利禄功名，直至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它如潺潺甘泉，奔流不息，时时滋润你的心田；它似静静躺在长江水底的乌木，任凭岁月的冲刷，历久而弥坚……
那，就是难忘的“同窗之谊”吧。
